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胡瑞英离开我们了，痛定思痛，格外地怀念她老人家，她是我们最慈祥的母亲，也是我们最敬爱的榜样。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谈举止，时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每当打开录音机，听见她唱《今天是五一》的这首歌声的时候，我们更是热泪盈眶。这首歌是200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录下的。五一节的到来她显得特别兴奋。她说：“今天是五一节，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这个节日，来之不易。这个节日，还有现在的8小时工作制，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流血牺牲，才争取来的。”接着，她振作起精神、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今天是五一，今天是五一，我们要争取八点钟工作、八点钟学习、八点钟休息。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就要组织我们自己。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就要武装我们自己。”这首歌是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时，上海的工人们爱唱的歌，母亲是在上海的女工夜校里学会的。尽管她已重病卧床好几个月，医生都发过三次病重通知书了，可她还是满怀激情地唱着，眼睛里还放射出坚毅的亮光。她唱歌时一定想起了当年工人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情景，感慨着“三八工作制”来之不易，一定在憧憬着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

母亲最值得我们敬佩、热爱和永远怀念的，就是她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1915年10月15日，母亲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青旸镇胡家场村，外公是乡村的裁缝，外婆在上海纱厂做工。母亲六七岁时，外婆不幸病逝，连丧葬费都没有，最后还是江阴会馆资助的。母亲八九岁時，到纱厂当了童工，要掂起脚尖才够得上机器，还经常被“拿摩温”（工头） “敲毛栗子”（打脑袋）。

1933年春，母亲听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夜校在招生，上学不要钱，就报名上学了。她每天4、5点钟起床，赶到工厂上做工，又不顾12个小时的辛苦劳累，下工后赶到夜校去读书。在夜校里她参加了学文化、学唱歌、学演剧、读书会、演讲会，还从女工夜校中地下党团组织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经同学孙凤琴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的“小弟弟”——共青团。从此以后，母亲就毫不动摇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70年。

1933年12月10日，母亲不幸被捕。她牢记入团時的誓言：“一是能够吃苦，二是不怕牺牲，三是保守秘密。被敌人抓到了，打死也不能说”，没有承认共青团员的身份，后被她父亲保了出狱。

1998年，解难曾陪同妈妈参观了上海龙华烈士公园，还在当年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女牢门口摄影留念。妈妈说，监狱是一所大学校，她就是在这里学会唱《国际歌》的。当年经常是一到晚上，就有人被点名拉出去枪毙。她看见一个个共产党员镇定自若、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走向刑场时，心里很难受，但是她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是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出狱以后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更加好好地干革命。她最亲爱的小姊妹季月娥和曾并肩工作过的战友邹沛泽都是在不幸被捕后受尽折磨而牺牲的。

1935年底，因团中央遭破坏，团组织经费紧张，坐“机关”的母亲又到杨树浦区日商四厂做挡车工，还发展了几位工人积极分子加入共青团，建立了四厂团支部。

1936年7月份，团省委组织部长陈国栋同志通知母亲，因团省委代理书记许亚同志被捕，立即成立“共青团江苏省临时团省委”，陈担任书记，母亲担任组织部长，孙大光同志担任宣传部长。母亲在提蓝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驻机关，她还负责联系沪东、沪西、浦东、虹口等区的工厂团支部和妇女救国会的工作，整天四处奔走，工作更加繁忙。

11月初（约为6日），日商纺纱四厂的日本工头又打了工人，母亲再次到四厂指导工作。因为四厂原来就有斗争的基础，共青团员史寅初、汪玲珍勇敢地站出来，到各车间一串联，一声号召，工人们就都关车停工，很快就发动全厂举行了大罢工。

陈国栋要求罢工要注意斗争策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决定不派工人代表出面与日本资本家面对面谈判，而是把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写成布告悄悄张贴在工厂的醒目处，还散发了许多传单。为扩大影响并得到社会支持，母亲还到女工夜校去宣传，通过夜校的学员扩大罢工范围，同时还发动社会各界为支持罢工捐钱、捐粮。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厂的罢工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全上海日商纱厂反日总罢工”运动。日本人还出动了“海军陆战队”，用战车和武力对付工人。工人们一步也没有退却，在车间用纱锭跟日军士兵打起“巷战”。日本资本家害怕打坏了机器，日本兵只好对天开了几枪，不得已撤出了工厂。

最后，在全社会的支援下，罢工持续了20多天，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工的条件（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获得了斗争的胜利。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后，母亲到女青年会组织女工到难民所救济难民、给伤病员换药、宣传抗日救国。10月5日母亲参加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前线，到了罗卓英的第18军（后整编为第19集团军），进行战地服务。服务团撤退到南昌，经新四军陈毅同志介绍，由共青团员转成共产党员，我母亲并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0年10月，服务团三周年后从国民党部队撤出。母亲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又跟朝鲜义勇队到了太行山，再随山东总队穿过封锁线、同蒲路、封锁沟，于1942年1月到达延安，整整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经过了赣、湘、桂、黔、川、鄂、豫、晋、陕九个省，行程八千多里路，其中背着背包步行就走了三千余里。

母亲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根据地延安，作为一个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就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延安，母亲又经历了“整风运动”的洗礼和考验。她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后来，陈毅、邓颖超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都为母亲写了证明，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在母亲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受一些冤枉又算得了什么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母亲已怀孕七个多月了，她不顾长途行军的艰苦和危险，毅然随我父亲一起去东北。母亲生下老大时，正逢漫天大雪、冰天雪地，还要防着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和阻截，真是困难重重。父亲和母亲一商量，就确定给大儿子起名“迎难”，取自斯大林的一条语录： “共产党员要能够做到：迎接困难、克服困难、解决困难和消灭困难。”我们“克难”、“解难”、“消难”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解放后，到了江西省南昌市，江南山清水秀，小弟弟就叫江南。

建国后，母亲先后担任了中共南昌市妇女委员会书记，南昌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妈妈虽然进了城，当了“官”，走上了领导岗位，但她并没有因地位和身份的改变而骄傲自满，她心中总是想着工农群众，努力做好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她经常下基层，结交了许多工人、农民的朋友，关心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需求，尽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她经常把省、市劳动模范请到家里来作客，教育我们要好好向劳模阿姨学习。多年来，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胡大姐”，把她当作知心人。

1965年9月底，全国总工会派母亲以“中国林业工会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带了名翻译到印度尼西亚参加“印尼园林业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母亲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都坐在前排。她还和艾地、苏加诺总统一起检阅了印尼林园业工会的游行队伍。大会结束后，她原计划要去苏门达腊等地参观橡胶园林的种植生产基地。可这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始出现一些混乱的局势，去岛屿的交通也中断了。我母亲请示我驻印尼使馆后，果断中止了访问，29日离开雅加达， 30日平安回到北京，当晚还受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建国16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9月30日，印尼果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一场“反华”浪潮甚嚣尘上。我驻印尼使馆和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通讯也受到政变部队的干扰和破坏。外交部为了解印尼“九三0”事件情况，还特地请我母亲去介绍在雅加达的所见所闻。由于母亲的及时撤离，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外交纠纷。

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父亲的株连，1968年初母亲被江青点名：“黄霖的老婆胡瑞英也可能是叛徒”，遭到隔离审查近8年之久。一直到1975年，江西省才给我母亲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以后她先后担任了省轻化局、省纺织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

母亲一生都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热爱劳动的习惯。生活也一贯简朴，从不讲究吃穿打扮。她从来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个人谋私利，也没有计较过个人的级别待遇。1980年，她曾分管省纺织局调整工资的工作，尽管她自己资历最老，从没长过工资，本来是符合增加一级工资条件的，但她还是主动把名额让给了别人。她常常对我们子女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从没想到能活到八十多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真是很幸福、很满足了。母亲85岁前都很少生病，偶尔生病也难得吃药。后来几年，住院治疗時，她可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但当医院给她用了一些必须使用的贵重药品时，她知道了后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在她最后病重住院的9个多月期间中，正遇上国内发生“非典”疫情，她还总记挂着国家防治“非典”需要用很多钱。

母亲对人民群众充满了无限地爱，而对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对党内这些年来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却表现了极度地忿恨。在病床上她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注着“十六大”和“两会”的新闻，关注着党内反腐败的斗争。她始终对党的事业、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是苏联歌曲：“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要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为了自由和光明，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她奋斗了一生，无怨无悔。母亲坚定而嘹亮的歌声将永远鼓舞我们向前。

现在，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的“红军墙”上，在她的墓碑上刻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出色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工作者 坚强乐观简朴 热忱诚恳慈爱 妈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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