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东北军主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爱国军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发组成了民众抗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10月5日，上海也成立了“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民间抗日组织。 

在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些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江南不少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经过共产党的争取、扶持、整训，被改编、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成为中共绝对领导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大局的基础上，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军行动的制约和限制，就曾经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东进抗日，谱写出东进抗日辉煌篇章。

一、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东进抗日的指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江南的抗战形势，明确提出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向江南敌后深入，依靠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坚持华中持久抗战。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负责人项英、陈毅：“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为完成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开展江南敌后抗战，牵制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创建茅山根据地的任务，新四军于4月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中抽调一部分精兵，组成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进军，进行战略侦察。4月28日，先遣支队举行誓师大会，陈毅亲自动员并沿途送行。他说：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深入江南做战略侦察，以便确定战场。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大家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机智灵活，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击日军。以粟裕为首的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江南抗日的序幕。

5月4日，毛泽东在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反指挥反会好些，方便些，放手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战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凇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陈毅遵照这一指示精神，于5月中旬率新四军第一支队由岩寺出发东进。针对一部分干部、战士认为江南特殊，一片平原水网地带，害怕我军不易站得住脚的顾虑，陈毅响亮地提出了“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6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新四军，强调：“凡敌后一切无日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凇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能力顾及时，亦应派出小的支队去。”6月12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先头部队与先遣支队在溧阳竹箦桥会合。6月13日，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后续部队进入茅山地区，主力在茅山山脉及溧水一带活动，在天王寺以南的山地创建根据地，小部分部队在句容、溧阳、南京之线游击。

6月中旬，张鼎承率第二支队东进。7月，第二支队也进入了江南敌后，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西侧山地创建根据地，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当涂以东至丹阳的河网地区活动。

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地区后，于7月初进入皖南前线对敌作战。新四军军部率第三支队的一个营于1938年5月初进至南陵、泾县间的山岳地带活动。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其他各支游击队也分别进入皖中、皖东、豫南等地进行游击战争。

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只有深入敌人后方，新四军才能获得发展、扩大自己力量和影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新四军的要求就是抓紧时机，尽快向大江以南的敌后发展，特别是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为北上苏中、苏北作好准备。新四军第一支队等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东进抗日的指示。

二、在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大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东进抗日的指示

为了实现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陈毅决定由叶飞率领6团东进，冲破国民党的制约和限制发展部队，武装自己，筹集经费给养，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并力争在东路地区相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面对当时敌、顽、我，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犬牙交挫的恶劣环境和局面，陈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智慧，灵活机动地运用政策和娴熟的斗争策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东进抗日的指示。陈毅不愧是一位统战工作的大师和专家，首先在东进前夕将部队所存文件做了清理，摘下了军装上“新四军”的标识，还让叶飞专门向国民党三战区请了“病假”。为迷惑外人，叶飞和其他团领导都改了名，使用化名东进。同时，陈毅将茅山地区的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六团，以新四军第六团的番号开展活动，以掩护和配合叶飞所率部队的东进行动。为了蒙蔽国民党三战区，陈毅还决定将叶飞所率部队改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的番号，以地方抗日武装的名义东进。陈毅不仅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更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者。

1939年5月1日，新四军六团700余人由团长叶飞率领，从茅山地区出发东进，与“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会合于武南戴溪桥，5月5 日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后叛变投敌）为总指挥，这样既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起到了迷惑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叶飞、何克希为副总指挥，乔信明为参谋长，刘飞为政治部主任。

还在1938年初，江阴申港缪家垫人、共产党员缪谷稔劝导梅光迪接受共产党领导。于是，梅通过缪谷稔与中共中央驻沪特科取得联系。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刘钊、丁振东、刘振太、何克希、吕平、李亚夫、华企哲等人，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了解情况，开展工作。7月，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澄锡虞工委，何克希为书记，吕平、刘振太为委员。工委成立后授梅光迪部“江南抗日游击大队”番号，任梅光迪为司令（大队长），刘振太为副大队长。

1938年10月，陈毅要求中共澄锡虞工委动员梅光迪将“江南游击大队”拉到茅山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逐步将其改造成为一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抗日武装。陈毅正式授予其“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的番号，司令员梅光迪，副司令员何克希，参谋长是由第一支队派去的第二团组织股长徐绪奎担任，政治处主任吕平。辖3个连，共200余人。原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120余人为一连，连长陈小文；原江南抗日游击大队和周培大部百余人为二连，连长刘振太；原青训班数十人为三连。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还专门抽调了3名共产党员王新、龚鹏佐、包厚昌为3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江抗三路返回武进南部戴溪桥、洛阳一带后，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出扰，收编、整训地方抗日武装，宣传群众，创办随营学校，培训抗日骨干，为新四军冲出茅山东进准备了出发阵地。

5月8日，“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所辖二路、三路1000余人越过沪宁铁路，进入东路地区到达无锡梅村，以此为基地，分兵数路向苏州、常熟进发。5月中旬，“江抗”主动分三路奔袭梅李、何村等日伪据点。5月31日，“江抗”二路首战黄土塘，毙伤日军30余人，取得东进首战胜利；6月24日，“江抗”二路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警备队长以下20余人，炸毁车站，炸断铁轨，迫使京沪铁路运输中断3天；7月下旬，“江抗”进袭上海虹桥机场后又从阳澄湖东进青浦，前后历经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及阻挠“江抗”东进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忠义救国军数千人。

“江抗”在打击日伪顽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地方游击队的争取工作，促使活动于东路的陈凤武、强学增、杨忠、胡肇汉、殷玉如、周嘉禄等地方抗日武装接受“江抗”改编。到1939年8月，“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成立初期的二路、三路1000余人，迅速发展到5000人，由强学曾部（原江抗独立第二支队）、胡肇汉部（原江抗独立第一支队）和杨中部（原江抗独立第四支队）组成江抗四路，司令乔信明，副司令强学增、胡肇汉、杨中。由江抗二路第三支队周嘉禄部（原江抗独立大队）和朱松寿部组成，司令朱松寿，副司令梁景华，参谋长夏光，政治主任张志强，此外还组建了两个重机枪连，有轻重机枪近200挺，直属江抗总指挥部，武器装备大为改观。

“江抗”东进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和嫉恨，他们污蔑新四军越界活动，一面勒令“江抗”西撤，一面密令国民党军队及“忠义救国军”袭击“江抗”，企图消灭“江抗”于东路地区。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避免摩擦，以利团结抗战，并为集中兵力北上做准备，陈毅于1939年9月29日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决定双方同时由苏南东路撤兵。10月初，陈毅亲自抵达“江抗”驻地，根据中央部署的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决定将“江抗”撤至扬中整训待机，并决定把“江抗”二路和五路合编为“江抗”一团，“江抗”三路和四路编为“江抗”二团，并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仍称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叶飞为副司令。随后，一团北渡长江，向苏北发展；二团坚持在澄西和茅山地区活动，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次东进。

“江抗”主力撤出东路后，陈毅指示东路特委“重建武装，坚持东路斗争”。11月6日，东路特委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坚持在东路的抗日斗争。

三、“江抗”东进的重要意义

“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江南抗日义勇军取得的胜利，它在战斗中逐步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已经深刻揭示出了“江抗”东进的重要意义：

(一)“江抗”东进，实现了新四军的战略展开，扭转了新四军在苏中抗日的被动局面

“江抗”按照党中央的决策东进江南地区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了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抗击了大量入侵华中的日军，牢牢地掌握了江南和华中抗日的主动权，为实现我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初期，苏中地区具备了大规模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地失守后，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瓦解，日伪政权尚未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情十分高涨。由于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新四军主要领导，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曾出现迟疑和摇摆，结果导致新四军在战略上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分割包围之中，长江流域的抗日工作局面基本没有打开，使我党在华中地区的抗战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东进的指示精神，“江抗”挺进江南地区，仅半年的时间，就多次取得打击日寇、敌顽斗争的胜利，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和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彻底改变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初期的被动局面。

（二）“江抗”东进，鼓舞和激励了江南人民的抗日斗志及战胜日寇的决心和信心

日寇对江南地区的烧杀掳掠，汉奸的为虎作伥，国民党溃散官兵的流窜抢劫，地主豪绅的敲诈勒索，使江南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人民群众对抗日队伍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可当新四军刚到江南时，有部分群众看到新四军人少枪破，曾一度怀疑新四军能否战胜敌人。

“江抗”以自己英勇抗击日寇的行动表明谁是真正的抗日武装。一个个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振奋了江南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提高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它使人民群众看到，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因而也就打破了那种认为“新四军好是好，可惜人太少，枪太差，恐怕打日本不行”的怀疑观念。很多江南的老百姓在看到“江抗”连战连捷后，常常伸出4个手指头（指新四军）说：“老四能打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威信。他们纷纷参军参战，为新四军当向导，送情报，背弹药，抬担架，烧火做饭，护理伤员，亲如家人。

（三）“江抗”东进，始终高举坚持开展敌后持久战、游击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

“江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消耗、牵制了敌人，有效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江抗”还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政权，帮助和提高群众的自发抗日武装，整编和改造地方武装，扩大抗日队伍。“江抗”的统战工作对动员群众，争取各个爱国阶层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江抗”东进，为新四军北上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整个抗战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新四军队伍的壮大，不仅奠定了江南长期抗战的基础，并为执行发展苏北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作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黄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