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爱教、爱共产党的一生。人民忘不了，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教育并派送大批爱国志士，脱离水深火热的险恶环境，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赵朴初当年为新四军输送的这部分中青年难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生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伟大的爱国宗教领袖。他与新四军会有什么渊源呢？
    在赵朴初的生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我们解开了心中的谜团——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赵朴初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千方百计地救济、安置难民。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
    说起朴老与新四军的关系，就不得不提起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以及难民教育工作。
    朴老的夫人陈邦织介绍说，1927年，在赵朴初20岁时，因病离开东吴大学到表舅关炯之主持的上海佛教净业社，一边养病，一边帮助工作。佛教净业社是上海佛教界上层人士聚会的地方，赵朴初在那个环境里，逐渐地信仰了佛教，看了许多经典佛经，打下了佛学基础，后来又在上海佛教会工作。
    1935年，朴老与佛教会上层人士，看到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办了一个祈祷国际和平的法会，通过这个法会号召宗教界站起来，抵抗外来侵略。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继芦沟桥进犯之后，又在淞沪地区发动大规模侵略，300多万上海市民陷入炮火之中。时年30岁的赵朴初，担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即现在的秘书长）。1937年上半年“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成立，赵朴初因与慈善界、佛教界的几位老先生关系较深的缘故，被选为“慈联会”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办公地点是云南路35号的仁济善堂。1937年8月14日，上海大世界惨案发生当天，同属“慈联会”在仁济善堂办公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人员都吓得往外逃散，赵朴初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带领挤满仁济善堂门前的难民，占领了宁波同乡会、金城大戏院、共舞台等10多处作为临时收容所。第二天，“慈联会”又下设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赵朴初以“慈联会”常委身份兼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收容股主管各收容所的成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当时上海佛教会还成立了一个僧侣救护队，也归“慈联会”负责供给衣食及救护用品，队长是宏明法师。这个队到前线救护伤兵，直到国民党军西撤时随军西行至武汉。
    我在上海采访了曾与朴老一起工作生活过的杨昌镛，他当年是“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的副组长。杨昌镛回忆说，那时通过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我们好多同志都牺牲了，还有好多人在监狱里。抗战开始后，监狱里的人放出来没地方去，怎么办？我们那时没钱，组织上也没有钱。他们出狱后，医药费、吃饭的钱，住的地方都没有，通过赵朴初把他们送到我们管辖的各个难民收容所，解决了他们的吃饭、住宿问题。难民所需要工作人员时，又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当时，个个难民所里抗日歌声不断，所以有人讲，在“孤岛”上面有根据地，在租界里面也有根据地，我们的根据地就是一个个的难民收容所。
    赵朴初在做难民工作的4年时间里，接收、安置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难民收容所工作，并成为骨干。一些老党员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赵朴初也与共产党人如许晴、焦明（刘平若）、吴大琨、方知达（颜阿章）、周新民（周克）等一起工作得很默契，合作得很好，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朴老在整个难民工作中赤胆忠心，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上层社会和难民工作中赢得了很高威望，也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战友。

据当年《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附近的难民不下130万人，拥入租界的最高峰时达70万人次，“慈联会”从1937年8月到1940年三年内，前后设立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达50万人次。
    当时，租界内的难民，尤其是青壮年难民的出路与安置就成了赵朴初日夜思考的大问题。
    朴老生前曾回忆说，那时，我知道屈映光（“慈联会”副主任）从上海租界租用英国船运货到温州做生意，有一位佛教人士潘人伟替他经理。当我知道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心中不禁一动：船既然可以来往运货，那当然也可以运人了，是否通过这个途径把这批人送到新四军去？于是我就同焦明商量，将难民组织起来，经过温州送到新四军部队去，问他是否可以去新四军军部谈一谈。焦明去了回来后说，新四军非常欢迎上海难民去。于是，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文革”后我才知道，焦明到新四军军部是余立金同志接待的。之后，新四军便派余立金到上海，在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做准备工作。
    为了获取合法性，赵朴初在上层奔走推动。朴老以难民中有许多壮丁，送回郊区等于是资敌，留在“孤岛”上也不是办法为由，提出“移民垦荒”是目前解决难民救济经费日益困难，生产自救的好途径。他说动了“慈联会”的黄涵之等上层负责人，受到了租界当局的欢迎，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同情和物资赞助。为了争取合法，他专门向已从上海撤往内地、担任国民党救济委员会负责人的许世英写了申请报告，并得到批准。于是难民参加新四军就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动员输送，同时还组织了租界和各界人士为参加垦荒的难胞筹集物资和开荒费用。
    “慈联会”包了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轮船。1938年8月18日，700余人，主要是青壮年、少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不少收容所里的干部，乘了敞蓬大卡车分别到达法大马路（金陵东路）轮船码头。为避免日伪怀疑，还安插了一些老人、孩子、妇女及乞丐、流浪汉等作为掩护，每人都发给难民证。“慈联会”还给每个难民发了一套衣服和零用费。这次难民旅途中租船、吃住费用都由“慈联会”负责。朴老当时就站在欢送的人群中。看到这么多的青年人即将加入新四军，他感到这些年轻人一定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心中充满了希望，于是一首黄浦江头送行诗脱口而出：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到了温州后，作为掩护而安插的乞丐、流浪汉等另外安置。参加新四军的，由朱启銮持上海“慈联会”、红十字会介绍信，找温州红十字会罗德铭（“慈联会”副主任闻兰亭的学生，焦明去时，已和他建立了关系）接洽，由他们将700多人安排在两个大庙里住下，新四军派人到温州迎接，然后从温州步行近一个月，于9月下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朱诚基是1938年8月从上海作为难民加入新四军的，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在被国民党兵押运途中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得以逃生。他一路乞讨回到上海又找到了赵朴初，朴老通过关系又帮助他与新四军联系上，1941年3月8日朱诚基又回到了新四军军部，后来成为浙江省军区的军级干部。从1938年8月到1939年初，朴老动员组织三批青壮年1200余人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是当时难民工作成效的一次集中体现。这项工作是在租界、日寇和国民党的三重封锁下进行的，是一次十分深入细致的组织宣传工作，又是一次成功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西撤，日本侵略军攻入南市区，上海租界地区成为日本侵略者包围之中的“孤岛”。为了适应环境，“慈联会”救济工作的重点，相应地转到难民教育方面。
    1938年初，难民教育委员会宣告成立，在组织上与“慈联会”并列，管辖“慈联会”所属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事宜。主任委员是陈鹤琴（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赵朴初是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瑜等五人任干事。许多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忆说，朴老当年开办的难童学校及难民收容所，为新四军送去了很多人，可称得上是新四军的摇篮。
    1938年3月，由赵朴初定名的“工华难童收容所”在租界工部局华人职员的支持下与“慈联会”合作筹办，可称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单位，历时28个月，收容的难童近千人次，送到皖南新四军的儿童，第一批就有23人，前后7批人去了大江南北的游击队。1939年敌伪报纸惊呼：“工华”收容所是红小鬼的培养所。
    在青年难胞中还办过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为新四军培养通讯服务技术人员。1938年，王文清（王纪华）等去慰问新四军时，了解到新四军缺乏医药、通讯器材、收发报务人员和缺少寒衣等。朱启銮、杨昌镛向赵朴初建议办无线电培训班，得到赵朴初的支持。赵朴初以难童学技术谋出路为由，取得有关方面同意，无线电训练班于1939年7月1日开始上课，校址设在宁波路190号。赵朴初与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对该训练班很关心，并到校视察，对大家进行鼓励。无线电训练班的业务训练教室另设在宁波路540号神州中学内，对外称神州中学无线电班，并由神州中学发结业证书。前后二期训练班共约培养了50余名学员，其中送往新四军的有38人，分别到了皖南云岭军部与苏南武进新四军新2团，还有的去了江抗部队。
    1938年秋至1939年秋，赵朴初与陈鹤琴商量后决定，在“慈联会”下属各难民收容所挑选难童办一所难童职业中学，取名慈联职业中学。赵朴初派朱启銮与杨昌镛筹备，就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基础上进行筹建。由朱启銮介绍，经赵朴初同意，请许德良担任校长。慈联中学可称是当时“孤岛”上一所红色学校，先后入学学生有二三百人。这些学生是志愿参加革命的，学校分批将他们送到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参军的有112人。
    1940年初，难民工作已接近尾声。1940年5月，佛教净业社接受上海国际救济会移交的无法遣散的孤儿难童80余名，连同本社收容所遗留难童共百余人，于1940年6月由赵朴初主持成立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专门收养流浪儿童。净业教养院的规模不大，属于佛教慈善事业的机构，因此不为敌人所注意，有些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遇到风险时也来院隐藏，如“皖南事变”后，有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的小同志曾寄养于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转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
    日伪特务机关曾派来一个科员，诡称“关心孤儿的教养”，实际是对教养院的活动进行监视。于是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大殿上排成圆圈，双手合十，边走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每天中、晚2次，除了坐禅念佛外，就是读书做工，吃饭睡觉，其他活动暂停，最终使这个特务一无所获地走了。
    信奉佛教的赵朴初，不遗余力，不为名利，不计报酬，一心只求慈航普渡，能早日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帮助老解放区买药品，他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关系把解放区的金条调换为当时上海市面流通的国统区金条。他曾经在日寇明令禁止战略物资流入根据地之际，帮助惠群布厂的厂长陈诚中隐藏和运送织布机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也曾把吴大琨送来的收发报机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
    赵朴初通过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的关系，把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包括X光机，以及罐头、牛奶等营养品和蚊帐、毛毯等物资运往新四军。
    赵朴初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爱教、爱共产党的一生。人民忘不了，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教育派送大批爱国志士，脱离水深火热的险恶环境，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赵朴初当年为新四军输送的这部分中青年难民，在笑对硝烟烽火之际，成长为捍卫和平的勇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军部分会 郭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