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犯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李代耕。

李代耕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林县城关， 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同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40年2月，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六合县工作委员会，任命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股长李代耕为工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李代耕同志长期在中央担任电力部门领导职务。

一、在新四军五支队做民运工作，创建六合县抗日民主根据地

中共六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竹镇送驾党支部诞生1939年7月，以新四军4支队8团为基础的新四军5支队在安徽省定远县成立，8月20日，罗炳辉司令员率领8团、15团进驻竹镇。1939年11月，5支队政治处民运工作股长李代耕，带领民运工作组来竹镇开展民运工作。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到了1940年3月，送驾乡已发展党员13名，诞生了中共六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送驾乡党支部。

送驾党支部成立后，仅1年时间，就分3批向新四军输送了100多名优秀青年。他们还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带领模范队站岗、放哨、化装侦察，为新四军提供军事情报，支持和配合县独立团的战斗活动，保障县委和百姓的安全。

同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制定了“剿办”皖东新四军的反共方案。3月21日，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调集10万大军，向驻在半塔一带的新四军5支队发起进攻，半塔保卫战打响。送驾乡党支部领导本乡农抗、妇抗等群众团体，发动几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慰问品支援前方战士。妇抗理事长贺飞霞，一次1人就挑着80多双慰劳鞋，背着枪，步行30多里路，送到西仇庄抗日民主政府，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送驾乡曹家岗郑玉兰，组织30多名妇女到梁潘氏家中为新四军战士缝补被袄200多件次，经常忙到深夜，被战士们尊称为巧大姐。

减租减息反扫荡，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巩固新政权，李代耕同志与县委同志一道组织党、政、民联合视察组，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慰问广大群众，指导区乡干部工作。当时在六合农村，高利贷剥削十分惊人，尤以“麦青子”债最厉害，李代耕同志领导解放区的农民开展以反“麦青子”为中心的抗高利贷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有一千余人在县政府所在地竹镇集会游行，要求减租减息。李代耕同志亲自接见代表，对群众的合理要求表示政策支持。接着以县政府的名义颁布减租减息法令，对于高利贷剥削者在利率上给予严厉的控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视察组每到一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1940年7月间，县委书记桂挹清同志调离六合，李代耕同志同时身兼县长、县委书记两职，领导六合人民一面进行反扫荡斗争，一面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在解放区和游击区开办学校，进行抗日、民主教育，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严惩汉奸，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秩序。 1940年冬到1941年春，持续的干旱使农民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吃的，而且没有籽种，春耕无法进行。新四军及地方工作人员的给养严重不足，一日三餐供应不全，经济问题已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为了粉碎日伪的封锁，解决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不足，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把武装斗争和生产自救作为两大中心任务来抓,一手拿枪打仗，一手拿镐生产。1941年3月，新四军2师供给部在竹镇建卷烟分厂，生产“飞马牌”香烟。由于注重工艺，卷烟质量越来越好，成为当时根据地的品牌，还出口敌占区，换取军需民用品。乌石寺织布厂还从敌占区引进了3台较为先进的织布机，不仅能生产土白布、毛巾，而且还能生产当时可算高档的花布、哔叽、洋线、斜纹布等10多种产品。军民的吃、穿、用等物资，基本得到满足，日伪的经济封锁被彻底粉碎。

担任六合县委书记期间建立了地下交通线。1940年2月，中共六合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驻竹镇），李代耕同志即建立秘密交通组织，王树林兼管交通工作，邓馀良等人任交通员。同年5月，六合县工作委员会改建六合县委员会，县委设通信班，由张万禄（亦称张万六，大泉村徐庄组人）等5­～6人组成，负责侦察敌情，传递信息。1942年2月，六合县委按路东区党委的要求，在竹镇西仇庄成立六合县交通站，赵卓任站长，开辟4条交通线。经交通线进入根据地的有：谭震林、刘宁一、张承宗、王尧山、吴学谦、陈伯诚、陈光、陈修良、陈公琪、钱正心夫妇、马飞海、刘晓、刘长胜、顾以洁、顾以配、潘汉年、钟沛漳等领导；粟裕率领的1个旅部队渡江到莫干山，也有一部分从此经过；经过这3条交通线的普通党员、工人和进步人士有300余人。

     二、担任华中局政策研究员、巡视员、政治交通期间多次圆满完成党交办的特殊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重建，李代耕同志调任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郭石1990年时谈到：代耕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他的艰巨任务。

1942年春，华中局要打通与北方局的联系，派员前往设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取绝密的电报密码。组织上选中了李代耕去完成这个使命。从淮南到山西，沿途都是敌占区,任务之艰巨和危险可想而知。他欣然受命前往,为避开正面敌人，绕道淮北固镇乘火车。他在江苏洪泽湖登船出发时遇大风, 还笑对洪泽湖吟诗一首：“扁舟一叶别湖东，月黑风高浪万重。风浪何愁来势猛，从容对座笑谈中。”任务越艰巨他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组织上决定派蒲思澄同志陪同他到北平。蒲界澄的父亲住在北平，是伪政府 北平官员，他知道儿子是共产党。代耕到达北平后就住在蒲思澄家里，蒲靠他父亲的身份掩护代耕的安全。以后经过地下党介绍，通过石家庄附近一个伪军关系转山西到八路军总部，并见到彭德怀同志，彭还同代耕一起吃过一次饭,问了一些情况。代耕同志取到密电码后，为保证安全,他将密电码隐藏在牙膏壳里，时刻不离身。他深知这牙膏壳里的秘密宝贵，马虎一点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回来时他到达徐州住旅店，因为越是敌巩固区越安全。为防止敌人搜捕,他将牙膏牙具袋挂在墙上，保证时刻能看到。几经周折，渡关过卡，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

张知远1990年写到：这里介绍一件我所知道的事情，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党组织对李代耕优秀品德的高度评价和信任。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我们党决定从长江以南的八个解放区撤出所有人员，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使这一重大决策得到认真贯彻，并使这一决策在全部落实以前保持高度机密，没有采用电台发报的方式，专门派遣重要人员亲赴各地直接向当地领导机关进行口头传达。李代耕就是受华中局派遣，到苏南区传达党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和任务的。

三、护送党的七大代表上延安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

李代耕当时担任华中局政治交通，受曾山直接领导。何伟夫人孙以谨在1986年曾做过生动、细腻的描述：1943年8月，傅秋涛（时任七师代理师长）和何伟（时任七师政治部主任）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陈沛然和我同行。我们一行于黄昏时渡黄洛河，夜跨津浦路到达新四军军部新铺。傅秋涛携带长子阜宁，何伟刚患过急性盲肠炎，两人行动多有不便,走老解放区需要穿过山东、山西几道封锁钱，才能进入太行。经研究后便采取走敌占区到太行。当时华中局为了保证各地区去延安开会的负责同志的安全，便由曾山亲自选择李代耕为政治交通负责带路，傅秋涛已先期由代耕送到太行，我们于10月间，何伟病后休养了一个月，才穿上便衣，携带河南民权县县民证(他俩人都是河南人)，由解放区熟人搞到两张县民证与代耕走向征途。

我们和代耕虽然第一次见面，但由于他的纯厚、和蔼、谦虚，便一见如故了。同行的还有钱进（郭述申原夫人），她为人活跃,何伟性好诙谐，加上代耕的纯朴善谈，4人同行，沿途总是好开玩笑，欢声笑语,减轻了旅途的紧张，虽然日行不止数十里，但不觉疲劳，就这样从新铺到4师师部所在地申集，再向固镇前进。记得在距离固镇不远的一个地主家宿营，计划好尽量减少在固镇桥（现安徽固镇县）停留的时间，大家就严肃紧张起来。午饭后，便搭上津浦北上火车到徐州转车。为了保证旅途安全，,何伟与钱进坐的二等车，他们打扮的衣着也讲究一些。我与代耕并肩坐 了三等车，手中提着点心，像走亲戚一样。车停徐州车站，我们因要转车继续前进，便找了一个小饭庄住下。我们都遵守代耕嘱咐的行军纪律,不要轻易进出，要提高警觉。这样我们平安地到达河南安阳车站。到了安阳,代耕就平静多了，因为他有个旧时同学在那里作警官。后来同学来看他，因此人家对我们很放松。安阳在林县解放区附近，夜间有人来检查，由于那个警官曾来住地看过他，我们就避免了检查，次日便向林县(敌占区，当时是伪军孙殿英占领)的水冶镇前进，这儿是敌我交界区，出水冶镇不到十里，便到解放区的兵站（红村）为了安全起见，何伟与代耕当时即先行进入解放区，我同钱进以妯娌相称，住水冶镇,税务局长等派交通来接我们，我们对别人说钱进爱人在孙殿英部队当官，何伟是他兄长，代耕是表兄弟，他们先去找这位“官”，再派人来接我们。代耕是林县人，这儿地形人事都较熟悉,他带着何伟翻山越岭，找到兵站，以避开水冶镇后的检查站。两天后，便派人来接我们，我头顶黑包头（当地妇女用的）化装成小城镇的中年妇女，与钱进随来人到了镇外接上头，休息一下，便走向解放区。那年的山西、河南交界处是特大荒年，眼看沿途男女老小都面黄肌瘦,东倒西歪,甚为凄惨。本来代耕在我们到后，即可转回新乡，但又恐万一敌人扫荡，人地生疏，兵站同志照顾不周，他又留了一夜，以防不测。次日吃了一顿没有盐(当时敌人封锁,无盐吃)的白水煮羊肉饭,他才回转。临行时，我们都说华中地区生活条件好多了，这儿群众太苦，请他转告华中局我们平安到达，便分道扬镳，各奔路程了。

另据徐雪寒回忆文章：这里回想起一件事。大约在1944年三四月间，代耕奉命陪同潘汉年经敌区去延安参加七大，临行时我们一些人:冯定、范长江、于毅夫送他们走，看着他们骑马向西北方向走去,大概是到津浦路去搭车吧。过了十来天，代耕回来了，只知道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别的就不知道了。哪知过了不久，华中局负责人突然找我去说，汉年在北平等候晋察冀边区交通员过期不至，他不得已潜回上海，要华中局派代耕再送他走，所以决定要我到上海找到汉年，再在上海交给代耕，让他负责送去。这次确实完成了任务，汉年出席了七大；但代耕并未告诉我究竟怎样送去的。

四、关于护送刘少奇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华中局会议时，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曾给中央回电：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然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

　　刘少奇赴延安之行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多日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安全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和重视。2月13日，毛泽东亲自电告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既可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战友情深，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

3月21日和六七月间，毛泽东又数次给刘少奇发出电报，嘱咐：每次出行，“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毛泽东对刘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细心，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在毛泽东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7月又给刘少奇发电报：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在敌后要以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据徐雪寒回忆：我和代耕同住一室，但工作不同，我仍搞情报部工作,他呢？不很清楚，似乎归曾山同志直接领导，担任高级交通，独来独往一个人。负责陪送要经过敌占区到延安去的某些高级干部，这种工作要高度机警，十分忠诚，要严守秘密，而又比较熟悉敌占城市的生活的干部才能担任,曾山同志选拔代耕负此责任,并非大材小用，而是工作需要。这时候我们必需各自保守秘密，所以工作上没有共同语言，反而变得生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和严肃性，完全出于对党的事业忠诚，谁也不以为怪。

1965年李代耕曾经撰写长篇回忆文章“送胡服同志到延安”、“胡服同志在淮南”。该文还没有发表，文革就开始了，李代耕销毁了文稿，但由于秘书的揭发，还是受到批斗。被军管会定为“严重政治问题”，下放“五七干校”三年。根据有关同志回忆，代耕同志护送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过微山湖到冀鲁豫，其中细节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五、建设新中国，献身水电事业

   在六合县期间,李代耕部长走访了老根据地，据当地干部回忆，李代耕部长曾在竹镇镇乌石乡一处烈士墓地失声痛哭，非常伤心，这里掩埋的是当时为了掩护新四军部队突围而牺牲的烈士。李代耕同志深爱着六合县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1985年李代耕同志逝世以后，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部分骨灰送到桂子山烈士陵园安葬。李代耕同志青年时代，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 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建国后,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新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去世前夕仍然带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直到心脏停止跳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和学习的榜样。

                    2师分会 王晓方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