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10月，江阴地方游击武装梅光迪部在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的争取下，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1939年2月中旬，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向北发展争取华中，陈毅决定实行战略转兵；把江抗的主力撤出江南的东路，转用到苏北去，这是争取苏北、争取华中的战略性措施。1942年浙东战略区的创建，1945年苏浙军区的成立，1949年谭震林统帅渡江大军的中集团突破长江，直下杭州，都印证了谭震林当年执行党中央、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坚定性和创造精神。
关键词：新四军 发展方向 “江抗” 陈毅 谭震林
“江抗” 的全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1938年10月上旬，陈毅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赶到江阴周庄定山湾“江抗”总部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
第一、 周恩来确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他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1]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抗日”;[2]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3]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4]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 主张。“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5]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部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负责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6]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7]“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了，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8]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共计55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9]科学命题;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坐时刻召开这个会变,,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0]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侵华政策开始转向扫荡敌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随着发生变化，将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使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了。 “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在抗战新阶段到来时,存在两个亟需解决的间题:第一,同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新四军的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部队的发展看,八路军已增长五倍,新四军只增长一倍。抗日游击根据地,八路军已开辟了十多个,新四军却只有茅山一处。而且,项英对挺进敌后仍在犹豫迟疑。第一、二支队出发后,他把第三支队留在皖南,企图等待日军进犯浙赣时,再在黄山、天目山发展游击战争。他对抗目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异常复杂的新局面。第二,在新四军军部内,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对军长叶挺很不尊重,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这个问题也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11]“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到新四军去一次,以便处理前面所说的这两个问题。”[12]
1939年2月中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由重庆来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同时陪同叶挺返军部工作。周恩来在军党委会和干部大会上,分析了武汉失守后形势的持点,明确地指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区,”他强调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极端重要:“不仅仅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离的财富地区。”在这个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他说:“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周恩来鼓励新四军的干部要克服各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自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伯困难。”他提出在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13]
周恩来同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作了耐心的商讨，听取了陈毅关于苏南、苏北情况的汇报，肯定了茅山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出陈毅东进北上的方案是好的，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在部署上和活动方式上注意一下就行。他同项英作了恳切的谈话，向他阐明党的向敌后发展的正确主张，并且商得他的同意，具体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肯定了陈毅、其他负责同志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坚持东进，坚持向北发展的正确主张，纠正了项英的南进计划。这是周恩来到军部，具体帮助军部领导人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对于新四军的发展，对于大江南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周恩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这是周恩来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如果贯彻这个方针，新四军会发展得更快。如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历史上也许没有皖南事变这一页。
第二、 陈毅开创了新四军的东进序曲
1937年12月江阴沦陷后，乡间自发性的抗日自卫武装风起云涌。1938年6月，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着手寻找早期革命后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当年10月初，何克希带了两名警卫员，到茅山晋见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汇报了在江阴争取、改造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装的经过。随后，陈毅接见并宴请了何克希、梅光迪、朱松寿、吕平、张志强等人，席间陈毅正式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简称江抗三路)”的番号，下设三个连。宣布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实际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吕平为政治部主任，张志强为民运科长。“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陈毅凭他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学识、风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上层中做了无数细致的工作。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政府官员，到地方上的游击队领导人、帮会刀会的首领，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四军在江南被大家称为“王者之师”。陈司令成了江南家喻户晓的抗战领头人。”[14]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已经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3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它（新四军)的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是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它（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个横宽约一百公里、纵深不过五十公里的狭长条带。在新的复杂局势面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15]新四军处于这种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闽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日军没有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就向闽浙一带发展，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
“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16]1939年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准备。“作为新四军军分会副主席、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在仅有两个团兵力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由第二团担任茅山地区游击战争的任务，抽出第六团向东路地区发展。”[17]他把东进任务交给了正在茅山地区活动的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明确要求老六团与江阴人民的子弟兵“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会合。为了冲破国民党军方的限制，部队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把苏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由茅山地区扩展到锡澄公路以东，沪宁铁路两侧的平原水网地区。壮大队伍，武装自己，筹集经费，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相机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9年5月下旬，老六团已进行了动员教育和短期整训，以段焕竞为团长的新六团也同时组建完毕，报告军部后，只待军部回电同意。但是，就在预定出发的前夕，军部发来了停止东进的电令。停止东进，主要是担心六团到日军顽军众多的东路去会被消灭；其次是越出了原定新四军游击的范围，可能刺激三战区，影响统一战线。周恩来来皖南后，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赶到三战区，与顾祝同得出了“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的结论，决定进一步限制江南，对付陈毅、粟裕。陈毅感到必须坚定地抓紧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接到军部的电报后，他经过反复思考，把六团团长叶飞找来当面商量。叶飞也同意东进的主意，向陈毅表示，军事上他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叶飞的态度进一步坚定陈毅的决心，在十分慎重地考虑后，决定六团按时于翌日拂晓东进。一面电告军部请予追认。
1939年5月，叶飞、吴焜按照陈毅的部署从茅山出发，率领所部500余人，在武进戴溪桥与梅光迪、何克希的“江抗”三路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老六团化为“江抗”二路，原“三路”番号不变。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5月5日，1000多名“江抗”指战员从武南穿越锡澄公路，经花山、长寿、祝塘到达锡北，朱松寿率先组成一个连参加东进。
1939年5月29日，由吴焜率领的江抗2路一部，在肃清了常熟东乡10多个日伪军据点及匪伪武装后，回师途中宿营在黄土塘东南方500米处的小成巷村。在武器和人数均不占优的情况下，吴焜东西堤夹击的战术予日军以重创。日军被击毙30多名，其中大佐1名。 东进首战告捷，吴焜带领的江抗2路部队被当地百姓称赞为“江阴老虎”部队，而“吴老虎”的称号也不胫而走。此后，6月24日晚，吴焜又率江抗2路部队以"围黄打浒"的战术，夜袭浒墅关车站日军据点，毙伤日军近30人，炸毁铁路路轨100多米、路桥两座，迫使沪宁线中断3天。7月中下旬，“江抗”抵达青浦，营长廖政国在追击伪军时，乘胜袭击了日军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震动了日军，士气也大为高涨。六团东进后不到3个月，人枪就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的不到500人发展到了5000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茅山和军部输送。在苏州到上海的敌寇心腹地区，六团不断打击日军，进行了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惊动中外舆论的胜利战斗。分兵东进北上的第一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五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叶飞为首的“江抗”东进抗日，威震淞沪地区，引起日伪恐慌，准备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进行大“扫荡”，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蓄意制造摩擦。由于江抗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忠救搜刮民财的地盘，而忠救的阻挠破坏又直接影响到了江抗抗日活动。8月下旬，“江抗”总指挥部决定结束东进回师，开辟澄、锡、虞边区，以便打通苏、常、太边区与镇(江)丹(阳)武(进)边区游击根据地的联系。1939年9月24日，正当“江抗”部队西返时，9月25日晨在江阴顾山遭遇忠救军袁亚承、包汉生部伏击，吴焜亲自带领战士们发起反击，袁、包率残部仓皇向山北撤离。9月27日下午，“江抗”副总指挥吴焜率二路一支队往北向江阴境内的马镇、湖塘里继续转移时，行至马镇湖塘里附近，突遭忠救军五支队章晓光部侧翼偷袭。吴焜率部反击，被章部冷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对新四军的东进北上，蒋介石早已十分重视。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一旦携起手来，发展苏北，那对他来说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苏北是打开华中抗日局面的关键所在。因此，这年9月间，他把韩德勤急急召去重庆述职，面授机宜，饬令他务必严密注意新四军的动向，并正式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授予军政全权，便于处理苏北事务。同时，饬令顾祝同，务必将江抗等部堵截在江南。顾祝同则把忠救一部集结在长江沿岸，务求堵住江抗，不使渡江北上；另一部配合六十三师积极寻衅，企图在决战中危害江抗。
决战前夜，陈毅为顾全抗战大局，经与国民党三战区谈判双方撤兵，电令叶飞停止进攻，集结待命，并告知即日来传达军部指示。随后，陈毅亲自前往江阴。他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从茅山出发，星夜赶赴“江抗”总部驻地江阴周庄定山湾，随即在定山的中庵召开“江抗”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传达新四军军部的指示，部署主力西移扬中休整。10月8日，“江抗”在西石桥的街东戏楼广场召开军政人员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有关“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等重大政策的长篇报告。宣布将“江抗”二路和五路合并为“江抗”一团，团长兼政委乔信明，参谋长廖政国;将“江抗”三路和四路合并为“江抗”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抽调部分人枪编入新四军二团。“江抗”除每个班留下一挺机枪外，调出200挺轻重机枪给军部和兄弟部队。同时，在澄锡虞地区留下少数游击队与敌人周旋。为此，陈毅赶到江抗，和叶飞等作了详谈，给干部们作了动员。11月下旬，江抗经江阴安全撤至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开始整训，准备北渡。这就在东进北上的斗争中又一次争得了主动。
第三、 谭震林巩固了新四军的东进成果
1939年11月刘少奇从延安赶回中原局。与中原局其他领导干部研究后，刘少奇指出：“应集中最大的力量”向江苏北部发展，应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并于12月19日电中央提出正式建议。刘少奇的建议为中央所接受，使陈毅的目标更为明确。陈毅主张是皖南军部率主力到苏南，迅速增强苏南力量，而后向苏北及浙西发展。
除了将兵力作适当调整，以便顺利迎接皖南主力外，陈毅还派出一个由作战科长吴肃率领的侦察组，在军部东移的线路上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进行详尽的调查和勘察，并制订出整套应付突然袭击的方案，务求军部东移万无一失。
1939年9月，在江阴县顾山镇对“忠义救国军”的战斗中，身为“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政治部主任的刘飞，亲自率领警卫班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自己也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因江南形势对新四军不利，新四军主力西撤，刘飞等一批伤病员被安排在阳澄湖畔疏散养伤。最后集中到刘飞身边的还有36名伤病员。这36名伤病员中，只有刘飞和他的警卫员各有一支手枪。刘飞带领这36名伤病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边在阳澄湖里隐蔽养伤，一边抓住机会打击敌伪，不到半年时间，又拉起了一支有两三千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再次扭转了江南的抗日局面。
1939年10月中旬，杨浩庐返回常熟，见到刘飞和因病在后方医院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传达上级指示:“江抗”主力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西移待命，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组织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为巩固统一战线，新“江抗”委任阳澄湖地区游杂部队头头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恢复常熟“民抗”活动。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1940年2月初，上级派老六团原三营营长陈挺来东路。不久，上级又派何克希、吴仲超来东路，任命何克希为“江抗”东路司令，吴仲超为政委，夏光为参谋长，黄锋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东路编成第二支队，由陈挺任支队长。在北港庙、张家浜等战斗中，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194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在南；陈毅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18]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到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将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19]毛泽东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20]
1940年3月，军部派袁国平到苏南，借传达中共中央2月1日发布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之机，同时向陈毅进行解释。军部突然改变主意以及决策的犹疑不定，使陈毅大为失望。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派何克希、吴仲超到东路加强领导。“他们到达后，同原在东路坚持斗争的同志一致要求上级派一位军政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的领导人前来主持全面工作。在陈毅建议下，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便调谭震林来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21]“为了配合陈毅的行动，项英把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也派到江南来，布置他到东路发展，以使东路和茅山、苏北成一有力的鼎足而立的局面。”[22]谭震林主持召开了苏南局党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不能用黄金山三战三捷，而低估敌人。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接着他严肃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指出其危害:阻碍干部进步，使工作停滞不前，造成干部不团结。还批评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23]9月，“新江抗”东路指挥部随谭震林由苏常太西移澄锡虞，在锡北寨门诸巷、张缪舍东向巷及河塘蒲市里、长泾小庄圩一带移动驻扎。同月并入第3纵队。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第l8旅。谭震林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宣布了江渭清任第16旅政治委员，钟国楚任第16旅长的任命。以后又由江渭清兼任苏南局党委书记，确定的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
1941年11月28日塘马战斗中，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同时阵亡之后，苏南抗日斗争又处于危机之知秋。谭震林心系全局，轻装简从，只带两名警卫员，便渡江南来。他到达16旅旅部队后，没有休息片刻，便召集干部汇报情况，接着召开一系列会议，一面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人们的斗争信心；一面研究斗争对策，布置任务，他宣布自己暂兼第16旅旅长，任命钟国楚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开荆为参谋长。。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进行了组织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加强连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部队又有了发展，“谭震林的及时到来，对巩固苏南抗日斗争起了重大作用。”[24]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古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根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25]
陈毅认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堵截、限制，向江北发展，已时不我待。而“向北发展”，争取华中，是大方向，是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的大局，为局部摩擦影响这个大局更不可龋。因此，陈毅连电叶飞，要避免和忠救决战。老六团东进之初，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发展人、枪、款，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半年间，人、枪、款已大大发展，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已初步开创出来。为了向北发展争取华中，陈毅决定实行战略转兵；把江抗的主力撤出江南的东路，转用到苏北去，这是争取苏北、争取华中的战略性措施。
1940年春，“江抗”一团北渡长江，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抗”二团由扬中挺进澄东，配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谭震林武装开辟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谭震林领导苏南东路抗战。前后共17个月的时间，他的战略思想绝不限于东路，而是放眼于东海之滨，北起长江、南至四明山的广阔地区。他首先抓好根据地建设, 立一个‘家'，积蓄力量，形成拳头。然后屁股坐在东路，眼睛望着上海、太湖、淀山湖和浙东。一旦时机成熟，即向南大发展。1942年浙东战略区的创建，1945年苏浙军区的成立，1949年谭震林统帅渡江大军的中集团突破长江，直下杭州，都印证了他当年执行党中央、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坚定性和创造精神。”[26]
军部分会 石雷
2019年5月12日
[1]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 1937年8月22日。
[2]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
[3]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07页。
[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2日。
[6]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9日。
[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3日。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6月出版，第534页。
[10]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1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41页。
[1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41页。
[13]《周恩来传选集》上卷，人民出版杜1980年12月出版，第102-103页。
[14] 《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1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42-543页。
[16] 《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17]《叶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75页。
[19] 《王稼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2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21] 张翱：《一瓣心香寄缅怀》，《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22] 《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23] 王征明：《随谭震林战斗在苏南敌后》，《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24] 李广: ：《洪音日夕犹在耳》，《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75页。
[26] 夏光、覃异之：《大刀阔斧开辟东路》，《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