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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

  • 时间:   2020-04-18      
  • 作者:   何方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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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我在浙江省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任温州师范附小教员。1942年,我考进了福建音乐专科三年制师范学校,在学校,我遇到了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按照党的“隐蔽精干”的要求来到福建音专学习的地下党员,他们组织引导学生开展进步活动,传播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华日报》《群众》等,使我们受到革命先进思想的影响。

    那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政治形势十分险恶,但是音专的师生中进步学生活动却蓬勃发展,我们举办读书会,张贴革命壁报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派出特务渗透、监视革命学生的活动,秘密搜查学生宿舍、教室课桌,发现进步书籍立即进行抓捕,并在黑板上书写恐吓言辞。1943年5月30日,我和几个地下党员、进步学生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学校校长出面把我们保释出来。此后,我们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对象。

    1945年,我于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毕业。由于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加进步活动的迫害愈演愈烈,我就和地下党员陈宗谷、何云,还有进步青年肖远一起商量,决定秘密离开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新四军。

    日本投降后,我们曾到金华兰溪一带的山区找到浙东游击队,谁知我们出发后,联系人俞慕耕已随大部队北撤。12月初,我们三人到达徐州,那里的形势异常紧张,原定的联络点已撤销了,无法接头,国民党的新六军在徐州街头来回巡逻,晚上实行戒严,我们不能在徐州逗留。临时决定先乘火车向东到连云港,换乘海轮走水路到青岛,然后再设法进入胶东解放区。12月25日,我们终于到达山东解放区,接应我们的是山东莱阳区城工部的同志,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组织,实现了参加革命的心愿。新年里,我们穿着组织发的崭新棉袄、棉裤,呼吸着解放区自由清新的空气,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幸福年。我们还和马一新在莱阳照相馆拍了一张5人合影留作纪念,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照片都已泛黄,而马一新却自莱阳一别就杳无音信了。之后,我们先到位于临沂的山东大学预科培训,于1946年3月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暨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了光荣的新四军文艺战士。

    1947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团员、音乐创作组组长。全国解放后,1950年转业到上海音乐学院,1951年调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工作。1952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工作,1953年任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从事作曲工作,历任新影音乐创作室主任、总编辑部副总编辑、新影乐团副团长,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等职务。

     我从1945年从事音乐工作以来,先后创作了歌曲百余首,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其中《淮海战役组歌》(与他人合作)、《拉开两条飞毛腿》获得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优秀歌曲奖;《夏令营旅行歌》获得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并为电影《和平万岁》《黄花岭》《游园惊梦》《觉醒的非洲》等20部影片作曲,其中《和平万岁》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及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第十个春天》被评为1959年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离休后受中国电影出版社之聘,担任《电影艺术词典》音乐分科主编,此书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荣誉奖、全国优秀图书畅销奖。之后为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电影音乐文集》。我作为电影局党史征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为《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编纂了《中国电影音乐编年纪事》分卷。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在当代中国电影音乐表彰活动中,我荣获了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

    参加新四军,是我一生的荣耀。

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