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9日是敬爱的张爱萍同志诞辰110周年。珍藏在我心底的敬重之情、怀念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说实在的，张爱萍同志逝世之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悼念他老人家。敬爱之深，无从下笔，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当时还有一个顾虑，觉得我人微言轻，份量不够，怕写不好，玷污了他的清名，降低了他的声望。现在过了若干年了，许多名人大家、亲属好友的文章发表了不少。我想可以表达一下我的怀念之情了。一提笔，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

张爱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的领导者，著名的书法家、大诗人等等。这些评价见诸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多数文章的评语，实事求是，毫不夸张。但是，我觉得还不足以描绘出他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在我心目中，张老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是军队文武双全、军政兼优的高级优秀指挥员，更是人生楷模，明事明理明心的光辉榜样，还是我的良师益友。上天眷顾，我从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张老。他虽然不是我的直接领导，却是我崇拜的偶像，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榜样。因此，我同他的交往就比较多，受益也就颇多。他深情地对我说“殿仁啊，咱们是挚友”。听了这话我心里热乎乎的，翻江倒海。我有何德何能，敢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朋友，而且是挚友。我只有当小学生的份，挚友实在担当不起。我估计，可能是我学习“爱萍之风”身体力行，敢跟他讲心里话，无论顺境逆境，我都一如既往的敬重他，向他汇报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所思所想的真实思想，精诚所至吧。张老和他的夫人李又兰同志都是直呼“殿仁”和“殿仁同志”，我听起来特别亲切！

    要了解张老的光辉战斗历程和伟大贡献，有两本书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一本是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一本是东方鹤写的《张爱萍传》，当然还有一些回忆文章大都编印成册，建议大家读一读这些著作，你就会了解一个真正的张爱萍，读了之后，你的灵魂会受到洗礼和升华。

    我写这篇怀念文章，老想不出合适的题目，搜肠刮肚，想起了张老写他家门前那棵老榕树的诗。我借其中一句“顶天立地傲苍穹”，用“顶天立地”说他的人品，用“傲苍穹”说他的经历，还比较贴切。

张爱萍同志16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参加红军，伴随着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奋战了78年，战功赫赫，成就辉煌。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干得有声有色。党叫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而且是有始有终，“金声玉振”。有人统计他一生创造了56个第一，比如第一次提出游击战、“六绝”“十法”；创建我军第一支海军；组织指挥我军第一次陆海空诸军兵种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列岛；组织指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等等，都是打基础、破天荒、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这78年，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的全部工作都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而展开的。又都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做出了巨大成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但总体上是团结向上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张爱萍同志作为党的优秀党员、军队的高级将领、人民群众爱戴的领导者，也不能置身度外，也是在艰苦中磨练，在斗争中成长，取得的是苦难的辉煌。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浪淘沙，烈火真金，实践和时间这两个最公正的裁判，见证了张爱萍顶天立地傲苍穹的英雄本色。

顶天立地的正气。张爱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如日月可鉴天地，如青松可傲霜雪。首先表现在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参加过红军反围剿斗争，走过万里长征，到枣庄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在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亲自指挥和参与了无数次著名的战役战斗，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建海军，当副总长期间，负责过全军的精简整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领导指挥国防科技、两弹一星、军事装备等重要工作，还分管过军事外交工作，在战斗工作的第一线接受磨练，历经各种艰难困苦，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特别是他两次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受诬陷坐过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纯真的家国情怀从来没有改变过，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从来没有迟疑过。张老说，“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对自己的信仰就是坚定的。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报效终生的义务，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名权利的权力。”他说到做到，知行合一。他淡泊名利，十一次让职，三次辞职，六次死里逃生。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嫉恶如仇，大义凛然，敢作敢为，宁折不弯。那股正气使好人爱，坏人怕。以至于，好人见到他格外亲切，如邓稼先讲，见不到张爱萍心里想得很，见到张爱萍好像有了主心骨，心里就踏实得多。坏人很怕他，见到他胆颤心惊。如造反头头舒龙山平时张牙舞爪，见了张老，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吞吞吐吐，心里发慌。就是当年当过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见了张老心里都发虚。毛主席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怎么理解？反正我理解这不但不是批评，反而是表扬、肯定，说明张爱萍一生正气。只有正，才敢硬，有底气，无所惧。一身正气，就心底无私，坦坦荡荡。1966年8月17日夜11时许，张爱萍接到电话，通知他明天（8月18日）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机会难得，好多人还抢着去呢。但张爱萍觉得陪会的事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原定8月18日要到济南同工程兵、铁道兵的领导组织抢搭黄河浮桥的军事演习。他把这个情况向通知他的人作了说明，对方冷冷地说，“你看着办吧”。张老就按计划去了济南组织演习。谁料，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为对毛主席感情有问题，是不忠的表现。组织了几万张攻击污蔑张老的大字报，还向上面报诬陷材料。谈到此事时，张老对我说，“拥护毛主席热爱毛主席不在形式，而在内容。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把演习搞好，提高战斗力，才是真正的忠于毛主席。不管他们扣什么帽子，我心里坦然得很”。

    张老“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被批斗达5年之久，致病致残。1972年经周总理批示，可同家人见面。张老赋诗：“春阳日和耀眼红，松柏竹梅生气冲。寒流难斫蓄芳蕊，风雨过后更葱茏。”“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表达的不仅是亲人团聚的兴奋，更是笑对磨难乐观向上的精神。1975年3月8日，张爱萍在被打倒8年后重新工作，再任国防科委主任。他赋诗曰：“久困重围冲突，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他没有去机关报到，而是直接下到七机部230厂蹲点调查，大刀阔斧地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整顿，广大干部群众、专家学者欢声雀跃，消除派性，团结战斗，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尖端事业搞上去。但好景不长，由于“四人帮”捣乱，1975年年底，又开始了“批邓反右”。张爱萍又被卷了进去。但他老人家胸怀博大，大义凛然，白天受批判，晚上抓工作，节假日都搭进去。张老说，“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今年把卫星打上去。”1976年1月18日，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各界人士7000多人参加。张爱萍同志一早起床，刮了胡子，对镜着装，从医院来到会场，从容地对着麦克风讲，“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说完这72个字。扭头就走了。在场的绝大多数人无不钦佩有加。细琢磨，“假如”一词别有深意。后人解读“张爱萍将军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张老自己也说，既然他们要我面对这么多群众，怎么检讨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绝不低头。由于受张老顶天立地的正气所感染，“批邓联张”根本搞不起来。天意民心，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1977年3月，张爱萍再次被邀复出，宝刀不老，又一次开辟了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新局面。

顶天立地的骨气。在张爱萍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骨气，不向权贵献媚，不向邪恶低头，不向人民群众耍脾气，爱憎分明，不亢不卑，表现了坚守真理的风骨。张老说，“我谁也不跟，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文化大革命”初期，张老有些不理解，但总是从积极方面去想。被关押期间，努力回忆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认真检讨，总结提高。严酷的事实让他逐步看清了林彪、江青的真面目。党的“九大”之后，便一个字检讨也不写了。专案组向他调查别人的问题，他一句揭发也不写，更不用说违心作假证了。他坚守做人气节，在报纸的边上写着“咬紧牙关，战胜屈辱，宁站着死，不跪着生”。由于下笔用力太重，纸片被戳得满是窟窿。“批邓反右”时，中央成立帮促小组，有的领导同志劝他承认了算了，张老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同志说：“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承认过嘛，也没把我怎么样嘛！”张老说：“那是你。”当然张老也认为陈锡联同志是好意，让他过关。但张爱萍就是张爱萍，宁可挨整，也不说假话，处处表现出实事求是的风骨。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元帅，有些人急着同彭老总划清界限，洗白自己，不惜上纲上线，甚至扣一些莫须有的帽子。而张爱萍同志却坚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中央有决定，他作为党员，也不能公开反对，就讲一些应付的话。如说，“在彭直接领导下，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艰苦朴素所迷惑。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务主义的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的脾气，就原谅过去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与其说这是批判，不如说是另一种方式的表扬。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张老说，他最看不起那些平时溜须拍马，紧紧往上靠，而到了危难关头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从庐山回京，张老大大方方地陪同彭老总坐一架飞机，这对彭老总是极大安慰。保持坚强的党性和个人的品格就是最好的风骨。张爱萍最痛恨也最看不起那些搞团团伙伙，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山头的人。他曾说，“文化大革命”祸害最大的就是两大宗派集团。一个是林彪集团，一个是江青集团。他们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欺上瞒下，打着红旗，谋取私利。他们在台上就是奸佞当道。他有一句座右铭：“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他反省自己，“我没有错，怎么整，都随你”，“党内的派性斗争，窝里斗，没出息。我从来不属于哪个派别，也从不参加哪一个派别。你就是整死我，我也不低头”。有人问，“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这一问竟惹恼了他。张老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搞个人小圈子，搞帮派，几个人搞到一起叽叽咕咕的，只有‘四人帮’才喜欢这一套，还有林彪。”

顶天立地的豪气。张老的豪气主要反映在他的豪情壮志、豪迈自信、豪侠仗义上。张老面前无难事，始终有一种豪情壮志。像他诗中写的“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1952年初，张爱萍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本来是副司令兼参谋长，张老坚持辞去副司令。他说华东战将如云，让其他同志任副司令，我当参谋长就行了）。当时华东军区管辖的范围比较大，北至山东，南达福建，大体相当于后来南京、福州、济南三大军区的范围。这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于统一协调沿海防务和守备。张爱萍考虑，单独防御不是办法，要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袭扰，就要坚决夺占沿海敌占岛屿，把敌人消灭或者赶走。1952年初，他就果断地指挥解放了洞头岛，取得了沿海部分主动权。解放一江山岛也是一波三折。作为浙东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张爱萍，经过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方案论证，胸有成竹，不厌其烦地向上级说明情况。虽然华东军区和军委总部意见不一，多次劝说张老推迟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但满怀豪情的张爱萍最终说服上级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时决定1955年1月发起攻击，不料16日夜接到总部指示“时间推迟”，张老直接打电话找到陈赓副总长。开始陈也劝张执行上级指示，张老再三申明理由说服了陈赓。陈表示要报告粟裕总长。正在等待答复时，华东军区首长又指示“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计划”。据当时传达电示的参谋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豪情壮志，令人敬佩。一江山岛是我军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仅3个小时就打赢了。迫使蒋介石驻大陈岛的军队全部撤逃台湾。张爱萍随即指挥解放了大陈列岛。张老豪情满怀，即填《沁园春·一江山渡海登陆战即景》，其中有几句读后令人难忘。“看骑鲸蹈海，风驰虎跃，雄鹰猎猎，雷击龙翔。雄狮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掏金汤，锐难当，望大陈列岛，火海汪洋。”“首战奏凯震八荒，英雄赞，似西湖竞渡，初试锋芒。”何等的豪气神扬！他认为统率千军万马比较容易，而能寻找到并及时抓住战机绝非易事，作为指挥员要能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才能战胜对手赢得战争。

    张老是一位豪迈自信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同志参与领导两弹一星的工作。1962年直接任命他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老说，“我只知道手榴弹、山药蛋，哪懂什么原子弹。中央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就要想办法坚决完成。”他认为，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笨，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张老经常说，“我这个人，历来就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能做得最好。”勤奋好学，不耻下问是张老的一贯作风。他先请了刘西尧等几位知识型领导作助手，又拜朱光亚为老师学习专业，再请教钱学森钻研科技知识，还广泛求教和听取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孙家栋等专家的意见。试验室、戈壁滩、发射架下，各个厂区都有他的身影。他不但是一位一线指挥员，还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知心朋友，坚强后盾。张胜同志书中有一段话非常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的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又很有悟性，很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领域，当他们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当他们面对深奥的科学原理和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问题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的领悟到事物的要害所在，能迅速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的办法。没有准备期，也没有所谓的鸿沟，一切仿佛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也永远成不了专家，甚至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专家，而且如果他们一旦成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专家，无不对他们信赖、敬重、赞叹、佩服之情溢于言表。”毫无疑问，张爱萍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程开甲院士说，“张爱萍是一位一诺千金，能干大事的领导人。原子弹试验的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大将挂帅，一切很难如此顺利。”我亲耳听到过许多老科学家讲过类似的话，可见张老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之高。

    张爱萍同志侠骨柔肠，最看不惯狗仗人势的小丑，是专爱打抱不平的豪侠仗义之士。1977年有人诬告徐立清同志，编造谣言，欺上瞒下，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误会。张爱萍看不得坏人欺负好人，最同情受诬陷的好人。他挺身而出，对徐立清同志说，“我打电话给你约小平同志，或者我带你去见小平同志，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徐立清同志说，“小平同志那么忙，我怎么好为个人受委屈的事去耽误他的时间，让他费心呢，忍耐一下，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张爱萍同志说，“徐立清这个人太老实，太谨慎，逆来顺受，委屈求全。”后来徐立清背着包袱含冤去世，张爱萍同志再三讲，可惜，可惜！遂写一悼诗：“原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惜君一生重谨慎，后继有人慰英灵。”这首诗在报纸上刊出后，许多老同志讲写得真好。“批邓反右”时，造反派要批斗肖向荣同志，张劝肖不要去。肖向荣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张老对肖说，“都现在了，怎么还这么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毛主席身体那个样子，那些指示都搞不清真假。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胡作非为。”结果肖向荣被批斗，心脏病复发去世。张老悲痛不已，愧悔难当，敲着桌子说，“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不听劝。”“肖向荣同志是为我代过而死，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要到科委来工作的。他是忠诚于党的，是真忠，真忠……”

顶天立地的才气。张爱萍是大家公认的儒将，文武双全，军政兼优，才华出众。我印象深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战略思维。他经常说，领导干部要有博大胸怀，世界眼光，要能把握大局，照顾到方方面面；要能统揽全过程，关照到前前后后；要有预见性，寻着规律，认清本质，关注发展趋势和要达到的阶段性成果及最终的结果。他说，像我们这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大国，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何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壮大自己。大国重器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他多次反复地讲，“引进技术是为了改进我们自己的装备。引进来也不能只照着葫芦画瓢，要结合实际吸收改造，做出的成品和别人不一样。”“总是想要人家的新东西，另起炉灶，向外国订这个项目，订那个项目，看起来见效快，长期下去十分危险，把自己的法宝都丢掉了。”“有些东西可以自己搞，就下决心搞，不要出去买。一时搞不出来，可以引进一些技术资料，买一些仪器设备，搞土洋结合。”“我要提醒同志们不要上当。外国有人是买空卖空的，送来的资料说得天花乱坠，好像挺神秘，实际上没有用，有些就是四不像。”“改革开放，我拥护、赞成。打开门窗，要把纱门、纱窗修好关紧。我反对连屋顶都揭开了的开放。把老底都亮给人家，核心技术不在自己手上就要受制于人。”“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迷惑了，风物长宜放眼量，要着眼全局，着眼发展，着眼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秦山核电站就是张爱萍力排众议，甚至责难而建起来的。发展核电，有的人就主张引进技术，与外国合作。我们出地皮，外国出设备。张爱萍主张中国的核电发展要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这是我国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标志性项目。实践证明：不用进口成套设备，我们自己也能完成，中国人不比别人笨。形势、任务、工作方法是战略思维的一般逻辑。20世纪80年代，张爱萍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感到军队长期“盘马弯弓箭不发”，容易滋长和平麻痹思想。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和战略方案，浪费人力物力。积极建议军队工作要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转移到应对现代化局部战争上来。分清轻重缓急、先后顺序，把重点突出出来，把拳头建设好。他举例说，毛主席就是大战略家，在四面受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抓两手，一手抓两弹一星，一手抓大办民兵师，使得美帝、苏修都不敢对中国轻易动手。一个不敢打，一个认为打不起。我们就是要缩短战线，集中人力物力搞一些尖端武器，建设一批拳头部队，再加上全民的国防教育，把人用好，把风气搞好，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既能维护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又能完成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职责。张老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1987年，他到了云南前线，以77岁高龄登上老山主峰，祭奠烈士，赞美英雄，同时向中央建议“停止轮战，恢复正常”，得到批准。事后越看越觉得这是一个重大战略之举。

二是具有创新思维。张老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创新的一生。他有句名言：“没有创造的思想，便没有创造的行动”。他说，毛主席讲“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但人的潜能是可以发挥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要有学习的韧劲和钻研的耐力。党和人民交给了任务，就要潜心弄懂，拼命干好，这就需要创造精神。有创新意识的人办法多，没胜任能力的人理由多。张爱萍接受了领导制造两弹一星的任务，就又拿出战争年代那种出门忘妻、出征忘家、上阵忘我的拼命劲头。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要叫花子同龙王比宝，而是共产党人和霸权主义比志气，一定要下恒心，立足自立自强，决不受制于人，发誓要“空手套白狼，赤手打老虎”。张老在毛主席、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创建了“中央总揽、军民共管、层级衔接”的领导体制；制定了“科学布局、适度前瞻、滚动发展”的战略规划；完善了“需求牵引、协同创新、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实施了“行政专家两条线指挥”的领导方法；发挥了“国家主导、团结协作、聚力突破”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等。这一套创造性的领导管理和指挥治理体系，既为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胜利推进、斩获全胜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保障，也展示出张爱萍的超群智慧和创新能力。

三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张爱萍思考问题实事求是，科学慎密，表达时又形象生动，活灵活现。再深奥的道理，经他一讲，外行人能听得懂，内行人挑不出毛病来。陈毅有句名言：“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人反驳道，“老总啊，还是穿上裤子吧，原子弹再重要，也没有吃饭穿衣重要。”张爱萍说，“打狗也要有根打狗棍，没有打狗棍，你的饭也吃不安稳。”张爱萍是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词充满哲理，又富有文采，读起来很有味道。仅举我亲历的一件事。1988年1月，我写了一首《黄鹤楼即兴》：“昔读名诗慕名楼，今临方识真风流。极目江天胸顿阔，流连山色竟忘忧。潮起潮落随日月，鹤去鹤来任自由。古今兴衰几多事，装点江山势更遒。”诗呈张老，他即于2月19日和诗教我：“古今胜地黄鹤楼，东去大江滚滚流。逆水行舟千里浪，狂风稳渡万无忧。日升日没循地转，雾重雾消何所由。昔人已逐流年逝，忽见黄鹤飞归遒。”好个“狂风稳渡”，深思“雾重雾消”！我读过若干首张老的诗词，欣赏过他若干幅书法作品。我向张老请教，有些词怎么没有标明词牌名称？张老对我说，“那是我自己创造的”，“对古人的学问要敬畏要学习，但要取其长而不拘泥于形式。作诗写字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悟所感就行，是真实感情表达。常写打油篇，只为自己看。第一个写诗词的人学的谁的词牌，第一个写书法的人临的谁的字贴？不都是自己创造的嘛！”字里行间表现得出神入化，自信潇洒。

顶天立地的勇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张爱萍面前“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一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敌则杀，碰难就帮”，勇不可挡。1975年重新工作后，锐气不减当年。有诗为证：“久困重围突破，今朝又崔征程，莽莽大地落混沉，浮云蔽日天阴。大张浩然正气，奋起千钧雷霆。摧枯拉朽邪恶镇，还我旧时精神。”还有他当年的讲话，“我来的头一天晚上，就贴出大字报，让我滚回去。见他妈的鬼！我要是怕早就退避三舍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能够在火线上退却、逃跑、投降吗？”“重说一遍，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自己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的？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的骨头压碎。”大义凛然，无所畏惧，震慑魑魅魍魉！

    张爱萍的勇气是真理在握，天性使然，而不是鲁莽行事，匹夫之勇。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军队要忍耐。有中央领导就提出让军队“自我保障，自我发展”，在军队兴起了经商办企业活动。对此，张爱萍十分反感，坚决反对。他提笔就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严肃地指出，“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和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不要把自己个人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张老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头，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要知道，经商办企业可不是一般人决定的，而且在全军已经形成了一股风。张老这些话振聋发聩，在当时背景下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识，我没见到第二个。虽然，当时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几年后导致的腐败横行，作风败坏，冲击部队战斗力，败坏军队名声，结果警醒了中央和全军高级将领。直到1998年7月，江泽民同志指示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基本上刹住了歪风，纠正了偏向。但并不彻底，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决定军队停止一切有偿服务，聚焦准备打仗，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标准，才真正停止了经商办企业和有偿服务，军队像个军队样子了。现在回想起来，张老的胆识和勇气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张老的勇气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以贯之。战争年代勇冠三军，和平时期勇斗歪风，顺境时头脑清醒，逆境时毫不动摇。以我自己亲历的一件事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张爱萍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了南街村坚持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报道，就打电话给我，让我了解一下是不是真实。我奉命化装成老百姓，微服去南街村调查访问了3天。发现南街村4个特点：一是两个文明一起上，不但经济富裕，而且民风很好，基本夜不闭户。二是凭劳动致富，没有歪门邪道，不靠上级批条子，更没有假冒伪劣，靠双手劳动，自力更生致富。三是共同富裕，基本生活需要都靠集体解决，个人工资收入，按劳分配。虽有差别，差距不大，更没有两极分化。四是党支部有一个好书记王宏斌，头脑清醒，模范带头，贡献很大，工资最低，只有250元。其他班子成员向他学习，比贡献，少索取，都是250元，戏称“二百五”。村民团结向上，热火朝天，一派社会主义新气象。我向张老报告，“实际情况比报纸报道要好得多”。还请当地电视台和武警的同志编辑了电视汇报片。张老看了十分赞赏，写信给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同志，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人民日报》7月11日头版发表了张老给杨伟光的信。7月24日，杨伟光复信张老。信中说，关于南街村的纪实电视片在地方台30分钟节目已两次播出。根据张爱萍同志建议及广大群众要求，“决定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大家都很高兴。7月30日晚，张爱萍和全家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收看，结果没有如约播放。工作人员询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出来”，显然是托词。后来听说，上面有不同意见，有的中央领导甚至说南街村是“极左”，是“搞文化大革命”，帽子也挺吓人的。张老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又一次给中央领导写信并送去南街村电视片，仍无下文。张老决定亲自到南街村看看。1994年9月10日，张爱萍携夫人李又兰和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南街村。我也从郑州赶去陪同。经过亲自调研，张老看到了一个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南街村，奋笔写道“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从诗中清晰地看到，老人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在思考寻觅。南街村解开了他的思索。在当时全国推行包产到户，解散集体经济，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潮流下，在高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口号下，张爱萍却积极提倡南街村模式，坚持集体经营，劳动致富，共同富裕，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强盛，集体富裕，自己才能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对南街村的模式，争论不休，张老认准一个理：“发挥集体作用，走共同富裕道路没有什么错。”事实胜于雄辩，又过20多年了，人们认识越来越统一了。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集体经营、规模化、现代化才是长久之计。2019年9月我又去南街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看到这个只有800户人家、3000多人口的村庄，2018年收入23亿人民币，净利润1亿8000万，缴税7800万元。事实再次证明，张爱萍目光如炬，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胆识过人，勇气可嘉。读一读张爱萍生平，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勇于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勇于担当责任，保护同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功高不争，过小不避，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历史有情也无情，就是不循私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有所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容改变的。张爱萍是一个勇立历史潮头的人；是比别人早看若干年的人；是推动历史的正能量，创造历史奇迹的老前辈。

顶天立地的和气。张爱萍是一个原则性很强、非常严肃认真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慈祥可亲、富有大爱之心的人。爱憎分明，是非分明、公私分明，“和为贵”“温如玉”“性情纯真”“暖如春风”，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里略举几例。

  红日照方巷。1965年张爱萍率领工作队到邗江县方巷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张平。他给自己规定了四条要求：“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谨的科学态度。”他一猛子扎到人民群众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听取群众意见，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发现贫穷、落后、愚昧笼罩着方巷，急待改变面貌。张老有针对性地开展了3项工作。一是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既提高了思想觉悟，又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提高了能力素质。二是教育改造不合格的领导和犯错误的干部。对游手好闲，流里流气，多吃多占的干部批评教育，通过教育改造，使其变为新人。三是抓生产、疏通河道、植树造林、科学种田、脱贫致富。概括起来，抓学习治愚昧，抓教育救干部，抓生产治贫穷，很快出现了一个干群团结、积极向上的新方巷，并成为全国的典型。由此，我想起了张老对我多次讲的一句话：“关键是人”。制度、体制当然重要，具有重要作用，但所有的制度体制都是人制定的，也是人执行的。任何因素和人比较起来，人是第一位的。旧社会也有包公，新社会也有贪官，不要把责任推到制度体制上去，关键是把人用好。方巷经验证明了人的决定作用。这里没有把犯错误的干部划成阶级敌人，而是教育培养为合格人才；这里没有把群众分成几派，而是亲密团结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这里没有告密诬陷整人的现象，而是开诚布公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解放了思想，涵养了风气，提高了素质，创建了新方巷。老百姓把这一段历史作为最美好的记忆，专门立了碑纪念。同样是社教，是四清，许多地方搞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方巷却出现了“东风浩荡”的气象。这是张爱萍人民情怀的真实写照。

    专家学者的知心人。1985年8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长邓稼先向张爱萍汇报工作。张老一见邓稼先人瘦了许多，气色不太好，马上劝他去医院检查，“我现在就给你联系”。说着就给301医院领导打了电话。邓稼先连忙推辞说，“我还没有汇报呢。”张老问，“有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吗？”邓说“没有”。张老说，“现在就去医院，我陪你去，坐我的车，有话车上说。”邓再三推辞，张老不依，就去了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陪一位病人检查，很是感动。20分钟就检查出结果，是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且有转移。张爱萍指示马上住院，并亲自审定治疗方案。邓稼先手术时，张老从开始一直守候到结束，感天动地。邓的夫人许鹿希说，”“张老对部下关心是真心实意的，丝毫没有赏赐的意思。张老曾柱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他当时坐过的沙发及房间的摆设，我们至今没有动，也不想动，就是为了怀念张老，记住这份情谊。”

    还有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浙江有一位女画家康金梅，农村姑娘，自学成才。办画展时向张老讲了她的困难。张老马上写信给上海市领导，请他们给予关心帮助。由我派专人拿着张老的亲笔信，去上海找了有关领导，帮她解决了住房和进修的问题。她很感激，送了张老一幅她的作品。张老叫工作人员送到画廊，有欣赏者出2000元买走了这幅画。张老当即让工作人员将画款寄给了康金梅。我知道此事后，深为感动，效仿张老把康金梅送我的画也拿到画廊，很巧也卖了2000块钱，寄给了康金梅。康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遇到过像张老这样的好人，这不是活菩萨嘛！”

    纪念张老，开始觉得无从下笔，提起笔来又收不住了，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有人说，张爱萍不懂政治。我却认为他具有政治家之风范。当然，他的这个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政治，更不是封建主义政治，而是纯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佩服他的人有一个共同评语，他是“最有风骨的人”。我认为，他的政治风度就是顶天立地傲苍穹的正气、骨气、豪气、才气、勇气、和气。这是许多人难以比肩的。

    攻击他的人可以编造谣言，给他扣多种帽子，唯独找不到他人品上的瑕疵。编造了，人们也不信。

    有的人说他性格倔犟，有的人说他脾气古怪。张胜说他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透明、率直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这些评价都有道理。但我更赞同原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同志的评价：他是一个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再加一句：他是人生楷模。

     李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