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新四军研究会为骆风同志举行100年诞辰仪式。今年我也90岁了，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作为骆风同志的老伴，在纪念他的时候，总的有些让人值得学习和怀念的事迹。从我的观点来看，他是位很平凡又伟大的人，是一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模范共产党员，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新四军！

他生活在浙江省一个富有的家庭里，衣食无忧。他很小就受到报国为民的教育。在国家惨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临危亡之际，他一个人在深夜里背着父母偷偷地跑出去，步行百里，投奔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那时他只有十几岁。

他本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是他为革命的需要，参加了新四军。以笔为枪，在枪林弹雨中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又因革命的需要在上海以学生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当时组织上没有资金，全靠他们自己筹资，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甚至无钱租房在上海睡在楼梯的过道上！但是他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工作都非常认真出色，屡受上级和地方的好评和表扬。在全国解放前，他已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着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和具有渊博文化知识的人。

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初和骆风同志结婚的。我们共同生活56个年头，他享年86岁离我而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相伴，可以说在风调雨顺时，相濡以沫；在狂风暴雨中，患难与共。骆风同志是新华社负责编辑审稿的领导干部，一直到他离休，工作共有60多年，除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3年蒙冤坐牢外，全是做编审工作的。可以说他一生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他做这项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在他的日记中，有18次让名让利的记录。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他工作从来是没日没夜、没假日和休息天。在家里除吃饭睡觉外，全在工作。生活上的一切，全由我来照料。他无暇照顾我和孩子。他在生活上也从未和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比如住房的困难和应有的待遇。他都是先人后己，克己奉公。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在离休以后的20多年里，主动承担新四军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杂志社，北京联络站长的工作。这是一个繁重的文化业务，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性工作。但是他完全像在职一样，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开始除建立联络站、招募联络员，还要组织稿件，经常跑邮局邮寄稿件事务工作。他还要对每份稿件修改编审。我眼见他在事务工作方面忙不开了，便主动地帮他承担起一些事务工作，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大江南北”杂志的自愿者。他在筹建联络站过程中，有些花销都是他自己掏腰包的，他没有向“大江南北”索要过经费，甚至向“大江南北”邮寄稿件的大量邮资，也常常是我们自己出的。有一次我为他去邮局寄稿，被小偷偷走我很多的钱，他只笑笑说，就算我们做奉献了。

他为别人编稿、编书所得很多稿费，别人要分给他，他也都谢绝了。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大江南北”杂志社每年对联络站评奖，北京联络站年年都得奖，他把奖金也全部交给联络站作为经费了。他离休以后20多年，他所在的老干部局对他多次表扬，称他为“老有所为”者，两次评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骆风同志对国家、对党无限忠诚、无限信仰。

他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党分子。1967年我们家，被造反派抄抢一空，把我的孩子赶出家门，随后骆风同志又被关进监狱，所谓军事监护，长达8年之久。且不说我和孩子在外面怎么过的苦难生活，就是他在牢里坚持生活8年，要不是有坚强的毅力和信仰是活不下去的。

当年同他一道工作和只给他抄写过几篇文章的同志，因政治迫害和诬陷，愤而自杀就有好几个。在我们新华社里，就同样的情况，也有10多个同志先后自杀。我在外面所处的处境，也是生不如死。要不是总想到有他还在监牢里活着，我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也是活不下去的。但是，不论他多么坚强，长年累月的折磨，他的身体崩溃了：双目几乎失明、半身麻痹。生活不能自理，监牢里无人照料，才解除他军事管制，送回家来监外就医。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反党分子，没有行动自由。就这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单位的专案组，就对他宣判为“516”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样晴天霹雳般的灾难，对他无外是雪上加霜，置他于死地！但他对此，并不是悲痛欲绝，而是久久不语，默默地忍受下来。他从来没有对党对毛主席有什么怨恨言论，也从来未向家人讲述他所受的折磨。当1980年13年后，为他平反时，提起这件事，他却说：“这是妈妈打孩子，打错了，还是妈妈。”他对个人生死关头， 仍然把自己置之度外，把党和毛主席的信誉放在首位，他的这种态度，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骆风同志是我的好丈夫，是我孩子的好父亲。按理说像他这样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怎能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离休后他在生活上，一切都交给我，他自己从不提什么要求。我心甘情愿地照顾好他的生活，带好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有这样的丈夫很幸福。他在职工作时，工作忙，孩子也都小，跟孩子接触不太多。但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他从监牢回家，见到孩子们只有小学和中学的文化水平，他在眼睛基本恢复视力后，便开始对孩子强化文化教育。他根据孩子的水平编好教材，每天利用孩子的空余时间，对他们讲授文化课。两年的时间，教孩子学文化，也学艺术，绘画、篆刻。我的小儿子考上了北京师范夜大学、女儿考取业余大学，又学会篆刻，进了荣宝斋。我的大儿子后来是中央电视台的高级记者、制片人；我的小儿子是新华社的副高职称的记者；女儿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的院长，成了全国著名的篆刻家，又是博士生导师、政协委员。我儿女的成就跟他们自己努力有关，但是和我老伴对他们的教育更是不可分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老伴，不仅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对家庭也尽到了责任。我离休多年，我的孩子又都很孝敬我，我感到很幸福。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要发扬他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一代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陈玉珍 

                           201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