夏扬

夏挥同志（原名夏兆华）是我的兄长，是我们所尊敬的一位长者。他从小就为人正直，是个富有理想和朝气、聪明能干、积极上进的进步青年。为减轻父母负担，大约在十六七岁时就去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工作，抗战前夕在上海参加过公民训练（类似民兵组织学习军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抗日救亡的热情高涨，在这种爱国气氛感召下，我哥哥和所有爱国青年一样义愤填膺，萌发了奔向抗日救亡前线的想法。

不畏艰难险阻投奔新四军

1938年6、7月间，在邵守中同学的启发下，夏挥和另外三位同学一起，经过秘密商议，多次酝酿，毅然决定弃业从军，奔赴皖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新四军。经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难民委员会”协助，于10月初以难民身份从上海乘海轮去温州。到温州后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国共合作时的公开机构），受到办事处负责同志的热情欢迎，并计划于10月7日转赴皖南云岭。10月6日夜晚，国民党武装警察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将他们拘留至警察局。经过五位青年的据理力争和严正抗议，以及新四军办事处同志的积极交涉，被无理拘留13天后他们终被释放。这一突如其来的遭遇，不仅没有动摇他们参加抗日队伍的决心，反而更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更加激发了他们投奔新四军的热情。在新四军办事处同志的协助下，五位爱国青年坐船、乘车以及步行，翻山越岭，一路艰辛，终于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报到。报到后先被分配在教导总队学习，然后被分配担任军需、兵站和政治宣传等工作。

秘密潜入上海采购军用物资

1939年下半年，奉1支队参谋长张子坤同志之命，夏挥陪同支队军需处长吴师孟同志首次进入上海采购军需物资。在我们家住下后，报上户口，领到了身份证，取得了身份掩护。吴处长在沪约两年时间，为我军采购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电讯器材，以及布匹、被服等军需物资，为当时新四军一支队及以后由1、2支队合并的江南指挥部所属各部队补充了急需的物资。

1941年夏挥再次奉1旅副司令员张藩之命，陪同和掩护1旅卫生部长王子良来沪采购医疗用品，先后买了手术麻醉剂哥罗酚和奎宁、消治龙等药品，以及手术刀、血管钳等手术器材和药棉、纱布等。此外，1942年至1946年期间，夏挥和几位同志还在上海秘密采购了很多新四军急需物资，有各种西药和医疗器械，大号A、B电池及电台通讯器材，还有车床、钳床、钻床等兵工设备和和零配件，以及数量较多的钢材、生铁、铜块等军工生产物资，同时，也采购了缝纫机、印刷机、纸张、油墨、钢笔等民用物资，还有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较好地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需要。

日寇投降后，夏挥领受使命再次潜入上海。1946年初国共开始进行和谈，在“战”、“和”两手准备的情况下，我军为争取一个较长稳定的局面，夏挥等同志奉粟裕司令员和华中财经委员会曾山主任指示，再次分几条线进入上海建立公司，进行对外贸易。夏挥和吴明义等同志一路，由原华中供给部部长兼华中生产委员会主任骆耕漠同志向他们作具体布置，并委托苏中供给部兼生产委员会主任宋季文直接联系。这一时期夏挥的主要任务是：（1）与张渭清、吴明义等同志清理好在沪的资财，并将已采购到的物资迅速运回部队（张渭清同志是一师采购科长，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原形之一）；（2）由夏挥、吴明义负责，与郭熙炜、方国风等同志一道在上海筹备建立“华懋公司”，为华中生产委员会开展贸易作掩护，组织苏中地区的土特产出口，购回军用和民用物资。

自卫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根据领导指示，夏挥等同志在上海又转为以采购军用物资为主，全部活动又转入地下。他们迅速对工作作了重新部署，由吴明义、郭熙炜、方国风等同志将留存物资转移至陈颖（我嫂嫂）、陈恩（陈颖哥哥）等人家中，大桶的汽油和装箱的炸药、弹药等伪装后存放到亲友开设的渔轮修造厂内。

1946年秋，夏挥和吴、郭、方诸同志奉命先后回根据地苏中行政办事处所属“海外贸易处”工作（夏后任该公司经理）。在这前后近八年间，夏挥等几位同志采购或销售了大量物资。进出口物资的数量每年有五、六批到十多批不等，最多时，方国风同志在1946年一年里运出十八批。这些物资包括将土特产品销售后换取的货币，购回的各种物质，以及贷出的现金和金银物品，这一进一出两方面资金和财务数字相当可观，按当时的银元时值，计数可用亿元数位计算（当时国民党货币大量贬值，不好计算）。尽管数量大，但他们对这些财物的管理十分严格，账目很清楚。然而这些物质如何从上海运回苏北根据地成为大问题，他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多数装箱后进行伪装，通过熟人关系，委托几家运输行运到苏北各港口。敌人禁运的物资，如收发报机、手提马达、武器弹药、大桶的汽油等军用物资，则专门租用帆船或机帆船，利用统战关系和帮会关系，直接运至苏北根据地沿海港口，再转运至我军驻地。在完成这些特殊任务中，夏挥等同志表面上处置泰然，其实内心如履薄冰，万分忧虑，既要考虑有些特殊物质如何才能顺利购到，又要考虑到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精神上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心理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那几年，夏挥等同志处境非常险恶，工作相当艰辛。

夏挥等同志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得到部队领导的重视和关怀，粟裕、叶飞、张藩等多位高级领导同志多次给以重要指示，有几项任务是他们亲自布置的，还经常鼓励和表扬。同时华中生产委员会、苏中生产委员会几位领导也多次向他们作过指示和布置任务，因而任务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扎实；二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亲属和可靠的亲朋好友积极参与，发挥他们特长和运用好各种社会条件，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亲戚袁志奋先生在浙江路开设一家五金店，大部分五金商品和钢材、生铁等都通过这家五金店购买，既安全也方便。三是和一起来沪的同志精诚团结，紧密合作，促进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组织家人掩护首长治病

陪同和掩护领导同志来沪治病是从1941年开始的。当年8月下旬的一天，新四军1旅司令员叶飞亲自向夏挥同志布置了由夏负责掩护旅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和旅供给部长杨步青两位领导赴上海医治老伤及其他慢性病。当时部队规定领导干部至敌占区治病只能单个前往，以防不测。由于杨步青部长患“白内障”较重，为防失明，决定他先赴上海治眼。

杨部长抵上海后，受到我父母和家人的热情接待。先在我们家住下，同时准备了另外二三个备用地点，以便必要时可安全转移。有一次疑有情况，我姐姐夏陆珍迅即安排杨部长住进了克美产科医院，男住女院，这是一着险棋，承担了很大风险。产科医院不可久住，过了一些日子，夏挥的姐夫袁志奋先生又把杨部长安排住进了袁的工作单位“英商怡和洋行”的仓库里，由在那里工作的袁的叔叔照料，使杨部长得以安心治疗。杨部长在沪经名医吴卓人医师（新四军干部吴彤的父亲）治疗和手术后效果很好，归队后数十年眼疾未有复发。

陪同和掩护旅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同志到上海治病是1943年初，当时我父亲已去世，阮主任由我哥哥夏挥陪同至上海后住在我家，先由我母亲和两位姐姐夏陆珍、夏毅震接待和照料，经研究决定到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即现在华山医院）治疗。门诊期间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我哥哥好友陈翼先生家里，他家住房条件较好，阮主任就住在他家二楼居室里，由陈先生的爱人和妹妹进行照顾。阮主任在他家住了四五个月，一面治疗，一面调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体质明显增强，顺利康复返回部队。为了帮助阮主任治好病，除我哥哥全力以赴外，从事医务工作的大姐夏陆珍做了大量工作，二姐夏毅震也积极协助，费了许多心。

1943年夏挥同志奉1旅政治部副主任周文在的指示，到上海召回在日寇大“扫荡”时精简回上海家中埋伏的十余位同志，他们分梯次返回了根据地。其中一次是夏挥和弟弟我一起陪同周础同志（阮英平同志爱人）经无锡、江阴过江返抵苏北根据地三分区。到后我在根据地一中学就读一个学期，放寒假时又掩护和陪同团长谢友才来上海治病。我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我豁然开朗，深受教育。

1948年3月，夏挥同志回部队工作，任解放军11纵队31旅供给部部长，参与了旅属第92团在掘港地区对敌“土山形工事阵地”的总攻，战斗结束后被调至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至淮海战役前线，后被调入第10兵团指挥部，并被派到徐州南符离集参与支前物资的调度等工作。接着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任第10兵团后勤部兵站处处长。上海解放后，参战部队撤离市区，第10兵团回苏州休整待命。不久部队南下江西、福州，投入解放福州、厦门、漳州等战役。福建解放后兵站处改为运输处，夏挥仍任处长。1950年夏挥同志调至南京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工作，以后转业至上海财贸办工作，后又调至粮食局、海关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夏挥同志自参加革命以后，一贯严于律己，忠于职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他和全家节衣缩食，主动降低自己的口粮标准，一降就是十余年。也是在6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将原籍浙江的祖传的数间楼房无偿捐献给国家。当时正逢村里发生火灾，有三家村民房屋被烧，无处安家，当地政府就将我家捐赠的房屋分给三家村民居住，为他们解决了无家可归的苦处，这一奉献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纪念胞兄夏挥同志逝世二周年的时候，我们同样怀念和崇敬嫂嫂陈颖同志。她从青年时代起同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爱国青年。她积极向上，有满腔热情的爱国志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员。入党以后，她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她对党的事业同样无比忠诚，工作勤奋努力，一丝不苟。生活中勤俭治家，尊重老人，关爱弟妹和子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我们要永远怀念她，崇敬她。

军部分会 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