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在上海住院的父亲马丁来信说，唐奶奶（即邓小奶，原杭州市一等模范军属，省政协委员，1980年去世）和她的大女儿唐清从北京返杭途中，专程去医院看望他，当听说我已于1963年分配在北京工作时，就让父亲转告我，有空去她二儿子唐炎家走走，“象自家人一样的”，她说。我脑海中立即出现唐奶奶轻巧秀丽的身影。父亲一向亲热地称她为“妈妈”，而她也非常疼爱这个“儿子”。抗战时期，父亲在兰溪任中心县委书记，唐奶奶家的山货铺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站。她和四儿子唐钰经常冒着杀头的危险掩护共产党员，传送情报，还挤出钱来资助组织。更可敬的是她的八个儿女都毅然投身革命，从而使她成为闻名全国的光荣妈妈。

父亲在信中写到：“他们一家革命，与我感情亦深。”并说唐炎、盛林夫妇“非常优秀，为人真诚热情”。 不久我就收到了唐叔叔、盛阿姨的来信，热情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我知道父亲一向认为我太单纯，唯恐我在政治上出问题，更担心我在婚姻问题上把握不好，象他自己那样不顺。有老战友关照，他可以放心。然而因从小父母离异又各自再婚，“家”从来就是一个使我感到紧张不安的地方，更何况近在咫尺的生母屡屡不相认呢？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叩响了位于北京地安门总参大院里一幢楼房的门。保姆开的门，四个孩子在小圆桌上吃晚饭，窝头啃得挺香。听到声音，唐叔叔盛阿姨立即走出来。他们当时刚年届不惑，极具风采。不用开口，已猜到我是谁。说我总的象妈妈，只可惜取了爸爸妈妈的缺点……。他们向保姆和孩子们介绍说 ：“这是小克，也是我们家的孩子。”于是，孩子们亲热地管我叫“大姐姐”，这一叫就是30多年。当时，我感到一种从未领略过的“家”的温馨扑面而来。那个周末，我过得非常愉快，感到他们既是前辈，又是朋友，无所不谈。以后，遇到节假日我未去，他们就会来电话或信，问我是否病了，还是工作忙？一定要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有空就回来。其实有时不去，除了加班或有活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那里享受的“特权”太多，使我不安。比如吃起饭来，弟弟妹妹们都是在小圆桌上啃粗粮，而我则是在方桌上吃细粮加好菜，当时北京市民每月仅供应 15% 的大米。有了精彩的演出或活动也总是先让我去参加。 他们认为我在单位里条件差，回到家了应该补补……。在那里，我几乎认识了唐、盛两家所有在京的家族成员，有唐叔叔的三弟唐本一家、小妹唐洁一家；盛阿姨的母亲及三个妹妹……, 他们将各自的才华、朝气、勤劳和善良融进这个大家庭。几十年过去， 仍使人感到这种亲和力无处不在。

盛阿姨的母亲待我亲如外婆。她曾经对我说，这么多年，你盛阿姨都要负担我及三个上学的妹妹，还经常要帮助青海的弟弟一家，可你唐叔叔从无半句怨言……而唐叔叔的亲人中有谁遭遇不幸或困难，也总会得到他们及时的、慷慨的相助，有的还是长时期的帮助，非常感人。即使他们自己身处逆境时亦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常看到他们给身陷囹圄的老战友送药送物，帮助和关心他们的亲属子女。

我在1968年结婚时，父亲已去世四年，身边没有亲人，他们象嫁女儿一样替我张罗操办。所以我的公婆是把他们当成亲家的。婚后两地生活多年，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无不得到他们的亲切关怀，1973年1月，我和孩子先后病倒，扣去病、事假工资，仅发了十几元钱。正当我为此发愁时，唐叔叔冒着大雪看我们来了，他送来食品和水果，临别时还执意给我留下生活费。他说这是盛阿姨和他商量商定的。那天出门时他们兵分两路，盛阿姨去看望被隔离审查的老战友杨采衡的夫人和子女，他们的境况惨得很，而唐叔叔来看我。当天下午，他们再一起去万寿路看望尚未获得自由的老首长叶飞司令员，说是大伙凑了些粮票，换了几斤老首长喜欢的老玉米给他送去。

其实他们对自己是很节省的，平时凡是能吃的东西决不扔掉，加工一下自己食用。 唐叔叔至今还保留着自己腌制菜肴的习惯。而盛阿姨在穿着方面一向随便，身上都是 “淘”的便宜货。而他们对知识的追求给我深刻的启示。文化大革命前唐叔叔是国防科委某局局长，直接在聂帅领导下抓各军兵种的武器装备的研制。记得我爱人童华兴每次来，唐叔叔都要单独与他长谈，详细向他询问核潜艇的科研进展情况，交流探讨许多问题。华兴惊叹他作为一个高层领导，竟然对学术问题钻研得那么深，而且对科研基地、对研究所的情况掌握得那么具体，全无半点官僚习气。盛阿姨则节假日多在医院值班，解决疑难病症。难得有一天休息，她也要花上大半天时间看书学习，有的还是大部头的英文原著。我当时心想，她从当年的新四军卫训队长，到如今的北京妇产医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为实现这个艰难的跨越，她曾付出了 怎样的努力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决心进一步深造，于是边工作边抓紧复习，终于在1964年秋以高分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业大机械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他们那种处世不惊、随遇而安的气度令我钦佩。一天在北京平安里大街上，我猛然发现“打倒大叛徒唐炎”的巨幅标语 ；又在更热闹的王府井见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说他是聂荣臻、张爱萍的黑干将，“二月逆流”黑爪牙……。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赶紧骑车奔向地安门大院。一进家去，只见唐叔叔跟平时一样安祥地坐在写字台前整理着东西，屋里一片狼藉。他告诉我，上午来了一帮人，说是检查文件，实则是抄家，后来才知道是科委的少数造反派利用唐炎叔叔经历过皖南事变的历史，便造谣说他是叛徒，以达到攻击聂、张两位领导的目的。家中很多珍贵的东西被抄走了，甚至那本刊载着唐奶奶和她的8个儿女革命业绩的《解放军画报》也被抄走。自此唐叔叔开始了长达8年的受审查、靠边站的生涯。不管文化大革命怎么闹，女人还得生孩子。因此，在北京妇产医院任副院长的盛阿姨一边挨批斗一边还得忙工作。一天傍晚，她精疲力竭的回到家中，只见她袖子被扯破了，胳膊被扭伤了。原来是医院里有少数造反派在揪斗她，甚至有人提出要查她的历史……我第一次见她委屈流泪，因为她是15岁就参加新四军的红小鬼啊！我看过黄穗同志所著的《向敌后进军》一书中，多处写到盛阿姨这位出生入死救死扶伤的模范党员。不久妇产医院又出了一件轰动社会的大事——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牛街来了一大帮死者家属大闹医院，标语铺天盖地，并扬言要揪打当事医生，情况十分危急。盛阿姨此时不顾自己身处逆境，挺身而出，耐心劝导，大热天亲自为腐尸清洗整容，按回族习俗装裹，整整忙了7天7夜，最后家属深受感动，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挽回了医院的声誉。

打第一眼见到起，我就感到他俩非常相爱，是我所接触的前辈中婚姻质量极高的一对。无论是在温馨的和平年代，还是在经受屈辱的漫漫长夜，他们总是那么默契，相濡以沫。由于唐叔叔受到审查，家就从城内的地安门搬到了德胜门外的五路通。三家合住一套，且面积倒挂：科长三间，处长二间，他这个局长仅一间，家里挤得转不开身，吃饭只能在缝纫机上解决。更不能容忍的是唐叔叔的行动受到监视，连唐奶奶都不能自由来往。如此8年，长此不公，唐叔叔嘴上不说，但从他心脏病频发，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痛苦，幸有盛阿姨这位贤妻加“保健医生”，才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 1975年为解决夫妻分居，我带着孩子从北京调回南方，此时我反倒有了离家远行的感觉，依恋之情挥之不去。

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得以充分施展才干。唐叔叔离开国防科委奉调军事科学院任军制部部长。由于研究成果及专著颇丰，被总政授予军事科学研究员的高级职称。此前，盛阿姨也晋升为主任医师，并参与全国激光医学的组织领导工作，成为学科带头人。离休后的他们，生活更加精彩。唐叔叔专事气功、绘画及交谊舞，竟然都搞出了名堂，不断有作品送展、获奖。我们还在中央电视台一睹他获得全军老年交谊舞大赛冠军的风采。盛阿姨就更忙活了，十几年如一日地奔走在老少边穷地区，开展激光医疗和传播，还领头白手起家办起了国家一级杂志《全国激光医学杂志》，任主编副社长，并担任了中国光学学会理事、中国激光医学专家组组长等多项职务。从北京电视台、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卫生局联合为她摄制并播出的电视片《春天过后不是秋》中，我得知她将这些年发挥余热所得用于捐助老区的16名失学儿童，使他们重返校园。她还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和老干部先进个人。1998年，是他们结婚50周年。此地的新四军老友及亲人们，都期盼着这对相恋在四明山的伉俪如约而至，在丹桂飘香的西子湖畔度过金婚。可是这项计划被临时取消了，因为他们将这笔预支费用全部捐助了长江洪涝灾区。如今他们虽已年逾古稀，但我始终感到青春的音符仍是那么强劲地跳动在他们的生命里，其主旋律永远是乐观、进取。

我深深地感谢英年早逝的父亲，他让我在可塑性很强的青年时代走近了他的一对好战友，这跨越两代人的革命情谊如诗一般清新、隽永。

                               马小克

（注 ：马小克是唐炎、盛林的老战友——抗战时期的中共浙江兰溪县委书记、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时的主攻团政委、后任杭州市委组织部部长马丁同志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