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章策1920年11月9日出生于安徽枞阳县横埠区夏古村，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是由爷爷抚养到10岁后，等到他母亲在新家庭站稳脚跟后，父亲才过去跟随母亲和他的继父一起生活。父亲小时候给人家放牛，上山砍柴，吃了不少苦。在他爷爷的努力下，父亲8岁在宗族祠堂所办的私塾读书，尔后转入小学继续读书。在我奶奶的努力下，父亲的学业没有耽误，一直念到高小毕业。这为父亲参加新四军后，因为有文化底子，工作能力强，所以在部队进步很快。

抗战初期，在新四军抗日战旗的感召下，1938年不到18岁的父亲在皖江地区参加了新四军，从此走上投身革命志不移，前赴后继铸忠魂，浩然正气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道路。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新四军四支队搞民运工作，后调到新四军五支队任政工干事、民运组组长。1940年春先后在江苏六合县六区（现南京六合区竹镇），安徽全椒县、皖江地区无为县、无东县，皖南地区中共南繁芜（即南陵、繁昌、芜湖）县委任副书记、书记等职。1945年2月，先后调任新四军皖南军区政治部，第七师二十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于1946年6月由新四军第七师二十旅奉调东北民主联军（后改名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参加解放战争。历任安东市警备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辽东军区后勤政治部、东北军区东线西线后勤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务。特别是父亲一直是东北军区副参谋长兼东、西线后勤部李聚奎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手下的得力爱将，深得器重。1948年10月至1950年7月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后勤一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五兵团后勤政治部主任。后来随第四野战大军南下，驰骋数千公里解放广州。

在艰苦卓绝的四年解放战争中，父亲服从组织上的安排，随部队由东北打到广东，克服在抗日战争负伤致残后，因小脑中枢神经受损而造成写字手抖，走路不稳的困难。父亲在担任军、地领导工作期间，除加强身体锻炼、配合康复治疗外，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练就了左右手开工写字，当右手抖得厉害时就换成左手写字反之依然。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报告、文件只写提纲。在发言汇报时侃侃而谈，做到滴水不漏。年仅35岁的父亲自1955年起担任总后勤部组织部长，工作量繁重，完全凭着他的好记性。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又奉命举家调往沈阳东北军区，参与抗美援朝军区后勤干部调配工作，任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因后勤政治部曹主任是老红军，又担任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副政委。只是他的身体不好，故那时后勤政治部由我父亲负责具体的干部管理工作。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父亲夜以继日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得李聚奎将军的赞赏。1955年后，李聚奎将军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他调我父亲于1955年6月赴北京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部部长。1957年5月至1964年4月，父亲在总后勤部历任干部部部长，总后营房部副政委。1963年调任齐齐哈尔市总后后字246部队政委。

父亲曾经讲述当年李聚奎政委到齐齐哈尔市视察工作时，特意应我父母之约，中午到家中品尝我母亲亲自掌厨的家宴。当时我家住单元楼，房子不大。李政委到来时，齐齐哈尔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就有几车人，临时把我家对门房子腾出借用，方才安排下这么多人执勤。李聚奎上将是湖南人，为了使客人吃到可口的家乡菜，母亲还特意请了大厨师帮忙做了几道特色的湖南菜肴，再配上母亲拿手的徽菜，自然是一桌丰盛的菜肴。这顿家常便饭使得久居他乡的李将军非常高兴，一直在夸奖我母亲的饭菜做得有水平！当时家宴我作陪，因为李聚奎的三儿子李霁雨是我的发小和好友，李伯伯拍着我的头说：“霁雨可想找你玩啦。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当时我已经上高中二年级了，听到老人家这么一说，就回答：“有机会，我一定找霁雨去玩！”这不仅体会到老一辈人上下级关系的和谐融洽，还包括了我们两家人的后代又是同学和亲密的挚友亲如一家人的友谊。

1964年5月父亲奉调北京，转业到国务院直属部委筹建政治部，加强地方学人民解放军、工业学大庆的政治工作。当时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抽调得力干部担任各部委政治部的领导，总后勤部受命抽调两名正军级干部，我父亲是其中一人。记得母亲曾说：“对于这次的工作调动，李政委特意来电话征求我们的意见，希望到新的工作岗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在1963年调出北京工作，在1964年5月又调回北京，只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他先后任国家建工部、建材部政治部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建研院、建材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国家建材总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父亲1985年11月65岁时离休。在军队期间父亲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9年晋升为大校；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在抗战期间反日伪军扫荡的拓朴乡突围与日伪军激战，他头面部负重伤（被三八大盖枪子弹贯通伤），被国家评定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

父亲自1964年转业调至建工部工作后，全家跟着搬迁，这一去一回的旅程，让我水土不服，得了病，还让我休学了一年。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初期父亲作为邯郸市四清工作组组长被揪回邯郸市批斗，遭到戴高帽子、卡车上跪铁轨、游街等暴力不公平对待。我也因黑帮子弟而发回安徽老家插队。后来我父亲由国务院统一召回到中南海负责接待全国各地上访，实际上是党组织把老干部保护起来的措施。父亲对于被批斗表现得很坦然，他相信党、相信群众。父亲说：“群众运动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我毫无怨言。”父亲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长期担任组织、干部领导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些战友、同事及下属受到冲击，其亲属便会找到父亲要求做历史证人，父亲义不容辞为他们写证明材料。用父亲的话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两字！对于历史问题就要实事求是！”记得抗战中父亲任江苏六合县六区区长时，有一个镇的保长是我方眼线，外人很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他的儿子通过途径找到我家。我父亲在其证明材料上签字作保才使其躲过一难，其后代至今与我保持微信联系。

父亲听从党安排，从我记事起就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而频繁搬家。我的幼年就是在部队行军挑担的箩筐里成长，经常会遇到敌人的袭击。解放战争初期，母亲担任家属队教导员，有一次为躲避蒋军的追击，情急之下她把一岁的我隐藏在老乡地里的草垛内藏身。当她们引开敌人后，再返回来找到我时，看到我在草垛中睡得正香甜，母亲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心中悬起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

新中国成立后，但凡是我父亲工作调动，都是人走家搬空而不留尾巴。就连我母亲的工作也随之调动，不像后来的领导干部在工作调动后原地还要留下一套房子。父亲一生党性原则性很强，他不会为自己的事而求助别人，也决不给党组织找麻烦。父亲在1984年分房时，在职的他按照待遇应该享受190多平方米的副部长级住房，而实际上单位只分配给他一套162平方米住房，与实际的住房标准相差了近30平方米。当时单位说以后补齐，这一个“以后”就过去了近三十多年。那时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态度是“房子够住就行了！”他们一直住在没有电梯的楼房，父亲到90岁了而上不了三层楼了，想请单位补差一层30平方米的房子为方便自己就医和生活，倒成了没有任何部门能够解决的难题了。后来还是他的孙子在外面给老人家租了一套有电梯的房子，才算是解决了我父亲的实际困难。

父亲离休后，在他住的国家建材总局离退休干部院里有百户人家，他资格老算是德高望重的人，是令人敬重的老干部。父亲总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普通一兵的身份积极参加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他以身作则，天天不落空，多次被评为老干局“先进模范党员”。90岁高龄行动不便下不了楼的情况下，他还把活动中心党小组成员叫到家中开会。父亲就是这样一辈子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父亲离休后每天都保持几个小时看书读报，特别是对新事物、新科技充满了学习与了解的浓厚兴趣。他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是典型的“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父亲到了晚年视力很差的情况下，他还要求身边的人每天读报给他听。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支持！”对于家庭也不例外。在我父亲百周年诞辰之际一定要提到他的革命伉俪、终身伴侣－－我的母亲胡迅。她初中毕业在1941年2月参加新四军，写得一手好字。起初在第七师大江剧团工作，后调至我父亲部门任政治干事。我母亲本姓陈，因参加革命怕家庭受到牵连而改姓胡（随母姓）。她们陈姓家族在无为可是个大姓，满门忠烈。陈新（去年百年纪念）是我母亲陈姓家族的长辈，我的舅舅陈先达也是早年参加新四军第七师。我的姥爷陈伯文是中学教师，开明士绅。他早年在芜湖教会学校上中学时与后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同窗密友，同住一个宿舍（俩人一屋），我的姥爷受到王稼祥革命思想影响很大，教育子女投身革命。我母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随我父亲数十次的调动可谓是夫唱妇随，亦步亦趋从未分离过。我母亲曾调侃说：“跟着你爸爸到处调动，自己总是科长（县团级），没有提高过。”自诩以她的资历和工作能力早该提拔了。她一直是行政十五级，直到1982年才按司局级待遇离休。

我母亲的性格开朗豁达，办事干练爽直，是治理家务的好能手。我小时候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安徽老家话不绝于耳，至今让我听到安徽口音还感到格外的亲切。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家人又很好客，但凡是来了老战友、同事都是由我母亲一手操办，很快她如同是变戏法般地将一桌丰盛、地道的徽菜家宴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获得客人们一致好评。母亲军旅生涯中自力更生、聪慧好学，练就一手超凡的织毛线绝活，家中亲人的毛衣裤毛袜子毛手套她全包揽。更神奇的是母亲85岁去世前，完全凭想象力给没见过面的重孙辈织的小毛衣小毛袜，两个孙女2、3岁穿上还挺合适，我都拍了照留作留念。母亲古道热肠、待人真诚是出了名的，我上高三时遇到文化大革命，当时李聚奎上将的三儿子李霁雨，汤平中将之子汤晋平都是我的同窗挚友。母亲知道他们的父亲受难后，特意叫我务必把他们请到家中，并亲自下厨款待他们，让他们照顾好家人，早晚会有云开雾散时。我的挚友就是母亲的儿女，备受她的关爱，表现出一个老新四军战士、老革命的爱憎分明、与人为善的待人处世作派。

我的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在军队时期一身军装不离身；在地方则一身旧蓝布中山装是他的标志性服饰。有时自己溜跶到自由市场，买双廉价布鞋还觉得挺美。要知道他伤残后脚有变形走路不太稳当，都是母亲和我帮父亲买鞋，他穿多年也不愿意换，并说是穿习惯了，我这穿戴不讲究的习惯也是跟父亲学的。父亲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号召全力响应并积极践行，在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几十张捐款助学、捐款慈善事业的单据。我们家是由母亲负责管理着财政大权，每月拨给父亲有限的零花钱，他就是用这些积攒的钱捐出去的。晚年父亲已走不动路了，就让保姆去邮局按地址寄钱，每次把收据细心收藏。在我整理父亲遗物才知晓，他共计捐款达到三万多元。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长大，我热爱共产党和国家，深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14亿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于创新，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愿为之奋斗终身。

父亲章策于2014年8月10日辞世，享年94岁。父亲革命的一生是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战斗一生，他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父亲服从组织安排而频繁调动，他回忆说：“抗战初期，根据地和敌占区犬牙交错，白天是敌占区、晚上是我方活动的根据地，战斗残酷而激烈。”他们从家乡一起出来的4个人，一个人战死，父亲负了重伤，还有两个人在新兵待训期就脱队了。这充分说明抗日战争环境的腥风血雨，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残酷，大浪淘沙、前仆后继可见一斑。

感谢新四军七师分会组织的纪念父辈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使我这个74岁失去父母的老孤儿又有了找到了家的感觉，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是父母健在时把我领进了七师分会的大门，我将以此为家，以此为荣。高举新四军先辈革命大旗，继承先辈革命遗志，传承伟大的铁军精神！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砥砺奋进，永不变色。

          章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