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生同志原名金嘉祯，江苏宝应县人，1924年9月出生。“七七”事变之后还在读初中的燕生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反日斗争，1940年8月加入共产党，并开始了在江苏扬州宝应一带长达4年的艰苦、危险的地下工作。后因身份暴露，于1944年底到新四军1师（苏中军区）工作，先后到苏中公学学习，师政治部战地武装宣传队、锄奸保卫部工作。1946年6月被组织上派回宝应县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在扬州地区团委、苏北区苏北青年报、上海华东青年出版社、华东团委、中央团校华东分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1989年底离休。

燕生同志有着传奇的经历。他在抗战时期做地下工作，与同志们接头时，唱当时流行歌曲“五月的风”。约好见面的同志一唱“五月的风”，燕生就接着唱“吹在花上”，暗号就对了，他们立刻交换情报或安排同志转移，所以地下党员都把燕生叫“应声”同志。后来他到解放区去时改名为燕生。

90高龄的燕生同志多次抱病接受专访，他把讲述革命经历作为党的建设和传承铁军精神的最后一项工作。

少年立志报国 积极参加抗日

燕生出身于江苏宝应县一个比较贫穷的市民家里。小时候读私塾时，社会大同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上学堂了，开始读三民主义教科书，他认为孙中山的理论和作法就是使社会走向大同，而大同社会就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燕生由此特别崇拜孙中山，相信三民主义。当时人们把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称为老中央。

 “九一八”之后，唱着救亡歌曲长大的燕生考入宝应县中学读初中时，南京失守了。燕生说：“当时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要亡了！所以我们那时渴望人民大团结，去抗日。”燕生开始参加逐渐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读初二的时候，地下党就派人到燕生的学校来建党。那时国民党正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要学生“联保连坐”，防止共产党在学校活动，叫“防止异党活动”。大概5个人互相联保，如果有人通共、容共、通匪（匪就是指共产党），就要举报。如果有人与共产党联系，格杀勿论。可燕生他们已经听说共产党抗日打仗是非常勇敢的，平型关大捷已经有传闻了。燕生他们想既然共产党那么勇敢抗日，国民党为什么还要反对共产党呢，而且逮住就要杀头？

燕生考入中学以后，国民党接二连三地败退了。南京失守，徐州失守，后来扬州又失守，泰州又失守，中学只好搬到农村去了。学生们甚至感觉要亡国了，那些爱国热情比较高的学生，书是读不下去了，都非常焦急。学校有一个伙食团是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大家听说伙食团是一个叫“苏大”的人管理，却把粮食卖到敌占区去了。敌占区的米特别贵，卖米能赚很多钱。学生们听到这个事情群情激愤，这不就是“资敌”吗？就开始闹了。但是校方不承认。校方就说：“你们不要管这些事情，你们不懂。你们就是好好读书，读书就是进步”。这让学生更气愤，结果就大闹了一通，把校长打了一顿，并联合起来去砸饭厅。学生们先砸汽灯，又把桌子掀翻了，把碗打个稀巴烂，闹得一塌糊涂。国民党政府让学生们举报谁带的头。有一个学生叫季典星，念初三，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学生们就举报他，说他带头闹的。国民党政府就抓了几个学生。这时燕生和部分同学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党的组织下工作了，是闹学潮的积极分子。国民党政府把学生抓走后，燕生他们又组织了后援队到国民党的县政府去要求放人，这就已经开始变成政治斗争了。后来国民党政府慢慢地软下来了。因为被抓的这几个人都有国民党的背景，而且有人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国民党政府主要看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捣鬼。学生们把事情往季典星身上一推，国民党无可奈何，把抓的学生都放了。燕生和同学们取得了胜利，非常高兴！

那年闹旱灾，农田和河里的水都很少。但是国民党政府在驻军的地方打了一个水坝，把水拦在那里，下游的农田没有水浇。农民就鼓动学生反抗。学生们就和农民串联好了，推选了学生代表。燕生也是学生代表之一。到了堤坝那里，农民七手八脚，很快就把坝挖开了。水“哗哗哗”地往下流。不久，国民党军队来了，拿枪对着学生，喝道：“你们干什么，造反哪？”农民都跑掉了。学生不怕啊，面对着枪口喊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学生运动跟农民运动相结合而成功的例子，虽然燕生他们当时还不懂这个理论。

1940年，地下党派人来考察燕生，认为他比较勇敢，出身雇工，就发展他成为共产党员了。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大举东进，到苏北去开辟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宣布学校解散，大部分学生就都回家了。燕生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不能离开，要坚持住。他们就住在农民家里，等待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勇敢无畏  坚持秘密斗争

黄桥战役胜利之后，国民党就败退了。1940年年底或者是1941年年初，燕生接到地下党的通知，说新四军要包围曹甸，打掉国民党省政府，让他们赶快回到敌占区宝应县城里面，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地下党一位领导人。从那以后燕生就开始在敌占区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1941年间，组织上需要有人到扬州去工作，考虑了各种条件，想让燕生去。因为燕生父母正好在扬州一个大地主家当佣工。这个大地主是从宝应逃到扬州去的。燕生到扬州以后，为了找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开始上学，先是在美国圣公会办的“美汉中学”，一所教会学校里上学。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汉中学”被日本人封了。为了再找一个合法身份，燕生又去到日本人办的日语专门学校读书，又开始学日语。燕生学的很用心。等中等科学完，一般日语口语他都可以说一点了。教师是日本人，所以他的发音也很像日本人，而他也特别留意学习鬼子的腔调。

燕生学会日语后胆子更大了。扬州是在宝应县工委领导下，所以时不时燕生还要回到宝应去工作，因为有些问题要向领导当面谈的。燕生说：“第一次回去路上盘查的非常严格，轮船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又是警察，都在那里翻箱倒柜。我一看那么紧张，还是挺危险的。我在日语专门学校有一个同学，在日本洋行工作，他戴了一顶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帽子。我想这帽子是保护伞。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帮我弄一顶？他就送给我了。我记得是深蓝色的，不是鬼子那种黄色的、陆军用的，而像海军用的。有一次有个任务是协助新四军的一位作战参谋调查运河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领导要我装扮成一个翻译，而那位参谋扮成伪军的一个校官。我就戴了那顶帽子，穿了一件大衣，就和那位参谋一起去了。我们一去，鬼子的枪就端起来了，喝道：‘不准过来！’我就用日语说：‘这是我们的长官，他走路很累了，到你们这里来喝一点水。’鬼子说：‘不行！’我说：‘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吧。’他们说：‘你们不准进碉堡！’我们就在碉堡外面坐了一会儿，喝了点水。作战参谋是内行啊，他把据点的布局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走了。我们走的时候我还对鬼子说：‘谢谢你们！’那个作战参谋说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还真像一个鬼子翻译。现在想起来我的胆子真是够大的。万一暴露，两个人全都没有命了。因为那时日本人狠到什么程度？是可以随便开枪打的。他只要怀疑你，就开枪打。打错了也没有关系，打死两个中国人算什么呀！”

这期间燕生除了参加军事侦察工作，主要任务是动员爱国青年到解放区去。

    燕生讲在动员爱国青年到解放区去方面，印象很深的有这样两件事。他说：“大约是1943年，我有一个同学叫蔡益鹏，后来是北大生物系离休教授。他家是地主，1942年我就动员他到解放区去上抗大，并设法把他送到淮北新四军4师。1942年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饭都很困难。鬼子又大扫荡。蔡益鹏吃不了这个苦，就逃回到敌占区去了。地下党通知我他开小差回来了，让我赶快撤离，怕他叛变出卖我。他家里人开始怀疑我，被我搪塞过去了。有趣的是，解放后我在扬州任宣传部长，他妈妈跟工作队说他们家是抗属。工作队队长问她怎么证明？她说燕部长可以给我证明。工作队长就找我了，我说，她儿子是开小差回来的，但是没有叛变，没有举报我，应该说还是我们的同路人。”

燕生说：“我有本《毛泽东传》，还有《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那是冒着生命危险传过来了。敌人查的很严，传这些书逮住就要杀头啊！我就把它们包在手巾里，轮船上有钩子，就挂在上面，下船时可以带走。有一次，我向一个同学借了一套军装，让他给我开了一个假路条。我装扮成伪军的一个校官，还穿了一双马靴，马靴里面就塞着宣传品。这些书籍就是这么从宝应带到扬州去的。有一位逃亡地主子弟是这家人的食客之一。他家里虽然是地主，但破落了，比较穷。我以为他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就想动员他到解放区或者参加共产党。我就一点一点给他看了这些书籍。但他看了以后就把书交给大地主了。大地主叫我去说：‘你把四少爷弄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现在你又在这里宣传共产党！你不怕杀头我还害怕杀头呢！’我就被赶出来了。”

燕生找到日语学校的同学，请他帮忙。在请示了上级领导之后，燕生就开始教日语。因为他教日语，日本人对他更加相信。教日语时，燕生认真负责，还承担了语文教学等。后来教育局把他调到扬州最大的小学——实验小校去当班主任了，那时叫级责导师。在那里待了一年多。

在实验小学时燕生组织了一次成功的罢教运动。那时地下党主要是搞群众运动，想法很简单：发动群众反对反动派。燕生他们计划好罢课行动后向党组织汇报，说现在教师因为工资很低，吃不饱饭，怨声载道，所以可以借此闹事，反对日伪统治。组织上同意了。燕生开始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串联，扬州的小学差不多都串联到了，先把积极分子动员起来。燕生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城南小学的校长朱慕佳。他出身是地主，家里有钱，生活较好，所以他们学校不罢课。其他学校都同意了，就是他们不同意。我就跑到他家去了。我说：‘朱校长，如果你不罢教的话，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到你家里来吃饭了。’后来他们学校也跟我们一起罢教了。”罢教声势浩大。罢教以后，伪政府只得同意涨工资，配给米也增加了。虽然不多，但是胜利了。罢教是从实验小学开始的，日本人从这里开始追查。但是燕生不怕。他又教日语，又会英语，又是高级部的副主任，也是响当当的教师了，而且年纪很轻，这些成为他的“保护伞”。

1943年，燕生被派回宝应县城。他托人在伪政府的税务所当了个职员。组织上让他到跟解放区交界的双涵洞去工作。那里是一个关口，将来共产党的人到解放区去或解放区有人到敌占区来，燕生都可以掩护。燕生就到双涵洞去当税务员了。燕生拿着伪政府的身份证——一张卡片，证明他是税务员。

燕生说：“有两件事情我印象最深刻。一次是4师1支队要打宝应敌人的一个据点，那里驻扎着伪军一个营。上级让我把敌人驻防的情况摸清楚。我假借收税拿着工作证就去了。伪军每天早晨都操练。他们操练的时候把枪炮都架在那里。我就一个一个数，有多少枪、掷弹、迫击炮，另外是看看有没有电话线。后来真的打起来了，电话线是布在地上的，我就把电话线剪断了。”

燕生曾被自己人俘虏了。双涵洞来来去去的人很多。燕生都暗中运送他们，当然他们不知道燕生，但是燕生都知道他们，安排他们随不同的船走。燕生说：“有次发生了误会：游击队一天早晨突然来了一批人，枪就对着我的脑袋，说：‘走，不走我就枪毙你。’真是无巧不成书。把我们带到团部去时，我的一个同学原来是地下党，现在是这个团的指导员，看见了我。他问：‘你不是老同学金嘉祯吧？’我说：‘你不是戚定吗？’他就把我送到团部政委那里，我只能暴露身份了，说我是共产党员，做地下工作，你们可以到苏中区党委城工部去了解。结果第二天就给我松绑了。政委对我说：‘对不起，误会了’，并跟一个参谋说，给我们同志加个餐，就是单弄一个菜，其实就是炒肉皮。那时这已经是好吃的东西了，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我很高兴，我从一个阶下囚变成座上客了，还来了一位同志陪我去看戏。我觉得我的组织关系不在这里，还是得回去。我也知道回去有危险。但我要不回去就等于暴露了。回去后，我就瞎编，说：‘我们谈条件了。我答应给他们多少电池，多少细盐，把我给换回来的。’敌人怀疑我了。我在税务所继续工作已经很危险了，城工部就安排我到解放区去。送我到解放区去前，城工部同志说：‘你的名字要改，因为你是搞地下工作的，可能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还要重回敌占区。敌人知道你的名字是金嘉祯，万一你暴露了，就麻烦了，所以你必须改名字。最初我改为‘燕森’，城工部也同意了。后来觉得‘森’写起来费事，就改成‘生’了。这就是我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1师分会 温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