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知道李东明叔叔是打过日本鬼子的。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我的父母和李东明叔叔、何淑阿姨是最早一批接管济南铁路局的军管干部，我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成了最亲密的战友和同事。而我和李叔叔、何阿姨的大儿子奎昌年纪相仿，则成了发小，最亲密的童年玩伴。

李叔叔家里的大橱顶上摆放着一把长长的日本军刀，是打日本鬼子的战利品，引发我们童年时极大的好奇心。五六岁时，一天，趁大人不在家，奎昌把大橱的抽屉一格格拉开形成踏脚的阶梯，我们俩爬上橱顶把军刀扛下来。刀很重，我抱着刀鞘，奎昌双手握着刀柄把刀抽出，刀锋凌厉，寒光逼人。我们正在啧啧称奇，满足好奇心时，李叔叔回来了，奎昌屁股免不了被啪啪挨了两下。

  时光荏苒，上世纪90年代，李叔叔、何阿姨从济南铁路局岗位上离休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定居，我则定居在香港。由于近邻去拜访过两次。香港回归后，每逢抗战纪念日，香港政府和特首都邀请李叔叔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在电视新闻节目见到李叔叔的身影自然十分高兴，触发我们再次拜访李叔叔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应香港无线电视台采访之邀，6月27日和7月1日两次拜访李叔叔，几年不见，李叔叔老了许多，步履蹒跚、言语缓慢，毕竟是98岁高龄的老人了。这次拜访，使我对李叔叔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的传奇一生更加了解。

李叔叔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原名陈海萍，1917年6月6日出生。上初中时就受到广东这个大革命策源地的革命思潮影响，进入报社担任记者，1936年与同仁合办抗日报刊，组织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初加入共产党，任松口支部书记、梅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是梅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只有20岁。后因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逃离梅县转入闽粤赣边区，受到边区创始人和领导人张鼎丞的器重，任边区委员会副秘书长。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张鼎丞任新四军2支队司令员，李东明任2支队政治部教育科长，李叔叔这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新四军干部讲解国际国内的军事形势，由于李叔叔讲课生动、数据详实，受到干部们一致好评。张鼎丞司令员为了进一步培养李东明，调他到军部教导总队高干班学习，学习结束后留在军部教导总队任支部书记及政治部干部科长、军医处协理员等职。

1941年初，李叔叔因全身溃疡，得了坏血病，久治不愈，于是和其他伤病员离开皖南，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养病。几天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皖南新四军被打散，伤病员和组织完全失去联系。无奈之下，李叔叔辗转回到梅县老家养病。养病期间，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逮捕，关押在梅县警察局。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要李叔叔背叛共产党、出卖组织，被李叔叔严词拒绝。李叔叔被捕后，他的父亲找到大哥的儿子、也就是李叔叔的堂哥陈斌，图将李叔叔营救出狱。陈斌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中将，他通过陈果夫、陈立夫电令梅县警察局刀下留人。使得警察局的特务对李叔叔另眼相看、不敢胡来。这时李叔叔的部下、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新四军教导总队干部李国玺出面周旋，安排李叔叔医院就医，趁着特务们松懈之际，两人从厕所的后窗户逃出，逃到三十多里外的山区李国玺的家里躲藏起来。从此李叔叔改名为李东明。

   这期间，两人商量如何找到新四军，打听到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是合法、公开的办事机构，于是两人决定从汕头转道香港。归队心切，李叔叔拖着未痊愈的病体就出发了。到了汕头才知道汕头已经沦陷，没有身份证明文件，两人进不了汕头。无奈，李叔叔只好转去大浦找舅舅，舅舅家在山区比较安全，可以继续养病。而李国玺则返回梅县继续寻找机会。

不久，李国玺找到李东明说：他打听到他的一个舅舅在某个海港县当县长，可以搭船去香港。于是两人立即出发，然而船航行到大亚湾的三门关时，大亚湾也被日军占领，由于没有身份证，两人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工。做了两个月的苦工，他们俩想方设法连夜逃走，赤脚跑了近百里，到了香港附近有交通船的港口鲨鱼涌，搭乘交通船。他俩躲在船底仓，避开香港警察的检查，进入了香港。

李国玺的伯父李伯球在香港是第三党南方负责人，他们俩就住在李伯球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部分党员联合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组织既反对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也不认同共产党致力的共产革命，思想主张居于两者之外，故被称作“第三党”。其核心人物就是被毛泽东盛赞“以身殉志”的邓演达）。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是对外公开的机构，也是共产党在香港的合法组织，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时常会到李伯球家商谈工作，这也就是李东明和李国玺千方百计、甘冒危险到香港找组织、设法返回新四军最可靠的途径。一天，李叔叔知道廖承志又要来李伯球家，就在楼梯口等候，李叔叔见到廖承志，激动地表明身份说: ”我要回新四军，请你帮助我。”廖承志听完李东明的经历说：”你写个书面报告给我。”李东明写了个书面报告交给廖承志。不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来李伯球家接李东明和李国玺，搬出来住到办事处在九龙租的房子里。廖承志说：”你留在香港工作吧。”廖承志透露说：我们正在和港英政府洽谈，准备组建香港的抗日武装队伍，很需要你这样的懂军事的干部。然而组建香港抗日武装之事商谈到最后，港督不同意不批准，理由是：那是共产党的队伍。

李叔叔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没多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危难之际，廖承志安排通讯员将李叔叔转移到东江纵队，并和纵队司令曾生取得联系，在东江纵队李叔叔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东江纵队是由华南抗日武装总队发展而来，华南抗日武装总队是周恩来南方局创建和领导的部队，周恩来亲自任命的华南局干部，如今健在者仅李叔叔一人了。

    1942年初，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成立，邬强任司令，李东明任政委。东江纵队和北江支队成立之初是极其艰苦的，只有几百人，武器极度缺乏，只能检拾搜集英军撤退时遗留抛弃的武器弹药。北江支队的活动范围是惠（阳）、东（莞）、宝（安）地区，毗邻九龙、香港。在这一地区进行抗击日寇的游击战争，首先就要获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李叔叔他们在这一地区展开除霸灭匪行动，同时在各个村、镇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在农村普遍推行“二五”减租减息运动。这些政策和措施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得到人民的支持，使北江支队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并且逐步发展壮大。

“大岭山，那个山很大”。李叔叔还能回忆起的战斗故事。

    “敌人（日寇）出动一百多人来围剿我们，我们就组织六个乡的自卫队打他，和他打游击战，山很大，他们跑不出去。后来，敌人出动了一千多人，敌人来得太多，我们打不过，游击队就分散到山里。”

    “围剿”和反“围剿”是东江纵队和日寇的主要战斗形式，随着东江纵队的发展壮大和对日寇的不断打击，日寇视东江纵队为主要敌人，多次派重兵“围剿”。当我提起那把军刀的来历时，李叔叔努力地回忆，却轻轻地吐出一句：“不记得了”。

     早在6年前我们拜访李叔叔时，他曾说过这段故事：

“那次战斗规模很大”，李叔叔当时92岁，但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当年那场血战记忆犹新。

 “敌人派重兵‘围剿’我们，战斗很激烈，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几乎弹尽粮绝，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那次战斗我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打死了一个鬼子的大官（似应是大佐）。那把军刀就是那次战斗缴获的。”后来在50年代，所有缴获的军器都上交了。当然也包括那把我们童年时曾经一亲芳泽的军刀。

“李叔叔，拯救香港民主人士，你参加了吗？”我太太刘丽北问。

“我们参加了，那是香港沦陷以后，我们开展营救，困难很大，我们派去的通讯员都不认识他们，又不能公开寻找，都是秘密活动，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帮助我们一块找，找到后集中起来撤出香港，白天不敢走，晚上走。”

“我的舅舅也是被东江纵队救出来的。”丽北说。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

   “我舅舅是金仲华，你认识吗？”

   “哦，就是后来上海的副市长。当时不认识，他们人很多，只知道是抗日的、爱国的文化界人士，他们一批一批的来，我们提供食、宿，吃饱了肚子，再把他们送到下一站，送到国统区。”

东江纵队的这次营救行动历时三个多月，从日寇的眼皮底下成功地营救出几百人（一说八百人）。他们是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左派知识分子。东江纵队这次营救行动组织严密，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堪称载入史册的浓墨重彩。

抗战胜利时，东江纵队已经发展成为上万人的武装部队。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拒不承认东江纵队是抗日武装，要求共产党将江南部队缩编、遣散和转移到江北，否则以匪论处。共产党做出让步，同意北撤。李叔叔任北撤部队第3大队政治委员，率2800多东江纵队的骨干乘船撤到山东，加入华东野战军，这就是后来威震解放战场的两广纵队。被遣散的数千名东江纵队的战士，国民党以剿匪为名，部分惨遭逮捕杀害。这些抗日志士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实属千古奇冤。

解放战争中，李叔叔历任华东军政大学第5大队政治处主任，渤海军区第4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淮海战役政治工作团、华东军区铁路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济南解放后任济南铁路局副局长、党委常委，直至离休。

采访结束临走时，我拉着李叔叔的手说：“李叔叔保重，健健康康的，明年我们来给你过99岁生日”。

     我以有李东明这样的叔叔而自豪，广东以有东江纵队而骄傲，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之魂，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奋斗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根本所在。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

                      2师分会 李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