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3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父亲走了，走的很突然，也很平静。这几天，父亲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出现，挥之不去的影像，无法忘却。

在旁人的印象中，父亲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老头。

这几年，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住。清晨，只要天气暖和，就陪着他在小区里散步，迎面有路人走过，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不管是否认识，他都要挥挥手，微笑着问声“你好！”见到清理垃圾和打扫路面的师傅，他总会说一声 “辛苦啦！” 路边玩耍的小孩摔倒了，他会拄着拐棍过去关切地问候，“娃娃，摔得怎么样？不疼吧？……”

    他喜欢美好的生活环境，听到小鸟叽叽喳喳在叫，他常会模仿几声，还会问：“这是喜鹊的叫声，那是什么声音？……看，那个小雀子飞了！” 小区大院里种植的花花草草，引得他常常驻足欣赏。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五一期间他去参观欣赏了一天.看到有人在小区中随意摘花，他会说：“这样不好，花，是让大家欣赏的，怎么能随意摘？”

    2020年元旦过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他执意要出门看看，欣赏雪景的同时，不忘提醒路人“注意，别滑倒”。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出门前，他会叮嘱我：要戴好口罩和手套啊……

    人们知道他已年过百岁了，并且两次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总有人会问:“噢，老人家，长寿啊，有什么长寿秘诀？怎么保养的？吃什么补品？保健品？怎么吃的？……”

    哪有什么秘诀啊，父亲的饮食很普通，是很平常的一日三餐，固然他爱吃红烧肉，对鸡鸭鱼虾，也都会吃一点，但更偏爱吃一些在土里面生长的食物，如胡萝卜、白萝卜、红薯、南瓜、山药、芋头等，也许这与他从小的饮食有关吧，他不愿吃孩子们给他买的各种营养补品。

    其实，父亲的肠胃功能一直不好。抗战初期，他因严重的肠伤寒、胃炎等疾病几乎死掉，是他的新四军战友，没有放弃他，一直在保护他，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老寿星。

    有人说，这个老头慈眉善目、总是面带微笑，能长寿，可能就是心态好吧。

    父亲，就是这么个老头，看着很平常，他的经历可是并不平常。

    每天早晨，他起床后，一走进客厅，就喊着“打开电视机，打开电视机，我要听新闻”。100岁了，该颐养天年了，谁还关心这些呢？他关心，眼睛不好，但可以听，耳朵还灵嘛。记得我小时候，每天早晨他都会打开收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新闻工作，是他一生从事的事业。

   在江苏运河师范读书时，他就开始给报刊投稿，还成立了“南风社”任主编；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他投笔从戎，在第五战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淮流》杂志任主编；

在新四军的豫皖苏根据地，他创办了根据地的党委机关报《群众导报》担任副社长并主持报社工作（社长由根据地宣传部长兼任）；

    部队转战开辟淮北解放区后，他带着报社的原班人马办起解放区的党委机关报《人民报》并担任副社长主持报社工作（社长由解放区宣传部长兼任）；

1943年2月，《人民报》与《拂晓报》合并后，他调任中共淮北区党委秘书，协助党政军首长处理淮北根据地的党务工作。

他还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兼通讯部主任，中共华中局党报委员会秘书。

    解放战争中，他不仅担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的领导工作，还作为新华社常驻第三野战军粟裕司令部的前线记者，参加了三野的历次重大战役，发出了大量的战况和报道。父亲曾说，“干新闻这一行，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在战争年代，一定要站在战事的第一线，才能得到第一手的素材，写出准确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战报，不仅对局部战斗有影响，还可能对整个战役的决策有影响，那时，一天也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他的老战友季音告诉我父亲和他曾经陷入敌人阵地的故事。他俩深入前线阵地报道，在我军与敌人争夺阵地的拉锯战中，敌人几次打过来占领了阵地，他俩的隐蔽处距敌人只有几十米，已做好与敌人拼命的准备，幸而没被发现，我军就又打过来，这是他们战地记者的工作常态。

    在洛阳战役中，父亲险些牺牲。当时国民党据守洛阳的是邱行湘部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被打得龟缩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华野张震参谋长及他的司号员、警卫员在交战前沿阵地视察，父亲随行采访。突然，传来炮弹的呼啸声，张震大喊，“卧倒，快卧倒”，父亲还没来得及反应，张震一把将他拽到战坑里趴下。紧接着，炮弹在身边炸起，几米之外的司号员，当场就牺牲了。父亲说，是张震救了他的命。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台，曾挂有父亲的大幅照片。

他还创办了三野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前线画刊》，并担任编辑部主任。

    部队打进上海后，他作为军代表奉命与范长江一起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中央社、《申报》等新闻机构，并担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及上海分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由总社副社长范长江兼任）。

1952年7月，他调入新华社总社担任总社编委（相当于党组）兼国内部副主任（主任由副社长缪海凌兼任），主持过许多重大活动的报道，例如，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报道组组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新闻报道组组长、公开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新闻报道组组长等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与他在一起的几位叔叔告诉我，那时，他常常一个人跑到附近的小山包上，唱新四军军歌，抒发自己的冤屈和苦闷，怀念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纯真的战斗情谊。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父亲是新华社第一个恢复党籍的“右派”。当年，父亲被作为右派处理时，行政级别由10级一下子降到15级，工资被拦腰砍掉了近乎一半，而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恢复了党籍和原有的行政级别，但不补发这段时间因错误处理而扣掉的工资。领导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只是说，“我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就是想尽快地投入工作，把逝去的时间补过来。我理解十年内乱给国家造成的困难，现在组织上给我恢复了党籍，作为一个党员，我还要补交这20多年的党费。”我母亲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她支持父亲，拿出了多年来的积蓄，补交了党费。

    1979年，中组部下调令，把父亲调到司法部担任宣传司司长，不久，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同志提出政法战线要办一张报纸，这个任务历史性地交给了父亲具体负责。父亲曾说，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是我国政法领域的第一张报纸，国外也有一些关于法制的期刊和报纸，那是单纯业务性质的给专业人士看的，而我们是面向全国大众的、是普及法律知识和宣传法制建设的报纸，责任重大，一定要全力以赴办好报纸，让报纸成为我们宣传依法治国的一面旗帜。他和报社的同志们为报社的创办，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中国法制报》（即现《法制日报》）于1980年8月1日创刊、公开发行。

    1984年6月，他办理了离休手续。

    离休以后，他还在时时刻刻关注报社的情况，他要我们把《法制日报》全部保留，日积月累，家里的报纸堆成了山，他也不许卖掉，他说，这是珍贵的资料，以后他还要找出来看看。

    离休前，报社给他配有专车。离休后，只要他提出需要用车，报社也满足他的使用。但当他知道报社公务用车紧张后，就再也不提用车的要求了。报社领导告诉他，你不要车了，可以“打的”乘出租，实报实销，可他也不坐出租，却转为要我给他当司机，他说，家里有车就不麻烦报社了，要保证报社的车都用于工作。有时，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他就自己乘公交和地铁外出。我知道后，埋怨他，“已经90多岁了，怎么还挤公交车？别挤坏了，要出危险的。”他却得意地说，上了公交车后，出示离休证，售票员会立刻安排他入座，没问题。

    他曾说过，对于一个党员来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离休或退休，只要活着，就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离休后，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新闻学科编委和《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工作，而没有任何补助和报酬，只是要在自己的余生对祖国的新闻事业继续作出贡献。

    他还曾先后被委任或受邀担任：司法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首都新闻学会理事，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顾问，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顾问等。

    在他眼里，活着，就是要工作。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我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不能陪伴他。他总是说，不要担心我，放心地走吧，你把科研工作搞好，才是最重要的。

    父亲的眼睛受过伤。那是抗战初期，他在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一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在率领大队抗击日军的一次战斗中，被枪弹崩起的碎片击中了左眼，肿得像馒头大，化脓，而且长有一层厚厚的翳子。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找到一小管白敬宇眼药膏，抹上，才消肿，但是左眼视神经已完全坏死，只有光感，看不见东西，留下了终生的残疾。一次，我陪同他看病，大夫问：“你享受残疾人待遇吧？听说今年残疾人待遇又增加了，每年可以多拿好几万吧？……”父亲从来没考虑过此事，他说，多少战友都牺牲了，他们有什么待遇？我的左眼不行，右眼还挺好，能够工作就行了。

    随着父亲的年事增高，身体机能明显地衰退了，有些化验指标异常，有些疾病隐患，需要他住进医院监测和观察，针对性地治疗。但他总是表示，不用住院，还说，现在我国的医疗资源还很紧张，我还能动，干嘛要住院？不去。

    父亲可以享受正部级的医疗保健待遇，若住院会比住在我家里还好。但几十年来，他从没住过医院。父亲走得很突然，120急救中心的大夫诊断去世的原因是“心源性猝死”。

    我真是后悔极了，如果他住在医院，对他的疾病隐患，有可能早点发现，医院里有24小时的监测报警装置，即使心脏发病，也可以被及时抢救过来。就凭父亲开阔的心胸、豁达而乐观的心态，他还可以继续延年益寿，肯定能活得更长。

    近些年来，每年国庆节期间，他都执意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他要看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精心布置的花篮，他走过环绕广场的每一个高大花柱，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变化大呀，变化大呀。他与广场上的人们热情地打招呼，享受着大家欢天喜地庆祝的喜悦。

    当年，他投笔从戎，就是要抗日不当亡国奴，在被称作铁军的新四军队伍里“……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他是为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感到高兴，是为心中梦的实现感到自豪。

    父亲走了，悄悄地、平静地走了。

    在《法制日报》离退休微信群里，报社老同事的留言让我感动。新华社著名记者郭玲春也给我发来短信：

    “惊悉噩耗，我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敬爱的庄重同志永远不老、永远活跃在我们身边，也永远不会离开他热爱的人世间。

    他是一名革命者，人生坎坷，道路崎岖，却无私无畏地前行；他是一名新闻战士，业绩卓著，敢于直言又敢于担当。他是后人景仰的前辈，更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真正共产党人！

    庄重同志走了，我，一个崇敬他、热爱他的小辈此刻身在南岛，望着西天的一片彩霞，这是为他，远行铺就的红地毯，庄重同志必定昂头挺胸，在没有荆棘的路上走向天国！

                          郭玲春、邵泉深深地鞠躬

                         2020年3月18日于三亚清水湾

    如果可能，请为我在庄重同志的灵前呈上一束鲜花。”

父亲走了，去会见我亲爱的妈妈和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曾经一起浴血奋战的老战友们。

    父亲的信念、胸怀、品行、风范，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们，珍视，继承。

                                 庄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