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9日（阴历），我出生在河南省舞阳县姜店乡一个农民家庭，7岁起开始参加田间劳动，并在本村一所小学读书。

离我家不远处的宇皇庙村有一个亲戚叫胡赞扬，他和妻子高锡林都是共产党人。胡赞扬

1940年到延安，1941年春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家乡舞阳县隐蔽开展地下工作。

1945年5月，我瞒着家人同胡赞扬夫妇一起来到嵖岈山解放区。一到那里组织上就派人与我谈话，并填写了一张表格。之后，我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军政干校学习。不久，组织上抽调胡赞扬、我共7人到叶（县）舞（阳）支队工作。

叶舞支队的支队长是孝新趁，政治委员是王泽民，参谋长是李华。当时，孝新趁因事离队，

实际上总负责人是王泽民。经王泽民谈话后，我们几个人再加上舞阳县的几名党员组成了一支工作队，由胡赞扬负责随同部队一起行动，宣传、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政权。一天，我听说王泽民要率领叶舞支队护送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赴延安汇报工作，经刘少卿同意批准，我随部队一起前往豫西。

部队到达登封县后驻在杏山坡村。这时，军区准备同五师共同组建豫中军分区。叶舞支队编入五师第三支队建制，陈先瑞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王泽民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根据上级指示，叶舞支队在杏山坡进行整训。这期间，经组织批准，我和王泽民结为夫妻。

8月初，奉军区命令，陈先瑞率第三支队和叶舞支队南下嵖岈山区组建豫中军分区。陈先瑞任司令员，五师的黄霖任副司令员，栗再山为政治委员。我随部队从登封县出发，经禹县神垕镇时，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此时，还接到朱德总司令要求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起进攻和接受其投降的命令。消息传来，干部战士欢欣鼓舞，加速向豫中进发。

部队在平顶山西路过叶（县）洛（阳）公路时，与日军一车队遭遇，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战斗很快结束，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之后，我们又在叶县西部瓦店营附近打败了一支专门与共产党作对的反动武装“民军”，缴获了数十条步枪和机枪。当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到达王泽民的家乡叶县龙泉镇时，黄霖副司令员派挺进二团来迎接。大家见面，相互问候，激动不已。

部队在龙泉镇住了几天，接到上级命令：叶舞支队留下，在龙泉镇成立叶县人民民主政府，

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当时，我随挺进二团向嵖岈山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楚山寨、酒店开进。到达楚山寨、酒店后，我在苗宝泰的带领下到豫中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0月间，干校副校长马沂（豫中军分区政委栗再山的夫人）和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郑力先后找我谈话，教育我要经得起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久，我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一天，郑力拿来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填好后郑力看了看，说：“有的内容写得不太清楚，需要补充。”于是，他就拿起笔问了一遍，帮我把表填好，并嘱咐说：3个月以后要转正，一定要记住入党时间；入党介绍人是他和马沂两人等。几天后，我和另外10多个人一起庄严地面对党旗举手宣誓，“……在遇到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不久，全国形势发生了突变。处在嵖岈山解放区的豫中军分区，很快受到国民党军刘峙20 万兵力围攻。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命令司令员陈先瑞带主力部队撤向桐柏县城附近。当时，王泽民是叶（县）、舞（阳）、方（城）、泌（阳）四县指挥部的政委。根据上级指示，他带一个连和数十名地方干部在原地坚持斗争，我则随陈先瑞部前往桐柏县。到马岈山后，我被分配到军区军政干校继续学习。

1946年1月，王泽民调任桐柏县任县长。桐柏是新四军在中南地区惟一一个没有撤离的县城。我和王泽民在那里会面了。2月，上级指示王泽民到新四军信南第七七二团任政委，团长是任子衡（解放后任湖北省劳动人事厅厅长）。王泽民在七七二团任职不到一个月，河南省军区要组建一支干部队，指令他去带领。王泽民走马上任，于春节期间抵达军区政治部所在地大别山区罗山县朱仓店镇。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曾传六。

1946年3月，政治部组织科林科长找到我，说：“你的入党后补期快到了，到时办理转正手续。”10月，我按照组织程序办理了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编入干部队党小组，同小组的人员有赖忠英、尹向阳等人。

那时，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首脑机关驻扎在宣化店。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下辖部队共计4万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6月26日，蒋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的兵力，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致使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被包围的6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摆脱30余万国民政府军的“围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四军所在的宣化店，是个长不足百里、宽只有几十里的狭窄地段，面临着“求去不能，留此无粮”的境地。为此，军区部队作了精简整编。

此时，王泽民带领的干部队已增至近50人，移驻到涩岗店附近。干部队先是随十四旅四十五团行动，后又跟随五师主力十三旅行动。十三旅的干部队也合并到王泽民带领的干部队中。十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元礼直接同王泽民联系。肖元礼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和王泽民认识，两人工作很合拍。不久，党组织指示干部队：能化装到华北解放区和皖北解放区的尽可能化装走。面对国民党军步步紧缩包围圈这一情况，毛泽东自1946年6月1日起，以中共中央名义多次电令中原军区领导，“准备突围”！6月23日，毛泽东又电令中原军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中原部队遵照这一指令，主力部队于6月26日分东、西两个方向实施突围。

那时，我同干部队正在涩岗店附近帮助筹集粮款。25日下午接到肖元礼派通讯员送来的指示，要我们立即赶赴某地等待十三旅直属机关，并同他们一起随主力部队行动。王泽民接到指令后马上召集干部队人员，要求每个干部自带干粮立即向指定地点进发。当我们赶到指定地点后的第二天上午，李先念带军区机关也到达此地。一到这里，他就通知召开紧急会议。我和大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先念大声地说：“……如果突围快则15天，慢则19天到达目的地。今天晚上咱们是过关哪！谁过去就过去了。”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晚上我要当霸王了，大家都要听指挥。”会议一结束，李先念便率队离去。

情况紧急。干部队一直等着十三旅的到来，可是没有一点动静。王泽民急派通讯员和一名干部乘天黑前找到军区机关，请示如何行动。中午时分，王泽民果断决定：干部队所有人员，丢掉身上一切可以不带的东西，轻装追赶主力部队。组织部长张承台给张体学写了一封信，让王泽民带干部队到宣化店待命。他说，“十三旅在离宣化店二、三里的朱仓店”。当时我已怀孕 3个多月，坚持跟着部队赶到朱仓店找到了肖元礼。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向信南平汉铁路柳林车站方向前进。我同十三旅直属队一起，由三十八团掩护突围。

部队出发没有多久，就与围攻过来的国民党军交上了火。我们开始向南迂回，边打边走，整整一夜没有停止战斗。等大家摸到一座山上时，天已蒙蒙亮。前卫部队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迅速下山越过铁路，在密集的炮火中爬上对面的山口，突出了包围圈。我们冒雨找到了十三旅机关，但没有住处。望着疲备的人们，王泽民决定到右面山上几户农民家中暂时住下。这里的几户农民都跑到别处躲藏起来了，我们到达时屋里空无一人。整整行走了一天一夜，直到此时大家才算休息下来，想法子弄点饭吃。

天刚亮，大家吃了点东西急忙下山，大部队已陆续出发。旅直属队机关的干部和干部队在肖元礼率领下，跟随三十八团（团长曾广太、政委秦振、参谋长何太阳）沿着山边的松树林，绕过大庙畈等处国民党军密集的碉堡、据点，向着西面方向前进。

部队夜以继日、一刻不停地行军，饥一顿饱一顿地向前行走，越过桐柏山脉，到达豫南平原枣阳、唐河一带。那时正值夏日，天气一会儿酷热难忍，一会儿大雨瓢泼，干部队终于越过了白河。就在大家准备踏上公路时，国民党军的几架飞机冲了过来，开始轰炸。部队四处分散隐避，不少人跑到路旁一片高粮地里。王泽民的马夫为了躲避轰炸，情急之下松开了手中牵马的缰绳。这匹马“突”地一下子跳了起来，飞奔而去。我和王泽民放在马背上的衣物，以及警卫员、通讯员的背包、鞋子等物品，全部被马驮跑了。

那匹马跑丢后，我和王泽民只剩下各人身上穿的一套单衣裤，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肖元礼知道后，立即派人送来了一条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薄毛毯和一个可以煮饭用的铁饭盒。这两件东西实在太宝贵了！人们到达镇平、内乡、淅川县境，这里是土顽别庭芳的统治区。为了对抗新四军，别庭芳实施坚壁清野。新四军所到之处均见不到群众和粮食，就连水井里也被投放了污物不能饮用。大家只要能弄到一把黄豆、一把玉米，就是最好的食物了。此时，王震支队已由紫金关先于我们进入陕西省商洛地区。上级督促我们，“迅速渡过丹江向陕南进发”。

天黑之前，干部队来到淅川县城以西的丹江边。王泽民一到江边什么话也没说，先跳进了河里探水情。随后有几个人也一同跳进了河里。一个大浪打了过来，把王泽民掀翻了。他身旁一位健壮的农民干部见状，一下子将他拦腰抱住才没有被水冲走。正在此时，郑位三的通讯员骑马过来，那位农民干部转身抓住马尾巴紧紧地缠绕在我的手上，示意我随马过河。我牢牢地拉住马尾漂过河去。王泽民则同干部队的几十个人手拉手，一个紧挨一个地过了河。事后，王泽民难过地告诉我，旅卫生队的十几个小卫生员都被大水冲走了。我们进入到大山里，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和饥饿难挨的日子。深山里没有粮食，一些部队无奈之下把马、骡子杀吃了。最苦的是，我们很长时间吃不到食盐，人们身子都是软绵绵的，走不动路。

深山中，十几里、二十几里难得遇到一户群众见到一个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部队一刻不停地穿树林、越高山，途中只要一停下来，大家就会东倒西歪地昏睡过去。看到不断出现的掉队人员，肖元礼和王泽民商量后动员大家：能化装去延安或其他地方的都可以走，组织上对他们绝对负责，并保持他们的组织关系等。这样，干部队女同志王亚伯等人就到群众家中隐蔽了起来。十三旅政治部统战科长孔丘和爱人一起，也带着几个干部一起走了。

在龙山头大山一带，肖元礼接到上级命令，令他和王泽民带领四十五团（团长万得坤）向南去鄂西北武当山区，同王、戴一纵队联系，钳制向新四军进攻的国民党军，减轻军区及中原局领导机关的压力，以便向商洛地区活动。肖、王带上四十五团和20来个干部向南出发，在靠近湖北边界的地方停下。侦察员报告，湖北黄云铺一带有国民党重兵驻守，根本不可能过去。肖和王率队去湖北境内未成，就乘黑夜穿插于国民党军驻守的各个村庄，回到原地。四十五团因不归十三旅建制，所以万得坤就带着该团先走了。干部队的同志们隐蔽到一座小山顶的树林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下国民党军人员来往不断。

天亮后，部队沿着山岭向漫川关一带前行。这时，王泽民和肖元礼不知道领导机关现在何处。偶尔听到前面个别掉队的人员说，大部队向商（州）洛（南）一带去了。好不容易到了漫川关附近，遇到了当地地下党员谭道朋。谭得知部队到来，立即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前来迎接。部队在此休整了一天，然后向山阳县境的天柱山、板岩、南宽坪一带前进。这时，三十八团的参谋长何太阳和团长曾广太带一个营、政委秦振带一个营和政治处高主任都赶来了，十三旅旅长吴世安夫妇带着警卫员也来到这里。

待我们到达南宽坪时，已是8月份。这里是穷山中的富裕村镇，隔十天八天就有一次集市。方圆百十里的商贩和周边群众都要来此买卖货物，集市十分热闹。此时，鄂豫陕军区已在商（州）、洛（南）地区成立。军区电令吴世安、肖元礼停止前进，在此地成立第一军分区，发动群众，创建解放区。肖元礼指示王泽民带干部队仅有的七八个人以南宽坪为中心，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派粮派款、抓壮丁等不得人心的做法，成立山（阳）、旬（阳）、镇（安）三县办事处，由王泽民任办事处主任。山、旬、镇办事处一成立，首先处置了当地反动的保甲长，组建地方农民武装和政权，向地主和有钱人征派粮款，开仓济贫……这些举措，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我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干部队的两个女同志住到南宽坪北银场沟后山上几户农民家里。善良、纯朴的农民群众待我们热情而周到，几个妇女还东拼西凑为我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了包布、小衣物等用品。

没过多久，九、十月间，蒋介石西北战区胡宗南部的一三五旅“围剿”过来。国民党军很快占据了南宽坪，并修建了碉堡、据点。王泽民带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打了几仗。11月间的一天夜里，就在南宽坪银广沟后山上，一股国民党军突然发起袭击。王泽民身边只有一个排的兵力，难以抵御，便迅速带队突围。我被几个群众护送到一个大山洞里隐蔽起来，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个小火炉、一小桶水和一包玉米面。那些日子，我就靠这些生活。山洞很深，里面经常传出一阵阵“呼呼”的声音。为了安全，我只能躲在那里。

王泽民带着干部和警卫排先赶到南宽坪、老林、白马塘一带活动，后又奉命率二支队到湖北省郧西县的泗峡口一带开创根据地。那一带有个土顽乡长叫艾常青，历来与共产党作对。王泽民率二支队尚未到达这里，艾常青就把周围大部分群众和粮食、衣物等藏入大山洞里，而且有20多名武装人员日夜看守，不准人进出。要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立党的武装，首先就必须设法除掉这个土顽。当时，王泽民和二支队的领导都住在泗峡口北面约四五华里的后峡群众家里。经研究，他们决定消灭土顽艾常青。

1946年12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一天，陈先瑞部的作战科长陈海波带部分武装经过我藏住的地方，一见面陈海波就说：“跟我走吧，去找老王。”我住的地方离湖北省郧西县泗峡口七八十华里，自己先是想了一下，就跟着陈海波走了。当我们赶到泗峡口时，已是黄昏时分，王泽民同曾宪文政委正准备一起率部去围攻10多里外艾常青占据的那个山洞。

我一路赶来没有喝水，没有吃饭，已经挺不住了。很快，便感到肚子一阵阵疼痛起来。大家见状都慌了神儿，四处打听哪有接生婆。当打听到在七八十里外有一个接生的老婆婆时，已经来不及了。我疼得大声叫喊起来。此时，王泽民更是焦急，好不容易找到部队里的一位男医助。可是，这位医助为难地解释道：“我没有接过生，这里只有一把剪刀……” 王泽民拉着医助，急忙回到我身边。就在这时，我无法控制地一使劲儿，只听到“哇”的一声，孩子生下来了。一个婴儿从王泽民的手中一下子滑落到地上。医助很快用剪刀剪断脐带抱起婴孩，用一盆热水擦洗起来，并告诉我说，是个男孩。之后，医助用一件破衬衫将孩子包好。不管怎样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发生意外，这真是万幸! 几位嫂子、大娘给我送来了稀粥和汤。

天色已晚，王泽民吩咐警卫排和几个干部留下，对周围几户群众家中隐住的20多个行动不便的伤病员，一一作了安排。他陪我和孩子呆了这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一亮，王泽民便随部队出发去攻打艾常青把守的山洞。

不久，我就听到部队攻克艾常青山洞的胜利消息。这次战斗中，部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两三天后，警卫排的同志给我送来了一些食品。

就在我分娩后第六天的夜里，国民党刘茂恩部第六十六师从湖北方向突然围攻过来，把我和住在群众家中的20多名伤病员抓了起来。那20多个伤病员中除了勤务员小杨外（解放后在丹江水库工作，任科长），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将孩子托付给房东，随被俘的同志们一道被押到附近的山头上。就这样，我和王泽民分开了，生死互不相知。直到1949年春夏之交，我才在河南省开封市附近的朱仙镇和王泽民见面、团聚。我俩各自都经历了一场难以忘怀、艰难困苦的牢狱磨炼。

当天晚上，被俘人员受到国民党军的审讯。当问到我“是哪里人?在新四军里干什么?”我回答：“是河南舞阳县人，不识字，在家只知干农活。由于日子太苦，是从家里出来找丈夫讨生路的，不知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也许是审讯人员看到我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个地道农村妇女的样子，也就没有再问什么。两三天后，我们被押解到泗峡口。我在路过生孩子的那户群众家门前时，向押解的人员提出，“要去看看我的孩子，带上他”。没想到，押解人员竟然答应了我的要求。他们派了两个士兵跟着我到了那户群众家中。一见到孩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时值严冬，孩子太小，被一件破衬衫裹着，正在哭泣。而此时，我身上只穿了件小薄棉袄和一条单裤，无法给孩子添加什么了。我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让他感受着我的体温，不一会儿孩子就停止了哭声。

1947年1月，在泗峡口停留了五六天，国民党军用船把我们20多个人转押到了陨阳集中营。此时，集中营里关押着被俘的新四军人员达70多人。面对艰苦险恶的环境，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劝慰我，并想方设法找到了当地一户穷困的老乡家。我决心将心爱的孩子寄养在这户老乡家中。之后，这些新四军的被俘人员被押解到老河口刘家营，与那里的新四军被俘人员一起做苦力。期间，由于与国民党军的巧妙周旋，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4月，我通过多种途径与家人取得了联系，由5人联名签字担保，最终被释放回家。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家中除了做些农活外，就是等待、寻找时机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8年8月，我与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胡赞阳取得联系，来到豫西保丰杨梦寨区政府。9 月至12月，我在豫西行政干校边学习，边开展宣传群众的工作。

1949年1月，我被党组织分配到舞阳县政府工作，后又在二地委训练班学习。3月，我被组织派到舞阳县王楼乡任妇联主席。在那里，我带领妇女们发动群众，斗恶霸、斗地主，召开公审大会……受到群众的欢迎。4月，我接到舞阳县王楼乡政府通知，让到朱仙镇中原军区教导队与王泽民见面。得知消息，我高兴极啦，他还活着！5月，按照中共中央有关规定，中原军区团以上被俘干部80多人集中在朱仙镇学习。我则同教导队干部们一起学习。期间，我向上级党组织如实汇报了被俘经过。经审查，中原军区教导队作出结论，恢复党籍。

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激动、愉悦的心情，不言而喻。

这年7月，经组织多方寻找，寄养在陨阳山区群众家中的孩子回到了我和王泽民的身边。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俩为他起名：王红喜。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孩子体弱，加之回到我们身边不习惯，仅一起生活了4个月，便因病夭折了。

1949年秋，解放军主力部队准备过长江。中原军区教导队奉命乘火车抵达湖北省汉口市江汉关路。根据组织安排，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人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经历，每段经历都会给人们留下不同的印记与回忆。在新四军五师的这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生历程！

             杨空丽口述 王红云郑健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