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伟大的抗战胜利已整整70周年了。现如今，我们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不能忘记为国家兴亡、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啊！尤其是不能忘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千百万爱国志士，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作为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一位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老兵，每当我享受现实美好的生活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的那些为国捐躯的老战友们，在深深地为他们伤感、流泪的同时，也更加珍惜现有的美好生活、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1937年7月7日，在北京爆发了“七七事变”，当时我只有12岁，我清楚地记得，此后没多长时间，日本的军队就从上海方向打进我的家乡无锡市，又一路西进，疯狂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军队则节节败退，一路退到了重庆去。广大的国土沦丧，老百姓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

到了1942年，我还不到17岁，为了不当“亡国奴”，我毅然背着亲人，逃离家乡，几经周折，加入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当年，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在敌后开辟了抗日第二战场，与日寇周旋、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唤起民众，全民抗战。在苏、浙、皖一带紧紧地拖住日军后腿，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延缓了他们全面进攻的步伐。后来我还知道，由于我们大量地牵制和消耗日军，也大大减轻了东南亚邻国抗日的压力。

当年日军采取的“三光”政策和“拉网式”烧杀，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出现了很多“无人区”，甚至他们还把我们的抗日志士的头颅挂在城门上。日寇的这些暴行和所作所为，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更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全国军民披肝沥胆、前赴后继，让日本人原本打算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竟然打了整整八年，最终他们还是无条件地投降了。

记得1945年10月，我当时也就19岁。我们浙东游击纵队在“北撤”的路上，在苏北的涟水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的1纵3旅，我当时在3旅的教导营。当年的12月初，我们3旅到达山东的石臼所，就是现在的日照和莒南地区。准备继续北上，跨过渤海湾去接收东北。可到了12月6日，中央紧急电令我们3纵不去东北了，后来知道是因为罗荣桓率八路军第119师已经到达东北，所以不让我们去了，让我们留在山东，紧急向西赶往津浦路，阻截正要前往济南向国民党投降的日本洼田旅团，迫令他们向我军投降。洼田旅团是由洼田隆根率领的6个警备步兵大队组成的，共有4000多名日军和大量的伪军，主要盘居在山东兖州到泰安一段的火车站，和“华丰煤矿”一带。

当时蒋介石有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不得擅自受降，只有国军才有权利受降；蒋还要求日、伪军就地维持好社会秩序、抵制向我军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坚持据理力争，突破种种限制，果断地采取了自主受降的军事行动。

到了1946年1月，我们按中央的统一部署，1纵的2旅、3旅和鲁南、鲁中军区的部队，奉命到达各指定地点，做好强迫洼田旅团向我军受降的各种准备。我们3旅首先进占泰安火车站和西关，围住当时驻扎在城内的伪军宁春霖部2000多人，他们感到形势不妙，曾企图在夜里偷偷出城，有的士兵还跑到老百姓家里偷鸡摸狗、抢粮食，我们一听到老百姓的哭喊声，就朝天鸣枪，吓得他们赶快跑了回去，再也不敢欺负、骚扰老百姓了。我们与宁春霖部以城为界，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只是把他们紧紧地包围在泰安城内。

到了1月10日，陈毅司令员指示：为了保护“华丰煤矿”（当时是鲁中山区最大的一个煤矿），可先放洼田北进，再在途中拦截，分几次将其吃掉。接此命令后，我们3旅在数九寒天、冒着风雪急速南下，9团于13日首先迫使在洪沟火车站的60名日军放下武器，7团又在15日迫使朱家埠的30名日军缴械投降。8团则在东太平火车站北的铁路线上搭起一个草棚，修筑了简易的作战工事，以便随时观察敌情、拦截北进之敌。19日下午，我们发现从大汶口方向有满载日军的列车驶来，一名排长下令作好战斗准备，并手持红色指挥旗，跑到铁路中央，向日军打出“立即停车”的旗语。列车在距排长近百米处停下，下来一名日军军官，向我军行礼后说是奉命去“华丰煤矿”集中的，请求通过。我排长命他们不要下车，等向上请示后再予答复。我8团团长蔡群帆得报后，命令部队抢占东西两侧高地，将列车紧紧包围其中，同时派出参谋长通知日军：只要你们无条件投降，我军将确保你们的人身和个人财物安全，并要求日军长官前来谈判。

前来谈判的是该团第6大队大队长和一名随从军官、一名翻译官，蔡团长命令他缴械投降，他则狡猾地说没有旅团长的指示他本人无权向我军投降。蔡团长厉声喝叱到：“我们是奉朱德总司令之令，前来接受你们投降的！你们却不投降！你看到列车两侧的战士了吗？你可不要不识时务！”站在一旁的副团长陈长生，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一只眼睛因战伤失明，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朝着日军大队长怒瞪一眼，一掌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都跳了起来！“你敢不缴械？我就要你们的命！”日军大队长站在一侧早已瑟瑟发抖，额头上的汗也渗了出来，无可奈何地深叹一口气，说：“那好吧，我现在就命令全大队向贵军投降！”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用钢笔写了一道命令，撕下来交给随从军官，让他到每个车箱去宣读。

不一会儿，数百名日军纷纷徒手跳下车箱，在列车的一侧排列成队。又有数名士兵上车搬下黄绿色的军毯，沿着列车整齐地铺在雪地上；另有几十名士兵上车把枪、弹全部搬到车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军毯上，每3支枪搭成一个三角支架，摆了满满一地！经我们清点，共300多支日本大盖，8支手枪，3万多发子弹，500多枚手榴弹。

这时，我军先前伏卧在列车两侧高地上的战士们，全都手持武器站立了起来，真是一幅严阵以待、威武之师的画面。再看日军大队长，他跑步来到日军队列的中央，向他们下达“立正”的口令后，再跑步来到蔡团长面前，立定后又行了军礼，然后双手捧着花名册和全部武器的清单，毕恭毕敬地宣读着投降辞（由翻译官翻译）：“日军洼田旅团独立警备步兵大队第六大队共500人向贵军投降。呈上官兵花名册和武器清单，请贵军验收！”蔡团长接过清单后，翻到最后一页，正准备签字时，日大队长胆怯地问了一句：“团长阁下，据我们所知，贵军是政治委员负主要责任的，能不能请他一道签字呀？”当时我们团的政委还真的不在，还是陈长生副团长脑子灵，他说：“我们蔡团长同时兼任我们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这样，蔡团长庄重地签下了“团长兼政治委员：蔡群帆”几个大字，圆满而创造性地完成了这次受降任务。

但是洼田在东太平站还集中了40多个车皮的军械物资，这才是他们的主要装备呀！我1纵2旅早已将其团团包围、控制起来，等待上级指示。我们1纵的司令员叶飞，派出2旅副参谋长冯少白（曾在日本留过学，精通日语）进入“华丰煤矿”与洼田谈判，没想到洼田又鬼又滑，还挺硬，只派了两名副官与冯副参谋长谈判，并哭丧着脸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上级要求我们只能向国民党的军队投降缴械，不然，我们去济南后没法交待。”冯副参谋长痛斥他们一顿后，与洼田当面谈判，明确地告诉他我军有权受降，并说：“按照波茨坦公告，你们早就该向我军投降了，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就地歼灭你军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你们看着办吧！”洼田见大势已去，我军早已把整个“华丰煤矿”包围了，确有能力将他们一举歼灭，才不得不将辎重装备交给我军。但我们没想到是，洼田耍了个“两面派”，一边向我军交辎重装备，一边趁着夜色竟将大量轻武器坐上几十辆大卡车，沿着公路偷偷北运，企图逃跑。

当晚陈毅司令员电令我2旅迅速追赶。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沂蒙山区，又赶上下雪天，山中根本就没有路，所以2纵前往追赶的战士们，真是连滚带爬地翻过了几座高山，在第二天的黎明时分看到了远处的日军大卡车，但眼前的大汶河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叶飞司令员果断地下达“趟水过河”的命令，战士们不顾寒冷，涉水过河，在泰安南追上了洼田部队。实际上，洼田他根本没有想到，陈毅司令员在给2旅下达追击洼田部队的同时，还命令我们3旅沿公路南下堵截，所以洼田出逃的卡车，即使不被2旅追上，也会被我们3旅南下的部队给截住，这就是我军统一指挥的威力了。2旅的冯少白副参谋长再次前往与洼田谈判，面对三面高山峡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真是四面楚歌啊！洼田真是万般无奈，只好乖乖地把全部武器弹药交给了我军。当时，所有的武器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了大雪覆盖的公路上，真是蔚为壮观啊！

清点这么多的武器、弹药，耗费了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数千名日军向我们投降，听候我们的发落。当时的那个兴奋劲真是别提了！可天寒地冻，人还是要活命的呀，日军向我军提出了“开水和食品”的要求，我们对这些投降的日本兵还真是给予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帮助，连我们自己的战士都在忍饥挨饿，喝了，抓一把雪填到嘴里，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呀！可是，我们的战士却跑到周围的村庄里，动员老百姓给日军弄吃的弄喝的，拿来高梁杆儿给他们生火取暖，还要求村民不要伤害日军投降的士兵，所以后来，这些日本兵纷纷给我军和老百姓鞠躬致谢。

到此为止，我们1纵的2、3旅，圆满地完成了拦截受降的任务，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把日军的洼田旅团全部拿下，受降日军4000余人，装备不计其数，彻底打破了将介石“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不得受降”的禁令，为我军在日后的解放战争打败国民党军队，垫定了坚实的军事装备和物质基础，成为我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浙东分会 钱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