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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亲如兄长的战友周大根

  • 时间:   2020-04-26      
  • 作者:   杨逸菲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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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来临。每逢这样的日子,总要想起那些已先于我们牺牲了的同志。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心潮难平。我年已古稀,虽然思维已开始迟钝,记忆也已衰退,但对曾经并肩战斗的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却永世不忘,周大根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周大根烈士又名周秋萍。1906年出生在上海郊区,南汇泥城人。扁平脸、平头,细眉毛、高颧骨,喜欢穿中装,有三个儿子。他青少年时期便被轰轰烈烈的工人学生革命运动所吸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是国共合作、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1925年由林钧、赵乃仙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曾担任过南汇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在革命武装斗争中,他是我党一位出入于枪林弹雨、智勇双全的出色虎将。1938年12月,凶恶的日寇在浦东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周大根同志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2岁。

从1927年初起,到1938年的10多年中,我和周大根同志曾长期在同一个党组织内战斗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同乡。我在万祥长大,与泥城相隔仅五六里地,所以从小读书时起,就互相认识。他在大团镇读小学,我在万祥东面的陈家店小学。后来他跟随革命引路人林钧一起去上海,我则在新场镇上的达明女校里求学。

当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酝酿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各所学校里的热血青年在林钧、王剑三、沈寿亚等进步教师的启发引导下,通过传递《向导》《钟声》等书刊相互来往和联系。记得林钧、周大根,还有赵天鹏、盛世铎等人先后来过达明女校。他们这些人有文化、有理想,热血沸腾,说出来的话句句受人拥护,做出的事桩桩为贫苦百姓撑腰。我当时只是一名女学生,由于受到他们和他们周围一些同志的影响很大,后来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帝浪潮席卷到浦东。我和许多同学就是在他们的带动下,鼓足勇气跨出校门,投身到上街游行、演讲、募捐的活动中去。斗争实践使我开始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也明白了做人的意义,结识了一大批革命者。除了林钧、周大根之外,现在我还想得起来的有姜文奎、姜文光、沈寿亚、赵天鹏、赵乃仙、赵一凡、盛世铎、宋益三、宋亚等等。大约三年后,林钧、周大根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五卅运动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文书的盛世铎受命参与黄埔军校在沪招生事务。于是赵一凡及周大根、赵天鹏、宋益三、赵振麟、郭君毅等先后去广州和武汉学习军事。1927年初,赵一凡当上连长,随北伐部队回到上海,我记得他成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总教练。随即,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员。林钧、赵一凡、盛世铎与周大根等相继由武汉奔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至潮州汕头,部队受挫失散,他们各自返回上海。

1927年间,我在林钧等党内领导的鼓励和帮助下,与封建家庭决裂,投奔到当时浦委地下据点奉城曙光中学,并认识了刘晓、李主一等同志。当时我仅17岁多一点,还没有正式入党。

当时浦东地下党的活动,重点是向农民和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并发动和组织他们起来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周大根同志文武双全、笔杆子和枪杆子都会用。有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曙光中学遭反动派封闭后。党组织决定派周大根、赵天鹏同志潜回奉贤处决南四团恶霸地主张沛霖。

张沛霖在奉贤专门与我党作对,破坏我党地下活动,制造白色恐怖,串通反动当局查封浦委机关所在地曙光中学,校长李主一等革命同志遭到拘捕。中共浦委被迫转移到上海市区后,由陈云、刘晓、林钧改组为中共淞浦特委。并做出决定,明确以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立即处决张沛霖,杀一儆百,镇压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当时周大根、赵天鹏和我分头从格罗西路(现名延庆路)秘密机关出发。我负责将两支手枪放在手提皮箱内,由赵一凡掩护乘上小轮船先行送到新场。以保证周和赵两位途中安全,让他们空身到新场取到手枪,然后再去南四团执行任务,他俩还约定了事成之后的会合办法。想不到这次任务虽然完成,但赵天鹏同志却为此英勇就义,让人痛惜万分。

从这件事中,我更加钦佩周大根同志。他英勇善战、遇事不慌,具有革命战士必备的雄伟胆略和机智。这段史实,已在《南汇人民武装斗争故事选》中刊登,与事实基本吻合,我就不再复述了。

我记得,当时我们浦委已经改组为淞浦特委,由陈云、刘晓和林钧等同志作为核心领导,在市区分头租房设立机关,展开活动,并且经常搬家转移。我平时除了坐机关,承担交通、警戒、秘密联络、传送文件消息之外,有几次还受命与周大根一起,对外以居家的面目为掩护建立据点,共同工作。朝夕相处之中,他就像一位兄长一样,处处以身作则,开导和帮助我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还手把手教会我如何擦拭手枪、如何瞄准、如何击发。他胆大心细,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使我非常敬佩与感动。

就在执行奉贤锄奸过程中,我完成浦东送枪和赵天鹏被捕后两次探监的任务后不久,在1928年6月左右,由林钧与周大根同志作为介绍人,发展我加入了党组织。宣誓时,还有林钧夫人杨淑英和大姜等几位在场监誓。林钧和周大根对我说:从今天起,你是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今后任何时候都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革命,严守机密,不暴露党的组织。这些话从那一天起,就一直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里。今天回想起来,在白色恐怖铺天盖地而来的岁月,意志薄弱者有的动摇、有的脱党、也有的出国躲避风头,而我之所以能够不动摇、不后退,如果没有林钧、周大根同志胜似严师和兄长的言传身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1929年冬,淞浦特委机关遭到破坏,林钧、周大根被敌人逮捕,周大根被判坐牢5年、林钧被判8年。我失去了单线组织联系和依靠,又无家可归,心里又难过又惆怅。但是想到入党时他们的鼓励和嘱托,我咬紧牙关,在达明女校的同学挚友倪慎言一家的掩护下,化名倪雪鸿在周浦瓦屑隐蔽、坚持下来。后来又到昆山、七宝等地在郊区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向学生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年轻学子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周大根出狱。次年在党组织多方营救之下,林钧也托保获释。他们辗转来七宝明强小学找到我和盛世铎。战友重逢,激动之情无法言表。在他们之前,还有泥城暴动失败后的党内同志姜文源、姜文奎、陈枕石、宋振昌等都先后来到明强小学,并且已经建立起七宝地区新的党支部组织。

不久林钧、周大根等在市郊八字桥五卅公墓边的五卅小学立下脚来。林钧担任校长,夫人杨淑英负责教务工作,周大根当教师。我终于又和他们一起,恢复了原来的组织生活和工作联系,回到了原来的组织怀抱。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号召全党全民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努力争取在和平统一的基础之上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周大根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率先与党内同志吴建功、张晓初、姜文光、姚镜人、陈伯亮等在南汇泥城地区发起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团结一大批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建立南汇抗日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抗卫二中),共同抗击日寇、保卫家乡。中队长是周大根,吴建功任中队副队长。

当时我曾经向他提出,我也会打枪,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去消灭敌人。但是游击队中还没有女同志,周大根、吴建功等经过研究觉得女同志直接参加战斗不大方便。于是由周大根告诉我:抗击日寇不一定都要上战场杀敌,隐蔽战线也同样重要。何况你有了家庭和孩子,应该安心留守在地下机关,做好交通、联络和情报工作。就这样我和盛幼宣长期坚守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东路)华国小学内担任交通联络、印刷抗日宣传传单,还经常下乡运送宣传资料、枪支药品,教战士们学唱革命歌曲等。

在党的领导下,周大根等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战士们抓紧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严肃队伍纪律,受到东南地区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当地老百姓称赞“抗卫二中是模范队伍”。在半年多时间,已发展二百多人、编为两个区队。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二挺、长短枪一百多支。周大根率领抗卫二中,处处以党和民族利益为重,队伍迅速发展,对日寇震动很大。日寇对这支队伍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周大根等同志为此也经常到沪,接运情报和商讨消灭日寇的对策。

1938年12月15日,疯狂的日寇在浦东南汇等地大举清乡“扫荡”,并出动飞机到泥城一带盘旋侦察。抗卫二中在白天行动时不幸被汉奸告密,日寇当晚就进占泥城。16日上午,日寇在飞机助威下出动六百多人向抗卫二中驻地方向运动。周大根同志带领队伍隐蔽到靠海的汇角芦苇荡内。到下午战士们误认为日军已经撤走,便走出芦苇塘,谁知日军埋伏在四周,游击队暴露并陷入敌人包围。战士们奋力杀敌,击毙日寇多人,但是前无援军、后无退路,终因寡不敌众,周大根等27位英雄壮烈牺牲,为抗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党失去了好儿子,我失去了最亲密的组织联系人和情同手足的好战友。

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心里恨透了万恶的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决心继承烈士遗愿,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到今天,亲如兄长的战友周大根和林钧、沈千祥、赵天鹏、姜文奎、姜文光等曾经并肩战斗的众多先烈仍然音容宛在,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杨逸菲口述 盛幼 宣昌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