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我曾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新党员，担任武汉宣传总站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留给我永不磨灭的、崇高的形象，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聆听报告

1938年，我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下，为加强国共两党合作，为加强抗战政治思想领导和开展对敌斗争，经我党和国民党共同协议而建立的一个新机构。国民党方面先派陈诚，后换张治中任政治部部长，我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兼副部长。

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我们党内，而且在党外进步的民主人士中，也都享有很高威望。特別是政治部第三厅，成员多是进步的左翼文化人和艺术家，其中有些就是我党地下党员。大家感到，能直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倍觉无上光荣。

第一次请周恩来同志来厅做形势报告，消息传出，人人振奋！那天，全厅人员集中在礼堂里静静等候，当时担任三厅六处处长的田汉同志，特意穿上笔挺的毛料黄哔叽军服，戴着“少将”领章（因属军事委员会，全厅人员都定有不同军街），束着武装带，精神抖擞地立在门边，负责发号施令。不久，在厅长郭沫若同志陪同下，周恩来同志来到礼堂。田汉立即高喊：“立正”!转身举手敬了一个并不标准但极严肃的军礼。周恩来同志还是那样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穿了一套褪了色的蓝粗布中山服，先立正并严肃地向大家躬身还礼，接着和一些熟识的知名人士，点头遥相致意。态度是那么谦逊、和蔼，完全没有国民党“大官”老爷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

礼堂里的气氛起了很大变化，大家不像开始时那么拘谨了，好像迎来了一位可敬的、久别重逢的亲人。

周恩来同志用浓重的两淮口音做报告。首先，他概括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论证敌侵略必败，我抗战必胜；而后着重指出：加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创造有利条件，是共同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语言简洁，诚挚朴素，富有哲理，句句扣人心弦！报告结束，掌声经久不息。

当面请示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陷我南京，占我徐州，成钳形进逼武汉。武汉大街上到处张贴或书写着大字标语:“警死保卫大武汉”、“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我当时作为三厅第五处成员，兼任武汉宣传总站负责人，草拟了一个“方案”——关于一旦武汉沦陷，我方怎样组织群众，在市区及周围继续抗击敌人。我把“方案”交给了五处胡愈之处长。他阅后约我同去见周恩来同志，以便当面口头陈述、请示。

周恩来同志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陈设简单的小会客室接见了我们。他还是穿着那套蓝粗布的中山服，他对胡愈之先生很熟，对我则完全陌生。经介绍后，亲切地向我打量，因三厅党的地下特支委直接由他领导，听我的姓名，肯定已知道我是中共正式党员。他先翻阅了我写的“方案”，接着认真听我口头陈述，脸上呈现着十分和蔼的神情，令我敢于畅所欲言，听完后点了几下头，高兴地说：“‘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好的！”同时转头向胡愈之处长，用征求意见的口吻:“愈之先生，你看呢？这‘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武汉也好，其它城市和地区也好，即使敌人一时占领了，不等于说我方就完全放弃，敌人就真正胜利。我们还要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敌后斗争。”

胡愈之处长恭敬地听，频频点头，表示领会和赞同。

起初，我错以为所提“方案”被全盘肯定了，紧接着周恩来同志和婉地指出：问题是根据武汉地区特点，“方案”所提做法，实行起来会有许多困难。

我一时不能理解，又多方补充说明，企图论证“方案”可行。

在我一再补充发言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仍聚精会神地倾听，只是偶尔插话提出一些新问题，引导我思考。最后，他系统而扼要地分析了武汉地区特点，以及一旦敌人占领，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指出我的方案中存在某些主观性、片面性。

那次不仅使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指示意见，更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初步懂得：怎样全面观察研究客观事物，并如何辩证地、发展地，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想当然地解决、处理问题。

谈话结束后，我先告辞，他立即起身，送到门边，亲切而郑重地向我注目，紧紧握手告别。

奉命转移

武汉沦陷前，从南京迁移来的国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民党“中央大员”从武汉仓惶撤往四川。虽然还没听到枪声，也没听到炮声，日寇飞机只偶尔窜入市区侦察，但国民党中央机构过早撤离，实际上比敌人大炮直接轰炸更加动摇军心民心。大街及各通衢要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巨幅标语赫然犹存，但在人们心目中，或视为“空话一句”，或不能不产生一大问号。

市区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群众怕沦陷当“亡国奴”，凡是能走的只好想法走，想走而走不了的心急如焚。沿汉口江边一带，行李笼堆积如墙。虽说还有几艘客轮开往上游，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最初，几家大报撤走，也还每天出一份四开小报，后来小报也不出了，甚至部分街区的水电也断了。谣言一日数起，不胫而走，不翼而飞。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仍一直坚持留在武汉，每天照旧到政治部留守地点上班，亲自守着电话机，和各方面保持联系。他好像风雨飘摇中的一盏黑夜明灯，像茫茫沧海中光芒四射的灯塔，使慌乱的武汉变得较能沉着应变。

我因留下兼管武汉宣传总站工作，一天上午，专门去见周恩来同志，请示形势急剧变化下的对策，他惊讶地问：“你怎么没跟三厅撤走？”

我说明原因，表示要参加保卫大武汉。我确信：当敌人日益迫近，在武汉及外围，一场敌我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恶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将有许多事情要做。

周恩来同志摇摇头说:“计划变了……我党积极建议，守住武汉，像平型关、雁门关那样，给来犯敌人以重创。但国民党方面缺乏信心，军队节节败退……”他随即翻阅了案头一份材料，关切地指示，“你得快走! 今晚还有最后一班开上游的客轮，一定要赶乘这班船，否则就难走了。”

我一时愣住，急问：“这里还有许多事情，怎么办？”

他说：“你走吧，这里的事，湖北省委会派人处理。”

我又问：“那……你？”

他泰然地说：“我等到最后再走，现在离不开。”

后来知道：武汉沦陷前，周恩来同志曾及时布置安排了大量党内外机构、人员的有秩序地转移。

负责接待

我从武汉搭最后一艘客轮到达沙市，这是我预先决定后撤的第一站。因中央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武汉期间就委托我，一旦武汉失守，带几个人就近去沙市，建立战地文化服务处沙市总站，担负沿长江一带正面战场的战地军民文化服务工作。

我和几位同志到沙市后，刚挂起机构牌子开始工作，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我不能不十分惦念仍然留在那里把握大局的周恩来同志!虽说他有一辆旧的小汽车，但是否能在最后及时撤还？另外，连日来敌机疯狂轰炸、扫射，我来沙市的途中，先我们开上游的另一艘新华报社乘坐的轮船，就在江上惨遭袭击，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小汽车在路上行驶目标很大，而且敌机一定会认为坐的是重要人物，发现目标就不会轻易放过。同时还听说：前沿各县区，为阻止和延缓敌人向西推进，武汉沦陷后，已发动民工破坏通往武汉的公路……

那几天，我一有时间，就站在门前，向街头眺望。在一个阴雨初晴的日子，终于远远看到从公路上驶来一辆小汽车，行驶中车身不断跳弹、颠簸。我没等分辨清楚，就高兴地奔去，果然是敬爱的周副主席恩来同志到来。可是猛然间几乎认不出了，他面容疲惫，变得又高又瘦，全身上下溅满了黄泥点。后来听驾驶员说，不光路途泥泞，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从田里绕过公路上的缺口，靠群众帮助推，周恩来同志自己也下车推。他见到我，强打起精神和我谈话，第一句就问：“你没受伤？”原来他在武汉时听说最后一班客轮遭敌机空袭。

当时沙市的国民党地方党政人员已逃之夭夭，有些机构，门前虽挂着招牌，但里面已找不到负责人，市民惊慌失措，想为周恩来同志找一个临时休息地点，根本没人管。后来我和临街一家小银行商量，借该行楼上一用。

楼上空空如也，临时借来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用门板、长凳架起一张床，周恩来同志很满意，草草吃完板，就和衣在门板床上躺下，微笑着说：“已经好几天没睡了。”

他是那样困倦，上下眼皮不能自制地合拢，却又不断勉强睁开和我说话。我不忍打扰，请他放心睡，说明要去楼下为他站岗。

他闭着眼，唇边漾起一丝笑意。我还没走到楼梯口，就传出他均匀而香甜的鼾声。

周恩来同志就是从这儿过江的。

有幸做客

1939年秋，接到政治部第三厅从重庆的来电，调我回厅工作。我把战地文化服务处的事交给其他同志代理，匆匆去战时的第二个首都。虽说那里远离前线，但照样遭到敌机轰炸，有几条街，建筑物被成片炸塌，断垣残瓦尚未清除。然而敌人毕竟没有迫在眉睫。

回厅第二天，我就去曾家岩见周副主席，一则问安，二则报到。

当时，他正在会客，将近中午，送走客人也不休息，就接见了我。他比在武汉时显得健康，目光炯炯、精神焕发，问我是来重庆有事？还是回厅工作？我答调回来了。他立即关心地问:

“你带了党组织关系吗？”

“没带？……那你还算党员？”

我赶紧解释：我的党组织关系，一直保留在三厅党特支委，没转出。他放心地笑着点头，随后问了许多有关湖北前线一带的地方情况，以及战地文化服务工作遇到过哪些问题？他还特别关切地问起湖北地下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同志。

我向他报告：钱瑛同志常派人和我联系，为了帮助湖北省委开展基层党的工作，我曾多次利用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发通行证，发委任状，建立文化站。周恩来同志满意地说：“这是个好办法！利用合法手段，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时间已过中午十一点钟，我起身告辞，他摆手说:“在我这里吃饭，已经交待，为你加了一盘菜。”

当我跟着走进中间小厅，桌上已摆好三盘一汤。这时，见从后面来了一位端庄朴素的中年女同志。周恩来同志问我:“认识吗？这是颖超。”

我肃然起敬，原来她就是久已闻名、令人敬佩的邓颖超大姐。她听说我刚从前线调回，很高兴，边吃饭边问：“前方紧张吗？”

我答：敌人占领武汉后，还一直没能向西推进，但国民党地方当局却人为地制造紧张，对抗日进步群众，仇视、监视、限制，甚至常用“汉奸”、“异党分子”等罪名妄加陷害。我顺便谈到，一次，我也差点给国民党的一位县官老爷抓起来，原因是我们战地文化服务处为尽自已的工作职责，在大街上设立了一处抗日书刊阅览室，他要封闭，我提抗议……

周恩来同志说，“幸亏没抓，要不，你可能已提前去见马克思了。他们是一不做、二不休。”接着气愤地指出:河南、湖南等个别地方，国民党就曾用“汉奸”等罪名，屠杀、活埋过我们的同志。同时告诉我，重庆这里，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危机四伏”，要处处当心!

撤离辞别

皖南事变后，重庆政治环境更恶化，国民党特务到处盯人、抓人。凡坚决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倒退的进步民主人士和普通群众，都被视为“异党分子”或“异党嫌疑分子”，用种种藉口，加以其它罪名，公开逮捕，或秘密抓去。突然失踪的事，时有所闻。《红岩》一书所描述的歌乐山渣滓洞是惨无人道的地狱，仅是其中最明显的一处。其它还有很多人被秘密抓去后，分别关在市区许多防空洞里，惨遭杀害。

我当时担任三厅党特支委宣传委员。1941年初，特支委书记冯乃超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决定，通知我转移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工作。虽然我也遭到几次特务盯梢，但都被我甩掉了。突然要我撤离，总觉得一时转不过弯来。找乃超同志商量，是否请组织上重新考虑？乃超同志说：“这是恩来同志亲自决定的，你去找恩来同志谈谈看！”

于是，我去见周恩来同志。这次到曾家岩，和以往几次大不相同。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在周恩来同志住的那条小街上，几乎成了国民党特务的世界。两面小店或楼上窗口里，到处有人向外探头探脑，特别在他左侧隔壁，似乎是特务的行动指挥所。有一个家伙，头伸在栅栏门缝里，注意地向我上下打量。

我进去见到周恩来同志，他泰然自若地和我谈话。我不免替他担心，把见到的情况告诉他，他爽朗地笑道：“是啊，‘承蒙’国民党方面派来许多人，日夜在周围‘保护’我……”接着严肃地说: “国民党可以制造，‘皖南事变’，在各地搞大大小小的摩擦，在重庆下手，也未尝不可能。我们既不能不提高政治警惕性，但也不能畏缩逃避。这是我党的战斗岗位。现在，原则上决定，基层有些红了的，引起敌人注意的同志，凡能离开的，还是坚决抽出撤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建立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需要干部。决定你去敌后工作，就是这个原因。你能明白吗？”我本来想提请他重新考虑我的撤离问题，这时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回答道：“明白。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他满意地说：“到敌后去吧！到后向当地党组织报到，由组织上来电报，就把你的关系转去。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从党和革命利益出发，另外，还要注意，在这里多半和进步文化人、知识分子打交道，到那边则多半是工农干部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要尊重他们，学习他们的长处，不要妄自骄傲自大……”

1941年4月，我离开了重庆，经长途跋涉，还两次化装，穿过敌伪占据的沦陷区，安全到达敌后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一直工作、战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教导，始终鞭策、鼓励着我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刘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