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二月，早春时分，垂柳吐绿，寒梅绽放。又到了石头城的梅花山上百花斗妍的时候。2012年，遭遇了27年来最冷的倒春寒，已是“河开燕来”的节气，北方风雪、南方冰雨依然肆虐。梅花山上花如何？身在京城，心向往之。忽一日，南京友人从邮箱中发来近照，好一个“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①”！
毛泽东主席有一首著名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梅花，是中国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主题。毛主席以一代伟人的风范，一首咏梅，喻人言志，力扫过去文人的哀怨、颓唐、隐逸之气，写出了梅花的傲寒俊俏，坚贞不屈，积极乐观，无私奉献，象征着革命者的高尚操守和铮铮风骨。
敬爱的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就是千千万万这样的革命者中的成员。
梅花香自苦寒来
20世纪20年代，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的城镇乡村。这场史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连同后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的父辈为什么投身其中？
华申大哥回答：“经济上受剥削，活不下去了；政治上被压迫，忍不下去了！”一语中的，太精辟了！
穷苦人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
葛源，即“葛之源头”，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距横峰县城33公里，与弋阳、德兴、上饶三县交界，因漫山遍地生长着野葛，又处于溪水源头而得名；葛源，历史悠久，形成于隋末唐初，至宋代已是繁荣的山区集镇；葛源，物产丰富 ，唐初就有加工葛粉的历史，明清两朝葛粉贡奉朝廷，被称为“中国葛之乡”，钽矿储量被誉为“亚洲第一”。
葛源，因“红色省会”的美誉而名扬中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四面环山，仅于西部有峡谷通往外界，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易守难攻。1931年2月，方志敏同志率赣东北特区领导机关从弋阳迁驻葛源，在此成立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成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成立了中共闽浙赣（皖）省委和闽浙赣（皖）省苏维埃政府。
1950年在上饶，父亲与他幸存的大姐、二哥合影
1908年10月18日，父亲出生于葛源镇店前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租种地主的佃田为生，无田无地，缺衣少食。他的父母共生育9个子女，有5个因贫病夭亡（他的小弟参加红军后牺牲）。由于生活所迫，他的母亲到地主家当奶妈，养肥了人家的孩子，饿死了自己的亲骨肉。
父亲7岁时即随父兄放牛、种田；10岁时在祖产资助的私塾读书，仅两年半时间；后又在家种田，至17岁时因收成不好、家庭人口众多，无法生活，跟人家做学徒（木匠），未满两年半，因受不了打骂而跑回家。这时期，父亲经历的是高利贷逼债、地主逼租，师傅打骂、压迫徒弟，遭遇的是处处走投无路，产生了命该如此、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况在1927年年初最为严重。当时，父亲贫病交加，既无钱求医吃药，又无钱求神拜佛，只能听天由命。
平地一声春雷响。1927年2月，父亲的病渐渐好转，并听到传说“弋阳九区方志敏在闹什么革命，打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地方上的程伯谦（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到方志敏那里去接头了”。父亲便注意时常打听程伯谦的消息。4月5日清明节那天，他的堂叔刘芹和、堂兄刘和尚跟他说：“程伯谦到湖北学习回来了，程说要秘密组织葛源农民协会。你如要参加，我俩可以介绍你。”父亲坚决地说：“我要参加！”从此，父亲加入了革命组织，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创建、巩固和发展赣东北苏区的斗争。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在那个年代，有着与父亲共同遭遇的贫苦农民何止千万。
对当时江西农村的景象，方志敏同志写道：
每年一度的旧历年关，地主债主们，凶残地向穷人逼租逼债，穷人被逼到无法可想的时候便卖妻鬻子、吊颈投水，此类悲惨事件屡见不鲜。赤穷化令百姓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田赋加征，盐税加重，杀猪要屠宰捐，讨老婆的婚贴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军队过境，要招待费。这些捐税，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担，沉沉地压在民众身上。
这样的剥削，这样的压迫，不造反行么，不革命行么？！
段焕竞叔叔和李珊阿姨
父亲的亲密战友、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生死搭档段焕竞叔叔，少年时期用观音土（一种浅黄色或浅白色的土壤）充饥，以翻山越岭挑盐换粮为生，大革命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件夹衣或棉衣。他在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写道：“年轻的读者们，你们吃过观音土吗？……当年吃过观音土的人，决不会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决不会说蒋介石统治着大陆，中国社会一样可以进步，现在台湾不是很富吗？我们这些尝过观音土的人，就觉得这种想法真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段叔叔的家乡湖南省茶陵县尧水乡，与父亲的家乡远隔山水，相距千里。但是，他们同属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同受地主老财的盘剝和封建制度的压榨，同样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因此，当大革命风暴骤起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响应共产党的召唤，拿起砍刀，扛上梭镖，毅然参加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去。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贫农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作用，作了如下评价：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20世纪20、30年代，是社会黑暗、国家动荡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工业萧条，农村破产，失业群、饥饿群、赤贫群日益扩大。东洋鬼子的入侵，更使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形态，面临着彻底殖民化的威胁；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到了濒于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候！
我母亲家庭的境遇，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1917年11月6日，母亲出生于上海市一个工人家庭。她的父母共生育9个子女，有5个因贫病夭亡。她幼年时，家庭生活情况很不好，9岁上学仅一年半便失学在家，13岁就到织布厂做童工，因年小常受人欺侮。在工厂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很深，任意开除工人，工人工作毫无保障，生活开支天天高涨，工资总是那么一点，工人们都很不满。
1937年淞沪抗战时，母亲的老家宝山县刘行镇正是日军一个主要登陆点，她的外祖父母和舅舅被日本侵略军残杀。国恨家仇，齐聚一身。目睹日寇在上海的暴行，再看些有关抗日的进步小说，母亲产生了参加救亡工作的想法。起初由于对共产党印象很少，母亲想只要是抗日的就去参加。
1938年2月，母亲转到美商办的海宁洋行做工，工头都是白俄，对工人压迫很厉害。不久，有个名叫杨培娟的女工（地下党员）经常接近母亲，开始谈些工人问题，后来给母亲看些进步书籍，吸收她为工人救亡协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会员。母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为工人救亡协会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动员思想较进步的工人上夜校，组织工人剧团对工人们进行教育。
在上海时的工友小姐妹
前排左起：吴秀丽 汤翠弟 赵倩 后排左起：陆幸德 赵萍
1940年11月，资本家将母亲及参加斗争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厂。当月的一天深夜，经组织安排，母亲等7名地下党员和工运骨干，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乘北上的江轮，经过一个晚上的航行，到苏北新港上岸，经季家市、黄桥、海安、东台，抵达盐城参加新四军。母亲的三个弟妹，也都相继参加了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独立解放事业，反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争的是最大多数人翻身做主人的权利、人人吃饱饭的权利、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这样的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炎黄子孙求富强的伟业，彪炳千秋，永垂青史。我们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生逢其时，千流归宗，汇聚成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的历史洪流，并在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梅花欢喜漫天雪
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② 。
中国革命的征程艰险曲折，充满雪虐风号，信念坚定、百折不回的革命者愈显凛然高坚。
“革命者”，不是自发产生的。父亲说过，他参加农民协会时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不受逼迫、打骂就好了；到了地方暴动打土豪平债的时候，又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能有几亩田、几间房子，自种自吃，有穿有用，能够接续后代，永远不受人家压迫剥削就好了”。这样的“入会动机”，只能算作是一个“造反者”；这样的造反结果，只能像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改朝换代”，而不是彻底的“改天换地”；这样的“造反者”也是不坚定的，有可能在革命的激流中，遇险则返，中途而退。
上中学的时候，我看了一本朱道南写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看了据此改编的电影《大浪淘沙》，对其中一些因逃婚、找出路、追求时髦而先投入、后退出、甚至背叛革命的人物，留有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个十分鲜活的事例：父亲担任皖浙赣红军独立团政委时的搭档——熊刚团长，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指挥若定，冲锋在前，勇猛顽强，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不愧为英雄的称号。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3营后，熊刚任营长。这时，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作祟了，经不起考验，认为官小了不愿干。他当时已经结婚，便离队带着老婆，从皖南跑回江西老家去。走到景德镇被国民党抓住，经新四军办事处交涉放回，送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当中队长。他思想更加不通，又跑掉了，从此一去不回，走完了他的“造反者”之路。
由“造反者”向“革命者”转变的关键，是先进理论的灌输和武装。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有一幕场景：党代表洪常青给一心要找“南霸天”报仇的“造反者”吴清华等上政治课，黑板上写着五个大字——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马克思的至理名言，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关系，成为启迪红军战士政治觉悟的金钥匙。
党的一大代表、共和国的主席董必武同志说，“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我的父亲母亲参加革命后，分别在赣东北苏区党校、苏北抗大五分校，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明白了个人前途命运与阶级、社会、国家前途命运的紧密联系，实现了由“造反者”向“革命者”的转变。正如1941年6月11日，父亲在赠给母亲的日记簿上所题写：“共产主义者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确定与坚强自己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要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
我的父亲母亲认准了献身的事业是为了包括自已在内的人民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富于正义，无尚荣光！由此，他们在艰难曲折、雪虐风号的征途上，矢志不渝，从心出发，傲霜斗雪，永不回头！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熊刚以及那些变节者，不是也学过马克思主义吗？是的。但他们与真正革命者的差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是假信还是真信，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还是坚信不疑，在于对人民的事业是从心出发，还是从别的什么出发。时至今日，挂着羊头卖狗肉，两样货色齐备，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干的是个人主义，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已是个人主义，这样的人物，不是依然存在吗？
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有四段经历，凸显了他作为革命者的高坚气节和英雄本色。
创建红色政权时的坚定。1927年年底，父亲参加了著名的“弋（阳）横（峰）暴动”。在家乡，首先打一家最大的地主，穷苦人分到了衣物、稻子。但是地主本人没有被捉住，跑到横峰县去搬兵。第二年年初，来了一连国民党的兵进山“剿匪”。赤卫队在葛源镇前的峡谷扎口子，国民党的兵架起机关枪，山里人没见过那家伙，举起梭镖砍刀就往前冲，机关枪“嗒嗒嗒”开了火，赤卫队的人“哗啦啦”倒下一大片。口子没扎往，国民党的兵杀进来，血洗葛源，满镇野狗乱窜，嘴里拖着赤卫队员的肚肠子。暴动被镇压下去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葛源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068名，占横峰县烈士总数的1/5。
地主豪绅组织靖卫团，实行白色恐怖。父亲没有被吓倒，坚持在家乡组织宣传群众、做情报工作，经常到山里给领导同志传递消息。1929年，方志敏等同志率领红军来打靖卫团。葛源又举行第二次暴动，消灭了靖卫团，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父亲先后担任乡苏维埃主席、葛源区委书记、（开）化婺（源）德（兴）县委组织部长，直至1934年受方志敏同志指派，去皖南白区工作。这期间，父亲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他任区委书记时，葛源区被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表彰为“光荣的模范区”。
经历游击战争时的坚强。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兵败怀玉山后，皖浙赣边区转入游击战争。国民党调集了“十师之众”，加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的保安团，进行了最残酷的“围剿”。敌人在“清剿”中，实行军事“围剿”与政治“围剿”并施的方针。军事上采取分区“围攻”、“追击”、“堵击”、“梳篦式搜剿”等方法，并以步步为营、到处修筑碉堡工事、反复“清剿”等战术，企图以优势兵力，将红军聚而歼之。敌人还采取了移民并村、“三光”政策、“自首政策”、经济封锁等毒辣残酷的手段。把所有山棚拆光烧光，将分散的小村庄的群众强迫并入大村庄，周围用竹木围墙，并设关卡看管把守，不许群众带出任何东西。敌人还规定“一家通匪，十家同罪”。凡是和红军有联系、给红军通风报信、给红军当向导、给红军送粮、为红军办事的，一律杀头示众。以此来割断红军与人民的联系，妄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在山上。
在生死考验面前，一些投机分子、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了。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皖南特委书记王弼、下浙皖特委书记何英等相继叛变投敌。他们出卖党的组织，充当“鹰犬”抓捕革命同志，带着敌军进山“围剿”红军。由于他们特殊的破坏作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一时间，高天滾滾寒流急，已是悬崖百丈冰。
梅花欢喜漫天雪③。险恶的环境，只会激发真正的革命者顽强的斗志。父亲等皖浙赣省委的领导同志，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红旗不倒，火种不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皖浙赣边区游击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包括了皖南、浙西、赣东北43个县，横亘3省边7万余平方公里，临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后来又成为新四军主力的主要集结地域和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阵地。父亲作为省委组织部长兼红军独立团政委，对这一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友
左起：朱辉 倪南山 邹志诚 刘毓标 柴荣生 方明 程祥元
身陷敌人黑牢时的坚贞。1937年3月，父亲因在作战中重伤昏迷而不幸被俘，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关押了4个多月。这是他备受摧残、顽强斗争的日子。此间，他经历了敌人多次刑讯、叛徒对质和种种引诱。由于他的省委组织部长和独立团政委的身份，敌人企图从他口中挖出党组织和红军的情况，采取了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高官厚禄诱降不成就严刑拷打，有一次竟残忍地站在木杠上将他两条腿的迎面骨压碎了三处。看着再一次昏死过去的“犯人”，一位有良心的狱医说：“刚治好，又打成这样，还要我来治做什么？”面对生死考验，父亲坚贞不屈，严守了党和红军的秘密，使敌人一无所获。在监狱里，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要无限忠诚，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径，影响和鼓励其他难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陈铁君同志
1937年7月，监狱里关进了一位难友叫陈铁君，是刘英、粟裕同志派出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他是在与国民党初次谈判破裂后，返回部队途中受伤被俘。在狱中，父亲和陈铁君同志不约而同地组织难友与敌人斗争，相互增加了信任感。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闽皖浙赣边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又把陈铁君同志请出去谈判。父亲向陈铁君同志详细介绍了皖浙赣省委、红军独立团坚持斗争的情况，请他在谈判中，将皖浙赣根据地的问题一块谈。陈铁君同志与敌人交涉时，敌人狡猾地以红军独立团已不存在、找不到领导人为由，拒绝谈判皖浙赣根据地的问题。陈铁君同志严正指出，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独立团政委就在狱中。父亲因而被营救出狱，幸免遇难。
背负历史包袱时的坚守。自1954年到军区第17文化速成中学学习，至1997年辞世，父亲在南京工作生活了43年。其中有25年，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经受了特殊的考验。
事情是这样的：
父亲出狱后，历经艰辛，舍生忘死，重返红军部队，促成瑶里改编。在陈毅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经过严格审查，新四军第一支队党委讨论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批准，恢复了父亲的党籍。此后，父亲得到党组织的充分信任，驰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20世纪50年代初的父亲母亲
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当父亲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努力学习和工作之际，一场政治厄运降临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找出问题是成绩”的情势下，父亲因1937年被俘而被审查并受到了错误的对待和处理。一个宁死不屈、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仅凭几份没有任何旁证的敌伪材料，不作认真负责的调查，不顾本人坚不承认，更不顾陈铁君、李步新、江天辉、倪南山、邹志诚等战友的凿凿证词，被草率“留作悬案”，并作转业安排。
面对是非混淆、蒙冤受屈的情况，视政治声誉如生命的父亲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说过，这种压力比当年坐牢时都要大。但是，父亲没有改变对人民的忠诚，没有停止对革命事业的追求。1961年年初，在那寒风凛冽、雪花飞舞的季节，父亲在他对“悬案”结论申诉未果，被迫离开军队的前夕，第一次带着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他和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坐着用烧木炭产生蒸汽驱动的汽车，回到那个群山环绕的小山坳——葛源。在那里，父亲缅怀了长眠地下的战友，拜访了敬老院的烈军属，看望了众多的父老乡亲……多少年后，我蓦然感悟，父亲是在他面临又一次人生转折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从那方热土、从家乡人民中汲取力量。他像当年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踏上革命征程一样，毅然决然地从这里出发，为了保留继续服务人民的权利，而接受那近乎屈辱的安排（一个担任正军职务11年的开国将军到地方当副厅长），开始新的战斗！他忍辱负重，不计名位，积极工作，充分展示了老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坚强党性。“文革”中，因为那个莫须有的“悬案”，父亲又被无休止地揪斗，精神和肉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和母亲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党说过一句怨言，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的事业有过半点悔意。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忠贞之情。
漫漫25年，在母亲的充分信任、精心陪护、全力支持下，父亲始终坚守经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信念,为子女树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利益重如山”的光辉榜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一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对父亲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复查，在浙江、江西、北京等地查阅了大量原始材料，找到了当年参与伏击、押送、审讯父亲的敌伪人员和同狱的难友，以确凿无疑的铁证，否定了敌人为了欺骗宣传而伪造的材料，作出了“刘毓标同志1937年3月被俘问题，已经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刘毓标同志被俘期间的表现是好的，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的结论，终于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真可谓：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④
梅花贵在丛中笑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⑤
父亲母亲参加革命前，一个是江西贫苦农民，一个是上海产业工人。他们的根，深深地植于人民之中。他们的一生，永远不变的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持有的是对人民群众的赤诚。
父亲母亲是劳动人民的儿女，终生保持了克己为民、勤俭朴素的美德。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嗜好，每到节假日，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坐在小板凳上，戴上老花镜，取出自备的工具箱，用参加革命前学到的木匠手艺，修理公家配发的家具。家中的门窗、桌凳，处处留下了他修缮的痕迹。
1952年秋，毛泽东主席到徐州视察，确定装甲兵招待所作为主席的歇息地，主席历来睡硬木板床，而招待所没有。由于时间紧迫，又不能张扬外露，时任华东军区装甲兵政委的父亲便利用他的木匠手艺，亲自为毛主席做了一张木床。一个军政委保持工农干部的本色，放下架子当木工，被传为佳话。
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进了城市，不要忘记乡下；住上楼房，还要想到农村。贪污腐化不能搞，铺张浪费不能干。一次出差在火车上，秘书订了三个普通的菜。进餐时，父亲一看就说，怎么搞了那么多花样？秘书解释道，三个人（包括警卫员）一人一个菜不算多，伙食费也没有超支。父亲深沉而严肃地说，你不要给我算账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很苦，朝鲜还在打仗啊！我们还是自觉过点苦日子，能省几个是几个，要为国家分忧才好。
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们不顾赡养老人和抚育六个正在上学子女的情况，主动要求减少薪金近百元，为当时月薪的1/4。
父亲母亲把群众的安危冷暖常挂心头，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父亲的枕边，多年放着三件物品：手表、电筒、收音机。每天清晨、晚间，他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作为长期主管全省救灾救济工作的父亲，深知天气的变化会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多少个风雪交加、电闪雷鸣的日子，父亲都亲赴灾区第一线组织救灾救济工作，好几次在灾区因脑部战伤复发昏倒，被随行人员送回来住院治疗。多少个新春佳节、万家团圆的日子，父亲都深入到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家中，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1964年，父亲去句容县农村检查工作，他不顾自己年迈并患有气管炎哮喘，和社教队干部一起，在社员家搭伙喝稀饭，晚间睡在稻草地上同盖一条被，夜里还给年轻人盖被子，深深地感动了基层群众。
父亲母亲对普通群众始终是那样和蔼可亲，关怀备至。每当我和他们一起出门，他们对街坊四邻，无论是烧“老虎灶”（烧开水）的师傅、修鞋的工人，还是卖早点的小贩，都要点头致意，微笑着打招呼。用现在的话说，有很强的亲和力。
母亲长期在工厂做组织工作。科室、车间的干部、党员来联系工作或咨询问题，她总是笑脸相迎，耐心解答。她常对机关同志说：“组织部门是党员、基层干部的‘家’。党员、基层干部到组织部门来，要让他们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要让每个党员对组织有亲切感、信任感、温暖感，这样他们才会向你讲真话、讲实话。”她常在支部书记例会上讲，党组织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对家在农村的、遇到自然灾害的、体弱多病在家休养和住院的职工，要和工会一起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经常深入科室、车间，与工人师傅、知识分子促膝谈心，深受他们拥戴。“文革”中，厂里的群众自发地保护母亲，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对造反派说：“赵部长是好人！”
把群众当作亲人，群众就会把你当作好人、当作自已人。这样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正是今天需要大力呼唤的吗？
父亲母亲从未把子女作为私有财产，教育我们做对人民有益的人。为了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思想，父母带领我们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菜、种玉米，和我们一起挑水抬粪。农民出身的父亲指点我们翻土、平地、整畦，教我们间苗、除草、灭虫，并且亲自撒种。
父亲母亲和当水兵的华申大哥
1962年夏，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之际，华申大哥从南京工学院毕业，没等学校分配，就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去东海舰队当了一名普通的水兵。不久，大学生分配通知书寄来，大哥被分到工程兵部队当干部。当工作人员向主管全省大学生分配的父亲请示，是否让华申回来时，父亲说，既然已经当兵了，就从士兵干起吧。父亲母亲及时给大哥去信，要求他坚定已经作出的选择，抛开名利思想，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干起。父亲还以自己的经历教育大哥：当年父亲是从中心县委书记直接转任红军独立团政委的，缺乏部队基层经历，这是一个缺憾。希望他认真经受锻炼，打好人生基础。父亲母亲认为，必须经历风雨，经受磨练，自己的儿女才能成长。
父亲母亲和两个当坦克兵的儿子
我和华建当兵的坦克二师，是华东军区装甲兵的老部队。尽管部队首长都是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但父亲母亲没有为我们的入团入党、提干提职、工作调整给部队首长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张条子。
当子女走上领导岗位后，父亲母亲仍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1996年春节，外地子女回宁探亲，父亲倡议召开了“家庭支部会”。父母、儿女6人、媳婿6人，14名党员参加。父亲主持会议。他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有一条没有变，那就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所以对党员的要求也没有变。你们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要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绝不能做有损于党员形象、有损于革命家庭的事。我和你们母亲，可以说是革命一生，清白一世，所作所为，问心无愧。希望你们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做一个对党忠诚、对人民有益的人，不要留下污点。不仅你们要这样做，还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你们的孩子听。”随后，又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吸收6个第三代参加，父亲母亲分别讲述了自已的家史，教育子孙要永不忘本。
父亲母亲对脱离群众、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嫉恶如仇、深恶痛绝。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尽想着揩油，多吃多拿，脱离群众，终究要塌台子！”20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住房标准。父亲以七旬高龄之身，用皮尺丈量每个房间的尺寸，连楼梯拐角的亭子间也没有遗漏，尔后戴上老花镜打着算盘，认真计算面积，生怕超过了规定的标准。
一次，父亲到苏北盐城出差。抗战时期，他在那里战斗过，重返故地，特别有感情。盐城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得知父亲过去的身份，对他去检查工作很重视，把他单独安排在接待苏联专家的小招待所。父亲住下后，不见同去的工作人员，当即发了脾气，责问说：“同我来的同志住哪儿了，为什么把我们分开？让我搞特殊化、脱离群众，我不喜欢这一套！”工作人员明白，父亲发脾气，不是对那个人有意见，而是对搞特殊化、区分等级、脱离群众的做法有意见。
在“出国潮”流行的时候，机关工作人员跟父亲说：“刘老呀！人家年轻干部都出国考察、看现代化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出国看一看？”他说：“我不要看了，我出过国了，抗美援朝到朝鲜打过仗。现在把这点外汇省下来，让年轻人出去，年轻人要干活、要搞现代化的。”
父亲母亲对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跑官要官、滥用职权等现象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记得有一次，我从北京回宁探亲，碰上一位父亲的老部下（也已是白发苍苍的年纪了），受父亲帮助安置的转业干部之托，拎了些土特产来看望。不料，父亲勃然大怒，丝毫不留情面，几乎把那些土特产扔出了门外。客人走后，我劝父亲，“何必呢，您发那么大的火，多让人家下不来台啊”。父亲余怒未消地说，“我最讨厌搞这一套！”他突然转过身，瞪着我说，“你现在搞干部工作，是不是也收人家的东西？！”那个眼神、那种语气、那句问话，如雷贯耳，如芒在背，让我记了几十年，警醒着我怎样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怎样在物欲横流的诱惑面前守住底线。
廉明或贪腐，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分水岭。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⑥，这才算作真革命。那些嘴上做“公仆”，实则当“主子”，贪腐成性的人物，哪还有一丝一毫革命者的气味！这种人物，终究要塌台子，被历史、被人民唾弃！
父亲母亲对浸透了烈士鲜血的红土地和老区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多年来，他们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己所能，做了许多工作。1991年10月，上饶地委、横峰县委领导在南京征询父亲对家乡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我没别的要求，就是想经常听到看到家乡发展、家乡人民幸福生活的消息。”从那时起，当时的《赣东北报》、改版后的《上饶日报》，成了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1996年，父亲从家乡的报纸上了解到，老家葛源偏远的山村还有孩子读不起书，心里十分难过。他对母亲说：“我20岁离开家乡，没有为家乡的人民做多少事。我们拿点钱，帮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也为家乡再尽点心吧！”深知父亲心思的母亲，立即从有限的积蓄中拿出两万元给葛源中学，作为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他们得知家乡的老桥不能通行车辆和农用机械，群众生产生活有诸多不便，又拿出两万元给葛源村委会建桥修路。新桥建成之际，父亲已溘然离世。家乡人提出，要用父亲的名字为新桥命名，以志纪念。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老头子一辈子做人做事都低调怕张扬，我和孩子们商量过，要命名就叫‘红军桥’吧，让后人不要忘记红军，这也是老头子的心愿。”
1997年建成的葛源红军桥（左侧是老桥）
家乡，永远是他们心中牵挂的地方；父老乡亲，永远是他们心中牵挂的人。
2008年10月，刘毓标和赵倩的后人同回葛源，寻根问祖，缅怀先辈
2008年5月，母亲与世长辞。这年10月，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姐妹和孩子们来到葛源中学，捐赠20万元建造图书楼,以延续父亲母亲的心愿。
1997年4月4日晚，父亲因呼吸衰竭而昏迷，被抢救苏醒后，他对守护在身边的亲属说，“明天，是我参加革命70周年的日子，这是比生日更重要的日子，我们要一起庆贺。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闹革命，没有方志敏、程伯谦领着我参加革命，就没有我们一家”。他还说，“现在，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国家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看到今天，我们过去的血没有白流。没有过去的奋斗，就没有今天；但没有今天，过去的奋斗也就等于零。”
“葛源人民的好儿子刘毓标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置放于父亲遗像前的挽联，正是家乡人民对他的最高评价。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是父亲母亲一生的写照。
当五星红旗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撰写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百一十四个字的碑文，用了八个“人民”。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不朽的!
只有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事业，才是不朽的!
只有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事业而献身的人，才是不朽的！
注释：① 陈毅 《红梅》。
② 宋· 陆游 《梅花绝句》。
③ 毛泽东 《冬云》。
④ 阎肃 《红梅赞》。
⑤ 元·王冕 《墨梅》。
⑥ 宋·王琪 《梅》。
刘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