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历经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丧权辱国，苦难深重，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怎样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曾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必须站在中国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也就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转变到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于各个社会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这个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并且加以分析比较，才能掌握历史的脉搏。有比较才能在历史的厚度中鉴别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

抗战发生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为一方，以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大社会阶层为另一方的严重对立。前者以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把持的国民政府为总代表，后者以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为代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上述的所谓“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历史时刻，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内战，参加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在这个伟大的新时期中，中国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新的组合，内部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但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地制造摩擦，曾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应当对抗日阵营内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比较。本文中所涉及的事例，许多是作者曾经所在的新四军三师和苏北根据地的情况。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集团，苏北根据地是新四军三师在敌后开辟的一个战略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坚持全面抗战，军事斗争成果辉煌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日派，以汪精卫为首的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高级将领投靠敌人，当了汉奸卖国贼。日汪组建的100多万伪军，主要来自成建制的原国民党军队，是中国人民的莫大耻辱。

留在抗日阵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由于把持着全国性政权，掌握着国统区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命脉，掌握一切财权和物资（包括外援军需物资）的生产、调配，抗战开始时拥有200多万军队，有美国和苏联空军的直接支援，其中中央军系统装备良好，因而能够支持较长时期的战争，有的作战规模比较大，为保卫西南外援物资通道，还派遣了远征军到缅甸作战。

应当看到，尽管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腐败，军队内部存在派系之争，但面对凶暴的侵略者，多数将士基于民族大义，英勇奋战，并且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歌颂和纪念。

共产党方面，经过土地革命十年内战的巨大消耗，抗战开始时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总共才45000人，装备十分简陋，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分配给一些物资，不久就断绝了供应。由于敌伪顽的封锁，物质条件十分匮乏，我军只能依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依靠人民的大力支援，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装备，以及依靠简陋设备自制武器弹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积小胜为大胜，并逐步取得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到抗战末期，主力部队发展到约120万人，开辟了约有1.3亿人口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在华日军和绝大多数伪军。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消灭日军约130万，其中正面战场74万，敌后战场52万。伪军110多万主要由敌后战场消灭。从总的态势来说，依靠正面战场国民党部队和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相互配合支援，才能取得这样的伟大战果，并且在国际同盟国有力支援之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国人在抗战中不正常的死亡达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日军把当时的国都南京当做屠场，杀人30万，在广大城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建立无人区，制造了无数惨案。日军为了掠夺战争资源，强征中国劳工进行奴役劳动。单是河北省的龙烟铁矿，八年中死难劳工就达27000人之多，平均每千吨铁矿石要以9条生命为代价。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

“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后期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量屠杀革命人民的惨痛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牢固掌握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党的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路线，以及在抗敌、反顽、建设民主政权，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诸多方面的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都有我军的积极参与，做出奉献。

二、组织剿匪反霸、修筑海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苏北地区历史上匪患严重，匪霸勾结，残害百姓。有的匪部配合顽军制造摩擦，与封建帮会小刀会勾结组织暴动，袭击和杀害我地方干部。新四军三师坚决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平定了匪患，老百姓都额手称快。通过抗敌和剿匪反霸斗争，新四军三师扩大了主力部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18个县的县政权及区乡政府，并普遍组建了地方民兵武装和民众救亡团体。

《阜宁县志》记载，抗战前近百年间，阜东滨海地区遭受台风海啸侵袭达数十次，1939年8月29日的一次大海啸，单是阜宁一县就淹死13000多人。1940年黄克诚部队来到苏北，根据广大民众的呼吁，黄克诚与县长宋乃德商定，决心修筑海堤，采取部队支援、发行公债、以工代账等办法，在1941年5到7月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修成了全长90华里的大堤。7月31日大堤竣工的第二天晚上，一场比1939年更大的海啸呼腾而来，但新堤屹立不动。沿岸百姓欢呼雀跃，他们衷心感谢共产党、新四军和民主政府，并以县长的名字命名，树立“宋公堤碑”作为纪念。

对于这种为人民谋福利的好事，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先是通过造谣，企图阻挠修堤，后来又勾结土匪袭击，杀害了修堤副总指挥陈振东和施工员陈景石。县长兼总指挥宋乃德也险些被害。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1938年6月国民党当局制造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他们不顾广大人民的死活，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结果日军仍迂回前行，占领了武汉。而泛滥的黄河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境，流离失所的灾民达1250万人，淹死89万人。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到解放后才逐渐得到恢复。

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改善人民生活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敌后根据地普遍实行的重大政策，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战热情；同时保证了交租交息，有利于团结地主富农各阶层参加抗日。实行减租减息后，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农村抗日政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巩固。

这些进步措施在封建势力把持的国统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相反，地方保甲长与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借口抗战需要，增加租税伕役，弄得民不潦生，阻碍了生产发展。

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敌后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受很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1942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号召敌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投入生产运动。苏北根据地结合地区特点，开展了制盐、纺织、榨油、制烟、肥皂和生猪加工等工商业活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仅苏北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1944年一年中的生产成果就达10亿元（法币），约可节约总支出的三分之一。部队的军衣和伙食开支也做到了部分自給。这样做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根据地财政拮据的状况。

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斗争，扶植民族工商业，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同日伪顽开展货币斗争，盐阜区创办了“江淮银行”。银行的任务和货币政策是独立发行“抗币”，排斥伪币，限制不断贬值的法币，并适当地发放信贷。例如1943年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为了恢复生产，单是在益林、东沟两镇就发放了70万元贷款。抗币很快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在苏中和苏北广为流通，甚至在敌占区也受到欢迎。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提倡励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苏北地区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十分注意爱惜人力物力，节约一分一厘。一张白纸两面用，一只信封用两次，自制墨水。1943年部队发放夏季服装时，棉布不足。黄克诚提议改革军衣制式，减去军帽翻沿、军衣翻领和两只口袋，不发绑腿布，疏解了困难。此外，还规定节约口粮标准，脱产人员开会一律自带粮票。一切军用器材、卫生用品和人员编制有严格限制。

为爱惜民力，1944年1月20日，苏北军区再次发出训令，规定：部队平时食粮、柴草在30里以内者一律自运。30里以外者尽量自运，但可呈请政治机关批准，凭“民夫证”请民夫运送，并按规定标准给予工粮报酬。

以上这些生产、节约和爱惜民力的措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才能做到。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大生产运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了全面复苏和进一步发展，为作战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四、建设民主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采取“三三制”政策，即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其它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做有利于广泛发扬民主，调动各个阶层的抗日积极性。

民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做到官民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的根据地的人民法院把审判庭搬到村上就地办案。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民主政府的这些好作风，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更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成了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国民党统治区所实行的则是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进步措施完全相反，是倒退的落后的和腐朽的一套。以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其掠夺财富的行为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利用统治权力，在商业投机、征粮征税、金融和物资交流以及通货膨胀中牟取暴利，大规模地搜刮人民的血汗，集中了200亿美元的财富。他们空谈“民生主义”，却根本不实行减租减息等改善民生的措施。上行下效，地方政府更以“国难当头”为借口，横征暴敛，贪污勒索，老百姓讽刺称之为“国民党万税”。他们口头上喊“民权主义”，实际上却对抗战中群众热火朝天的救亡运动怕得要死。1939年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设法破坏一切抗日的团体和组织。在他们认为“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地区”实行“联保连坐”，建立“通讯网”特务组织进行监视。有的保甲长利用征兵进行勒索，公开买卖壮丁。国民党军队害怕新兵逃跑，就用麻绳把他们成串地捆绑起来，像大闸蟹一样送往军营。这种军民对立、官兵对立的现象严重打击和摧残了人民群众的抗敌热情。我记得当年有个四川方言讽刺话剧《抓壮丁》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情况。

五、繁荣抗战文化，活跃人民精神面貌

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校歌自豪地强调做“抗战教育的模范”。各敌后根据地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兴教办学。救亡歌曲、抗战戏剧等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尤其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许多文化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深入基层，创作了一批面向工农兵和为战争服务的作品，深深受到群众欢迎。

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的文化活动却受到种种限制。为了压制民主，国民党当局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一些进步报刊常常出现被“开天窗”的情况。1944年为农历甲申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三百年，郭沫若（当时是非党进步作家）写了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揭露和批判明末统治阶级由于黑暗腐朽因而导致灭亡，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由于胜利而骄傲，导致失败。史论公开发表后，国民党当局十分心虚害怕，组织文化界反动人士进行文化围剿。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视郭文为瑰宝，认为防止骄傲自满十分重要，把它列为整风文件，并由各根据地改编为戏剧演出，以教育广大干部和军民，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幸”的是国民党当局并不能从历史中接受教训，悔过自新，因而郭沫若的这篇史论恰恰成了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的谶语。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倒行逆施，对战争是十分不利的消极因素，也为它后来的失败种下了恶果。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其反腐防骄的中心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敌后根据地的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总的策略方针，正确地组织了反摩擦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人民军队和进步势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十分害怕，不断制造摩擦，做了很多亲痛仇快的事情。1941年1月制造借口围剿皖南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揭露批判，重组军部并扩编新四军；同时要求军民照顾大局，适当保持克制，防止分裂。这样做，在国内外舆论中取得良好的反应，而顽固派陷于十分被动。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顽固派无理拘押达5年之久。他不为蒋介石的高官厚禄所动，写下了著名的《囚歌》，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苏北地区也不断发生摩擦。1943年反“扫荡”，日军先向国民党韩德勤部进攻，韩部根据协议通过我根据地顺利转移，新四军并给予军需支援。然而韩部却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当日军转向进攻盐阜区时，韩部趁机占领我淮北根据地部分地区。3月17日，新四军发起山头子战役，全歼韩部总部，生俘韩德勤。战后新四军礼送韩德勤出境，并归还部分枪械。这样做，既孤立了顽固派，又争取了中间势力。

当年，有一支反摩擦歌曲，对于争取顽军士兵很起作用。歌词中有一段这样写：当兵原为保家乡，决不能自己互杀伤。是鬼子烧了你家乡，是鬼子杀了我爹娘。自相残杀鬼子笑，热血同胞痛心肠。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抗战。谁要分裂，谁要投降，谁就是自取灭亡！

以上六点，对于两党两军在抗战中的作为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写了一首排律《砺剑之歌》，内容主要为征程回眸，着重对苏北的斗争进行全方位的讴歌，以此献给我当年所在的部队和根据地的人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新中国的雏形，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可见一斑。当年，新中国尚处于东方地平线之下，但已经是呼之欲出了。《砺剑之歌》是这样写的：

青锋血火生，抗日挺干城。北斗明方向，繁星耀夜空。

倭刀穷暴虐，劲旅历峥嵘。东渡齐燕奋，南来淮海争。[1]

刘庄喋热血，赤胆唤黎明。[2]烽火联堑壕，军民共死生。[3]

双雄吞海宇，九女殉河冲。[4]挥汗新堤立，亲民匪患平。[5]

减租纾困乏，增产慰征鸿。民主公权建，雏形国祚兴。

甘棠群众誉，砥柱泰山同。防腐整风力，反骄瞻远功。

修文扬笑脸，习武载歌声。狼虎夹击恶，艰辛封锁重。

不愁供应少，善取寇营中。巧制枪和弹，勇诛貔与熊。[6]

斩荆唯自力，终胜庆同盟。七秩桑田换，云鸽疆宇腾。

和平诚可贵，历史永箴铭。怒对含沙蜮，风雷鸣鞘中。

当时有一些民主人士到延安和敌后边区参观，看到敌后军民亲密无间，民众全身心支持抗战，民主政府清正廉明，真正为人民办事，以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到处呈现团结乐观向上的气象，与国统区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他们认为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爱国华侨巨子陈嘉庚回去后就大力组织捐款援助敌后。当年美军驻华机构也曾派代表先后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历时几个月或半年以上。考察以后他们中很多人也认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延安和共产党身上。这些人中有的持有明确的反共立场。当时的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史迪威曾经有过援助延安的主张。

全面地考察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之后，明眼人就不难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就能正确地评价两者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数、国民党军队的人数，都约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的3倍半，而且它拥有全国性的政权，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军队的武器装备优良。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派，却在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之后，仅仅3年多时间，就被人民所打倒。其很快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其反动的本质和战争的非正义之外，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中所积累起来的腐朽堕落、背离人民大众等种种消极因素极大地削弱了它所拥有的能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此之谓欤！                        

                    周东葵

[1] 全面抗战爆发，黄克诚部即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1940年南下支援华中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2] 在苏北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绩。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19团4连在刘老庄阻击战中共毙伤敌约400人，全连82名勇士壮烈殉国。（2015年9月3日大阅兵有“刘老庄连”方队参阅）

[3] 在反“扫荡”中实行坚壁清野，村村挖交通沟相连，便于隐蔽转移。

[4] 1941年反“扫荡”中，鲁艺分校9女投河殉国。1943年反“扫荡”中，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由海路赴延安，在黄海遭遇战中壮烈牺牲。

[5] 修堤和剿匪，根除苏北百年海患和陈年匪患。

[6] 该部抗战8年累计歼敌、伪、匪共约10万人。该部本身由2.5万人发展到了7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