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中国最早表现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片《风云儿女》上演，随着影片在全国各地的上映，片中一曲激昂雄壮的战歌冲破国民党统治当局严禁宣传“抗日”的禁令，响彻大江南北，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做亡国奴、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心声。
80多年过去了，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却晓为人知，作为该片导演许幸之的儿子，我想就此谈谈其中一些荡气回肠、余音缭绕的曲折故事。
1935年春，许幸之接手导演电影《风云儿女》时，国内正是一个阴云密布、危难当头的革命低潮时期，并没有出现许多年轻人以为的，全国人民抗战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的局面。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已直逼长城脚下，华北危在旦夕，不要说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就连许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感到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拿起武器奋勇抵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等武装组织，在白山黑水之间、在长城内外，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对自己人，谁主张抗日、谁进行抗日，却实行残酷镇压，甚至以“格杀勿论”白色恐怖手段而对之。1934年冬，曾在察哈尔前线英勇抗击日寇、收复重镇多伦的吉鸿昌将军，遭秘密逮捕，不久在北平被杀害了。对主张抗日救国的进步报刊实行取缔，对爱国人士大肆抓捕，在那一时期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6年上海“爱国七君子” 被捕入狱事件。
许幸之在拍摄《风云儿女》现场
在积极主张抗日的共产党方面，革命形势也处于低谷。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到1934年10月，各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相继失败，各路红军都损失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 当时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在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失去联系，虽然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却仍旧不畏艰险地进行着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负责电影摄影的吴印咸，在上海青年会联合举办了绘画、摄影作品展。在地下党任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夏衍看过展览后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由天一影片公司转移到受地下党影响的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
就在影片筹拍之时，编剧田汉1935年2月16日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横遭逮捕，许多左翼文艺界活跃人物也都转入隐蔽斗争。在这乌云压顶的时刻，对于年仅31岁的许幸之来说，接受拍摄《风云儿女》的任务就意味着要冒再次坐牢的政治风险，而他本人就曾在1927年和1930年两次蹲过国民党的大牢，饱尝身陷囹圄惨遭迫害的滋味。
夏衍在将拍片任务向许幸之交待时说：“田汉和华汉（即阳翰笙）被捕，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风云儿女》是田汉入狱以前写好的剧本，是以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为题材的，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以配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又说：“为了和反动派作斗争，就得拍好这部影片，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同志们应尽的责任。”最后，他严肃地对许幸之说：“我和司徒慧敏、孙师毅商定，请你担负起导演的责任。”许幸之并不是共产党员，原本是留日归国的左翼画家。在此之前，除了零星的舞台导演经验外，未曾导演过一部电影。但组织上对他这样的信任，使他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于1934年，它的前身是一家专营电影器材的小公司。电通公司的老板马德建，是当时发明“三友式录音机”的三个工程师之一。公司的导演有：应云为、司徒慧敏、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等。摄影师有：吴印咸、杨霁明。美术设计师有：蔡若虹、张云乔。音乐创作方面有：聂耳、吕骥、贺绿汀等。演员有：袁牧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陆露明、施超等。电通影片公司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桃李刧》《风云儿女》《自由神》《马路天使》《街头巷尾》（未完成）等有进步倾向的有声电影，并办有图文并茂、宣传新片的《电通画报》，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夏衍当时是以中共地下组织的代表、党在电影工作方面的领导人的身份，来领导电通公司从创作到摄制的各项工作。1935年末、1936年初，这个公司因经济原因和被国民党当局的打压而被迫解散。
许幸之曾经回忆说，1935年2月，当他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手头拿到的电影剧
本中有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部分都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由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孙师毅也曾回忆说，那时田汉被监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给我转给聂耳。最初这曲子是用五线谱写成的（手稿遗失），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许幸之商量，把歌词加以改动。
1982年，许幸之写过一篇题为《忆聂耳》的回忆录，以深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聂耳一起共同工作的那些日子：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把作曲的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
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
……
在创作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过程中，聂耳曾经告诉我：“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
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扣门声。打开宿舍门一看，原来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对我说：“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了！”我高兴地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他便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我的书桌上打着沉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曲调激昂、轻快，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它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了一切。突然，他停下了打拍子，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见。
“对音乐我可是一窍不通啊！”我支吾其词。
“你就干脆把你的意见说出来，我好修改啊！老兄！”
我这才消除了顾虑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願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修改后，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合唱。起句比原来激昂多了。末尾原句式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坚决、勇敢、跨着轻快步伐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这就是日后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
《义勇军进行曲》。
……
由于田汉的被捕，使得原本应该由他所写的《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只好改为由许幸之代为完成了。好在许幸之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此前也曾发表过大批爱国主义诗作。
许国庆
1935年3月下旬，聂耳在完成《义勇军进行曲》之后约两周，便完成了《铁蹄下的歌女》的谱曲工作。由于他对歌女飘零四方的生活有着较深刻的感受，加之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 担忧和悲愤，使得他以最哀婉、最激愤的曲调完成了他短暂生命中的绝笔之作。
许幸之还回忆说，聂耳当时领导着一支业余歌咏队，自任歌咏队的指挥。这个歌咏队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电通影片公司排练，参加合唱的除了当时影剧界的明星外，还有工人和职员。许幸之记得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由于合唱队来的人太少，唱完以后听录音时，大家都觉得声音略显单薄气势不够，于是聂耳就让许幸之动员几个剧组里的演职员一起来重新演唱，最后连导演自己也成了合唱队员。
4月1日前后，又传来国民党当局要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聂耳决定马上离开上海，先东渡日本，然后转赴欧洲，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4月15日，聂耳急匆匆告别了祖国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现在有些文章说，聂耳是到了日本两个月之后才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子谱好后寄回来的，这实在是不太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是该歌的最后定稿的总乐谱。
聂耳早在行前，就已经把《风云儿女》的两首歌曲谱好了初稿并灌制了唱片，以备影片后期配制之用。聂耳走了之后，为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些，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帮忙，去找侨居在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谱写乐队伴奏，这就是影片中由小号和军鼓进行伴奏的主题歌。
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即现在的黄浦剧场）举行了《风云儿女》的首映，《义勇军进行曲》与广大观众见了面。试想如果这时远在日本的聂耳才寄回曲谱，摄制组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是赶不及的。
5月初，《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插曲，都刊登在电通公司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二期上，其他电影方面的期刊杂志也进行了转载，于是很快就引起广泛的关注。所以，随着电影的公映和唱片的发行，马上就在全国流行传唱开来，其传播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唱出了全国人民爱国抗日的心声。在当年的“一二·九运动”和后来的“西安事变”中，爱国学生在游行队伍中都不约而同地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鼓舞自己斗志的战歌。
许幸之曾回忆说，在1935年拍完电影《风云儿女》之后，那张写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香烟包装纸就一直存放在自己手里。1940年秋，许幸之离开日伪统治下的被称为“孤岛” 的上海租界，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临行前，他将一批自己的画作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其中就有那张珍贵的香烟包装纸。1946年抗战胜利后，许幸之夫妇返回上海从朋友处取回那些物品时，香烟纸仍完好如初。1950年，许幸之奉调从苏州赴北京，参加中央电影艺术指导委员会工作。因随身行李太多，临时将一只装有许多书籍的柳条箱，寄放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个相熟的学生那里，那张珍贵的香烟包装纸也夹在一本书中。但令人遗憾的是：当1953 年许幸之再去苏州寻找自己存放的柳条箱时，他所信任的那个学生却早已被当作“三青团骨干分子”遭到清洗，当然所有寄存的东西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们现在看电影《风云儿女》，它鲜明的抗战主题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屡屡发布训令，严禁各个制片公司拍摄涉及抗战题材的影片。因此，为了能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爱国主张的同时，又能通过当局“电影检查官”严厉的审查，《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必须要在编造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上多想些办法。
首先，电影在片头字幕出现时就响起《义勇军进行曲》，人唱两遍，小号和军鼓伴奏四遍，以激昂的情绪开头，直奔电影的抗日主题，这在当时的电影中是不多见的。许幸之后来回忆说，这样的导演手法是他反复考虑后安排的，力求从一开始就让观众对影片的抗日救国主题有个心理准备。
剧情一展开，字幕就提示故事发生在1932年的上海。在同一屋檐下住的几个外乡人，全都来自于沦陷的东北三省：“国民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来自黑龙江，爱国青年梁质夫(顾梦鹤饰)来自吉林，而阿凤(王人美饰)母女俩则来自辽宁靠近长城脚下的小山村。明眼的观众一看就知道：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的家乡都被日寇占领了，他们都是有家不能归的“天涯沦落人”。影片从一开始就暗指国破家亡的主题。
当然，如果这部电影开门见山地就讲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别说当局的电影检查官通不过，恐怕连当时电影的投资方也不肯答应。因此，编剧田汉便以一段花前月下的浪漫故事来充作影片的主要剧情，以吸引最普通的广大观众群体。这种构思便有了青年诗人辛白华一度沉迷于富有的史夫人(谈瑛饰)编织的浮华虚荣生活中，而忘记天下安危的种种情节。
然而，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爱国火种并未完全泯灭，当他听到阿凤演唱的“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时，又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忧国忧民的神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当辛白华到了北平，得知自己的挚友梁质夫已为国捐躯、牺牲在抵御敌寇的战场上时，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小我的一切，穿上戎装、拿起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中去。
许幸之还回忆说，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不准在影片中出现“抗日”或“日本”字样的禁令，他在导演时绞尽了脑汁想办法，整部电影一律以“敌人”代之，好在广大观众心知肚明这里的“敌人”是谁 。譬如：为了表现日寇已侵占了东三省，正在向华北进犯，祖国的命运危在旦夕，许幸之找来当时报纸上的“热河失守 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用充满画面的特写镜头直接展示给观众，试图给那些并不关心时局的人们一个警醒。他又将长城碉楼关隘的画面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在一起，让观众感到日寇的铁蹄已越过东北大地正向华北平原袭来，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已到生死关头。
影片的最后，是以辛白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他和阿凤高举着火把，与千千万万拿起武器的劳苦民众，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上抗日救国的战场作为结束。许幸之认为，一首主题歌在片首片尾各用一次的导演手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少采用的。这样处理的用意，不光是做到影片首尾呼应，更重要的是让观众人离开了影院后，精神上仍感到震撼和鼓舞，这样才能达到自己和同事们辛勤努力的初衷。
从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首次公映到现在，历史已跨越了八十多个年头，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但不知何故，长期以来我国的文艺界、电影界一直都未能给电影《风云儿女》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尽管这部电影无论在编剧、导演和表演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至少应被看作是中国影坛上最早的宣扬拿起武器与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做斗争的故事片之一吧？！至少应被看作是七十多年来，我国文艺界许多抗日救亡题材影视作品的一个良好发端吧？！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评介文章只是把它看作是一般的进步影片或是左翼影片，并不看好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有的地位，更多的只是说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乃源发于此而已。现在，该是给电影《风云儿女》一个公正评价的时候了，以缅怀那些为首部抗战题材影片上映，而付出心血和生命代价的先辈们一个交代。
许幸之（1904~1991），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是著名的画家、电影和戏剧编导、诗人及美术史评论家。在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在不同的文艺领域都有所建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1940年秋，苏北新四军派司徒阳秘密到上海，邀请许幸之去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许幸之随其到达新四军驻地海安，受到陈毅等热烈欢迎。
11月，为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陈毅以陈仲弘的名义写了三封信交给许幸之，委派他秘密返回上海，邀请许广平、巴人和李平心赴苏北参加抗日文化工作，三人因故都未能前往。于是许幸之动员了二十多名爱国青年，带领他们前往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工作，陈毅、栗裕为此举行了盛大欢迎联欢会。不久，许幸之再次返回上海，又带领几十名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后，在新四军重建军部的誓师大会上，许幸之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打起你的战鼓吧，同志!》，以激发新四军指战员革命斗争热情。不久，许幸之接受了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的任务，最后由陈毅军长在他设计的三四种方案中，选定以“N4A” (新四军英文译名NEW 4 ARMY的缩写)图形为新臂章样式。
2月初， 参加鲁艺华中分院筹备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许幸之承担了文学、美术、戏剧三个系里的部分教学任务，开设有《艺术的起源及原始艺术》和《艺术概论》以及素描等绘画专业课，并指导戏剧系学生排演《阿Q正传》片断和其他戏剧节目。他与刘汝醴等画了高尔基、 莎士比亚、贝多芬、达·芬奇彩色肖像布置教室。在破旧的盐城大众戏院基础上，他设计并筹划改建成“鲁迅艺术剧院”，使其成为新四军和群众集会的场所，受到陈毅赞扬。不久，他又完成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设计改建任务。
4月，许幸之参加苏北文化界协会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一届理事 。会上，他朗诵了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创作的长诗《春雷》，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
5月，苏北戏剧界代表300余人集会，成立苏北戏剧协会，许幸之被选举为理事长。
5月底，苏北诗歌协会成立，许幸之再次被选为理事，并主持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端午节诗歌朗诵会，陈毅应邀参加了朗诵会。
6月中旬，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苏北分会筹备会成立，由丘东平、许幸之、夏征农等16 人组成。
7月下旬，日伪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7月24日，丘东平、许晴等率领的鲁艺华中分院二队部分师生200余人，在建湖县北秦庄被日伪军包围，在与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后，丘东平、许晴等30余人壮烈牺牲。许幸之与贺绿汀随新四军军部转移，目睹了陈毅军长指挥部队英勇作战的场景，日后写成回忆录（《将军妙语绝人间——回忆陈毅同志在苏北的言论和活动的片段》 。
8月中旬，根据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鲁艺华中分院停办，将部分师生改编成战地文工团随部队行动，另外一些师生进入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刘少奇亲自与许幸之谈话，告知他领导决定安排他暂回上海隐蔽，等形势好转再返苏北工作。
10月，返沪后因身份暴露，许幸之处境极其危险。在楼适夷等人协助下，与在香港的夏衍取得联系，乘船离沪赴港。抵港后，开始筹备拍摄电影《阿Q正传》。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许幸之不得不放弃拍片计划，在廖承志、蔡楚生等安排帮助下，与茅盾等港九文化人一起，经广东东江游击区撤退到广西桂林。
军部分会 许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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