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小说、影视剧作品中，经常出现同胞兄弟加入敌对的两个集团，从而衍生出曲折复杂甚至是传奇性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族中。

我的父亲李英（原名李兆显）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参加了八路军，抗战胜利后又转入中原军区。我的三叔李兆清于1940年考入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从此，兄弟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父亲所在部队，原为中原军区部队，1946年中原突围后，于1947年2月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进行休整，休整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文建武），8月初在李先念率领下南渡黄河，重返中原投入解放战争。渡河后的第一个攻城战斗是攻打开封以南的通许县城。巧合的是，三叔所在的国民党河南省保安二团为守城部队。城外，父亲准备率部猛攻；城内，三叔奉命严守。9月28日夜，战斗打响。因城高壕深，我军又无炮火支援，激战一夜未克，次日拂晓又发起猛烈总攻，指战员们以攻必克、战必胜的英勇气概，勇猛攻坚，首先炸开东门，继而又从北门、西门攻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至上午10时，战斗胜利结束。这是我军渡河后取得的首战大捷，全纵队士气受到极大鼓舞。是役，全歼国民党守军2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9月29日恰逢农历八月十五日，部队在胜利的欢乐声中喜度中秋佳节。

在这场战斗中，父亲所在的营为攻打北门的主力，由于营长离队疗伤，部队由时任副营长的父亲指挥。当夜，他悄悄接近城门观察地形，选择进攻路线，寻找突破口。战斗打响后，他严密组织火力，指挥部队攻城。由于进攻不太顺利，他来到了战斗最前沿，不幸负伤，但仍带伤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通许城解放，我三叔被俘。战前，兄弟二人已整整10年未通音信，不知对方情况，更不会想到在战场相遇。战后，我军在对被俘敌军军官登记时，敌工科的同志发现我三叔的籍贯与我父亲相同，是同一个村子的人，而且名字只差一个字，依据中国人的姓氏传统，推测他俩应是一个家族的，于是问他认不认识李兆显，三叔说：“认识，那是我二哥。”后带他去见我父亲，兄弟二人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见面，十分尴尬。但毕竟是同胞兄弟，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让三叔认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失去民心，大势已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必胜，要他好好改造自己，再也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根据我军政策，三叔经教育后发给路费，予以释放。但他毕竟是黄埔弟子，推崇蒋介石提出的“三个一”方针，即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仍要效忠于蒋介石，所以释放后他并未返乡，而是再次回到国民党军队中。

1948年8月，在开封战役时，三叔又被我华东野战军部队俘虏。经教育释放后，他还是没有返乡，又一次回到了国民党军队，直到1949年底，其所在部队在蒋军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领下，于成都附近的三台县起义。之后三叔返乡，任小学教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同时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回乡接受劳动改造，直至1979年才予以平反，摘掉右派帽子，撤销历史反革命的判决，并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

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祖父被定为地主分子，家中房屋、土地、牲畜、财产都分给了贫苦人家。由于我们家比较复杂和特殊的背景，在村子里形成了很特别的一幕。一方面，我的父亲在人民军队中，因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荣立战功而成为家族荣誉的象征，“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牌匾挂在大门口。另一方面，我的祖父作为地主分子受到严格管制，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三叔因曾是黄埔学生、国民党军官而成为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父子三人由此形成很大的反差。这也成为村里人多年来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有趣又心酸的话题。或许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形成的一种特殊情景吧，这种现象虽不多见，但也绝非仅有。

李法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