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林，你离开我已经三年了，在这难捱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你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心中。多少次我在梦中遇到你，惊喜之中刚要说话，你又突然不见了，醒来后才知这不过又是一场梦幻，现实是你永远离开了我和孩子们，留下的却是我对60年相濡以沫共同战斗生活的无尽思念。
1942年秋天，我从盐城五区奉调一区报到。那时的我，
虽然已参加革命二年，经历了一些锻炼，但在生活上还是一
个无忧无虑、不谙世事的18岁姑娘。我报到的时候你没在区上，虽没见面，听老乡讲区长是一位白面书生。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下面乡里蹲点，负责两个乡的民运工作，任指导员，住在农会会长家。一天，阳光照在院子里暖融融的，我在场院里洗衣服，区里的小通讯员来了，他笑着递给我一封信和一瓶眼药水，说这是秦队长给你的，转身就走了。我十分诧异，心想秦队长是谁呀，他怎么知道我呀？打开信一看，上面只有短短的几个字：“金华彬同志：看到你的眼睛红红的，可能害了眼病，请通讯员送去奧古林眼药水一瓶，希望你早日康愈。”事后我向人打听，才知秦队长就是那个白面书生区长，他是区长兼民运队队长。在那个兵荒马乱药品奇缺的年代，一瓶眼药水也是十分珍贵的，而您身为领导，公务繁忙中还能如此细心关心下属，更是让人感动。虽然当时我对你还无印象，但已从心里产生了好感。从此我就特别留意你，后来发现你果然是一表人才，尤其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也许从那时起爱神就已经悄悄在心中埋下了种子。此后，我们虽然有过几次见面，但都是工作接触，直到你调到二区以后的一个晚上，你主动来找我。那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在一条大坝上，淡淡的月光下，我们谈了很多，各自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就算是正式挑明了朋友关系。不曾想到，我们自以为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秘密，还是被其他同志发现了，“秦加林与金华彬在大坝上约会，犹如牛郎和织女在天河相会”很快就传开了，“秦加林用一瓶眼药水就把金华彬‘钓’到手了”的话题也从此传为美谈。
1944年4月，我们一同调到苏北根据地参加党校整风运动。这期间我们接触较多，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了解，进一步增进了感情。整风结束后，你调到《盐阜大众》工作，我调到区党委巡视团工作，虽然不常见面，但彼此都已在对方心中深深扎下了根，相互间经常关心惦念着。1945年秋，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相交了三年的我们，终于在淮安新华书店的楼上结了婚，从那天起，开始了我们相相依相伴57年的岁月历程。
硝烟中诞生的第一个孩子
淮安城解放后，我在章蕴同志领导下的土改工作组工作。为反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犯，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每天发动群众和扩大兵源，那时我已经怀孕八九个月，工作虽然十分忙碌，但还能够坚持。那天我刚主持完把20个民兵送到部队的欢送会，就接到上级紧急转移的命令，得知国民党的军队离我们只有9公里地了。在跟随报社一同转移了几天后，上级又命令已到临产期的我和医院的伤员一起往山东北撤。在这敌兵压境而又要分娩的危急关头，我与你挥泪告别，真有股生离死别的感觉，觉得特别的茫然。北撤途中，天寒地冻，我的肚子阵痛得死去活来，老百姓用担架抬着我，最后终于在东海边合德镇一家布店的柴房里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林。三天后我们又被迫继续转移，当农民用独轮车推着我们艰难地行进时，敌人的追兵就在后面，子弹在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这些淳朴的农民推着我们拼命地向前飞跑，才躲过这一劫。后来报社转移到安全地带，你不放心我，又让陈登科同志来接我们母女。一路上千辛万苦，躲过了敌人层层封锁线，总算安全地劫后重逢。当你抱着已经两个多月的女儿拼命地亲个不够的时候，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战乱别离数月后的再次团圆，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其兴奋和喜悦真是不可言状。女儿小林是我们爱情的第一个结晶，她生就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皮肤白白的，像个从天而降的小天使，附近周围的老乡们都像看动物似的排着队来看她。报社里多是年轻同志，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小林的降临给他们单调的工作和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他们经常在忙碌的工作间隙中轮番地抱她、逗她，使她成为名副其实的“报社之花”。报社工作开夜车是家常便饭，我常要起身为你做夜宵，每当女儿醒来哭声不止，你总是抱着她不停地走来走去哄她入睡，当你把睡着了的女儿轻轻放人摇篮，端详着她熟睡的模样时，你的脸上漾出了慈爱的笑容，也使你紧绷的神经得以片刻的放松。对大女儿这份独特的感情，也许是你日后一直对她有所偏爱的原因吧。
华东工作的五年岁月
全国解放后，我们从根据地进入城市工作。先在无锡，你担任《苏南日报》社长兼总编，后又调到上海华东新闻出版局任新闻处长，再后又调到全总华东办事处任秘书长兼《劳动报》社长。而我在卫生部门干部轮训班、工人速成中学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期间，你与分离多年的父母姐弟团聚，我也找到了多年未有音讯的父亲姐妹。生活提高了，条件改善了，我们的几个孩子一个一个来到世上，虽然工作仍是紧张繁忙，但心情却大不一样，生活是甜蜜美满的。记得你在《苏南日报》时，一天半夜两点钟，你突然从床上爬起，把我惊醒，你还有一篇文章的标题要改，随即就打电话布置，我埋怨你，深更半夜的，何必一惊一乍把人吵醒，明天再说嘛，你却很严肃地对我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时效性很强，多一字少一字就会成为反意，就要犯政治错误，容不得一点错误。在你多年的办报生涯中，你从来都是这样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脑子一刻不闲着，已形成习惯，这也为你以后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外交工作三十年
1954年底，各大区行政单位撤销，我们一同调到北京外交部工作。外交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从未涉及过的全新领域，要求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个人素质。在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你心中时刻谨记周恩来总理“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要有强烈的祖国意识、政治意识、奉献意 识、责任意识和保卫意识，要忠于祖国站稳立场”的教导，始终坚持用思想政治统帅业务工作，用铁的外事纪来约束自己处于国际前哨。驻外期间，由于使馆人员来自不同单位（外交部、商务部、总参、新华社等），工作各有侧重，任务不尽相同。你反复强调，无论哪个部门派驻使馆的干部，都是为祖国工作，不分孰轻孰重，同等重要，因此，各单位都必须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全馆上下一盘棋。为此，你首先为人表率、以身作则。国外在商洽、对话等活动中很讲究对等，通常参赞、武官没有单独会见国家元首和军队司令的资格。涉及经济、军事、文化、商务等高层会见，大使出面协调，工作的力度大，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应。每当有关部门有这方面的需要，你都欣然应允并认真与相关负责人协商交流，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包括每一个细节。这无形中给你的工作增添了很多压力，但你从来认为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从未借故推辞过。因此在你任大使的三个国家中，使馆内部各单位的人员，团结和协作始终做得比较好。你清楚身为大使，不仅要有机智、果断、随机应变的能力，还须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因此，你以自身性格所特有的爽朗、真诚的人格魅力，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赢得了驻在国元首和官员们的赞许，许多人因此与你成为相交甚深的朋友，并积极协助你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加深了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为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我在使馆的职务是党委秘书兼办公室主任，你常对我说：“使馆工作再忙，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能丢，这个主弦丢了，就要出大问题。”并向我个别交待，“同志们远离祖国，要多关心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加强思想教育，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情绪稳定、安心工作。”
每当遇到外交部、文化部、武官处等单位的同志同时有困难时，你总是先解决外单位同志的困难，外交部同志的困难可放一放，并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努力平衡各部门问的关系。在每年一度回国休假期间，你除了述职汇报工作外，都把时间用在看望同志家属、找有关部门解决使馆同志爱人工作调动、家中盖房、子女就学等问题上，有的同志家在外地，你也不辞辛苦专程跑一趟，而在家休息的时间则所剩无几。
你强调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严于律己。在使馆工作期间，遇到两次级别调整，你要我在会上表态：“请大家不要考虑我。”你说只有这样才能做通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对此我表示理解，主动放弃了调级，为此几十年来我的行政级别始终是十四级，从未调整过。多年驻外，我们在待遇上一直是高薪低配，你体谅国家的困难，从无怨言。在你“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工作作风感染下，我也是哪儿需要人手就出现在哪儿，常下厨房帮厨，或帮助公勤人员完成任务。
落实“勤俭外交”
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勤俭办外交”的指示，你坚持精简机构。你跟同志们讲：“我不喜欢人浮于事，我们使馆不要超过三十个人，白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加个班，工作紧凑点反而好。”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多年来使馆不请清洁工。每逢周六，我们把使馆的窗帘拉上，遮住外人的视线，自己动手大扫除。国外蔬菜少，价格贵，在驻丹麦使馆期间，我们自己在院子里种菜，以减少开支。你从不搞特殊化，不开小灶，和同志们一起吃大锅饭，我们俩只吃一份菜，从不浪费。有时候，国内几个代表团、组来使馆求助，他们说住在外面每晚要花几百克朗，而且觉得西餐不合口味，简直是吃洋饭、受洋罪。看到我们使馆地下室有空可以栖身，想请我们帮助解决食宿问题。考虑到们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理应为国家节约每一笔外汇。你立即动员大家把地下室里没用的东西处理掉，搬到地下室住，让出舒适的房间给代表团成员留宿。并吩咐厨房准备可口的家乡饭，使他们有身在异国如同家居的感觉，令他们非常满意。十六年的使馆工作，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还为我国在叙利亚买下非常便宜的新馆址。
工作严谨认真，克己奉公
说你是“工作狂”一点不夸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乱的时期，你曾两度出任新闻司长，这在老大使中委以此重任的不多。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非比寻常。作为代表国家的发言人，不能出半点纰漏，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上报给主席、总理看的新闻材料，丝毫的疏忽大意都将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此，你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上班路程远，怕迟到，你每天匆匆吃口早饭就赶去上班，中途还要在东大桥换一次车才到外交部，随即开始紧张的工作。中午，别人11点半去食堂用餐，你总是到12点才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买饭，而此时食堂早已没有菜了，只能卖给你两个馒头。难为你这个南方人勉强咽下一个馒头，又去工作了。晚上要到八九点钟你才拖着饥饿、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我问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晚回来，你说：“新闻司的同志每天写的新闻材料或其它文件，都要经我亲自修改后再上交主席、总理参阅，文章必须准确、精炼，不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再说下班高峰时间，我老头挤车也挤不过年轻人。”我看着锅里冷了热、热了冷的饭菜，想起你在工作如此繁重，饮食既无营养又不规律的情况下，却要你和年轻人一样每天去挤公交车，不禁一阵心酸。时间一长，你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工作、生活上的艰辛也还罢了，精神上的压力更让你难于承受。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时局动荡多变，你顶着来自造反派的冲击主持新闻司的工作。每天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还必须把每天的《人民日报》及两本内部大参考（上、下午各一本）看完，你夜里12点前从未睡过觉。我为你的健康担忧，常劝你早点睡，你总是那句话：“你先睡吧，当天的材料必须看完，如果明天有人拜会我，问道：‘司长阁下，你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司长，能让人家一问三不知吗？”我缄口无语，你虽然外表瘦弱，骨子里却是个有“拼命三郎”精神的人。为了工作，你不惜付出心血和健康。
正直坦荡，坚持党性原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掌权。扣帽子、打棍子，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人人自危，外交部长陈毅尚不能躲过这场劫难，你这个新闻司长更是在所难免。造反派不肯放过你，他们要打倒时任部长助理的龚澎，需要罗列罪名，让你站出来揭发她的所谓“反党”问题。你回家把情况告诉了我，并让我做最坏的打算，我们抱定主意，即使挨整，也决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表态：“我们大不了到乡下当农民，咱们国家有八亿农民，我们自己也是从农村走过来的，在农村根据地待了八年，一直到全国解放才进大城市。当年如果没有老百姓支持和掩护我们，哪有我们的今天？”不久，你又一次挨整，罪名是保陈老总（91人签名保陈毅元帅的大字报，你是起草人之一）。但你宁折不弯，坚持真理，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我们彼此鼓励，共同商量对策，始终站稳立场，不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同志的事。
你一辈子人品正派，反对攀龙附凤，与领导之间始终保持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工作中认真执行请示汇报制度，工作以外从不拉关系、走后门。在国内期间，逢年过节有些同志劝你也去给领导拜年。你说：“团拜过了，干吗还要单独去拜？人家也要休息嘛。”你认为工作中要与领导密切配合，私人之间没有当人家附庸的必要。你觉得时间很宝贵，有时间还学习、读书呢。读书是你一生的嗜好，书店以及后来的书市是你最爱光顾的地方。每发现一本好书便爱不释手，不仅给自己买，还给上海、杭州的老同志、亲戚们代买，经常两手提着很沉的书回来。
爱才、识才
二任新闻司长时，你的健康每况愈下，长期睡眠不足、营养不良使你瘦弱不堪，头晕、胃痛时常困扰着你。一天夜里有人打电话来，通知要求新闻司在国庆节后做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报告。当时你因脑供血不足在家休息，接到指示后连夜打电话布置任务，谈完工作夜已过半。第二天一早你赶往部里上班。十点多钟，我突然接到新闻司的电话，说你晕倒在办公室，已送往医院。我急忙赶过去，一位老医生检查了你的病情后说：“你不要上班了，应该去疗养。”
经过组织批准，你动身去广东从化疗养，至此，你一直高度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放松。你重新拾起那些久违了的兴趣爱好，这期间你结识了一些画家。那时不少知名画家被扣上“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帽子，处境很糟，无人敢与之交往。你对这种亵渎艺术的做法不屑一顾，你从那些精美的画作中看到的是画家对祖国大自然、对人民的热爱：名山大川、人物肖像、花鸟虫鱼、还有充满灵气的动物……从画家笔端流淌出的艺术灵感，令你陶醉。在那耶段灰色的历史时期，这些倾注画家心血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的是美感和希望。你主动与他们交往，有些人还成为相交甚深的朋友。画家韩美林就曾与你有知遇之恩。记得当时他刚出狱，从安徽来到北京，看到他被监狱生活折磨得形销骨立，你为眼前这个极有才华屡遭不幸的年轻人感到不平，安排饭菜招待他，并给予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在那段相处的日子里，你爱才、怜才的真情可以起到抚平年轻画家心中创伤的作用，让饱经磨难的画家很感动，遂提笔作画送给你留念。以至邻居得知此事后也来讨画，韩美林亦不拒绝，欣然为其作画，豪爽大方，不愧是一个热心肠的画家。
宣传现代中国，弘扬民族文化
身为大使，你需要代表国家与外国朋友交往。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中赠送礼品是常事，礼品的费用由国家负担。有些重要谈判，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你不惜拿出非常珍爱的中国名画家所赠画作赠与对方，以艺术交友。在对方的欣喜和赞叹中，谈判得以顺利进行。你对艺术有着很高的鉴赏力，每到一个国家，你都要参观那里的美术馆，但你最钟情的还是我国自己的国画艺术。你最大的愿望就是用代表我国很高艺术境界的国画装点我们的大使馆和新华社驻外分社驻地。在那个视艺术为洪水猛兽的时代，你多次不惜自费请画家们去国际俱乐部吃饭，还将国外买的精美礼品或雪茄烟赠送给他们，而画家们作为私人赠与的画作却被你用来布置我们的驻外机构。这种富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装饰，使驻在国的官员和其他应邀参加国庆宴会的其他国家使节赞叹不已。著名画家吴冠中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一幅名为《北京雪》的画作的下落。那是一幅以画家居所附近的什刹海为背景的很美、立体感很的大制作。当他出访丹麦，看到那幅倾其心血完成的作品至今仍悬挂在使馆的墙壁上时，亲切感油然而生，同时为你无私的人品所折服。还有陈逸飞、吴青霞等画家送你的画，都能在使馆和新华社分社驻地找到它们的踪迹。你将那些以私人友情换来的画作无偿地献给国家，送了多少，不计其数。你心里装的是国家，是工作，而将钱财问题看得极淡。
热爱祖国文化
你兴趣广泛，工作之余还喜欢观赏戏剧，对我国传统的地方剧种也颇有研究。如：京剧、
越剧、豫剧、锡剧等都很喜爱，并发表过评论，每每谈起，兴致很浓。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外交部负责党办工作时，干部司的同志们看到你兴趣爱好广泛，给你起了个外号叫“大兴子”（兴趣的兴）。除此以外，你对工艺品也情有独钟。你用烧制精美的瓶、罐、杯、盘，雕刻逼真的木雕、竹器，栩栩如生的琉璃小摆件装饰居所，花钱不多，却显格调高雅，很有品位。这种爱中华文化的情结一直延续到晚年。你离休后家中仍有五份报纸，除自订之外还有几家曾担任过社长、总编的报社送报给你。读报、评报、评戏，你一如既往地为繁荣我国的文化艺术尽一分力，乐此不疲，直至病榻中仍未罢手。
离休后发挥余热
为了响应党的“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号召”，你主动写报告要求离休，你考虑的是大使需要年轻化，只有自己让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才得以提拔。回国述职时，许多同志劝你不要退下来，认为你能写，有魄力，工作能力强。你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告诉他们：“我已打了报告，必须履行我的诺言。”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你在摩洛哥任期才一年零三个月（四年任期满）即告退休，你是外交部第一个主动要求退下来的大使，为此得到了大会的表扬。
退下后不久，国内四季青公社等好几个单位聘请你当顾问，希望你能发挥余热，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你介绍他们去外贸部找有关同志联系，力求使农民兄弟和其他单位的事情得到妥善解决。老家宁波也派人前来请你当顾问，你很愿意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欣然接受顾问一职，此后便每年去宁波开会、考察。第一年你抓文物保护工作，在考察中发现了一座年久失修的唐塔，及时知了有关部门加以修缮和管理，使古塔得以妥善保存下来。第二年抓旅游开发，你跟随考察组考察了宁波地区的旅游资源，并写材料供宁波市政府参考。在宁波当顾问期间，你与当年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们见面时，多次探讨并盼望早日在宁波这个人杰地灵的城市建一所大学。在你们的积极建议和多方努力下，宁波大学终于建成了。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设备先进的教室、实验室和美丽的校园，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你倍感欣慰。
你关心社会福利问题，看到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你也给有关部门捐赠了字画，获得了有关单位颁发的奖状。多年前，我曾劝你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留做纪念，用以教育子女、孙辈们。你断然拒绝：“有什么好写的？我这一辈子为党、为理想、为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作为党员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有什么好自我吹嘘的呢？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理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做点工作没必要著书立传。”
欣然面对死亡
你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转世来生。你过世后，我发现了你留下的一份遗嘱，其中注明遗体供医院解剖，为医学做贡献。骨灰不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撒在你出生、战斗、工作过的地方，滋养你曾深深眷恋着的大地母亲。你生前那么关心、善待老战友、老同志们，因此遗嘱中特别强调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惊动任何人”。你担心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且都患病在身，为丧事奔波会影响健康。寥寥数语道出了你对老友们的一片真情。
你走了，走的是那样的安详，尽管病痛将你折磨得瘦骨嶙峋，从表情上却看不出一丝痛苦，像在熟睡中。是怕我伤心吗？我深切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你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当你感觉到医生们已无回天之力，你已来日无多，怕我难过，你从不在我面前流露丝毫伤感情绪。而你却背着我多次叮嘱儿女们“要照顾好妈妈”。没有一句诀别的话，你平静地离我而去，相依相伴了半个世纪的我们，如今被死神无情地分开了。最初的一年，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常常半夜披衣起床，拧亮台灯读你的日记，动情之处，不禁潸然泪下。都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回忆起我们六十年共同携手走过的人生历程，相互扶助、关心、帮助，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历历在目，始终让我无法释怀。子女和亲友们劝我注意身体，我深知你若在天有灵，也不愿看到我这样消沉地生活。为了把你不平凡的一生记录下来，把凝聚着你六十多年智慧和心血的文章、诗歌结集成册，给子女、亲友们留做纪念，我说服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我愿以这本充满着子女和亲友们的爱，以及我们相濡以沫六十年情爱的书，告慰你的在天之灵。如有来世，我仍将与你相伴一生。
安息吧，加林。
金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