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坚决反对，随即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以为对抗，任命陈毅为代军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苏北一直是新四军的重心所在。事实上，新四军主力挺进盐城的时间是1940年1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仅两个月。发展苏北，是1939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的根本战略所在，并在皖南事变前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学界有关新四军发展苏北的研究，运用的资料以新四军一方为主，主题或集中在发展华中的战略策略，或以相关重要战役（如黄桥战役等）和重要人物（如刘少奇、陈毅等）为对象，缺乏利用国共两方面的资料，对双方进行从决策到实践、从政治博弈到军事交锋、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深入的考察 。本文将全面运用和细致解读相关史料，详前人所略，考察新四军如何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中逐渐确定以苏北为重点发展方向，并尽量调和与克服内部的不同主张，选取适宜力量和方式稳步推进、切实贯彻，同时探讨国民政府从重庆高层到皖苏地方力量对新四军发展苏北的应对和抵制，进而分析这一时期华中地区国共交锋的具体情形和新四军在苏北成功立足的多方面原因，突出历史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和丰富性。

 一、从“发展江北”到“发展苏北”

的战略演变

 新四军着力发展苏北地区，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方案，它由“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调整、演变而来。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考量和新四军的力量布置，“发展江北”主要是指发展安徽和江苏两省长江以北的区域，兼及河南、湖北、山东邻近以上两省的地区。“发展江北”，是从新四军的角度表述，因当时新四军的主力在长江以南的皖南和苏南地区，下一步的可能发展方向是长江以北。从中共中央层面言，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案。华中在地域上指的是长江以北、陇海线以南地区，基本等同于“江北”。因此，新四军“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实际从属于中共中央“发展华中”这一影响更大的设想。

 1939年春，新四军的发展形势是：皖南有叶挺和项英领导的军部，苏南是陈毅、粟裕的部队，皖中有张云逸、高敬亭的部队，还有彭雪枫在豫皖苏边区率领的部队。总体而言，力量较为分散，且没有大片的巩固根据地。新四军发展的重心应在哪里？是军部所在地皖南，还是其他地方？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明确指出发展江北为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堪称一份纲领性文件。这份指示实际上进一步确定了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案。要而言之，江南因为国民党势力的强大，很难发展，华北已有较大发展，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便是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江北地区，即华中地区。由皖中的江北指挥部（1939年5月正式成立）承担发展华中的主要任务，并安排八路军一部南下和新四军军部一部北上，配合发展。除张云逸外，中央要求项英或陈毅亲自前往江北指挥部主持。可见，发展华中主要依靠新四军力量，因华北八路军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不便大规模南下。

 既然发展华中的任务由江北指挥部承担，中央遂决定加强该部军政力量，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皖东直接领导。中原局成立于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1938年底，所有长江以北、陇海线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归中原局领导。可见，中原局的管辖范围即为华中地区，中原局的成立本身便是中共实施发展华中战略的具体体现。1939年9月，刘少奇和徐海东一行从延安出发，经竹沟镇前往皖东。徐海东与刘少奇随行的原因是，项英未按中央指示，自己亲往或者指示陈毅前往江北支持张云逸 ，中央不得不派徐海东前往皖东。12月初，刘少奇和徐海东率中原局领导机关及干部300多人，到达定远县藕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会合。  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此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在政治上直接领导江北指挥部，加强了江北与延安的联系。他大力贯彻发展江北的战略意图，放手扩充武装力量，第四、五支队战斗力获得快速提升。后来的历史表明，刘少奇是发展苏北最重要的促成者之一，但他和项英、陈毅之间，也多有观点分歧。

 事实上，刘少奇从延安前往藕塘的途中，即1939年10月至11月，也正是中共“发展江北”战略进一步成熟并细化方针的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重庆南方局的形势判断，另一方面也与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汇报豫东和皖北沿途情况有关。南方局主张：鉴于新四军在江南的困难环境，应秘密地以一部坚持江南，主力分批到江北发展；在江北组织军队和政权时，需注意发展方式，不要与桂系的廖磊增加摩擦，如果发生摩擦，只宜在地方交涉，就地解决，不宜在重庆交涉；江北发展的主要地区应放在津浦路以东。刘少奇经过彭雪枫所在的豫皖苏边区时，认识到应在该区域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州为中心建立巩固根据地，下一步再到津浦路东去创建苏北根据地。可见，着重于向津浦路东发展，是南方局和刘少奇的共同判断。津浦路以西主要为桂系地盘，津浦路以东是韩德勤的地盘。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是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心腹 ，属于蒋介石中央军一脉。在津浦路以东发展，避免与李宗仁、廖磊产生激烈摩擦，符合抗战爆发后中共对桂系的缓和态度。更重要的是，津浦路东有大片沦陷区，与中共向敌后发展的既有方针契合，长远看可将国民党军甩在身后，减少摩擦。11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指示中有关“广泛猛烈”、“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的表述，传递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强烈决心。与此同时，中央也提醒发展区域是在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并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体现了积极发展战略中的慎重态度。

 中共中央1939年春季的意图是以皖东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主要力量，但刘少奇1939年底到达皖东后，对形势作出较为悲观的判断：一是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减员很大，人数不足，而且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微弱；二是国民党军正调集兵力，压迫江北新四军到江南。所以，在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的发展，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相应地，依靠第四、五支队向苏北发展就有困难，刘少奇建议应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和张爱萍力量向苏北发展，并与鲁南八路军联系。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突击方向。也就是说，“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在1939年春明确后，到1939年底进一步具体为着重发展津浦路东地区，最后锁定于苏北地区；依靠力量也从皖东的江北指挥部转为豫皖边区和皖东北的彭雪枫、张爱萍部及鲁南八路军。

 不过，皖南新四军军部项英（时任东南局书记）对大力发展江北持犹疑态度。1940年1月4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报告中央，提出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到江北，再从江北抽调一部分力量到彭雪枫部帮助发展津浦路东时，虽然中央复电同意 ，但遭到了项英的拒绝。项英认为，军部附近只有三个团，周围的国民党军却有六个师，军部不便抽调和减弱。中共中央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的两次指示中，一方面肯定了刘少奇发展江北的战略，另一方面对不愿大力发展江北的项英也采取些许让步，如指出新四军的退路一为皖北、苏北，二为项英坚持的皖浙赣闽交界地区；再如，中央同意皖南不再抽调部队到皖东。这也可视为中央对皖南项英和皖东刘少奇之间意见分歧的一种折中态度，亦表明中央将皖南及向南发展作为一种备选项，未予完全排斥。刘少奇和项英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北方到南方中共抗日力量的发展程度以及面临的不同形势。正如中共在应对国民党摩擦的办法中指出：在淮河以北可激进一些；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待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反击；在江南，过去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项英在皖南受到第三战区的压力比较大，态度保守，对于军部离开国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江北大力发展，一直持保留态度。另外，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军事归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皖南部队和苏南部队（包括苏皖支队）归东南局项英领导，这也应是项英对发展江北不甚积极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位于长江以南的陈毅，在苏南贯彻了与皖南不同的方针。陈毅认识到，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区域太小，活动困难，需要冲破国民政府的各种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陈毅领导的管文蔚江南抗日挺进纵队便攻下长江中的扬中岛，进而北渡长江，控制长江北岸江都仙女庙以东的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这样，从丹阳北部到扬中，从扬中到大桥，一块跳板在长江上架设起来。除了军事挺进外，陈毅特别注意做苏北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工作，二李部队是新四军一踏上苏北土地首先面临的国民党力量。他们与韩德勤有隔阂，部下复杂，其中二纵队司令颜秀五的立场偏左，是陈毅最关心的人之一。1939年8月，陈毅与管文蔚第二次到江北时，请颜秀五来长谈，希望他做好团结李明扬和其他纵队司令的工作。9月，执行向东发展任务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团为主力）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发生摩擦，为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和避免摩擦损失，陈毅果断让江南抗日义勇军西返，撤至扬中，与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合编。合编后的部队沿用挺进纵队的番号 ，经过整训，成为发展苏北的新四军主力。上文提到的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中共中央的两次指示，均建议陈毅派有力部队过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初，正值日军3000多人分数路进攻扬中，挺进纵队决定将主力撤出扬中岛，开往江北吴家桥一带 ，正式踏上苏北土地。

 1940年初，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北渡长江，是陈毅1938年离开皖南山区，东进苏南后审时度势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苏南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域狭小外，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负责人冷欣还沿着苏浙皖边区山麓重重设防，随时都有把新四军皖南和苏南两部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且苏南日军势力强大，新四军天天与日军作战，拼消耗，久而久之，就可能被消灭。反之，发展苏北，是到日军的后方发展，可以背靠山东八路军，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苏南平原水网地带两年的活动经验，也让陈毅对于向苏北平原发展充满信心。离开一般认为更易发展游击战的山区，来到掩护较少的平原地区作战，确实有一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但是，平原地区有更多的群众、更丰富的物产，是新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保证。此时，陈毅在苏南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与中共中央进行独立、频繁的联系，但他的想法与中央较为一致。也正是陈毅领导的挺进纵队主力，最早在苏北立足，迈出发展苏北战略的关键一步。

 从1938年秋到1939年底，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共同确定了“发展苏北”的战略，它由“发展江北”（发展华中）、发展津浦路东的战略演变而来，最后锁定于苏北地区。“发展苏北”的主力原计划由皖东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担任，后改为由皖豫边界的彭雪枫部和鲁南八路军担任，最后实际执行中又有变化，以陈毅部为主。苏北虽是敌后地区，但“发展苏北”还是威胁到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利益，中共决定避免韩德勤的基本区域，谨慎维护国共合作局面。1939年和1940年之交，刘少奇带领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与张云逸领导的江北指挥部会合，以及1940年初苏南陈毅指挥的挺进纵队主力到达长江以北的江都县，标志着发展苏北进入实质启动阶段。皖南军部项英虽然不反对发展江北 ，但认为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江北的第四、五支队和南下的八路军一部。他坚持长江以南的皖南和闽浙赣山区仍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愿派更多的皖南军队到江北，更不愿亲自率领军部主力尽快北渡长江，这是中共执行发展苏北战略中的极大不确定因素。

 二、国共皖东交锋与新四军应对南调

 1939年底刘少奇到皖东后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发展，以及1940年初苏南新四军挺进纵队抵达长江以北的江都地区，触犯了安徽桂系和江苏韩德勤的利益。尤其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在皖东执行较为积极的发展政策，如自立自主地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建立农抗、工抗等。这些举措引起国民政府安徽省新任主席李品仙的警惕与反感。较之前任主席廖磊，李品仙更强调国民党在安徽的党政军一元化统治，对新四军的态度较为强硬，与新四军的摩擦逐渐加剧。他在1940年1月至3月屡次致电蒋介石，报告皖东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皖北的第六支队（彭雪枫部）收缴民枪、勒捐派款、破坏政令等情况，指责新四军“假游击之名，行扩军之实”，要求加派两师予以弹压。韩德勤也呈报了新四军在苏皖交界六合、盱眙地区的扩展。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汇报了新四军正谋求快速发展、准备与国民政府敌对的一些情报。总之，进入1940年后，华中地区特别是安徽国民党方面有关新四军的负面报告不断增多。

 由蒋介石日记可知，1940年2月至3月，他在反复权衡中共问题，至3月初，形成解决中共问题的大致原则与方略：“对共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律、奉命令……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坏统一与抗战，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 可以说，1940年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处置，基本符合这一原则。不论是本节处理的将华中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还是下节讨论的将新四军北移黄河以北，都属于“对共党限制范围”。2月27日，蒋介石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要求对第三战区新四军的行动严密防范，“如其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切勿为其巧言所欺弄。” 这与3月初日记所记精神一致，新四军应守纪律，如有越轨，立刻“制裁”。不过，他此时考虑中共问题的重心仍是晋南的八路军， 欲将八路军限制在山西长治和河北邯郸一线以北，而非新四军。

 3月下旬半塔集之战的发生，让国共两党的注意力暂时集中到华中地区。半塔集位于安徽省东部的来安县，是新四军第五支队驻地，处于李品仙和韩德勤势力的中间地带。3月上旬，李品仙调集兵力向津浦路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发起进攻。3月21日，韩德勤乘第五支队主力西调、协助第四支队与李品仙作战之机，包围半塔集。23日，在江苏吴家桥地区的叶飞部奉命出发救援。同时张云逸和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东返。双方激战后，韩德勤部向东溃退。半塔集之战是新四军第五支队、苏南挺进纵队与韩德勤之间的第一次交锋。韩德勤首先攻打第五支队驻地，挑起战斗，但在苏皖两地新四军的合力反击下，以失败告终。

在半塔集之战进行时，国民党方面将华中摩擦进一步升级。蒋介石指示军令部制定《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这一方案令李品仙和韩德勤将淮河流域的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主要针对安徽省境内的新四军第四、五、六支队和江苏省境内的挺进纵队，预期至6月中旬完成，旨在清空华中地区新四军，切断江南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在批示中提醒两点：第一，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合正规军特种训练的小部队。第二，“进剿”新四军不能长期进行，最多不超过半个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的方法将新四军一网打尽。小部队和短时间，均是为了控制国共摩擦的激烈程度，也是担心招致当地日伪军的干预，被迫多方应战。

 不过，蒋介石的计划需要李品仙、韩德勤和鲁南于学忠（属于东北军）的密切配合，实际情况是各部因派系背景不同，只是在自己防区内作战，不能共同阻止华中新四军的发展。1940年4月，韩德勤部第89军军长李守维请求蒋介石命令鲁皖主力会同89军歼灭苏北游击队， 无后续进展。1940年7月，李品仙与皖东新四军冲突后，韩德勤、李明扬按兵不动，不予协助；李品仙向蒋介石告状，认为韩德勤和李明扬致电蒋介石的“何日进攻、收复何地，全数空言”。蒋介石还重新划分了苏北游击区，让韩德勤和李明扬调防，便于韩德勤“围剿”新四军。李明扬以运河以西防区都被新四军占据、韩德勤“围剿”部队完全撤退为由，仍坚持泰县原防地，并要求向东和向北扩展防区。华中后方的国民党军队不能团结协作，以及1940年5月枣宜会战开始后第五战区正面面临较大压力，致使蒋介石“剿办”江北新四军的计划雷声大雨点小。

外，蒋介石还命令顾祝同，让其告知新四军军部，严令江北部队南调。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皖东和皖北的新四军“速开江南”，蒋介石表示已经严令叶挺让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对于南移命令，中共方面进行了有策略的抵制。之所以称为“有策略的抵制”，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总的态度为“抵制”南移，即对有关命令“置之不理”；第二，“置之不理”并不表示不回电，而是回几封电报，列出理由声明难以执行南调的命令，如江南和皖南区域狭小、无法回旋 、粮食不足；第三，江北部队不南调，如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在反摩擦时要采取攻势防御，而非单纯防御。半塔集之战中，第五支队驻地被韩德勤部包围后，新四军不仅让第五支队主力东返，同时急调江苏的叶飞部队救援，全力打退韩德勤的包围，可以说属于攻势防御。当中共中央意识到蒋介石和李品仙正在皖东和皖北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时，立即决定派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344旅南下华中地区增援，亦属攻势防御。考虑到344旅从太行山区出发至华中地区需一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建议由115师山东部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团迅速南下。中共调八路军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本在1939年春的计划之中，当1940年3月蒋介石决定“剿办”淮河流域的新四军时，毛泽东立即将这一计划提上日程，付诸实施。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采取抵制南移、继续在苏皖边界大力发展等较为激烈的举措，有两个前提。一是以华北地区的缓和政策为前提。上文谈到，蒋介石在3月上旬的思考重心是晋南、冀南的八路军。3月10日，他下决心限令山西和河北的八路军于3月15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一线以北地区，令卫立煌坚决执行，并从速渡黄河亲自指挥 ，“如其不从，必以武力制裁”。中共方面对蒋介石的动向予以密切重视。1940年3月7日、14日、15日，毛泽东和王稼祥数次致电朱德、彭德怀，指示对卫立煌有所让步，在晋冀南部的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以南，与国民党军休战，维持国共合作局面。毛泽东指出的从临汾到大名一线，与蒋介石所说的长治、邯郸线基本吻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山西、河北两省反摩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由于中共采取明显的退让政策，华北摩擦得到缓和。蒋介石在3月底反省录中记到：“中共朱、彭在晋东南与冀省之反叛，形势险恶，幸决心坚强，不惜武力制裁，其恶焰渐杀。” 言下颇有自得之意。事实上，中共此时在华北采取守势，是因朱怀冰事件已解决，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华中取得发展。

 二是战略上的积极，以战术上保持稳健、灵活，甚至退让为前提。如对于国民政府要求南调的命令一一予以回复，只是强调南移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按照华中地区不同区域和对象，新四军的发展有轻重缓急之分。如以淮南路为界，在路西避免武装斗争，在路东地区可较为激烈。对李品仙部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采取自卫原则，如韩部先进入新四军驻地，坚决予以消灭。联系1939年底中共中央对华中工作指示中谈到的，淮河以北可激进些，淮河以南可缓和些，可以概括出华中地区东部激烈西部和缓、北部激烈南部和缓的特点，两者重合的激烈地区为东北部，即苏北地区。事实上，此时苏北并无新四军活动力量，但当仁不让地成为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指向，反映了中共得失分析和战略决策的独到眼光。

 中共决定在华中敌后地区采取积极发展政策、华中国共形势紧张的一个后果是，长江以南受第三战区优势兵力包围的新四军军部的处境更加危险。1940年4月3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项英，详细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此电反映了当时国共局势的紧张程度。毛泽东的担心并非多余。4月2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布置第52师和第144师在新四军军部附近严密戒备，做好“制裁”准备。项英不久后给毛泽东回电，强调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绝不可能，因日军已封锁长江，桂系亦在江北严阵以待；向东转移到苏南也不可能，要越过两道封锁线，所以暂时只能在皖南继续坚持。事实上，在顾祝同的施压下，项英还希望叶飞和陶勇两部南调，以便在突然事变中支持皖南。如果考虑到皖南的情势，以及新四军军部与顾祝同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项英的态度亦可理解。因蒋介石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的压力，实际上通过顾祝同全部转嫁给了新四军军部。3月29日，项英刚得知蒋介石要求南调的电令时，反应也是“置之不理”。但是形势比人强，随着顾祝同在周边紧锣密鼓地部署兵力，项英急切地希望江北部队南来支持军部。有些能反映项英态度变化的电文，因各种原因没有收入流传广泛的《新四军•文献》中，导致研究者基本站在批评项英的立场立论。在发展苏北的整个战略中，项英确实处于消极抵制、格格不入的位置。不过，事实上，项英也曾支持发展江北，如果不是皖南形势急迫，项英不会再三让江北的新四军部队南调。对于这些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历史的低音”，似应尤其重视。

 上所述，1940年春，国共皖东半塔集交锋中新四军的获胜，使新四军在皖东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以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为忧，做出两项决策：一是敦促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军“剿办”江北新四军，二是严令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皖苏国民党军主要力量李品仙和韩德勤背景不同，虽对新四军有所行动，但并不积极，且互相指责，效果有限。新四军在苏皖交界地区依然继续发展。根据李明扬向蒋介石的报告，1940年4月至5月，新四军已占据两省的泗县、天长、六合、仪征、盱眙、嘉山、来安、五河、灵璧、萧县、江都等县，在苏皖交界的北部地区铜山、砀山、邳县、宿县等县十分活跃。李宗仁感慨：安徽省政府除了国民党军驻地巢湖、和县、含山、全椒、滁县五县政治尚可推行外，其余各县均由新四军控制，特别是津浦路东全部为新四军势力范围。苏皖边界新四军势力的发展，可有效阻隔安徽李品仙与江苏韩德勤的呼应，为新四军发展苏北提供西部屏障。因1940年春夏之际枣宜会战的发生，以及国民政府高层出现将新四军北调黄河以北的建议，蒋介石对于调新四军至长江以南的命令，并没有积极贯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蒋介石清空华中地区新四军的企图，使中共中央下决心调八路军南下增援新四军。鲁南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和黄克诚所率344旅分别于1940年6月先后抵达皖北苏北和豫皖边界的彭雪枫地区。在八路军两支部队的支援下，华中地区中共方面的力量得到大幅度加强，苏北局面迎来新的变化。

 三、国共苏北冲突与国民党要求北撤

 1940年春夏之际，苏南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苏北的发展，和巩固中的皖东根据地彼此呼应，华北八路军两支部队准备南下，即苏北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均有中共方面的力量在积聚、增长，赢得苏北的希望日益增大。不过，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新四军军部项英对于向苏南或江北转移，依然持抵制态度，牵制了江北发展的大战略。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的号召，重申发展江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具体谈到江苏情况，“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 这一指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泽东1939年春以来坚决主张积极发展华中的战略。

 项英收到毛泽东的五四指示后，认为这是毛泽东针对自己的批评，非常不满，于5月9日和12日两次复电中央，提出辞职。陈毅等人立即进行劝说，请项英以东南大局为重。5月23日，中央复电指出，项英的错误不是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的错误，项英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项英辞职事暂告一段落。这时，陈毅、粟裕多次致电中央，提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可打开局面，建议军部放弃皖南，全力发展苏南。中央同意陈毅等人的建议。项英开始时接受了陈毅和中央的建议，后又变卦。5月底开始，尽管陈毅和粟裕对苏南至皖南沿线的交通有所布置，做好了各项接应军部的准备工作，至6月冷欣在苏南调兵遣将、形势趋于紧张时，陈毅部仍未等到项英动身，不得不独自北撤苏南溧武路以北。6月12日，项英向中央汇报，因皖南和苏南之间冷欣已有布置，军部移向苏南之事只能停滞。历史进程中的某些时机总是转瞬即逝，皖南军部错失移动良机。陈毅部很快从溧武路北再移至长江以北，皖南新四军军部缺乏苏南的配合和呼应，成为新四军留在长江以南的唯一一支部队，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处于十分孤立和危险的境地。

 1940年5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除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外，还致电刘少奇，让救援半塔集之围的挺进纵队叶飞部从皖东回到苏北，并在苏北高邮、泰县、泰兴、靖江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挺进纵队回到吴家桥地区后，遭遇日伪军袭击。战斗结束，叶飞与李明扬、李长江部一直保持统战联系的颜秀五沟通，决定到郭村休息。郭村为二李防地，叶飞部的这一大胆决定，很可能与刘少奇的指示有关。刘少奇在叶飞未返回吴家桥时，曾分析形势，要求叶飞担任“引韩围攻”的任务，即叶飞部到达苏北一地求得发展，待韩德勤攻打叶飞时，因“衅自彼开”，八路军便有理由南下救援叶飞部。同时，皖东张云逸部队向东，苏南陈毅部队向北，合力在苏北消灭韩德勤。因此，叶飞到郭村后，刘少奇要求他取得地方党的协助，用一切方法发展部队，独立支持两个月。刘少奇同时致电中央，提出叶飞部在苏北发展后，有遭到韩德勤围攻的极大可能，因皖东第四、五支队当时在津浦路两侧对付李本一的武装，无法马上分兵协助。刘少奇希望彭明治、朱涤新支队迅速到皖东北，以便配合叶飞，南北合力解决苏北问题。5月下旬，刘少奇致电中央，希望344旅和彭朱支队尽快南下，协助叶飞打开苏北局面。可见，半塔集之战后，刘少奇认为解决苏北的力量主要依靠叶飞部和八路军南下的两支部队，以南北夹击的方式打败韩德勤。

 不过，陈毅虽然认同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但在解决苏北问题的具体方式上，与刘少奇意见不同。5月28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等，全面分析苏北形势。他认为，苏北的敌伪、韩德勤、二李力量都比较强大，新四军力量很薄弱，应积极开展统一战线政策，先与二李亲善并秘密进行二李部队上、中、下层的争取工作。管文蔚和叶飞以积蓄力量为主，在大桥、新老洲、宜陵、吴家桥一带扩大自己、锻炼部队，以坚忍镇静、积极发展为原则。  也就是说，陈毅认为叶飞部与韩德勤作战的时机还未到。实际上，陈毅对二李部的统战工作此时已有一定成效。韩德勤在6月初致蒋介石电报中告李明扬的状，说李明扬与陈毅联络，新四军在泰州、江都各地可任意活动，如新四军再扩张，将威胁经姜堰、泰兴通向江南的饷弹运输路线。韩德勤和李明扬不和，有利于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开展。

 至6月中旬，李长江接连不断地要求叶飞部退出郭村，叶飞面临抉择。这时，刘少奇和陈毅对叶飞部的下一步行动方案出现明显分歧。刘少奇按照“引韩围攻”的设想，让叶飞部继续留在郭村，等二李来攻，再自卫反击。陈毅建议叶飞部尽量避免冲突，退出郭村回到吴家桥。陈毅接着又连发两电，指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二李冲突，待陈毅率领的苏南主力打退冷欣进攻后北渡长江，抑制战端；中策是如果难以避免冲突或拖延不了，就退到吴家桥打，那里原是新四军防地，背靠长江，可以机动；下策是在郭村打，易受包围，态势不利。即陈毅认为在郭村发生冲突，是最不可取的。陈毅上策中谈到苏南主力打退冷欣进攻，是指1940年6月上旬，第三战区国民党军派第40师、第63师等部包围合击新四军苏南部队，并勒令苏南新四军后方医院迁移。陈毅认为，他率领的苏南主力和苏北叶飞部，只有集中在苏北与韩德勤作战，或者集中在苏南与冷欣作战两种选择。6月中旬，陈毅意识到，再不下定决心，将导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所以在中央指示未到前，他决心根据之前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布置苏南主力移往苏北，正好可增援叶飞。6月18日，粟裕指挥苏南新四军在金坛实施自卫还击，击溃冷欣两个团，赢得了从容北渡的时间。

 正当苏南主力跨过日军封锁线，即将北渡长江时，郭村战斗打响。6月27日，韩德勤命令李明扬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泰县常备旅，将江都、泰县境内的新四军歼灭。李明扬部下颜秀五处的中共地下党员送来情报后，管文蔚与叶飞决定在郭村应战。陈毅得知后，一面命令苏皖支队陶勇部火速增援郭村，一面电告管文蔚和叶飞：他在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等他到时再议。显然，陈毅在这紧要关头，依然不支持新四军在郭村与二李发生重大冲突。不过，6月29日，战斗还是发生了。李长江指挥1万余人包围郭村，挺进纵队2000余人积极防御。6月30日，陶勇率苏皖支队穿过日军封锁线赶到郭村。7月2日，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发起反击，李长江部撤退。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他对叶飞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顽固派乱揪！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叶飞在回忆中坦承，郭村之战确实冒了孤军作战的风险，刘少奇设想的八路军等部增援，因其还在皖北、皖东北，实际上无法实现。如果战败，新四军将失去苏北沿江立足点，苏南主力部队被堵在京沪铁路以北、长江以南的狭小地区，无法北渡长江，将陷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陈毅着急的也是这一点，因此骂叶飞是个冒失鬼。陈毅认为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新四军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打败韩德勤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项英对于陈毅与二李保持良好关系，集中对付韩德勤，是完全赞成的。

 随后，陈毅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汇报郭村之战后二李退守泰州。有关战斗后的善后问题，陈毅提出，应以“灭敌、反韩、联李”为原则，即继续以抗日为号召，争取二李转向新四军，以便集中力量对付韩德勤。此时，二李部队还有大约9000人，陈毅为与二李重修旧好，亲自打电话给李明扬，表示这是一场误会，自己已经赶到江北处理，并保证新四军绝不进攻泰州。陈毅还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携他的亲笔信到泰州与二李谈判，提出“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八字方针。陈毅在郭村战斗后的妥善安排，对二李采取的统战政策，后来得到中央的高度认可。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苏南主力越过铁路、长江等封锁线，在吴家桥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陈毅所部，先有1940年初管文蔚和叶飞挺进纵队北渡，现有苏南主力北渡，这支8000人的部队成为承担新四军发展苏北任务的关键力量。这也是陈毅在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代军长一职的主要原因。

 1940年六七月之交，当郭村之战发生和苏南主力北渡时，黄克诚部也抵达了豫皖苏边区彭雪枫处，随后发生一起小风波。6月29日，中原局刘少奇指示黄克诚做东进准备，20天后派三个团到津浦路东活动 ，即向皖东北、苏北推进。此时彭雪枫所在的豫皖苏边区面对日军，背后是国民党军，处于面敌背顽的不利地位。彭雪枫因部队人数不多，坚决不同意黄克诚走。他起草了一个电报，认为黄克诚部应留下，在豫皖苏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黄克诚也倾向于这一意见，他们对于离开山地丘陵，到苏北平原水网地带打游击，还是抱持担忧心理。这一心理与项英类似。7月1日，黄克诚和彭雪枫以此电联名回复刘少奇。刘少奇收到电报后，于7月15日、17日和18日，连续三次来电催黄克诚率部速到津浦路东。黄克诚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行动，直接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指示黄克诚服从刘少奇指挥。

 事实上，6月时刘少奇已就黄克诚部南下后的具体发展方向等，与中央磋商。刘少奇认为，欲解决苏北问题，彭明治、朱涤新两个团力量不够，黄克诚主力需尽快到津浦路东，并将黄克诚部与彭朱部合并成一个八路军纵队。黄克诚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于7月下旬率部离开豫皖苏，越过津浦路，挺进皖东北。彭雪枫欲留下黄克诚主力的小插曲遂得到平息。8月10日，黄克诚到江苏盱眙县中原局驻地，与刘少奇会面。按照中央指示，黄克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其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共2万余人。自8月底开始，除第二支队一部坚持皖东北工作外，其余各部相继东进淮海、盐阜地区。至1940年夏末，中共解决苏北问题，南有陈毅部，北有黄克诚部，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重庆国民政府针对江北新四军不愿撤到长江以南，坚持在华中发展的问题，又提出将新四军全部北撤黄河以北的方案。最先产生这一想法的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1940年3月25日，白崇禧与徐永昌私人谈话时，主张将新四军调至黄河以北，与八路军会合，“以免其在江南江北到处滋扰”。4月18日，蒋介石与白崇禧等人研究中共问题。19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幕僚会议，商谈战区重新调整等事宜，白崇禧正式提出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与十八集团军合并的建议，蒋介石颇为赞成，决定择机实行。5月1日，由于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湖北省战事紧张，将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的计划暂时搁置。不过，蒋介石此时仍时常考虑中共问题，且与继续取得苏联的武器援助联系起来。5月下旬，蒋介石决定应对中共发展的原则性办法：决不能明白讨伐，惟有秘密准备，积极防范。“不能明白讨伐”，即是将国共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中有蒋介石顾及统一战线和全国舆论的因素，也有对中苏关系的考量。

 1940年5月31日，在苏联疗伤半年后的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国共之间开始就战区划分和新四军北撤等问题进行会谈。6月3日，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说明中共的发展主要在敌占区，与日军、汪伪争群众。之后，何应钦、白崇禧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中共军队的作战区域等问题。6月18日枣宜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具体考虑对中共方针。7月初，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共方针与交涉略具轮廓，但仍未确定。  7月16日，何应钦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提示案》，主要内容有将黄河以北的河北、山东和察哈尔三省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由朱德出任副司令长官，新四军加入八路军作战序列，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核定了这一方案，7月17日与周恩来正式谈话，表示此案旨在消弭战区纠纷，希望中共绝对服从。7月22日，蒋介石再次与周恩来谈话，显示其对此问题的重视。7月27日，周恩来携提示案飞返延安，请示中共中央。中央的意见是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限，分头击敌。8月25日，周恩来回到重庆，与蒋介石、白崇禧继续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如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无法谈判，各地游击队应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而不能由中共自行指挥。国共谈判遂陷入僵局。

 蒋介石在7月中旬核定提示案的同时，让胡宗南着手建设陕北、陇东和宁南的封锁碉堡，防止中共陕甘宁边区向南和向东扩展。10月22日，蒋介石又指示蒋鼎文、朱绍良和胡宗南，对陕北第三道防线工事完成后，即构筑第二道防线，限1940年底前完成。11月2日，蒋介石又电蒋鼎文和胡宗南，督促赶筑碉堡线，应昼夜轮流换班修筑，希望提早完成。

 不管是将新四军调至黄河以北，还是在陕甘宁边区外围修筑封锁线，蒋介石意在控制中共军队的活动范围，即1940年春日记中提到的对中共限制范围、严防“叛变”。不过，在当时的华中地区，特别是苏北敌后地区，蒋介石的正规军鞭长莫及，韩德勤部和李明扬、李长江部仅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实际战斗力较弱。先是韩德勤部与新四军在半塔集冲突失利，后有二李与叶飞部在郭村交锋失败，在即将论述的黄桥战役中，韩德勤部更遭惨败。对蒋介石而言，依靠韩德勤部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遏制新四军在苏北发展，显然有一定难度。这也反衬出中共选择以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得以成功的可能性。

 四、黄桥决战与北撤问题的重启

 陈毅部苏南主力与叶飞部会师后，面临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时的选择有三：一是留在原地，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东进黄桥。陈毅和粟裕决定东进黄桥，在泰兴、靖江、南通、如皋等地建立根据地。因这些地区是沦陷区，无国民党军主力，仅有地方土匪游击部队及伪军，符合向敌后发展的既有方针。况且，黄桥是连通长江南北的交通要道、水上枢纽，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门户，商贸兴盛。占领黄桥，可切断韩德勤的补给线。刘少奇依然认为陈毅部可以不去黄桥，在原地等韩李集中部队进攻时，新四军以逸待劳，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等待与配合增援部队的到来，赶走韩德勤，最好把二李也同时赶走。刘少奇的建议气魄很大，可一举打开苏北局面。但是，陈毅和粟裕还是认为应独立布置，发展苏北，因有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阻挠，以及铁路、公路、河川、湖泊的阻隔，不能将皖东第四、五支队和苏北八路军的远道增援作为战役部署的基点，而应 “以独立作战为原则”。这就不能采取一气打到底的办法，需要“有限度、有步骤地巩固发展”，逐步跃进。因此，陈毅部对二李继续团结争取，以便集中对付韩德勤。另外，郭村地区西边是扬州的日军，北边有韩德勤，东边有二李，南边是长江，不宜作为决战之地。显然，陈毅的考虑更加周全稳妥，符合实际情况。

 7月25日夜，陈毅率部东进黄桥，把郭村和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促使其保持中立，陈毅此举当时受到了一定非议，确实充分展现了他舍小为大的战略部署。7月26至27日，陈毅部通过二李防区，李部只是朝天鸣枪，如约让路。7月28日，陈毅部战胜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后，考虑到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势力，与韩德勤有隔膜，遂又遣返该部被俘官兵，争取陈泰运中立。当晚，陈毅部消灭韩德勤部下保四旅何克谦两个团后，新四军占领黄桥、分界与古溪。  7月30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同意陈毅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同时安徽新四军也要对李品仙采取和缓态度。陈毅应对韩德勤取自卫原则，不可先去进攻韩德勤。中央的指示要求对二李缓和、对李品仙缓和，为的是把矛头仅指向韩德勤，但又不可主动进攻，可谓明确、灵活、有分寸，不可主动进攻与刘少奇反复说的“衅自彼开”是一致的。陈毅部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主动地与当地负有民望的朱履先、韩国钧等人联系，使泰兴、泰州、靖江一带的新旧知识分子向新四军靠拢。另一方面，成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江都5个县政府，开始征粮收税，并出版《抗敌报》 ，以便站稳脚跟、逐步建立根据地。

面对苏南主力北渡长江、东进黄桥，以及鲁南八路军彭朱支队的南下，韩德勤非常不安。7月29日，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新四军各部在苏北的进展，说明“苏北匪患现已达极端严重阶段”，尤其是陈毅部东进黄桥，有攫取沿江各口税收并切断大江南北交通线的势头。他希望第三战区能派一精锐师携带武器弹药过江增援。7月30日，韩德勤又向蒋介石报告了陈泰运和何克谦部在黄桥战斗中的损失，打算将自己的主力部队独立第六旅全部调至海安、曲塘附近，并电令李明扬就姜堰、曲塘、海安一线重新部署。这也是韩德勤势力范围的南部边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除汇报黄桥战况外，也指出黄桥地处苏北和江南的交通要道，若被新四军长期占据，后果将不堪设想。8月中旬，重庆发给韩德勤的弹药运至安徽阜阳，但由于苏皖边界已为新四军控制，弹药无法送至苏北。韩德勤只得请蒋介石派大型飞机运送弹药至东台机场，并派两师增援。蒋介石接电后，于9月5日指示鲁苏战区总司令、山东省主席于学忠，速调鲁南的第57军南下，与韩德勤第89军合力击破苏北八路军，稳定苏北。不过，9月7日，于学忠以中共军队正在山东费南、沂临边区一带频繁活动，第57军需在鲁南防守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增援要求。韩德勤不得不独立应对苏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蒋介石也于9月初开始特别关注苏北情势，在9月7日日记中写道：“中共积极进攻我沦陷区各部队，收械扩地，扩张其势力，准备叛变。” 苏北的国共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为消灭陈毅部，韩德勤组织了以二李部队和陈泰运为主的右翼军和以自己基干部队为主的左翼军，于9月3日向黄桥新四军发动进攻，以期获得主动。韩德勤之所以在南有新四军陈毅部、北有八路军黄克诚部的情况下，选择先向南进攻，一是他认为新四军战斗力较八路军弱一些；二是经黄桥往南联通苏南、上海，是获取战略物资的交通要道。战斗打响后，右翼李明扬和陈泰运部因新四军之前的积极争取，对于韩德勤的命令态度消极，进展迟缓。新四军集中兵力迎战以韩德勤部为主的左翼军。刘少奇于9月3日致电陈毅：因北有旧黄河、射阳河等几道封锁线阻碍黄克诚部南援，西面有运河及数十里水网的封锁线阻碍新四军第五支队东进，两部开到东台、宝应的时间尽可能求快，但事实上绝不会快。因此，陈毅部要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如能独立解决战斗亦好。如前所述，兄弟部队暂时不能来援，已在陈毅预料之中。独立部署作战，是他和粟裕早先商定的方针。中共中央也认为，由于防御战的特点和地理远隔，黄克诚部和陈毅部只能做战略配合，不可能做战役配合，陈毅部应独立作战。这也反映了陈毅7月时决定东进黄桥的正确性——若在郭村独立迎战韩德勤部，与日伪势力和二李地盘距离太近，如援军不能至，危险很大。

 陈毅于9月4日致电叶挺并转蒋介石，说明韩德勤指挥89军部系主动来攻。新四军为争取舆论支持，决定让出黄桥，同时广泛宣传此事。陈毅写信给韩德勤、韩国钧、李明扬，并派朱克靖偕黄桥著名士绅、民众代表黄辟尘赴泰州转海安、东台，呼吁和平，展开政治攻势。在大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中央再次重申：黄克诚部和陈毅部均应处于防御地位，都不能主动进攻韩德勤部。9月5日，韩德勤进攻黄桥以东的古溪，陈毅又致电叶挺并转蒋介石，呼吁和平。陈毅的努力和中央的指示均是为了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之地位。9月6日晚，陈毅部在古溪一举歼灭韩军先头部队。这是黄桥决战的第一次试探性作战。

 9月13日，韩德勤令保安第9旅张少华进驻原税警总团防地姜堰，陈毅部决定与张少华部作战，次日成功进占姜堰。这是黄桥决战的第二次试探性作战。姜堰地理位置重要，是泰州、海安防线的要冲，且是苏北重要的粮食集散地 ，为防止战斗扩大，陈毅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陈毅表示退出姜堰可以考虑。9月下旬，苏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姜堰曲江楼召开。陈毅强调：新四军可退出姜堰，但如果韩德勤以为新四军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堰，仍旧进攻，新四军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不首先进攻韩德勤部，新四军先退出黄桥、后退出姜堰，并大张旗鼓地召开曲江楼会议，实际上达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旨在赢得苏北民心。中共在政治上的慎重考虑，贯穿于整个黄桥战役的始终。

 此时的韩德勤面临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南北威胁，部下李明扬也在9月19日向蒋介石告状，陈述苏北局势严峻，须派大员来苏北坐镇，否则苏北将完全失控。蒋介石立即询问顾祝同何人能取代韩德勤。顾祝同和韩德勤是同乡兼同学，关系深厚，顾祝同马上说明李明扬和韩德勤之间历来不和，且在新四军攻入姜堰时，李明扬按兵不动。苏北军政仍应由韩德勤继续负责，并请蒋介石令李明扬绝对服从韩德勤之指挥。可见，顾祝同完全站在韩德勤立场上为其辩护。蒋介石接顾祝同电后，对他如此偏袒韩德勤颇为生气，毫不客气地批复道：“韩之能力太差，处事又无决心，且对人多用手段，对李守维等尾大不掉，亦无法指挥，李明扬自当不能从命。”蒋介石建议顾祝同在第三战区物色一人，带兵前往苏北增援。可见，蒋介石对韩德勤已完全失去信任。

 9月25日，顾祝同复蒋介石电，此时鲁南于学忠派霍守义一师（欠一团）向宿迁、涟水挺进，但力量有限、路途遥远。苏北部队款粮缺乏，应派机运输，并从第三战区江南部队中抽派一师过江增援。9月26日，蒋介石电顾祝同指出，饷款已于9月上旬派机送到150万元，其余可续送；如果派兵增援，只派一师，无济于事；应先令韩德勤打通沿江海地区与江南运输路线后，再定整个办法。  显然，蒋介石又否定了他自己刚提出的从第三战区从速派兵的想法。事实上，此时派兵，时机已失。9月29日，陈布雷转陈韩德勤电，韩再次求援，认为“苏北局势严重已达极点”。蒋介石指示按照26日批复顾祝同的意见，“择要先复”。实际上是听任韩德勤独自应对危局。9月30日，蒋介石又针对顾祝同21日有关如何处置江南新四军的请示，回复对于江南新四军暂取包围监视态势，因正与中共商讨黄河以南中共部队限期集合于黄河以北事，如洽商不成，再行解决。随后顾祝同也认为，此时派部队增援苏北，缓不济急，只能请蒋介石饬韩德勤尽力维持，李明扬诚意协助。从7月陈毅部主力北渡长江并东进黄桥，到9月初陈毅部与韩德勤之间两军对垒，形势紧张，再到9月底大战一触即发时，蒋介石和顾祝同在讨论换帅、山东于学忠增援、江南第三战区部队增援等问题，但实际几乎没有作为，韩德勤将继续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中。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在柏林签字，蒋介石密切关注此事，召集军政要人研讨。他对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关系重新进行思考，指示宋子文在美国交涉购买飞机和中美陆空军合作等事项，关注滇缅路的重新开放，安排约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蒋介石认为，英美苏联合阵线很有可能形成，如此则“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他对中共问题和苏北危机的关注较少。

 9月30日，韩德勤致电陈毅，让新四军退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陈毅部为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果然退出姜堰，由李明扬接防，陈毅部开往黄桥。10月1日，韩德勤部向南进攻，离黄桥仅15公里。在黄桥决战迫在眉睫时，毛泽东指示苏北黄克诚部不宜主动向韩德勤部进攻，但可以约定：“韩不攻陈（陈毅部），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10月4日，韩德勤部主力分三路进攻黄桥。黄克诚部即向南进攻，声援陈毅部。陈毅部经过艰苦作战，很快奠定胜局，10月6日攻占海安，10月10日又占领东台，韩德勤率残部向兴化溃逃。至此，黄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新四军消灭韩德勤部主力，89军军长李守维落水溺亡，第33师师长孙启人及以下官兵3800人被俘。可以说，韩德勤部损失惨重。10月15日，黄克诚与陈毅部会师盐城，新四军发展苏北的战略终于得以初步实现。

 黄桥决战后，中共中央对苏北的暂时胜利保持清醒冷静，为防止国共冲突进一步扩大，作出三项布置。一是陈毅部继续对李明扬、陈泰运及当地士绅进行统战，保障其利益。二是皖东部队向西防御，呼吁桂系共同反对内战，使皖东根据地成为苏北屏障。三是考虑到蒋介石、顾祝同和韩德勤的关系，韩德勤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对韩德勤不能彻底消灭，不再继续进攻兴化。鉴于军事胜利后巩固苏北的重要性，中央任命陈毅担任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即去盐城会合，以便在军政两方面建立坚强领导。此时，皖南军部的处境最为困难，中央建议军部尽快北移或东移，绝对不要再延迟，如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最不利的。可见，中共方面对黄桥决战的善后措施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有进有守。

 蒋介石于10月10日得知韩德勤部大败的情形，12日即着手拟定对中共的全面计划，13日晚“彻夜不能安眠” ，可见苏北问题对其震动之大。15日，蒋介石约高级干部谈“防制异党计划”。19日，在蒋介石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朱德等的“皓电”，对黄桥决战作了详细回顾，指责八路军和新四军四条“罪状”：第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第二，不遵编制数额，自由扩充。第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第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皓电”令八路军和新四军于电到一月内，全部开到1940年7月“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作战地区内。21日，蒋介石写道：“本日令共党部队撤退于黄河北岸，限十一月底为期，试观其能否遵令，即可断俄国对华最近期间之政策矣。” 可见，蒋介石对中共军队的处置，时时以国际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为考量。

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最能感受到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他建议中共中央认真考虑“皓电”，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须答复。11月2日，毛泽东回复周恩来，中央认为确实需慎重对待“皓电”，大致想法是对何应钦和白崇禧表面和缓，实际抵抗。鉴于此次事态较为严重，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中央先不拿出积极办法，观察几日后再表态。中央同时致电彭德怀，让其做好军事上国共全面摩擦的准备。11月3日，中央又致电皖南新四军军部，表示打算对“皓电”采取和缓态度，拟将皖南部队北移，以期延缓国民党发动反共战争的时间，请叶挺、项英发表意见并作准备。这是黄桥决战后，中央第二次希望军部北移。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回复“皓电”的“佳电”发出，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主力部队北移，以示让步，江北请暂时免调。毛泽东请周恩来在重庆宣传和强调江北新四军免调、以利抗战的理由。中央决定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移，部分执行了“皓电”要求，也符合中央一直要项英北移的期待。这实际上是军部北移的又一次时机。对江北部队的免调，则表明中共对发展华中战略一以贯之的态度。

 中共“佳电”发出后，国民党方面显然不满这样的回复，蒋介石即考虑如何应对“佳电”。他在三种选择之间权衡，一为“置之不理”，二为“严词驳斥”，三为由其正式命令，限中共军队“如期集中河北”。他一面考虑反驳“佳电”的文字，一面令军令部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作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准备。11月24日，蒋介石得知苏联再次同意接济中国武器，认为在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时，更应以严正态度对待中共，严令其调防到黄河以北。不过，他又考虑：“在此国际局势未定之时，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以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 这说明即使经历黄桥惨败，蒋介石此时的态度亦有转缓的可能性。不过，11月下旬苏北曹甸战斗的发生，又使蒋介石对解决新四军的决心趋于强硬。12月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彭、叶、项，再次令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在1940年底以前，移至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限于年底以前，移至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0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地区，共同作战。此电表明蒋介石对“皓电”的坚持，不过又放宽了时间限制。12月11日，蒋介石决定“对中共不再顾虑”。13日，蒋介石令顾祝同对皖南新四军妥筹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而后动，切不可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25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周恩来，声明黄河以南中共军队必须如期北撤。蒋介石在12月反省录中写道：“对中共与第十八集团军示以最大之限度，与最后之决心，彼以为我惧外泄或敌知我内部冲突为余弱点，余偏示之以不惧。“偏示不惧”，可谓饱含杀机。

 面对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和蒋介石12月13日“一网打尽之计划”，项英仍在彷徨踌躇，毛泽东在12月26日的电报中极为生气地指出：“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不管是12月中旬以后蒋介石下定决心“对中共不再顾虑”，到复电顾祝同指示皖南行动方针，再到召见周恩来作最后声明，还是毛泽东对项英的极度生气和“你们要吃大亏”的警告，预示了皖南事变的发生，山雨欲来风满楼。

 黄桥决战是抗战时期国共在苏北最重要的一场较量，以中共的胜利告终。陈毅对孤立韩德勤的战略决策、对二李和陈泰运部的持续争取、对苏北民心所向和舆论的重视，中共中央对八路军南下作战略配合而非战役配合的指示和不主动进攻韩德勤的反复提醒，以及中共在苏南对冷欣退让、在安徽对李品仙退让，表明中共在苏北较量中将政治因素置于与军事因素同等重要的位置。对政治因素的考量，与国共合作、抗击日寇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相对而言，蒋介石对苏北问题不是十分重视，更无战略可言。蒋介石、顾祝同对韩德勤和李明扬的矛盾不能作有效调节，由鲁南和江南增援韩德勤的计划亦不能有效实施。黄桥决战前夕，蒋介石尚在痛骂韩德勤，对顾祝同包庇韩德勤十分不满，考虑换帅。黄桥决战中韩德勤部军长溺亡、师长被俘等一系列重大损失，表明其军事指挥能力之低下。国民党军在黄桥决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下决心解决1940年夏提出的中共军队调防黄河以北问题。其中，皖南新四军军部因位置最南、附近国民党军力量强大，成为北撤问题的关节点，而项英又在关键时刻犹豫彷徨，几次失去北撤机会。由此来看，从黄桥决战到皖南事变，从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到中共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自有历史的逻辑。

 五、结语

 1939年至1940年，发展苏北不仅是新四军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战略。毛泽东是这一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刘少奇南下组建中原局以及一直身在皖东和苏皖边界领导中原局工作，积极贯彻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朱德和彭德怀赞成并很快部署两支八路军从华北南下增援苏北，改变了苏北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周恩来在重庆进行各项谈判和交涉工作，与蒋介石多次会谈。陈毅从长远角度对挺进苏北进行谋划、逐步实施，在必要时果断离开苏南根据地，并对统战对象绵绵用力。所有这些均使得发展苏北尽管有新四军军部项英的长期消极抵制，依然取得极大成绩。

国民党对于中共发展苏北一直持反对态度，先是命令江北新四军在1940年6月以前南移长江以南，后是令所有黄河以南的中共军队在1940年底北调黄河以北，旨在清空华中地区的中共力量。不过，新四军的发展主要在敌后地区，师出有名，能在地方取得一定支持。国民党军在华中沦陷区留置的部队战斗力弱且各自为政，尤其是苏北韩德勤虽号称拥兵7万，但他指挥能力差、部队派系众多，不能与西面安徽李品仙、北面山东于学忠和苏南第三战区国民党军有效呼应与联合。因此，华中地区的地方国民党军既未能积极配合蒋介石南移和北调的命令，对中共军队进行弹压，又在黄桥决战这样的关键战役中大败，失去苏北的大部分敌后地区。

新四军发展苏北过程中与国民党的较量，有以下三点需要特别阐述：第一，国共较量，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摩擦冲突，更是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中共方面，从对安徽桂系李品仙缓和，到锁定苏北、在韩德勤处入手，从对蒋介石南移长江以南和北调黄河以北的电令谨慎应付、由新四军军部和周恩来先后出面和谈，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对韩德勤先动手，再到黄桥决战中陈毅对苏北民心的极力争取，以及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重庆周恩来、新四军陈毅、八路军黄克诚之间就局势变化中的利弊得失进行反复耐心的磋商等，均反映了中共政治策略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对中共而言，发展苏北的战略是何等重要、迫切，但在具体实行中依然要十分谨慎、经常让步，不仅要赢（军事胜利），也要对（政治正确）。也就是说，既要务实地获得发展，又要符合民族大义。从国民党一方说，蒋介石准备将江北军队压迫到江南时，也打算以政治工作为主，配合正规军特殊训练的小部队。1940年底他决定对新四军采取“制裁”政策时，仍决心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以政治方法解决，发动社会舆论对国共之间的摩擦进行公开评判。蒋介石对中共的基本判断是“硬到不至决裂，软到不至屈服”。此时国共在政治上的慎重考虑，均因为在抗日和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双方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谁都不愿负破裂的主要责任。从新四军发展苏北事件，可窥知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和底线。

第二，国共较量中，高层战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延安和重庆对待苏北问题的不同态度。如前所述，中共在1938年秋季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1939年付诸实施，1940年进入关键阶段，逐渐深入、步步为营。毛泽东在1940年将相当精力用于对苏北问题的处置，他在每一个重要节点，都亲自起草文件，并与刘少奇、项英、陈毅等保持密切沟通，显示了毛泽东对发展苏北战略意图的不懈坚持和实际执行中的全盘考虑。蒋介石也花不少精力思考国共关系，对中共或坚决或缓和的态度，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保持中苏关系紧密相关。1939年至1940年，他贯彻始终的一个想法是，苏联希望中国抗日，所以暂时会维护国民党的抗战领导地位和国共统一战线。因此，只要国民党的大后方川黔、云贵和大西北政治经济稳定，国民党军保持相当实力，居于抗战中的主体地位，就会赢得苏联和英美的继续支持，中共即使在敌后地区扩张，也不足为虑。1940年夏，蒋介石决定将中共军队撤往黄河以北后，对于苏北问题和皖南问题的处置，都从属于这一方略。黄桥决战前，蒋介石没有对韩德勤给予有力支援，否定顾祝同对皖南新四军动手的建议，均是在等待一个彻底将中共军队撤至黄河以北的有利时机。黄桥决战时，恰逢德、意、日三国同盟签约，蒋介石将主要精力用于思考国际关系变动下国民政府应如何应对。黄桥决战后，蒋介石认为中共的根基在河北、山西两省，江苏和安徽只是外围扩张目标，国民党不应斤斤计较于津浦路东的苏北地区。此时蒋介石轻视中共与自我安慰之意，也常有流露。如蒋介石认为中共兵力当时虽有30万，但战斗力低，能集合攻击要地者，最多5万人。可见，就国共双方高层对华中和苏北的重视程度言，延安远胜过重庆。

 第三，国共较量，不仅在中央，更在一处处的“地方”。地方因情境、利益和实力不同，各有诉求，意见纷呈。中共方面从华北到华中，从安徽到江苏，都进行了密切配合。其间也多次出现分歧，但都顺利化解。唯有皖南军部一直不肯积极北移，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项英不反对发展江北，在江北指挥部成立时给予军政支持，也赞成陈毅将叶飞部北调苏北，赞同统战李明扬的策略以便彻底打击韩德勤，但项英认为发展江北主要是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责任，没有郑重地将皖南军部和发展江北的大战略联系起来。皖南军部的北移，至少有四个时间节点：一是1940年初发展苏北政策制订时，二是1940年夏苏南陈毅主力移至苏北前，三是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皖南有被报复的危险，处境更加艰难时，四是中共11月上旬发出“佳电”，决定长江以南部队北移时。可以说，江北（苏北）越发展，新四军整体力量的重心越北移，长江以南的皖南军部就越孤立，同时第三战区对军部的防范也越严密，这样，军部实行北移的风险更大。黄桥决战前夕，顾祝同想对皖南军部动手，以达“围魏救赵”之效，便是证明。从战略相关性上言，苏北、皖南实为一体。蒋介石一再强调如对新四军“制裁”，要有军事胜利的绝对把握，皖南军部因周围有第三战区的重兵包围，成为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军要对中共施以颜色时，最有可能一举成功的地方。本文在论述新四军发展苏北的过程时，一直将军部的动向纳入，意在更加深切地呈现皖南事变的起源与背景。国民党方面的一处处“地方”，往往不能合作，安徽李品仙与江苏韩德勤各自为政，韩德勤与部下李明扬互相指责，苏南冷欣和鲁南于学忠亦不能在黄桥决战时对韩德勤施以救援，均提醒我们所谓“国民党军”，意涵复杂，本文中至少有中央军、桂军、东北军、地方部队之分，这也为中共的统战政策提供了诸多或大或小、可深可浅的操作空间。蒋介石对敌后各种军事力量无法有效指挥、真正统合，也是其在苏北国共交锋中失利的重要原因。

 从1940年当时当地的视角看，新四军发展苏北事件的重要性，或许不那么突出。但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盐城成为新四军的军部所在地，此后苏北新四军遭受日伪军的不断“清乡”、“扫荡”，依然能顽强生存、不断壮大。从长时段和全局性的眼光看，新四军发展重心不再局限于皖南、豫皖边区和鄂豫皖边的山地丘陵地带，在更为广阔和富饶的苏北、江淮平原立足。新四军挺进苏北，不仅成为新四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是抗战时期中共从华北地区向南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成，有利于打击敌后日伪统治，缩小日占区，符合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吴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