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夏挥，出生于1918年6月。他成长的年代正是我国社会处于大激荡、大变革的时代。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凭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把中国撕成一块块殖民碎片。20世纪30年代初，对我早已垂涎三尺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伺机伸出魔爪，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国家危亡、民族图存的重大历史关头，我父亲没有当路人、看客，而是以一腔青春热血，投入到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1938年11月，年仅20岁的夏挥毅然弃商从军，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家有不少父母亲的纪念章，其中我印象深的有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和所有离休老干部一样，父亲有着很多革命战争年代的精彩故事，但最惊心动魄、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就是《51号兵站》的故事。大约在1976年10月，我从部队回上海探亲，父亲带着我参加了老战友聚会，在座的都是当年“51号兵站”的战友，有方国风、吴明义、张渭清（老版《51号兵站》电影编剧之一），他们眉飞色舞、激情四射地说着当年在上海，与日本鬼子战斗的机智勇敢、惊险跌宕的经历，我在一旁托着下巴听呆了，整个思绪给带到了那个刀光剑影、激烈暗战的岁月。父亲说，他当这个“小老大”，要给新四军买钢管造炮啊，这是粟裕、叶飞两位老首长交给他的艰巨任务，他这个新四军兵站负责人必须完成啊！

从他们的谈笑风生中我知道了《51号兵站》电影的来历。那原是张渭清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写的有关检讨材料，不巧被文艺届的朋友看到，说是曲折、惊险，可以改成文学作品，结果就有了《51号兵站》剧本，张渭清也成为编剧之一。2012年10月，94岁的父亲离世了，但我们深信，人民会记住《51号兵站》的，而记住《51号兵站》，也就记住了我父亲和他的战友！

文革期间，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我哥哥去了云南、我姐姐去了黑龙江、我参军去了福建，只我妹妹留在上海，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四兄妹才重聚上海。在我们和父母朝夕相伴的青少年时代，父母以打下江山那一代老军人所具有的传统、严厉的方式谆谆教育我们，同时他们更注重以自身的严于律己、言则必行影响我们。父亲担任市粮食局领导后，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小车，在我的记忆中，这辆车我从上小学到离开上海，一共才坐了两次，一次是参加1965年国庆观礼，一次是1963年从东庙二村搬家到虎丘路，平时碰都不让我们碰一下这辆车。他当粮食局领导，却极少带我们下馆子。解放初期我国实行供给制，组织上给我家配了保姆，阿姨是浙江绍兴农村人，朴实、勤俭，给了我们很大影响。虽有保姆，但父母要求我们兄妹从小要学做家务，洗衣、洗碗、扫地等，我们兄妹都自己做或轮流做，当干部后我才理解，父亲是在践行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要求，他要从小事做起，严格管束我们，避免我们成为“八旗子弟”的一员。平时一旦我们犯了错，他就毫不留情地严肃批评，甚至严厉责罚。另一方面，他又时常接济、帮助贫困同志，他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们，要“正为人、俭为行、勿忘本、勿弃学”，这个家训规整、鞭策了我们一辈子，对我们兄妹形成诚实、正直、公正、好学的人生观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

父亲是个严厉的人，但他又是很有才华的人。他多年坚持用毛笔与战友书信往来，他的书法很有点毛体的风格，走笔大气洒脱，文字肆意飞扬，而母亲的钢笔字则是工整、清丽、秀气。我读小学时，父亲就逼我天天练书法，每天他下班后检查，如未完成作业，势必呵斥一番，那时我心有不愿，现在想来，倒是培养了我爱好书法的兴趣。他有一书厨的书，除了马列毛著作，就是古今各种小说。文革停课后，我们兄妹在家就是看小说，《水浒》、《三国演义》、《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等等都是那时看的，我们还撬开他锁着的一半厨门，偷看了当时的禁书《红楼梦》。父亲从表面上看是个严厉、古板的人，实则有着很深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情结，他用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们热爱生活、热爱中国文化，努力做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大写的人。

谨代表兄妹四人撰此小文，追思我们的父母。

 夏东平  (军部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