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包围中原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由于局势紧张，组织上把我从民大（民主建国大学）调到救济分署，准备让我借救济分署职员之名隐藏下来。可是，时局转变太快了。国民党的包围“清剿”迫在眉睫。争取合法的时机已错过，于是上级叫我化装突围。行时龚依群同志对我说：“我离开延安南下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一个革命者要像柳树和松树一样，柳树到处生殖繁盛，松树挺秀直梗。我们随到什么地方，要随即在群众中生长，像柳树一样随处都可以生根繁殖，进一步地我们要领导群众像松树般地挺秀。我希望你也能够如此，就以此作为我的临别赠言。”这句话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5月8日早晨我起程出发了，翌晨天气不好，阴雨密布，狂风怒号，行至距阳平口约十余里之山脚下碰着宋凯。他背着一杆秤在山坡下坐着。自民大一别后，他现在依旧在搞救济工作。他看见我甚为惊异。因为我全身都是穿的新服装。“张同志你到哪里去？”“再会了宋凯同志。我准备到苏北去。”“好吧，我们到别个解放区再见吧。”根据中原局既定方针，他们虽不化装转移，但也是要武装转移的。我们两人紧紧地握了手，分别了。

从汪洋店到阳平口，路虽只有30里，但是很难走，翻山越岭，颇费气力。幸好我在山丛中锻炼出了两条腿行走的能力，还不大吃力。所为难的是，在这30里路中最少也有28条河，平均差不多每里一道河。河水虽窄且浅，但是你非脱鞋卷裤不可，因为溪中原来的桥都是一块一块的石头，约一尺远一个。现在因大雨之后山洪陡下，石头桥都淹没了。当地人都是赤脚走惯了的，故不觉其烦与难。我以前亦然不过，这次就不同了。为了“混过昭关”，我穿了一身新哔叽呢的中山服，新的袜子和新的回力鞋，扮成了一个阔人的模样。这就麻烦了，过一道河，要脱一次鞋，卷一次裤，一次又一次，非常可厌。以后决定索性就打赤脚，可是经水冲过了的山地，都是铺满了细而尖且利的石子。刚脱了鞋子的脚在这路上走着非常疼痛，脚一放下就要很迅速地拿起来，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猴儿蹦的形态。最后一次过河，水中的石桥非常滑，以前我都是小心翼翼的，这次是最后一道了，心中抱着一种不在乎的心情。结果脚一滑，扑通一声失足落水了，爬起来全身都打湿了，新衣服新鞋子新电筒牙刷牙膏都打湿了，几万块钱的路费也打湿了。怎么办呢？我只有一套衣服又没得换，只得将包袱打开，把些零东西盘出来吹，又赶上没有日头晒，天气非常冷。衣服脱下来晒吧，冷；不脱吧，更冷。而且不晒干的话会使人们惊异，碰着敌人更难得过关。无法，我只得采取了脱晒的办法，身上穿着一件湿衬衫与一件湿半头裤，坐在沙滩边守着衣服干。狂风一阵一阵地刮来，冷气一阵一阵地逼着，身体不觉战战兢兢。

衣服半干了，因为今天一定要赶到铁路上走过交界线，所以只得将半湿半干衣服穿起赶路。走出了阳平口，走出了山路，快到邓店了。邓店是我们中原军区路东地区的西边门户，过了邓店便是国民党统治区了。离邓店约里许的地方遇着我们前面探听情况的武装同志。他们告诉了我些前面的情况，指引了我所走的道路与所不应走的地方。

走到邓店街上我见一个穿便衣的30余岁的人，问他走武汉的道路，他告诉我笔直向西南走。到王家店旁边也是一个穿便衣的人把我一拍，让我跟着他。他背着枪，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走到一个屋角里，他小声对我说：“你莫听他的话，他是国民党乡公所的坏人，他指引你往他的陷阱中走，你若照着他的话走，那么你一定要被他捉着，因为他晓得你是从解放区出去的。那条路上的坏蛋最多。”“你应当笔直向西走，直到铁路再向南走，因为这条路是我们部队过路时必经之路，坏蛋们不敢去的。而且你到铁路上再往南走，即或碰到他们，也可以有借口了，最少你可以说你不是从解放区出去的。”这条路在行军的时候我曾经走过，而且与先前会着的武装同志所说的相符。我急急踏上铁路的边缘，迅速向南走了。

到了王家店。王家店是个小车站可以搭车。我镇定心境，抑制面色，向一个警察打听车况。警察便同我说起家常来，问“府上”哪里，我说汉口。他又问汉口哪条街，这一来就难住我了，我从来没有到过汉口，怎么能说出哪条街呢？幸而我曾经听人说过中山路，随即说了“我住在中山路。”“哦，中山路现在改名中山大道了，你住在中山大道的哪一节？这又为难我了。中山路改了名，我根本就不知道，又怎能说出哪一节呢？幸而萧诗斌曾经告诉我，吟秋住在交通路，我也听说过交通路是在中山路旁，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态答复他：“交通路口。”幸好言中了。“哦，交通路口，我回汉口时一定到府上去拜望。”“好说。如果能在武汉见面的话，我一定请你到波茨坦去吃西餐。”波茨坦这个餐室的招牌也是萧诗斌同志说给我听的。他还想同我聊，“我想解个手，对不起。”就这样我把问话结束了。

为了等车，我到一个民房里去歇下。老板是一个40余岁的朴实汉子，家里人多，都是些老弱病残，全靠他们两口儿过活，生活大概也很困难。他对我讲：“像我们这样人家怎么能生活？收入少支出多，而且税捐特多。以前出些苛捐杂税说是为了要抗战，现在鬼子投降了，为什么还出这么多苛捐杂税呢？为什么还要养这些兵呢？这些兵不做事，专门找我们要钱吃饭。”“你想搭车可不容易，因为每天车上都载满了兵。现在和平了，为什么还要运兵呢？”

远远地一声叫，火车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搭火车。

同车的有很多人，说不定也有我们的同志，因为化装走这一路的人很多。车上有年轻的少爷和小姐，有年老的农人和商人，有中年的穿黄色军装战士，也有穿青色制服的青年学生。他们各有各的话题，一片清谈声形成了车上的热闹，寂寞的就只有我一个。

火车到了一个站就要停一下。车一停，一些卖熟食的小贩便蜂拥而至，一片叫卖声：“卤咸鱼，大鸭蛋”，“香烟，水果，热包面”，便嘈杂起来。“招打！”“走开！”一片警察恶狠的打骂声也随之而至。警察老爷发脾气，打得些小贩爬的爬，滚的滚，哭声震地。

约八小时到了武汉。这是5月10日。

在大智门车站下车，我装扮得非常阔绰，喊了一乘黄包车，一直拉到吟秋的住所。吟秋不在家，出门做生意了，我勉强住下来。

晚上衲桥来了，分别了几个月，他好像还是依旧那样。而我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同衲桥去访仲骧，门上贴了一张白纸条，写着“联益商号驻汉办事处”。这是仲骧的父亲与人合伙开的商号。

仲骧与我离别后在马口读了一学期。鬼子投降，他的环境变好了，就到汉口读书。

衲桥家里非常困难，吟秋的老婆也表现得非常穷困和不情愿意，仲骧也是受了家庭的严格管束。所以吟秋处是不可能住下了，衲桥又没有单独的住处，仲骧家也不可能住。怎办呢？住旅馆吧，手中钱不多，住不了两天。找社会关系吧，汉口的熟人也不过只这几个。

最后还是决定到仲骧那里去住，在外面吃饭。

汉口的生活实在太昂贵，我手中的钱总共吃不得几天。我本来带了七八万块钱。自宣化店到汉口路费用了一万几。在汉口时到书店去逛了几趟，买书花了几万，到仲骧那里去住的时候已经不够两万了。心中开始慌起来了，连其他的杂用，一天总需要一千四五百元。

仲骧每天清晨5点钟上学，12点回家吃饭到我这里来一趟。休息片时再上学，下午5时再回。除了他每天来两三次以外的时间，我总是一个人睡在他那清寂的楼上，看着自己买的些书，另外每天晚上同仲骧一路去逛江边，看一看暮色的江景。

楼上是非常清寂的，又是非常嘈杂的。清寂的是，楼上除了我外没有一个第二人。嘈杂的是，隔壁的“小老板”的京戏声，对门少女的歌声以及楼下留声机的唱声，再就是街上乞丐——没有饭吃的人们的叫苦声。

在楼上住了5天，看完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与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再就是鲁迅的《呐喊》《彷徨》。一天，好像是5月15日，在吟秋住所遇见了唐明，才知道李健来了。

李健还是和在襄南见着他一样，总是口似悬河，他谈了国际的形势，又分析国内的形势，最后的结论是，现在不是让步的时候，而是斗争的时候。

最后李健建议我临时在汉口工作一个时期。赚到路费再走。他把我介绍给张翼。这样生活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心中总有点不舒服。因为在白区工作，我的一切都是不相符的，尤其是那种生活过不惯。

从5月10日到汉口到6月25日离开，45天的生活我过得不愉快。

6月25的早上，我坐上招商局江汉轮了。票价是八万（四等）。本来正价是一万六千的，可是我的票乃是买的黑市，等于原价的5倍。

船驶得飞快。黄冈、鄂城的城垣，田家镇、武穴的市容，一个一个呈于我们的眼前。下午船泊九江了。不一时开船，彭泽、马当、小孤山呈现于我们眼帘了，连夜行至安庆。翌日渡驶，第三天的早上，船已泊在南京的下关了。

在下关一个旅社住下，这一天大概是6月28日。饭后我散步于下关车站。这个车站就是马叙伦等——上海人民请愿代表团被所谓“苏北难民”所殴打的地方。

想看报，可是满街都是《中央日报》，想看一份比较消息正确一点的报纸是不可能的。在汉口还可以看一看上海的《文汇报》，还有这一份进步的报纸以为精神上的安慰。一离开汉口后就没有了。沿九江、安庆、芜湖都只有些什么《新闻报》《南昌日报》《新民报》等等，一直到南京就没有看见《文汇报》。为什么越走近上海而越看不着上海的报纸呢？此中究竟不难了解。这就说明南京比武汉统治得更严的缘故。

晚上叫了一个黄包车到夫子庙去看戏。进城的时候，卫兵向我瞟了一下，可是他不敢检查我，因为我的服装相当阔绰，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没想到这是一个“匪”。

绸衣“难民”相当多的。据说这都是“苏北难民”，由于新四军到了，他们在家里不安跑出来。这些人都是在汪精卫政府中做过官的，都是帮助冈村宁次搞过事的，他们有很多钱和土地。现在“不合法”的政府和无法无天的穷光蛋要找他们算账了，于是一群一群地都来找汪精卫的老友和蒋介石，要求蒋先生念一念汪先生的情分，施一点阶级友爱，保护他们。蒋先生不仅答应保护他们，而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名称是武装还乡队，帮助他们赶走共产党政府把土地夺回来。听说这些“难民”这两天正准备有组织地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打倒共产党，还准备在示威当中打几家“做共产党尾巴”的报馆和书店。

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谓“共产党的尾巴”是相当多的。马叙伦、阎宝航等被命名是共产党的尾巴，罗隆基们也曾经被命名为共产党的尾巴。一切进步的报纸、书店、文化人、青年学生以及一切的民主人士和一切主张停止内战与不愿打内战、主张民主和不满独裁、主张独立和不愿意卖国的人们都是共产党的尾巴。凡属是“共产党的尾巴”的都在“应该打”之列。于是打风便在国民党的统治区沸腾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坐上了一艘到扬州的小火轮，下午2时到达了扬州。

扬州是国民党江北统治区的终点，是“剿匪”军事部署的最前线。扬州过去30里便是苏皖解放区的门户——邵伯了。扬州与邵伯之间还有一段两不管的地方。

进城门要经过三道检查。第一道是检查行旅的，第二道是检查“派司”的，第三道是检查行李的。所谓“派司”，就是日本人说的的良民证。我没有“派司”，手里只拿着一张汉口的路单，但是由于我的服装阔绰，不像一个“匪”的样子，于是也就勉强进了城。

在城内不得不住几天，因为这是交界处，去来非常困难。要慢慢等船。我一清早起来把饭一吃就往戏院里跑。只有在戏院里坐着可以避免一定危险。晚上把饭吃了又往戏院里跑，夜里便跑回睡觉。在扬州住了一个星期，天天都是如此。

终于上船了，运河正值涨潮，船走得非常慢。到离塆头几里地的瓦牙铺的时候遇上检查。一个什么排长很“客气”地检查我们。“你们哪里来的？”“扬州。”“到哪里去？”“高邮。”“到高邮干什么？”“买点盐。”送我们走的应甫递烟给他吃。那家伙又问：“高邮不是有新四军吗？”“有的。” “你们为什么要去？”“上面说了要我们去买盐。”“新四军许你们做生意吗？”“他不干涉我们做生意。”“哦。”他停了一下，又望我们看一看。他实在是有点怀疑。因为我们同行是三个年青人，服装都差不多。“你们为什么还带着箱子呢？”他显然是怀疑我们了。“因为我们怕把几件衣服搞脏了，所以带着小皮箱。”“你们为什么还带着帐子呢？”“高邮的蚊子太多，所以随时把帐子带着。”“嗯，现在环境很紧张，两边的船只都不许可走。你们如果要走的话，我这里是可以放你们走的。可是他们那边一定要扣留你们，因为你们太年青。”他显然是不许我们走了。既是这样，那我们就转去吧。我们何必往虎口里钻。于是我们又乘船返回塆头。喝了点茶，又转扬州。

在扬州看到《大公报》上披露的中原部队突围的消息。

第二天应甫找扬州城防司令部副官处处长说了几句我们还有点存盐要去运等一大堆好话，承副官处长的盛情，他答应派人送我们了。

第三天7月7日，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七七，我们又开始出发。送了一万块钱的“香烟费”，让那位副官老爷转去了。在下午2时，我们安然无恙地进了邵伯，进了苏皖解放区。

我们的危险生活从此告一结束。

在邵伯的墙壁上我发现了这样的标语：“有账算账，有仇报仇，有冤申冤”。说明进入到放手发动群众的阶段了。妇女纠察队雄赳赳地在街上走着，哼着歌。

在邵伯住了一夜，读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

7月8日上午，我们从邵伯搭到去高邮的小火轮。随后又搭到去淮阴的小火轮。

翌晨拂晓到达淮安。军区司令部及华中分局均在淮安。

7月9日凌晨，我们到达了苏皖军区司令部，张司令告诉我们，中原的干部到此很多，他们曾经组织一个中原军区干部队，不过现在这些人大部都往山东到东北去了。

随后，我们即走过苏北、山东解放区，在胶东沿海乘船渡渤海，到达辽宁省安东市（现改称丹东）；改乘火车经朝鲜平壤，再转弯北上，过图门江，到达当时的吉林解放区首府延吉。结束了化装突围的旅程。

             张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