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苏南东路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次大发展的过程。这个大发展过程是在党中央指示的指引下，在东路党组织领导下，东路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和新江抗指战员们共同努力创造的。

他们在日伪的卧榻之侧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狠狠打击了日伪；支持和接应了上海地下党的大量人员、物资和情报；为新四军筹集了大量款项，成为插进日伪统治心脏的一把尖刀。“新江抗”和东路抗日根据地是整个新四军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对全国抗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1940年初的形势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的策略由原来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在此策略下，国民党日益暴露出其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1939年5月，国民党即开始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同年12月到1940年初，国民党军队分别对陕甘宁边区、山西和冀南豫北地区的八路军发动了进攻，造成多桩惨案，形成了其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此，党中央在1940年1月发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重要指示。指出“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 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2月，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其中指示陈毅部猛烈发展苏北，坚决建立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沪杭路直达海边”。

1939年10月，在宁沪线东路（以下简称“东路”）活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在叶飞的带领下已经整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开赴了苏北抗日战场。临走时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就是京剧“沙家浜”中新四军伤病员的原型）坚持在阳澄湖畔。在日伪顽军的搜捕中，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这些伤病员，使他们躲过搜捕，养好了身体。

11月6日，在中共江南特委代理书记张英主持下，以这些伤病员为基础组建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为“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下辖四个连400多人。“新江抗”成立的第二天，就伏击了下乡抢粮的日伪军。这些日伪军没想到会遇到新四军，被打的狼狈逃窜。老百姓则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共产党没有走”，“江抗回来了！”。不久，陈毅又派新四军老六团的营长陈挺支援“新江抗”，后来新四军军部又派吴仲超、何克希来到了“新江抗”，大大增强了“新江抗”的领导力量。

1940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分会决定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带领一批骨干，从皖南前线立即赶赴苏南东路敌后，加强东路的抗日游击战争。

谭震林到达东路后，4月23日，在常熟徐市北港庙附近召开了东路地区党、军主要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称“徐市会议”）。在会上解决了当时中共东路特委的主要领导，对于叶飞率部北上后，还能否在东路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斗争的疑虑，统一了东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思想，成立了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同时报请江苏省委批准，中共东路特委划归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并由原组织部长张英任特委书记。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江苏省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简称“东路抗日十大纲领”）的重要文件，并以东路特委的名义对外公布。

5月4日，党中央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明确指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中央的五四指示，指明了独立自主建立江苏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任务。陈毅给苏南党组织传达了中央指示。遵照中央指示，东路军政委员会提出了“独立自主，建立东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口号，要求在东路地区以建党、建军、建政为内容，努力争取“红五月大发展”。正是在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东路根据地的建设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二、党的建设和“新江抗”的发展

东路军政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路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健全和加强，成立了中共淞沪中心县委和中共澄锡虞工委。使澄锡虞、苏常太、昆嘉青直至上海浦东在内的淞沪地区都有了成片的党的领导中心。此后的半年当中，县级组织从原来只有无锡、苏州、常熟等少数几个县委，又发展了太仓、昆山、江阴、锡北、虞西、澄西、浦东等10多个县委。使东路地区的抗战全部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东路军政委员会首先就要大力发展人民的抗日武装。

在1940年4月的徐市会议上，东路军政委员会对东路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新江抗”400人和“民抗”200人整编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为“新江抗”），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端，任副司令；吴仲超化名吴铿，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此后“新江抗”力量获得了迅速发展。

首先军队扩大了。“新江抗”创造性地建立起“自卫队——常备队——主力兵团”的人民武装体制，大批地方自卫队、常备队加入“新江抗”，升级为主力，然后再另外组织新的自卫队、常备队，使“新江抗”象滚雪球一样得到迅速发展。新江抗还到上海秘密扩军。吸收了大量从上海来的青年工人、大中学生等，使“新江抗”人员的成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工人成分多、文化水平高和政治素质好的特点。对东路地区的非党武装新江抗也尽量转化吸收。对坚决抗日的武装，“新江抗”尽量争取他们加入共产党，扩大武装力量。对动摇的武装则进行争取和分化。对已经投降日本的伪军则大力进行策反。

部队的扩大带来了武器和新战士战斗经验不足的问题。“新江抗”吸收“井冈山斗争”和“三年游击战”的经验，不再单纯依靠“说服地主出钱买枪”，而是通过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为解决大批新战士缺乏战斗经验的问题，“新江抗”采取边整编、边战斗的方式，积累战斗经验。在坚持井冈山游击战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针对水网地区特点还发明了“水上流动”和“暗坝”战术等。东路军政委员会还组成了100多人的教导队随司令部行动，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水网地区游击战的军政人才。

1940年6月，“新江抗”发展到了三个支队。为扩大东路根据地，东路军政委员会作出战略决策：以常熟为基地、苏（州）常（熟）太（仓）为中心，东出昆（山）嘉（定）青（浦），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形成东击日军、西反顽军的局面。

6月底，“新江抗”东西两线出击。温玉成率领新成立的主要由上海的工人和学生组成的三支队进入青浦昆山交界的淀山湖一带打击日军。同时，何克希率领陈挺的二支队、张开荆率领戴克林的一支队向常熟以西的江阴、无锡挺进，痛击顽军，扫清了“新江抗”向西发展的障碍，使东路和西路的游击区连成一片。

9月“新江抗”指挥部从常熟西移到无锡附近。

10月，“新江抗”由三支队一部为基础，加上上海、青浦入伍的工人和学生组成了“青昆支队”，向铁路以南发展，打通与浦东的联系。

同时，东路军政委员会宣布将（无）锡南、苏（州）西的地方武装划归太（湖）滆（湖）地方党委统一领导。这样就形成了以无锡为基地、苏常太、澄锡虞及太滆地区连成一片的广大抗日游击区。

到11月，“新江抗”很快就发展到3000多人。随着队伍的扩大，11月初，“新江抗”指挥部在江阴小庄圩召开军人大会，又将“新江抗”整编为三个团建制的纵队。同时，由澄西、丹北地区部队组成的江抗“西路指挥部”部队被编为第七支队，韦永义为司令员。

队伍壮大了，东路军政委员会又提出了向东、向南、向着太湖、淀山湖、浙东发展的斗争目标。新江抗的胜利，为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有力的军事保障。

1940年11月6日在常熟东唐市隆重举行了庆祝“新江抗”成立一周年大会。在会上谭震林发表了《江抗一年》的讲话，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东路军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并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新江抗”队伍的壮大和东路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已经“成为今天东路抗战的灯塔。”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

随着“新江抗”抗日游击区的扩大，东路军政委员会同时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抗日自卫会的创建。东路地区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抗日自卫会。1940年8月4日，苏南东路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成立。9月28日，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成立。随后，无锡县的人民抗日自卫会以及江宁、溧水、句容、金坛、溧阳、宜兴等地都相继成立县级抗日自卫会。

抗日自卫会主要开展了如下四方面的工作。

1.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民主政权离不开统一战线，特别是当地上层分子的支持。所谓“上层分子”主要是指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东路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经常拜访东路地区的开明绅士，例如无锡寨门的著名绅士，谭启龙夫人严永洁的叔祖严蔚苍老先生。赞扬老先生的抗日气节，鼓励老先生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东路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还和江阴的陈宝活、周晋年等著名绅士交朋友，打消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为抗日出力。江阴长径中学的校长张大烈则是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留法归国的雕塑家，曾师从罗丹的弟子。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抗日，到处积极宣传抗日主张，还与我党领导人结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但这些上层分子却常常成为“忠义救国军”的“暗杀党”的目标。“暗杀党”是“忠义救国军”组织的专门暗杀我抗日军民和上层分子的特务组织。例如，张大烈校长就被他们杀害了，其他如为我军筹集粮草的镇长章在田，刚从上海到根据地的女同志林杰等都是被他们暗杀的。

为打击这个罪恶组织，在华墅工厂工作的龚吉义打入到“暗杀党”内部，终于找到机会。在祝塘码头的轮船上我江阴常备队（队长于玲）捕获了正要乘船到无锡的“暗杀党”大队长，为死难烈士报了仇。

2.税收和经济工作

税收和经济工作是抗日自卫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东路军政委员会在根据地成立了东路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税收、田赋等工作。在其领导下，各级抗日自卫会均切实做好财金税收的工作。东路军政委员会指明“征税不是一般的经济工作问题，而是教育干部、群众树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观念问题。我们收税是行使权利，证明抗日民主政府是这里的合法政府。为此，哪怕征税少，我们也要收”。随之，苏常太及江阴、无锡、沙洲等县均设立了财金委员会，重点的集镇都设立了财金办事处，水路交通要道都设立了稽征所（或收税所），形成了根据地完整的税收财金体系。这样就把税收从日伪和“地头蛇”设立的税卡那儿夺回到人民手中。

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还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发展东路经济的基础上，对税收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用抗日财政保障了抗日军民的供给，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来源问题，同时还从上海换取了大量的医药和其它必需品。这就使东路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新四军经费、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10月初，苏北黄桥决战的关键时刻，戴克林带领江抗一支队携带六万法币经费，驰援苏北新四军，受到陈毅的高度赞扬。在黄桥决战以后，江抗二支队又护送了20万法币给苏北新四军^[11]。

为了发展东路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江抗部队的战士也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支援地方建设，帮助群众治理水患。1941年春，为治理水患，新江抗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在沿江地区大力兴修水利。如，沙县疏浚了南北长河等大小36条河道；澄西县疏浚了舜河20公里，收益农田面积达20余万亩；江阴县加高了祝家河堤坝，解决了2000多万亩高田的灌溉，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等等。

3.文化舆论宣传工作

舆论宣传也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东路军政委员会成立不久，原老“江抗”创办的《大众报》和《江南杂志》被合并，成立“江南出版社”。同时创办印刷厂，原来的油印报纸和杂志都改为了铅印。为了适应江南水乡游击战的特点，出版社和印刷厂都搬到了船上。

“新江抗”指挥部西移到澄锡虞地区后，又创办了《东进报》，以宣传形势，讲革命道理，增强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东进报》发行部队版和地方版两个版本。东路军政委员会的领导经常为《东进报》写社论和文章，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战士、群众的抗日斗志。报纸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和精神，成为东路抗日舆论的标志。

上海的党组织和人民对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结合“新江抗”到上海的秘密扩军，上海党组织先后动员了大批工人、职员、学徒、大中学生和文化工作者来到东路。除了直接参军的外，一些印刷工人办起了水上印刷厂、五金工人办起了流动修械所、医务工作者则增强了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医疗队伍。文化工作者则办起了剧团、出版报刊等，使东路的抗日根据地显示出勃勃的生机。

4.群众工作

“新江抗”的干部战士发扬我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为群众做好事。除帮助群众兴修水利，还经常派军医给群众治病。例如，无锡吴家村的农民吴根和的妻子高烧不退，无钱看病。“新江抗”的领导就派军医及时为她看病，说：“救人要紧，要什么药用了再说”，吴妻病好后，一家人感激不尽。老百姓说“东洋人杀人、游劫队（土匪）抓人、新四军救人、共产党是亲人”。而群众则积极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给我们提供情报、掩护我军行动、修暗坝阻止日军等，帮助“江抗”打击日寇。戴克林在回忆“新塘西战斗”时说：他当时到后山去侦查，正碰上包抄的日军，要不是老百姓给他提前示警，他就回不来了。他深情地说：“我心里真诚地感激那位不知名的农民。他的报警，说明东路人民对抗日队伍的一片赤诚之心。”

顾复生有一次带队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时，遇到外国记者也在参观根据地。他们了解到新四军能够在东路水网地区和铁路沿线打击敌人，感到非常惊奇。问顾复生：“这个地方没有山区，你们怎么对付敌人呢？”。顾复生说“这个地方也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打日本的”。

四、反顽和改编

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使皖南新四军军部和部队遭到了重创，各地国民党顽军也蠢蠢欲动，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进攻，形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党中央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罪行。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的命令。同时，提出了“军事上暂取守势，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的方针。

在政治上。东路军政委员会与日伪顽针锋相对。1月22日，以林俊（谭震林）和吴铿（吴仲超）的名义发布了《抗日救国军政治部通令》。通令中，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妄图趁皖南事变之机，勾结日伪在东路建立亲日政权的阴谋。同时宣布将东路抗日根据地划分为三个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第一行政区下辖常熟、苏州、太仓、阳澄四县，行政督查专员为任天石；第二行政区下辖江阴、无锡、沙洲三县及锡北、虞西两个特区，行政督查专员为吴达人；第三行政区下辖青浦、嘉定、昆山、南汇四县，行政督查专员为顾复生。同时，还宣布了各县长和特区主任的任命名单，规定村、乡、镇长实行民选。通令各行政区、县和特区政府要带领群众在行政区内摧毁敌伪政权、肃清亲日分子、建立民主政权、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通令使东路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粉碎日伪顽试图伪化苏南部分地区的阴谋。

军事上，“新江抗”对日伪顽的进攻进行了坚决反击，相继击溃了进犯苏常公路一线的国民党江苏省保安三纵队的顽军，歼击了窜入澄锡公路两侧的几股“忠义救国军”的一系列进攻。并粉碎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取得了“桐岐歼灭战”的胜利。

1941年2月4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江抗”被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同时，成立了新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谭震林任指挥兼政委。不久，三支队又改编为新四军十八旅。同时，在西路作战的原新四军新二支队改编为十六旅。十六旅和十八旅共同组成了新四军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

至此，苏南东路人民抗日战争的“新江抗”时代结束，进入了更加辉煌的六师时代。

    谭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