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前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发展抗战时期教育文化事业有过重要指示。

毛泽东于1941年1月14日从延安发给在重庆的周恩来与叶剑英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麟、诸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

还有一份文件是1940年10月20日《中宣部关于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为了击破敌伪奴化教育，为了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教育统治政策，争取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为了逐渐推广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影响及其研究，我党必须积极地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以至个人，推广统一战线的工作。”“对于他们中愿意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于教育的热心分子，应该欢迎他们并帮助他们前赴各根据地。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吸收生活教育社及职业教育社的人员。”

1941年的一个春日，一位高高个子、戴着宽边眼镜的人来到行署的大门口。他叫刘季平，从千里之外的桂林风尘仆仆赶来，本来是准备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去的，却被管文蔚不由分说地“扣留”下来。“我早知道你了，你是陶行知先生的高足，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管文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30年代初在苏州和镇江监狱时，我就与你关押在一起，只不过不在一个牢房，彼此间未曾见过罢了！你不要走，一定要留下来，我太要像你这样的懂得教育的人才了！”

就这样，刘季平成了苏中行署文教处的处长，他和朱毅一样成了管文蔚最得力的助手，协同他一起去绘制根据地的又一幅宏伟蓝图。

在北京采访刘季平的夫人吴瀚时，老人突然问我：“你知道刘季平曾在一次会议上高喊着要打倒管文蔚么？”我忙问是怎么回事，吴老笑了：“他就是这么个暴躁脾气——嫌教育经费拨得太少了！”据说散会后，陈丕显狠狠地批评了刘季平一通，但是管文蔚回到家里却大笑不止，妻子张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连声说道：“有意思！这个人太有意思了！”这恰恰正是管文蔚所欣赏的性格与作风——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豁出自己的一切！就这样，在后来的4年多的时间里，二人经常红脸、吵架，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和衷共济，携手并肩 , 战斗在一起。

教育工作是苏中根据地除了财政工作外的又一大特色。

1941年11月22日，苏中军政党委员会颁布了一份《关于坚持苏中长期斗争的决定》，在“教育问题”这部分是这样说的：“必须了解到教育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加强人民抗战能力、培养大批干部人才，以与敌伪进行长期斗争不可能少的武器，教师是开展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之主要环节。因此如不积极推进教育工作发展，就不可能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就变成了空谈。”这就是他们的出发点与指导思想：第一，提高抗日民众的思想觉悟；第二，培养大批的急需人才；第三，开展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为此，苏中行署在这一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创新清晰可见。

第一，将开展教育工作与实行教育改革相结合。

苏中地区的教育工作是从整顿原有的学校开始的，或恢复，或接管，或改造。管文蔚与刘季平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据1942年6月统计，全苏中根据地共有中学48所，学生8000余人；小学1030所，教师2000人，学生20余万；每年支出教育经费138万元，公粮1万余担。1943年，学校数量在一、二、三分区中都比以前增多。如二分区曾有一年多无中学，现在已有了枰中和盐垦中学；去年（指1942年，编者注）开第一届行政扩大会议时，二分区小学校只有126所，目前已增到200所。四分区学校虽然因“清乡”影响，有部分是转移或停办了，但极大部分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如南通180个小学，在9个月反“清乡”过程中，真正伪化的只有1所；启海280个小学中，真正伪化的只有7所，而这几所伪化的小学，还大部分是在敌伪据点里面或据点边上。全苏中各县对小学校的管理督导，已比较注意，经费也已做到按时发放。对中学教育的领导过去尚很少，最近已开始注意。三、四分区都召开了中等教育会议，用很大力量进行整顿工作，都收到很好的结果。这是教育界的光荣。

谈到教改，文教处长刘季平是这样总结的：“它必须为进步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服务！”就像朱毅大刀阔斧地开展起经济工作一样，刘季平也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了：在课程设置上，繁杂的数理化精简为实用的自然科学，英语被取消了。增设的是根据地建设、生产知识、医药知识、军事知识、政治常识等课程；在教材编写上，既注意到当地的具体情况与需要，又与当前的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紧密结合，充满着鲜活的乡土气息；在教学方法上废除注入式，改用启发式，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句话，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进步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

第二，将“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国民教育”指的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但是对于大批已经超过入学年龄的成年人又该怎样进行教育呢？刘季平是陶行知的高足，陶行知最强调的就是平民教育，而这一点也正是管文蔚的思索：必须采取多种办法，在校外开展起“社会教育”，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

于是一种被称之为“冬学”的教育方法被发明出来了。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教育活动。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特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完成，在《关于坚持苏中长期斗争的决定》中这样要求道：不仅要“造成全体民众的学习热潮”，而且要“提高教师的工作热忱”，并使各抗敌协会“在文化思想上提高一步”。为此，在1942年的冬天，行政公署一共组织了中小学教师及党政军干部3337人，前往85个区1035个乡，办起了识字班1437 所、识字站60个。仅仅一个冬天，参加学习的人数就达到了2万以上，整个苏中大地掀起了一个全民学习的热潮。

“冬学”的特点，第一在于它的“因材施教”。教材是行署文教处自己编印的《万事通》，从内容来看，即能进行识字教育，又能开展思想启蒙。比如讲到武装斗争时，一共有3课：“龙有头，树有根，打敌人要骨头硬。那个硬？新四军。”“千把锄头万把叉，三个两个一把抓，十个八个四面打，来得太多吓跑它。”“攻城要攻心，君子不杀俘虏兵。”“冬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形式的灵活。它一般是以自然村为单位，采取开班上课的方法——如果村上有学校或塾堂，就借用他们的教室；没有，则集中到某一房屋比较宽敞的人家上课。没有纸，就在地上画；没有笔，就用木炭或树枝代替；教师不够，儿童团员也可以充当“小先生”……。如果遇到敌情，则化整为零，编成小组继续坚持学习。有些地方民兵还把冬学和值勤结合起来，边学习边完成任务。如西县高明乡的一个民兵冬学组，经常在敌伪据点附近活动，他们便大声地读书和唱歌，有意让据点里的敌人也能够受到教育。“冬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将教学与宣传、娱乐结合起来，既可增强记忆，又可扩大影响。比如把《万事通》中的课文配以当地流行的曲调歌唱，又或是以标语口号、墙头诗的行式贴在村头巷尾、树干岩石上，不仅可以反复熟读，而且可以间接地教会周围其他的人。“社会教育”所带来的成果是无法以数字计算的。

第三，将“普及”教育与“提高”教育相结合。

在苏中根据地的教育工作中，干部的培训亦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季平在苏中教育会议上，将干部列为教育对象中的第一类人。而行署主任管文蔚则于1945年的工作规划中明确规定：“每县办好一所县学，每区办好一所区学，每乡办好一所乡学。”具体的要求是：“乡学以民兵为对象，着重时事教育和生产作战技术教育，使得对于时局发展的方向有一般认识。区学是教育村级干部和民兵小队、民兵英雄和劳动英雄，教育内容，以时事教育、政治教育为主，政策教育为副。县学是教育乡级党政军干部和部分区学毕业的民兵英雄、劳动英雄，以政策教育为主，同时也进行时事教育和政治教育。至于教育方法，以联系实际的检查、反省的方式来进行。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辅以灌输的方法。”其最终的目的是：“将我们苏中解放区全部基层干部都提高一步，大量地培植出一批与实际联系的干部。”

陈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