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云逸，原名张运镒，1892年8月10日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县头苑镇造福乡上僚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张氏家族原籍是福建莆田，南宋宁宗年间（公元1195-1224年）渡琼落籍文昌县，至今已有八、九百年，宗亲28代。

祖父张景琚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农民，祖母邢氏勤劳俭朴、和蔼善良，夫妇俩在远亲近邻中口碑极佳。祖父母有六个子女，一家八口只有一亩多水田和一点薄地，不得不租种别人的一些田地，生活十分艰难。1910年冬，祖母积劳成疾，离开人世，不久父亲的两个小弟弟也先后在 贫病交加中夭折。父亲对我们谈起他慈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相继死去时，总是眼含热泪，他说：母亲是最伟大的，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你们要爱母亲，要孝敬母亲。

      我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很小就要干各种农活，家里缺吃少穿，他和大弟弟运鑑俩人只有一条裤子，他从小都没有穿过鞋。父亲对我说过：他14岁到广州去打工，母亲亲手给他做了一双鞋，他舍不得穿，一直背在身上，到了广州市里要见雇主时才穿上。祖父母希望他能读一点书，以摆脱当牛做马的命运。他7岁时到张氏宗祠办的长发小学读书，12岁时又入本乡启明高小学习。由于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就无法再供他继续升学，他便在家和父亲一起干农活，养家糊口。他干活勤快，聪明好学，尊老爱幼，为人和善，受到四邻亲朋的称赞，后经做邮差的四叔张景起的介绍，到广州当军官的同乡赵士槐家当勤杂工。他在赵家不怕劳累，做事勤快、认真，空闲的时候就看书学习，深得赵士槐的喜爱。

     1908年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他在赵士槐的支持下报名投考，在两、三千人的竞争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陆军小学期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1910年，他从陆军小学毕业，在广州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又参加了第十次武装起义，即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担任起义军炸弹队队长。10月武昌起义后，又参加广东起义，与文昌同乡、同学陈策分别担任炸弹队正副队长。1912年，由革命政府保送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第三期步兵科甲班学习。

      1914年，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他被派遣到海南岛，秘密打入龙济光的“济军”，曾担任排长、连长，利用会党（三合会、天地会、三点会）进行革命活动。1917年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参谋处任上校参谋，曾与蒋介石同事。1924年在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同意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旅参谋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战役；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参谋长，随军北伐，进军湖南，攻入湖北，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攻占武昌城，进军河南。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926年10月，父亲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志愿，成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父亲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积极支持和掩护25师共产党员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和73团团长周士第率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而他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张发奎的部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随张发奎到广州。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经营琼崖计划》，利用张派父亲到海南接替原驻海南的桂系黄镇球部任琼崖警备司令，他率领800余人的队伍乘船从广州开赴海口，因海口驻军黄镇球部的副团长叶肇被桂系军阀收买，父亲的先头部队在海口一登陆就被叛军缴械。这时，父亲在另一艘船上，未被叛军发现，军方在海口钟楼长堤路一带密布岗哨，戒备森严，上岸出海的人都要严查，下令逮捕张云逸。

     父亲的堂弟张云榜得知情况危急，决定必须设法帮助大哥逃离海口，千万不能上岸。于是他找到在海口泰昌隆旅社当“接水”（接送住店的客人上下船）的堂弟张运昂，因为接水的船军警一般不会阻拦。张运榜立即拿出三十块大洋，叫运昂另租一艘驳船出码头，通知张云逸不要上岸。他远远看见张云逸站在甲板上的身影后，立即脱下衣服，摇摆打暗号。张云逸马上下甲板与运昂碰头，运昂把海口的险情告诉了父亲，并马上把父亲送到一艘开往北海的大船，就这样，父亲才得以脱险，辗转到了上海与中央取得了联系，继续为革命工作。

1937年5月，父亲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5月至12月,他一直奔波在港、桂、粤、闽等地。在此期间,他恢复了同琼崖特委党组织的联系。在1937年12月24日向中央作的<<华南工作报告>>中说:"找到琼崖组织的关系。该处的组织自大革命失败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还继续保持到现在,有特委的组织,共有党员二百余人,并有保存武装百余支,这是值得表扬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家乡革命事业的关注,对琼崖纵队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浴血奋战,红旗不倒,表示高度的赞扬和敬佩。

1949年中央决定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云逸作为华南解放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参加会议.党中央对坚持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海南人民十分关怀,尽管当时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对海南表现了特别的照顾,选派了马白山、王国兴和李独清三人为代表参加会议，期间父亲和马白山等与会的华南解放军代表团成员合影留念.

10月上旬,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的张云逸接见马白山同志,他兴奋地对马白山同志说:"毛主席很关心解放海南的时机,现在广州解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明年春夏派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岛。你要做好动身回广州的准备,协助南下大军,渡海作战,解放咱们的家乡海南岛。要打好解放琼崖这一仗,不仅要依靠大军渡海登陆作战,还要依靠岛上军民的配合,才能克敌制胜。”他还很带感情地说:“海南解放后,我一家人要回乡探亲。”马白山同志是最早接受这一神圣使命的人。他传达给其他几位海南来的代表后,大家都很兴奋,彻夜不眠,都在考虑着解放海南岛的实际问题。(注)

 阔别家乡34年后，父亲1961年才回到海南。在老家他专程见了堂弟张运榜，并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说：多亏家乡的兄弟们帮助，我才能脱险，继续为革命工作。回到文昌老家，他得知运昂弟已经去世，便到他家中慰问，还给了慰问金以示谢意。

     在文昌，他还会见了县、乡、公社的各级干部，详细询问家乡的生产情况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以及青少年的受教育情况，并亲切接待远亲近邻。短短几天时间他热情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还到田边地头和农场、学校参观访问。

     解放后，虽然他长期在北京工作，但他时刻关心着家乡的情况。1957年4月，他在给文昌上僚小学符校长的信中提出：一、教学要与生产密切结合，把学校周围的空地开辟为生产基地，种植瓜菜、果树以及热带作物，这样既能加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劳动生产教育，增加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又能把这些知识与经验在村的合作社推广，对全村人的生活改善有很大益处。二、开展二部制教育，即上午一班上课，下午另一班上课，各班占四小时，即可多收一倍的学生，还能使学生有半天时间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至少学生本人亦能自给，不需要依靠父母供给了；三、现在各村都有不少高小毕业生不能上中学，是否可在村小学增加初中班，学生所需学费较少，如赴县城上中学学费会较多，贫困学生则不能入学；初中班学生也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学生的生活不会有大困难，这样农村青年都有可能受到初中教育。初中毕业后一部分能升学的可继续升学，大部分不能升学的学生则成为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他说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再找乡政府和党支部商量，如意见一致再向县教育局请示，做最后决定。他曾数次给学校寄书，每次寄出60多册，还嘱咐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只能采取合我们用的部分，不合的经验则不要。

     父亲在给上僚农业社王社长和符副社长和社委会的信中写道：“我是在上僚村生长的，我和你们都不熟悉，亦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突然谈起工作来，你们可能会感到奇怪。同志们总晓得我们是一家人，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你们的工作成就就是我的工作成就，所以写信和你们谈工作也是不足为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没有多久，干部和社员都没有新的工作经验，产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只有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总结自己的经验（成功的和错误的）我们办社的经验就会逐日增多，我们社的工作就会逐日办好了。如果党支部领导得好，社干社员的工作一定会好。我们要实现全党办社，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实行全党办社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为党为人民多做事是很愉快的，也是很荣幸的，你们以为然吗？”

      1961年10月24日，父亲给文昌县郭书记和杨县长写信说到：“我这次回到久别数十年的家乡---文昌，蒙得你们热情招待，这是革命友爱的永远的不忘的情谊。我再一次致以衷心的感谢。””对县干部领导全县人民抗旱取得较好收获，遥致胜利的祝贺。”信上说：”除大力争取粮食快些过关外，还必须因地制宜，注意有计划地发展热带作物和向海上取利。”看到文昌荒地荒坡地不少，土地潜力还大，提出以下意见供为参考：一、发展种植椰子和油棕作物。在沿海及村庄周围地区种植椰子生长较快，应优先发展，再逐渐扩大到所有适合种植椰子的地区；二、各生产队不仅做好发展集体所有的种植，还要主动帮助社员个人在村庄前后左右种植椰子、油棕、荔枝、龙眼等作物，这既能增加社员收入，又能绿花美化村庄的环境。如每人有三、五株椰子，对食油和烧柴都解决了；三、必须确定所有权。凡生产队种的全为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个人种的，全为社员个人所有，长期（至少三十年）不变动。我肯定地说，这不是保护私有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过渡的长时期里，我们利用它来积极发展和扩大生产，我想是不会错的。”在信的结尾他这样亲笔署名：你们的同志张云逸上。

     父亲热爱家乡，关心家乡，有上面的几封信可见一斑。父亲虽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生活朴素，勤俭节约，始终保持农民的优秀品德。他常说：我就是一个海南农民的儿子。

     几十年来，父亲在党的领导下，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他和邓小平同志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他参加了二至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组建新四军并担任领导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而后参加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他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全过程，为全中国的解放贡献了一生。

(注)原载<<海南日报>>1989年9月27日。

              张远之、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