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3年春，汪伪政权在苏南镇江地区发动“清乡”运动，同时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集结兵力从皖南北上苏南，“进剿”新四军主力，苏南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大的困难与危险。新四军主力跳出“清乡”区，留置精干队伍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斗争。通过汪大铭日记及相关资料，可切实探寻日伪“清乡”区中共干部紧张作战、戎马倥偬的具体面相——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如何攻打日伪据点,开展群众工作,破坏封锁线竹篱笆等。经受反“清乡”历练的中共干部，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统战工作与群众路线，另一方面依靠自身的吃苦耐劳和坚定机智，成为深水之鱼，实现在日伪“清乡”区内长期坚持的目标，维持并打开了工作局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此也约略可见中共中层干部的培养与成长方式，以及在困难危险关头中共抗日根据地苦撑坚持的韧性。

关键词： 苏南 新四军 “清乡”运动 汪大铭

1937年淞沪战役后不久，苏南地区全部沦陷。苏南位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之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南也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1938年4月，粟裕奉命组建新四军先遣队，从皖南向苏南敌后执行侦察任务。[1]继先遣队之后，陈毅带领新四军一支队进入苏南的茅山附近，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苏南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日伪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注意。1941年春夏开始，日伪军因多次“扫荡”无效果，决定发动“清乡”，苏南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以往有关苏南日伪“清乡”的研究多以汪伪政权为研究主体，对新四军反“清乡”的研究较少，关注内容较为单一，在材料使用、聚焦议题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2]本文运用苏南新四军史料、汪伪政权和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史料，以及时任中共茅山地委副书记汪大铭的日记，深入探讨1943年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在日伪“清乡”中心区域作战、生活的相关背景与具体面相。翔实而生动的日记资料，更多地展现了历史中日常、感性、富有节奏感的一面。汪大铭在紧张而艰苦的作战生活中留下的逐日日记非常珍贵，让后来者有机会观察到在日伪“清乡”区内中共根据地干部的生活样态，从而感知历史脉搏的跳动。

一、黑云压城：1943年的根据地形势

江南地区日伪的“清乡”是从1941年开始的，所以考察1943年苏南的反“清乡”，需从1941年谈起。1941年5月，汪伪政权在日军的指导下成立“清乡”委员会，在苏南地区部署“清乡”事宜。1941年7月1日开始，日伪军以苏州为中心，在苏南的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四县（一般简称苏常太地区）率先发动“清乡”，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3]日伪方面在第一期“清乡”中投入的兵力为日军3000余人，加上伪军、伪警察共约1.5万人。[4]当时在此区域活动的是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及地方武装，共4000余人[5]，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可见，第一期“清乡”时，日军与汪伪政府所下决心很大，投入兵力较多。新四军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投入反“清乡”的斗争中。这时，在此处活动的重庆方面忠义救国军郭墨涛部又与新四军发生摩擦。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折损三分之二，陈毅等人的电报用“我地区之斗争全部失败”来形容^[6]，可见形势极端严酷。新四军第6师师部和第18旅被迫转移到丹阳北部地区，后又跨越长江，北移至苏中抗日根据地。至此，苏南地区新四军主力部队只剩第6师第16旅坚持战斗。1941年11月，第16旅在溧阳又受到日伪军的突袭，包括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在内的高级干部及士兵共270人在塘马村战斗中牺牲，损失惨重。[7]可见，1941年日伪军开展“清乡”运动后，苏南新四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遭受很大损失。不过，正是如此惨痛的经历，给后来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教训。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江南的军事活动有所减少。1942年春夏浙赣战役爆发，日军无暇顾及苏南“清乡”。直至1943年年初，日伪军又着手在苏南镇江地区和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清乡。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在浙赣战役后，也有向苏浙皖边区集中的趋势。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双重挤压的新四军面临1941年以来的又一个艰难时期，可以说，1943年是新四军坚持苏南敌后抗日斗争最艰苦、最重要的一年。

1943年年初，苏南新四军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1942年年底，鉴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兵力发展超过了2万人，新四军军长陈毅等人认为苏中“塘小鱼多”，在可能即将到来的反“清乡”斗争中易发生回旋困难等问题，遂决定将新四军第1师第2旅王必成部调往苏南。1943年1月，新四军第1师第2旅渡过长江，到达溧水地区，与原在溧水、溧阳坚持的第16旅顺利进行了合编。两部合编后仍称第6师第16旅，兵力达到5000余人，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8]对新四军来说，这是一个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

但恰在这时，日伪军的“清乡”运动也开始了。1943年3月1日，镇江地区日伪“清乡主任公署”成立，“清乡”地区包括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和武进、无锡两县的一部分。[9]这一地区紧邻两溧地区，且包含了新四军开辟的茅山抗日根据地和太滆[10]抗日根据地，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日伪此次“清乡”，伪军投入的兵力为第一方面军第2师2000人，保安队1400人，警察2700人，共6100人。[11]当时驻守南京的日军部队正发生变动，第15师团被调走，第61师团（师团长为田中勤）于1943年4月到达南京，该师团第149联队（联队长为桥场常次）在镇江地区戒备，指挥“清乡”的伪军。[12]第61师团由日本国内调来，在独立步兵第61旅团的基础上吸收新兵扩充而成，这在客观上反映了1943年江南日军军事实力的减弱。汪伪政府同时要在江北地区“清乡”，兵力紧张，故而投入兵力较之第一期苏常太“清乡”也有所减少。

日伪在镇江的“清乡”步骤，还是像1941年苏常太“清乡”一样，先由日军带领伪军进行彻底的军事“扫荡”，然后由伪军强迫民众在“清乡”区边缘筑起竹篱笆，实行封锁，并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置大小检问所，检查来往人员。日伪军在“清乡”区内还增设据点，其小股部队在各个据点附近不断搜索“可疑”分子。针对日伪的“清乡”，新四军吸取苏常太反“清乡”的教训，在日伪军强力“扫荡”之前及时将主力部队全部撤出“清乡”区，并对留在日伪“清乡”区的党政干部和人员进行精简。不适合在日伪“清乡”区坚持的干部迅速撤离，留下来的干部建立秘密组织，以“合法”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同时，成立精干的党政军一元化的武装工作队，坚持在“清乡”区内进行武装斗争。[13]

撤出“清乡”区的部队及新四军主力主要转战于溧阳、溧水地区。当时的形势是，两溧地区往北往东是镇江“清乡”区，往西北是南京，往南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苏浙皖边区。新四军主力五六千人活动在这一地区，引起第三战区的警惕与不安。1943年4月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蒋介石做了夸大其词的汇报。他称，新四军“自元月中旬由江北南渡，迄现在止，计麇集丹阳西北之延陵镇及溧水西北之博望镇各千余，溧阳西北白马桥附近约万余。自3月下旬以来，迭与我保一纵队第一团及忠义救国军在上浦埠及上兴埠各附近激战。”顾祝同估计新四军的人数超过12000人，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他还认为，新四军有进一步“南犯”国民党军驻地安徽郎溪与广德的可能性，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令第三战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广指挥江苏保安团第一、四两纵队，挺进第二纵队，第52师、第192师主力及忠义救国军，开始“清剿”新四军的大规模行动。^[14]4月12-15日，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军队与新四军第16旅在两溧的云鹤山、里佳山、曹山、芝山等地发生激战。[15]15日傍晚，在日伪“清乡”区内的汪大铭部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正是通报此次战斗，部队等待电报译出后才进行后续安排。[16]第16旅经过三天血战，主力得以保存，并被迫向敌后转移。对于第三战区组织的“清剿”行动，新四军进行了公开的严正抗议，希望第三战区国民党军撤回原防地，并表示新四军只求在两溧境内寻找一个地区作为部队转移、休整之用，绝无任何南进意图。^[17]但事实上，抗议并没有发生作用，从4月下旬到5月，两军之间的摩擦持续不断。6月下旬，蒋介石还提醒顾祝同，新四军有兵分三路南下安徽郎广地区、占领皖南的意图。[18]事实上，新四军并无此意。不过，蒋介石的这一指示表明：多方力量聚集于苏浙皖边这一狭小地区，该地区正处在多事之秋。不久之后，国民党军与日伪军之间又发生较大冲突。

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为“围剿”新四军，从皖南挺进至苏南两溧地区，而两溧地区接近南京，故日军方面对国民党军的北进颇为不满。9月底，板田旅团及伪军共2000人，向第三战区的苏浙皖边区“六区专署”驻地发动进攻，10月初攻下郎溪、泗安、广德等地。[19]国民党军方面的参战部队为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挺进第二纵队和江苏保安团^[20]，但表现欠佳，失去原大块驻防地。戴笠致电忠义救国军负责人马志超，认为该军缺乏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应设法鼓励士气，挽回颓势。^[21]但挽回颓势何其困难，这场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较量，以国民党军失去苏浙皖边区的防地和主动权为代价。

综上所述，1943年苏南地区的三种主要力量新四军、日伪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之间屡次发生战斗，控制区域也不断变动。新四军主力在1943年年初有较大扩充，但很快面临日伪军的“清乡”和国民党军北上“围剿”，可活动回旋的余地大大变小。无论是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的武装，还是跳出“清乡”区的主力部队，都面临在艰苦环境中转战、坚持的严峻考验。主力部队既不能回镇江日伪“清乡”区（当然，偶尔会突然回到“清乡”区内对日伪军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然后撤离），也不能去国民党军驻防区，不得不在南京周围、两溧部分地区分散活动，坚持游击战。

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的武工队，一般为便衣短枪队，他们白天隐蔽，晚上活动，根据情势选择潜伏或者打击日伪军、日伪“清乡”人员和汉奸，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伪军和伪组织中的动摇分子。^[22]可以想象，武工队在日伪“清乡”区内遭遇的重重危险和生活之不易。时任镇丹县（镇江和丹阳一度合并成一县）太平区区长兼武工队长的范征夫回忆：日伪“清乡”最为紧张的时期，群众顾虑较多，对武工队员避而远之。为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让群众利益受到损失，武工队咬紧牙关，临时做出三项决定：第一，不进村庄，露宿坟山头、牛车棚、土地庙；第二，不住民房，以稻草作为铺盖，挡风抗冷；第三，不吃民食，以事先藏在地洞里的干粮充饥，以野菜度日。在那段时间里，武工队真有饥寒交迫的危机感。但大家依然斗志旺盛，深信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当时群众早起到田里干活，看到武工队员面目憔悴，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心中非常不忍。群众们回去商议，以祭祖敬神名义，把一些糕点馒头放在坟头、土地庙里，把一些旧棉絮抛弃在野外，让武工队取用，使武工队熬过了最紧张、最艰苦的阶段。[23]

范征夫的回忆因时隔多年，相对而言较为笼统、简要。时任茅山地委副书记的汪大铭，有记日记的习惯。1943年2月底，汪大铭和王直（第16旅第47团副团委、茅山地委副政委）奉命带领3连在丹阳、茅东、金坛日伪“清乡”区内坚持工作，领导当地潜伏力量展开反“清乡”斗争。[24]汪大铭是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写下这部日记的。十分难得的是，日记内容丰富，涉及行军作战、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王直晚年也写下回忆录《弯弓射日》[25]，其中资料可与《汪大铭日记》互相印证。通过日记和回忆录，后来者可以细致考察反“清乡”时期中共干部战士的作战生活实态，从而对反“清乡”的具体情形有更为细致深入的了解。

二、深水之鱼：行军与作战

1943年3月31日开始，汪大铭和樊玉琳（茅山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被委以重任，带领一个便衣短枪队（7人）和两个步枪班（20人）在茅东、丹阳、致和日伪“清乡”中心区坚持工作，以短小、精悍、坚强的武装进行反“清乡”斗争。[26]汪大铭是上海宝山人，1939年11月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到达苏南，至“清乡”开始已在茅山地区工作了三年多，熟悉地方工作与风土人情。根据汪大铭同事和家人的回忆，他性格内向，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周密细致，爱读书。[27]樊玉琳是句容本地人。1938年陈毅率部到达茅山时，便与地方翘楚、开明知识分子樊玉琳交朋友，后动员樊玉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樊玉琳在当地有广泛人脉，工作能力强，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物。[28]日伪开始“清乡”后，茅山“清乡”区内的据点从51个增加到105个，每两三里路便有一个。[29]新四军需要在各个据点之间穿插活动。

4月1日是日伪正式宣布“清乡”的日子。由汪大铭4月的日记可知，他率领的小分队每天都在移动，有时敌情紧迫，一天之内要转移几个地方。整个4月份，除28日因大雨无法移动外，其他晚上的宿营地点都在变化（详见表1）。

表1 汪大铭4月宿营地统计表

资料来源：《汪大铭日记》，第220-233页。

宿营地的频繁变化，反映了日程的紧张与环境的险恶。此时，新四军与日伪军周旋、作战，随时应对情况的变化。有时，晚上抵达一个地方，正准备宿营，突然又枪声大作，敌人已经打到村头，汪大铭等马上向安全地带转移，抵达目的地时已至凌晨。[30]江南多雨，行军转移又往往在夜里进行，无形中增加很多困难。1943年5月26日晚，汪大铭一行移住胡家寨附近，正逢大风大雨，路程虽只有二、三里，但大家浑身淋得湿透。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只有几间小茅棚可住，十余人住一小块地方，整晚没有睡好。[31]茅山地区是丘陵地带，为安全起见，晚上有时要进山宿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难行。[32]到了冬天，新四军遇到的困难更多。1943年12月3日，汪大铭一行赶到后本湖宿营，严冬寒冷，骑着毛驴行军，双足犹如踩在水里，鼻涕流下来就结成冰了。[33]以上记述，可见雨中行军、夜间山路行军和严冬行军生活的艰苦。

由于“清乡”区内敌强我弱，危险无处不在，战斗随时可能打响。1943年4月2日午夜，当时分开活动的樊玉琳找到汪大铭，说日伪军在黄昏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他们突围了出来。汪大铭用“险极，险极”四字来形容当时的紧张。[34]6月23日，汪大铭等正在吃晚饭，日伪军分两路包围了他们的驻地。汪大铭指挥一个排掩护，其他人向公路东边转移。日伪军抢占了一块高地，用机枪向汪大铭部扫射，大家只好乘日伪军装子弹的空隙撤退。战斗结束后，汪大铭部两人牺牲、三人受伤。[35]大多数时候，为了不暴露目标、机动灵活，各个武工队都是分散行动。有时，新四军也需要集中力量攻打日伪军的“清乡”据点。1943年5月8日，新四军用两个连的兵力夜袭包巷。[36]包巷是一个大村庄，原来是新四军的活动地区，村里有地下党支部，两面派也在新四军控制下。而据点内主要是从镇江新调来的四五十名日军，尚未构筑碉堡工事。事先新四军做准备工作时，发现村里的狗很多，晚上部队一进村，狗就会大叫，惊动据点内的日伪军。于是新四军通过做群众工作，当晚让村民都把狗关在家里。新四军两个连携带200多个手榴弹乘夜色入村，除了敌哨兵发现有人来袭、打了几枪逃跑外，睡梦中的日伪军共80多人全部被消灭在据点内。[37]可以说，包巷作战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充分体现了战斗中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重要性。

当然，新四军并不是每一次袭击日伪据点都能获得成功。1943年7月2日，汪大铭部与王直部队会合，于当晚进攻句容县的张边伪据点。由于碉堡里的新四军内线没有发挥作用、攻击时间太迟（一打天就亮了）、部队攻击精神不够等原因，没有攻下伪据点的碉堡。7月3日晚上，汪大铭部继续进攻张边据点，日伪军用步枪、驳壳枪和炸弹阻挡汪大铭部接近碉堡，一直到天亮前，仍未攻下，汪大铭部只好撤退。[38]不久，张边据点日伪军怕新四军再来攻打，自动放弃此据点，逃回句容，可见其战斗意志较为低落。

汪大铭部平时的工作，除了与敌人周旋、作战外，还包括护送我方相关人员来往长江南北，保障日伪“清乡”区地下交通线的畅通；领导当地群众破除日伪已经修筑的竹篱笆墙[39]，以打乱日伪“清乡”的日程表，破坏公路上的电线杆；对伪军开展工作，争取其成为有利于新四军的两面派，明里为日军工作，暗地里为新四军工作；联络当地上层分子，对他们进行局势宣传与教育，布置公粮征收等事项；写信给地方伪组织人员，警告他们，使他们发生恐慌动摇。[40]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下半年，汪大铭还组织领导了当地的整风运动。在9月下旬的日记中，他对整风运动的相关活动记录得十分频繁。9月18日，汪大铭与洪天寿（镇句县长）谈话，准备整风学习的报告；9月19日讨论整风学习的具体计划；9月21日汪大铭参加句容县委学习小组，编制整风通讯；9月23日，汪大铭给党员上整风课，宣讲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9月24日召开整风小组漫谈会。[41]“清乡”区内的局势如此紧张，中共干部依然认真开展整风运动，值得注意。

1943年5月，苏南区行政公署副主任邓仲铭主持会议时提出，坚持在日伪“清乡”区的人员要队伍精悍，有决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跑得、饿得、打得，每人准备一根麻绳，便于渡河涉水，要准备流血牺牲。[42]这一要求反映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艰难、危险的处境及其经受的锻炼。同年8月，邓仲铭在江宁遭遇敌情，过河时因渡船沉没而牺牲。1943年一年，西路地区的党政干部共牺牲200多人，占全体干部的20%。[43]苏皖区党委调研室的程桂芬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夏，大批干部被捕，溧阳县区委书记、区长等十几名干部中，牺牲与被捕的有4名。程桂芬也在夏天被捕。[44]被捕的根据地干部，有不畏强敌牺牲者，也有叛变投降者。有的干部没有被捕，但无法在危险困难的环境中坚持。1943年6月，时任镇丹县长的包建华在被日军突袭后，恐慌不安，擅自决定西出竹篱笆，离开日伪“清乡”区。他后来以到上海治病为名，投靠了在汪伪政府任职的句容同乡巫兰溪。包建华被汪伪派回镇江后立功心切，由于他掌握的信息情报多，新四军多个秘密联络点被破坏。[45]1943年8月27日，汪大铭在日记中记录了开除包建华党籍的决定，此后也有解决包建华问题的相关记载。[46]

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是苏南地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良好。虽然因日伪军势力较强、环境复杂，新四军武工队需要不断迁徙，作战也不一定顺利，时有干部被捕、叛变，但是汪大铭领导的小分队还是在1943年反“清乡”中坚持下来。日伪军企图彻底消灭“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在广大农村建立稳固统治，但是由于新四军干部自身坚强机智，又有群众掩护，他们似“深水之鱼”，继续沉潜于日伪“清乡”区，伺机出击，照常工作，使日伪的“清乡”企图无法实现。当然，能成为“深水之鱼”，并非一日之功，它有历史的因素——1939年新四军开辟茅山根据地后若干年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也有现实的因素——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内执行极为灵活的政策，吸取1941年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争取两面派，及时掌握乡保长的动向；还与地理环境有关，这里丘陵多，便于隐蔽。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的坚持，给老百姓以信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新四军都不会放弃根据地。

三、艰难困苦：生活与疾病

紧张的战斗和行军生活，使新四军干部面临睡眠缺乏、卫生环境极差等情形。这种情况在日伪“清乡”之前就开始了，不过在“清乡”时变得更为严重。

早在日伪“清乡”开始之前的1942年4月，因日伪军扫荡，汪大铭一行晚上移到山湾里一个极小的茅棚中。敌情很紧张，天下着大雨，因为找不到一捆干稻草，大家都挤在泥地上睡觉，满地都是跳蚤，但不知不觉也睡到天明。5月17日，大家又是挤在一间低矮狭小的茅棚里，睡觉时不能动弹。加上天雨屋漏，当被子盖的棉衣也都淋湿了。[47]如此潮湿、紧张的环境，很容易导致身体不适。

果然，几天之后，汪大铭生病，大腿非常疼痛，身体发烧，原来是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疖子。他觉得大概是多日来风吹雨打、受寒积热所致。当时汪大铭正陪同谭震林北渡长江，抵达江北新四军第2师师部。汪大铭因发烧被送进第2师师部医院。他本不愿意去，是战士们用一副担架硬把他抬去的。不过因为药品缺乏，汪大铭长的疖肿只能做一般外科治疗，既没吃药，也没打针，只用热敷和膏药。医院院长宫乃泉亲自来看汪大铭，检查诊治。待疖肿化脓，烧退之后，虽然疮口未好，汪大铭还是坚持回到了2师师部。[48]

1943年这一年，由于日伪发动“清乡”，敌情格外紧张，行军作战多，汪大铭一共生了六次病。第一次是3月下旬，因为连日熬夜眼睛红了，影响视力，不能看东西。晚上行军时，汪大铭走错了路，以致走了许多弯路。[49]第二次生病是7月下旬，22日晚上受寒，突然发冷，23日天亮以后发烧，一天都头昏脑胀，浑身没有力气。但汪大铭还是参加了句容县委的总结工作会议，晚上移住景家冲。24日精神转好，正常工作。[50]第三次生病是10月13日，汪大铭腿上又生了大疖子，脚不能着地，晚上勉强骑一头牲口到部队，由王医生上了点药后稍好。他还感叹当时镇（江）句（容）干部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好，王曼（汪大铭的妻子）、陈耀华、程强都病倒了，洪天寿、雷干、惠民亦有摇摇欲坠之势。原因是干部们过度疲劳，卫生医药条件太差，生病了也都任其发展、传染。[51]汪大铭提到的陈耀华当时任镇句县委书记，他生病后，汪大铭代行县委书记的工作，又增加了工作压力。[52]汪大铭第四次生病是10月底11月初，还是腿上的疖子复发，这次比较严重，全身发热，连续多日不能走路。但他还是骑着樊玉琳的小毛驴，参加整风讨论会、开中心小组会议等，没有停下手中工作。[53]汪大铭第五次生病症状较轻，11月26日下午忽觉发冷，脉搏间隙（细），晚上勉强赶到宿营地，27日休息半日。[54]汪大铭第六次生病是12月7日，突然怕冷发烧。下午在太阳下睡了一会，没想到越睡越不舒服，到傍晚行军时发热仍未退，勉强支持到丁家庄住宿。[55]

纵观汪大铭这六次生病，两次是由于腿上的疖子，前后间隔仅半个月，说明第一次发病时没有完全治好、养好。六次生病，无论轻重，汪大铭都没有好好休息，主持的各项工作基本照常进行，并且与同事一起行军、开会，可说明客观环境的紧迫和根据地干部的以身作则。[56]1942年汪大铭生病时，在江北第2师师部，拥有较为安定的环境，他先是不愿去医院，后来疖子疮口未好就着急出院。1943年的环境更为恶劣，他表现得更加忍耐，生怕影响工作。汪大铭出生于1919年，当时才24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上海宝山人，离镇江地区不远，基本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他如此频繁地生病，与恶劣的客观环境和极为有限的医疗条件有关。

1942年也在苏南工作的许勤回忆：她们在农民家睡地铺，三个女同志挤在一起，倒下就睡着了，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全顾不了。第二天醒来，才感觉被咬得难受，脱下上衣捉到20几只虱子。不久之后，许勤得了疟疾，每隔一天高烧一次，每次40多度，但仍坚持工作。6月开始，许勤任茅山地委调研室调研干事。与她一起工作的来自上海的青年学生陆培学也得了疟疾。调研室主任吴宝康找关系、托朋友帮她们买奎宁药丸，由于日伪封锁无法购到。后来领导决定让许勤和陆培学到后方医院治疗，又怕她们不服从，硬性派一个通讯员陪同前往，三人走了10里路到达后方医院。医生确诊两人得的是疟疾，但医院里既无西药又无中药。许勤和陆培学商量，与其增加医院负担，不如回到茅山坚持工作。后来许勤托人在金坛城里买到奎宁，治好了疟疾。[57]根据地普遍缺医少药，即使根据地的医院也是十分窘迫，诊断出疾病，却没有治病的药物。干部工作任务又重，普遍不愿给组织上增加负担，靠坚强忍耐硬撑的情况较多。

衣食方面，由于江南地区较为富裕，忍冻挨饿的现象较少发生。1943年在“清乡”区内、外的征收公粮工作较为顺利，公粮由缴纳的农民原户保管或者所在保甲保管，干部士兵可以直接在农民家里吃饭，没有挨饿现象。[58]从《汪大铭日记》看，端午节时他们还可以弄一点糯米饭吃，冬至的时候可以吃到老百姓送的糯米团子，偶尔吃到罐头樱桃，有时老乡们会请汪大铭一行吃饭，甚至有机会喝一点酒，与老乡增进了感情。[59] 江南河网密布，汪大铭的交通员老唐是打鱼出身，有时会在池塘里捉到鱼，让大家吃个大饱。[60]大家观看老唐在河里游刃有余地捉鱼，也是紧张生活中难得的放松时间。1944年元旦，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有猪、羊、鱼、鸭子、花生、野味獐子等，十分丰富。[61]可见，即使在最紧张的反“清乡”时期，节日的庆祝仍然必不可少。1943年12月初，句容汝山村的军被服工厂送来了棉军衣。汪大铭觉得棉军衣穿在身上不但很温暖，而且展现了革命军人的英武风姿。[62]以上情况表明，汪大铭等人最基本的衣食可以保证。究其原因，一则日伪“清乡”开始后，“清乡”区内我方军政力量一再精简，客观需用减少；二则日伪“清乡”区内我方的财经公粮政策执行较为成功；三则江南较为富庶，一年四季均有出产，河网密布，鱼虾成群；四则茅山地区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所在，群众工作基础好，日伪“清乡”前新四军帮助老百姓修渠、筑坝，实行减租减息，老百姓爱护新四军。

下雨闲暇之时，汪大铭会看书，阅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国农村经济调查》、《铁流》等书籍，有时还会和樊玉琳下棋。[63]但总体而言，由于不断转移、工作繁重，他看书下棋的休闲时间极少。

1944年元旦，汪大铭回首1943年，感慨道：“一年来，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残酷战斗中辗转坚持在茅山，戴月披星，出生入死，反复纠缠……有了若干进步，把自己的软弱锻炼得坚韧了，幼稚和单纯变得机智了，在惊涛骇浪中有办法而且沉着了。”[64]时年25岁的汪大铭写下这段话，确是肺腑之言。这一年各方面的历练，在其日记中有详细的反映。如对自己工作的反省，细致而又生动，让人身临其境。1943年双十节，新四军邀请国民党员和地方上层人士参加纪念会，汪大铭作为中共镇句县委代表讲话。他认为自己的态度和语气过于严肃，使得会场空气较为紧张。等到王直代表部队讲话时，自然委婉，气氛一下有了缓和。[65]汪大铭认识到这一点，在日记中有所检讨，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变得更“机智”、“沉着”、“有办法”。

汪大铭晚年写自传时，也充分肯定了青年时代在茅山的战斗历程。他忆及对茅山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极为熟悉，对地图上没有的小桥、暗坝和独户单家，也了然于胸。晚上行军可以不用向导，半夜敲门群众能听得出他的声音。[66]更重要的是，在敌情严重、远离领导的环境里，他能和各级干部、当地上层分子、年轻大学生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中共的年轻干部正是在如此险恶、紧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四、结语

1943年10月7日，汪大铭在日记中写道：“李士群被杀，是一个日本顾问在酒席上用毒药害死的。”[67]此事事实上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说明新四军对于汪伪政府的情报了解可能并不及时，但对被杀原因的记录是准确的。李士群是苏南日伪“清乡”运动的策划者和实际主持者，他被日本顾问毒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与日军、汪伪政权内部周佛海等人之间的矛盾[68]，也预示着日伪“清乡”运动将逐渐走向消沉。10月18日，伪江苏省政府给汪伪行政院的呈文中承认，镇江地区的“清乡”投入兵力薄弱、防地散漫，新四军又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应对“清乡”，镇江地方治安在“清乡”运动开展半年后仍未尽妥善。[69]汪伪官员周毓英说：所谓“清乡”运动，费力多而收效少，“清乡”区内共产党人蒿草似地潜伏于农村。^[70]周毓英将中共党员比喻为蒿草，强调的是其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打破了日伪“清乡”运动开始前，汪伪政府宣称的只要封锁线一筑起来，新四军就要逃走的预言。

1943年，日伪“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坚持了下来，“清乡”区外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亦能在江南一带坚持，并伺机进入日伪“清乡”区内攻打较大据点。这一态势与苏浙皖边区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表现有一定关联。虽然1943年4月国民党军推进到两溧地区，但后续作战并不理想。1943年5月，当国民党军仍在苏浙皖边区与新四军主力作战时，蒋介石致电顾祝同，对国民党军各级干部的精神散漫、工作敷衍与欺上瞒下予以严厉批评。[71]重庆方面在苏南地区活动的另一支重要部队忠义救国军，1943年则面临经费紧张、临阵倒戈、缺少统帅等问题。1943年2月底，忠义救国军的实际领导人戴笠亲自从重庆飞往安徽广德整理该军。起因是1942年以后沦陷区物价上升，该军官兵13000余人的每月经费仍维持在以前的25万余元，未能增加，导致无军粮、无被服的状况，官兵生活艰难。1942年12月，该军第五团团副贺劲生率部投敌。^[72]1943年4月，戴笠再次致电忠义救国军的前任负责人周伟龙，强调部队自1943年1月起增加的经费再不下发的话，可能引起变乱。戴笠威胁周伟龙，如该部发生变乱，后果由周一人承担。^[73]此后几个月，戴笠又为促成胡宗南部下马志超由西北至江南指挥忠义救国军事，费尽心力。[74]1943年10月，马志超终于到达江南。此时，忠义救国军面临日军进攻，依然士气低落。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提升战力与如何坚持的问题，显然不是更换一个主帅所能解决的。

江南虽然十分富庶，但地域较小，可以腾挪转移的空间并不大，日伪军、新四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在此博弈多年，其实面临的困难有相似之处，如物价上涨、财政困窘。戴笠所指出的1942年起沦陷区物价上涨问题，日伪军也需要面对。日伪“清乡”经费捉襟见肘，从事“清乡”的工作人员带60元下乡，花完后需要自己想办法，有的人穷得连皮鞋都当掉了。所以日伪“清乡”工作人员纷纷抱怨“清乡”这件事既无钱，又要命。[75]新四军同样需要面对财政问题。陈毅在1943年7月指出，从上一年冬天开始，物价上涨，部队供养困难，从1942年冬开始新四军通过自己搞生产运动度过难关。^[76]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寸土必争、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谁能灵活机动、谁能勉力坚持，谁就能生存下来。谭震林在分析反“清乡”形势时，曾告诫部下，要像牛皮一样坚韧，“叫敌人吃不进、咬不烂、折不断”，还提醒道：“党支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不疲倦、不间断的！”[77]从苏南三方势力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新四军的韧性和灵活性。

总之，在1943年镇江地区新四军的反“清乡”中，新四军主力转移出日伪“清乡”区，坚持下来的精干部队做了多方面工作，如打击日伪军、破坏竹篱笆、开展群众工作，征收的公粮不但能够保证自己的供给，甚至还可以供应新四军第16旅旅部。从《汪大铭日记》可以看到这些工作是如何具体执行的，亦可看到像汪大铭这样的年轻干部，如何在严酷环境中，一方面依靠群众，一方面坚持苦干，变得更为坚韧、机智与沉着，进而体会中共地方干部的成长情况。进一步言，日记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深入地观察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与士兵的作战、生活，体会他们戎马倥偬中的日常——有连夜行军、突围作战、病痛少药，也有节日美食、温暖的棉军衣，片面地强调某一个面向都是不客观的。

所谓反“清乡”，本身就是新四军与日伪军及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不断博弈的过程，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内外的苦撑与坚持，意味着日伪军“清乡”的失败，也意味着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围剿”新四军的受挫。1944年，苏北苏中新四军南下苏南地区，与苏南的新四军第16旅会合后,进一步往南挺进到浙江，进入天目山区，显示出十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1943年的坚持至为重要。

[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粟裕曾这样论及新四军进入苏南的意义：“我国地方政府，自南京失陷后，有些是随军队向后撤退了，大部分是无形的解散了，当时可以说，江南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这不仅使人民无所依恃，而政府之政令与抗战国策，自无从转达于人民。”粟裕：《先遣队的回忆》，《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2]有关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有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苏南抗日斗争史稿》编写组：《苏南抗日斗争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魏志文：《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档案与建设》2012年第2期等。有关“清乡”的研究有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古厩忠夫：《日军占领区的“清乡”与抗战》，[日]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曾凡云、王祖奇：《论日本对“清乡”活动的决策与主导》，《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曾凡云、王骅书：《新四军在江苏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政策述论》，《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等。有关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在苏南活动的忠义救国军的研究有陈进金：《戴笠与忠义救国军》，吴淑凤等编：《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台北“国史馆”2012年版。

[3]李士群：《一年来的回顾》（1942年7月10日），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4]有关“清乡”部队的具体组成，余子道论述道：7月1日，日军小林师团的一个旅团、伪军第一方面军第13师和伪清乡警察总队第一大队，共15000人向苏常太地区发起进攻。（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18页）日方资料显示，参加部队有日军10个大队，及中国第一方面军为主的4个师2个旅共约12000人，以及中国模范警察部队2000人，合计14000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江南地区的清乡工作》（节译），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410页）

[5]江渭清：《论苏南清乡与反清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0页。

[6]《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关于苏南敌人扫荡清乡略况的电报》（1941年8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323页。

[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苏南抗日斗争史稿》编写组：《苏南抗日斗争史稿》，第124-125页。

[8]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187页。

[9]《政治月刊》社记者：《镇江地区清乡工作概观》（1943年10月1日），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473页。

[10]太滆，是指太湖和滆湖之间的区域。

[11]《军事委员会致清乡委员会咨文》（1943年3月9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249页。

[12]《日军田中部队命令》（1943年5月24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605页。

[13]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190-191页。

[14]高素兰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1943年3月至6月），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99-200页。

[15]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201-204页。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上，也汇报了战斗过程，不过在他的叙述中，强调新四军构筑工事，企图“南犯”。详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43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档案号：002-090300-00209-405；《顾祝同转陶广电》（1943年4月1日），“蒋档”，档案号：002-090300-00209-406；《顾祝同电蒋中正》（1943年4月14日），“蒋档”，档案号：002-090300-00203-150。

[16]中共镇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句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汪大铭日记（1939-1945）》，句容印刷厂1987年版，第226页。

[17]王必成、江渭清：《为反对进攻新四军、残害江南人民、破坏团结抗战，向友军提出的严重抗议书》（1943年4月28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7辑（194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18]《蒋中正电顾祝同》（1943年6月24日），“蒋档”，档案号：002-090300-00209-427。

[19]《顾祝同电蒋中正等》（1943年9月29日），“蒋档”，档案号：002-090106-00016-270；高素兰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1943年10月至12月），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24页。

[20]《顾祝同电蒋中正》（1943年10月16日），“蒋档”，档案号：002-090200-00081-057。

[21]《戴笠电马志超》（1943年10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档案号：144-010103-0002-029。

[22]江渭清：《论苏南清乡与反清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汪的清乡》，第406页。

[23]范征夫：《茅山延陵地区反“清乡”斗争记实》，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会议论文集，2003年版，第269-270页。

[24]《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01页。

[25]王直：《弯弓射日》，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26]《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20、223页。因新四军正与国民党军作战，王直奉命离开“清乡”区，带领一部分部队前去协助。

[27]王直：《怀念汪大铭同志》，龚永年主编：《汪大铭纪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汪征鲁：《自有胸襟存天地——回忆我的父亲汪大铭》，《汪大铭纪念文集》，第430页。

[28]王振林、潘良福：《樊玉琳事略》，中共句容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句容革命史料选》第4辑，第115-125页。

[29]王直：《弯弓射日》，第168页。

[30]《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23页，1943年4月8日日记。4月23日的情况也是如此，“天忽下雨，泥泞难行，十二点后才到达宿营地。刚叫开门，进入房子，突然东南方向机枪声大作，离我们驻地只有二、三里路，大概是东荆塘方向。我们因不明情况，即向东插过公路，到魏家塘已天明。”《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29页。12月2日时，也发生类似情况，“晚上移回西边到达王家边时，知敌人正在句容扫荡，又转到南山。天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到目的地，又三点多钟。”《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12页。

[31]《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50-251页。武工队全身淋湿的现象常常发生，9月17日晚上，汪大铭一行移往张家村，雨大路滑，五里路走了近三个小时，大家全身淋湿。9月27日晚，汪大铭在泥路中行军时跌了好几跤，头上也跌破一块，衣被均淋湿。《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90、294页。

[32]《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60页。

[33]《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12-313页。

[34]《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21页。

[35]《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59页。

[36]据王直回忆，是从第47团4连、6连中挑选了18人作为突击队。王直：《弯弓射日》，第197页。

[37]《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36-237页。

[38]《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64-265页。

[39]破坏竹篱笆的工作具体是这样进行的：我方先摸清敌情与地形，动员民工准备好引火器材，武装游击小组掩护，把竹篱笆一段段拆下堆集，同时点火焚烧。《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78页。王直回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火烧竹篱笆事件：1943年6月，樊玉琳率人登上三茅峰，堆了几大堆山草，烧了三百里竹篱笆。王直：《弯弓射日》，第205页。

[40]《汪大铭自传》，《汪大铭纪念文集》，第129-130页。

[41]《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91-293页。

[42]《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47页。

[43]《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48页。

[44]程桂芬：《人生不是梦》，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40-141页。

[45]江炤：《叛徒包建华投敌前后》，《烽火江南——纪念新四军建军六十周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1997年编印，第293-295页。时在汪伪政府任职的汪曼云的说法稍有不同。他说，包建华因患肺病，到上海就医，这一消息为镇江“清乡主任公署”探悉，“主任公署”指派“镇江特别区公署外事秘书”李子明追踪到上海，在包建华的同乡、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家里找到了他。包建华迫于形势，答应为“清乡主任公署”效力。汪曼云：《镇江地区的“清乡”与日伪的策反活动》（1962年），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490页。

[46]《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87、298、307、318、319页。

[47]《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168、177页。

[48]《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190页。

[49]《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16页。

[50]《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71-272页。

[51]《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00-301页。

[52]《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02页。

[53]《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05页。

[54]《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10页。

[55]《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13页。

[56]时任中共浙东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会稽地委书记的杨思一，在其1943年的日记中也留下多次生病的记录。以1943年9月为例，9月4日腹泻，略觉疲劳；9月6日痔疮发作，坐立不安；9月17日发疟疾，18日低烧未退尽；9月21日脑筋发胀，背脊发酸；9月28日腹泻，身体软弱无力，至30日病未痊愈。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和行军，虽然不像汪大铭一样每天转换宿营地，但也是经常转移，一个月内换了11个地方宿营。《杨思一日记》（上），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编印，1997年，第3-17页。

[57]许勤口述、范学贵整理：《从中央大学奔赴茅山抗日根据地》，《档案与建设》2012年第9期，第51-52页。

[58]《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50、305页。

[59]《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52、266、280、294、317页。

[60]《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74页。

[61]《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23页。

[62]《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13页。樊玉琳在《苏南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一文中谈到，过去茅山地区不种棉花，多半向外购买。1942年起新四军发动茅山地区的老百姓种棉花，解决了部队的冬衣问题。《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第270页。

[63]《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22-223页。

[64]《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22页。

[65]《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300页。

[66]《汪大铭自传》，《汪大铭纪念文集》，第146页。

[67]《汪大铭日记（1939-1945）》，第299页。

[68]相关研究参见王建国《“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

[69]《镇江地区新军事配置计划实施方案》（1943年10月18日），《日汪的清乡》，第606页。

[70]《新中国报》，1944年6月20日，转引自《敌伪口中的“清乡成绩”》，《日汪的清乡》，第265页。

[71]蒋介石在电报中指出，“据多方面对第三战区考察之结果，去冬以来比前较有进步，但长官部各级干部精神仍极散漫，各处业务仍多敷衍，遇事多数办不通，故无形搁置。此种现象，实由兄督察不严，负责无心所致，尤其任用一般老同乡、旧部属，操纵权利，欺蒙长官，因之战区重要设施皆成形式化。”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版，第343页。

[72]《戴笠电蒋中正》（1943年2月28日），“戴笠史料”，档案号：144-010110-0001-052。

[73]《戴笠电周伟龙》（1943年4月15日），“戴笠史料”，档案号：144-010111-0004-022。1943年12月15日，戴笠又电周伟龙，忠救军目前无衣无食，请周设法解决。“戴笠史料”，档案号：144-010106-0003-030。

[74]《戴笠电顾祝同》（1943年5月7日），“戴笠史料”，档案号：144-010110-0006-054。

[75]钟民：《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1943年6月7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6辑（194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76]“近年法币贬值，百物飞腾，敌后部队给养更见困难，去冬以还，本军即采‘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陈毅：《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5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6辑（1943年），第202页。

[77]王征明：《随谭震林战斗在苏南敌后》，《铁窗赤子心——王征明诗文选》，同济大学印刷厂，2001年，第94页。

                                     浙东分会 吴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