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中学校长》

1934年9月,父亲考入威海卫公立中学，在完成了初中教育后，1937年9月考入高中部第二级一年级，继续完成他的高中教育。威海威海卫公立中学的前身，是1926年建立的齐东中学，还可以追溯1891年清朝水师武备学堂，是当年威海卫的一所名校。父亲在威海卫公立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是张宝山先生。

张宝山先生1904年出生在山东荣成，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1930年10月1日，经过多年外交谈判，威海卫终于回归祖国。阔别了三十二年，中国国旗重新飘扬在威海的天空。威海在诗人闻一多笔下的七子当中，率先回归中华，时事评论为“荡子返家，亡羊归牢”。很快，教育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32年，已在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管理公署任职的张宝山先生，被任命为威海卫公立中学校长。据父亲回忆，他印象中的张宝山先生，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是一个开明人士，对于学校的共产党地下活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1937年夏天，他和威海卫警察局局长郑维屏、威海卫专员公署分管教育的鲁振中，一起去江西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庐山举办的中学校长讲习班，在聆听了蒋介石的训话后，参加了国民党。受训一个月回来，他判若两人，笃信“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政治倾向转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1937年7月7日，震惊之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抵抗外敌入侵的起点。“卢沟桥事变”和华北战况的消息，不断传到威海这个海滨小城。威海卫公立中学的同学们根本无法安心读书，“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声，在校园内此起彼伏。高二（B）班在上课时，同学们要求老师给他们讲解时事政治。校方从北京聘请来的袁时若、赵野民两位老师思想进步，袁时若老师还是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后，袁老师就向父亲等一批进步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籍，教唱革命歌曲，排演话剧，积极推动校内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袁时若赵野民两位老师的带领下，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

两位老师很理解学生的思想情绪。袁老师向同学们讲了中共中央对日抗战的主张，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北平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希望学生们走出课堂到农村去，宣传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时任班长的车学藻把全班四十个同学组成八个小组，每组五个人，到学校驻地金线顶附近的农村做宣传工作。父亲那个组被派到三里外的西门黄家夼村，他们在村里举办农民夜校，帮助村民识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抗战的形势，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很受村民们的欢迎。

不料这件事情在市区引起了极大震动，被传播得沸沸扬扬。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威海中学出现了共产党，年轻学生无知，被坏人操纵赤化了，背后一定有共产党的背景”。此时的校长张宝山一反开明常态，大兴讨伐问罪。1937年12月初的一天，他把车学藻叫到校长室，大声质问道：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事先向学校报告？车学藻毫不示弱地反问他：“宣传抗日有没有罪？难道抗日救亡宣传还要先向学校报告？”在争辩中，双方大声互相斥责，冲动之下都拍了桌子。张宝山恼羞成怒，当场写下校长告示，宣布开除车学藻的学籍。告示一经公布，立即在高二（B）班引起了震惊。同学们纷纷表示反对，认为宣传抗日无罪，要求校长立即改变错误。全班又推选了八位代表向校长请愿，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位。面对同学们的请愿，张宝山表示坚决不妥协，继续闹就再开除八个代表，再闹下去解散高二（B）班。此事在全校一片哗然，高二（A）班、高一级的其他班级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高三班一些从北京来的曾反对“一二九”运动的同学，和志诚等校一些住读学生则持反对态度，个别人甚至主张用武力对付我们。在这个形势下，袁时若、赵野民两位老师提醒我们注意斗争方式和人身安全，在以厚道著称的教务主任戚简侯先生等老师的调解斡旋下，学校召开了紧急校务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双方达成了妥协解决办法：学生立即复课，车学藻作适当检讨，赔礼道歉。张宝山校长改变开除车学藻的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以观后效。我们的斗争获得了初步胜利，同学们的也更加团结了。

五十年以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第一次政治锻炼和政治考验，教育意义很大而且深刻，终生铭记难忘。和父亲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一批同学，多年以前父亲在一张黄色信笺上，写下了《威海中学参加革命的同学名单》：五级以前的同学：刘德顺、夏戎、韩力、徐启明、丛烈光，他们都是1935年前后参加共产党的。1936年以后参加革命的有，六级同学：梁晓庵、梁学邵、林基风。七级同学：车学藻、宋奇光、林理明、章若明、戚道顺。八级以后的同学：陈芳芝、余少曦、戚其义、刘德敬。女中同学：夏来。威海卫公立中学参加革命的同学远远不止这些，以后有许多同学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非常遗憾的是，在伟大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中，张宝山校长没有和这些优秀学生成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日军完全占领威海后，他坚决不当汉奸，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气节。虽然他一直坚持反共立场，但也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宝山先生曾在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担任社会局局长一职。1949年6月青岛解放时，他没跟随国民党逃亡台湾，但以后岁月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1949年春天，父亲本是跟随解放大军南下苏州，却因为青岛解放临时借去参加接管，八年后调到省城济南。在青岛的八年里，父亲和张宝山校长同在一个城市，却没有任何联系。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中，这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最近整理父亲的一些文字资料时，居然发现了张宝山先生写给父亲的两封信，寄自青岛市范县路21号，想必是张先生的寓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的思想禁锢逐渐被打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年的校长和学生通过书信终于取得了联系，但已经时隔四十多年了。

1983年2月19日，张宝山先生给父亲的信如下：

若明同学：今天逸先夫妇来访，并带来水果等礼品，说明他受您的委托，同时也代表他自己看望我的，这怎么能不使我万分激动。想不到四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还怀念我这个七十八岁的老校长。

我因为在旧社会走错了路，犯了很多错误。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指导下，我的问题也得到了改正，由山东工学院为我办了退休。从此我参加了民革，并兼任青岛市中山业余学校校长，我仍继续为教育事业服务。

前几个月，威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荣同志，曾向我了解威海中学共产党员的部分活动，我向田荣同志提供了我了解的情况。1980年9月，我曾去过别离四十多年的威海，我也到过威海二中（即金线顶中学），正当二中整修校史，我提供了部分材料。回青后还写了一篇《威海游记》。威海的变化很大，给我留下印象很深。不知您近几年回过威海没有？

四十年的历程虽然在历史上是很短的，但在个人来说，这段历程还是比较长。四十年的经历，成功与失败，虽然每个人所走的路不同，如能记录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您们一直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对后代更富有教育意义。纸短情长，言不尽意！感谢您对我的关怀。顺致敬礼！

父亲收到张宝山先生的信后，很快就给他复了信。1983年3月31日，父亲收到了张宝山先生的第二封信，全文如下：

若明同学：来信收悉，信中提到原威海中学一部分老同学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情况。这些同学我很熟悉，尤其是三梁：即梁学张、梁学邵和梁学孟。宋言卿虽然在校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因为他人矮而胖，同学称之宋胖。有些人我就不太记得。这些人之所以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认为都是和您的支持分不开。威中的老同学，现在担任工程师、讲师、教授的为数不少。

来信鼓励我多做些统一祖国的工作，我在这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但是微不足道。就青岛而言，去台湾的就有五万人之多。我从1980年9月开始做对台湾工作，通过我和海外各地联系，已有十户去台人家和青岛的亲人取得通讯联系。这些亲人因为怀念家乡，大都寄回照片和汇款，最多的有先后汇来美金600元。有的接到自己子女的信后，喜极大哭。我在美国的一位老同事，先后给我写了30多封信，向我汇报去台人员（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工作生活，和子女的工作情况，其中包括李先良、高芳先等四十余人。并且由于我这位同事的关系，彼此互通声气。台湾的朋友听说我还健在，他们都惊喜交加。有的还直接来信问候。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项很好的宣传材料。因来信谈到统一祖国的问题，因而函述，以慰远念。顺致敬礼！

自抗战军起，父亲就再也没有和他的中学校长张宝山先生见过面。据《威海卫抗日纪实》一书中记载，张宝山先生于1983年逝世。我想，他给父亲的这两封信，也是他老人家最后的绝笔之一了吧。1987年7月，阔别山东二十多年的父亲曾回到威海、青岛等地。这时张宝山先生已经逝世三年了。师生终于没有能够相聚，这在父亲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钟冶平

2020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