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二师根据地的黄花塘地区以后，开始全面实行精兵简政，我们抗大总分校也奉命撤编解散，学校的干部要重新安排。我听说新四军在浙江东部开辟了一个抗日根据地需要干部，就打报告要求去浙东工作。报告很快就批准下来，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还找我单独谈话，主要是分析了浙东的形势，提出两点要求 ：一个是要准备长期的孤立斗争，因为浙东周围有东海和钱塘江、长江相隔，完全孤立在敌后，条件很艰苦，环境很复杂，必须要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第二是在浙东开展斗争要搞灰色隐蔽的方式，采取合法斗争的办法，他还举了山西阎锡山的例子，说阎锡山不是国民党的正牌，可是能在山西经营多年，把山西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谈的这些，我认为是在传授斗争策略吧。谈话以后不久，我们就出发前往浙东。

我们从苏中乘交通船前往浙东。这条船不大，船老大只有两个人，天黑时分开航，行驶了一个晚上，经过了上海，在天快亮的时候，到了钱塘江口，忽然遇到了大风暴，船颠簸得十分厉害，我们在船上吐得一塌糊涂。船老大说这天是阴历2月19日，是观音菩萨的生日，通常在海上都会有大风暴，因此叫“观音暴”。后来大风把桅杆都刮坏了，只能听任船在海上随风漂。漂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终于看到海岸，就赶快想办法靠岸，上去一打听，这个地方叫古窑铺，正是浙东部队与苏北来往船只停靠的地方，实在是万幸。我们上岸后找到浙东部队在古窑铺的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送我们找到部队。那时新四军已经在浙东的三北地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浙江东部地区的北面是钱塘江，往南有一条姚江，姚江的出口处是宁波市，再往外就是东海。从东海边沿姚江向西到绍兴市，中间有慈溪、余姚、上虞三个县，这三个县在姚江北面的地区就叫作三北地区。新四军浙东部队开始时有 900 多人，是共产党在上海浦东地区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后来渡海到达浙东的三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后，浙东部队与日本鬼子打过几次反扫荡战斗，又进行了反击顽固派的战斗，巩固了三北根据地。接着就准备渡过姚江，向三南地区也就是慈溪、余姚、上虞三县在姚江以南的地区发展。三南地区有一座大山叫作四明山，蒋介石的老家就在四明山东面的奉化县。开辟三南地区首先要打下敌人的一个据点梁弄镇，它是余姚南边四明山区里面的一个大乡镇，是控制四明山的要点，把梁弄镇打下来，开辟三南抗日根据地就基本打开局面了。我到达浙东的时候，部队司令部已经渡过姚江，驻在杜徐、袁马两个村子里，主力部队也调到了那边，准备攻打梁弄镇。我去报到的那天，是 1943年4月12 日。梁弄地处浙东四明山腹地，四面环山青峦叠嶂，山、水、镇交相辉映。全镇面积94.5平方公里。梁弄是一个千年古镇，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浙东区委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建立的红色根据地。

报到以后才知道，新四军浙东部队对外叫作“三五支队”。原来淞沪抗战以后浙东三北地区曾驻有一支国民党部队，其将领叫艾庆璋，我们经过做工作，他同意我们在他的部队里成立一个三支队和一个五支队共同抗日，统称为三五支队，这实际上与饶漱石政委的谈话精神完全一致。我去纵队司令部报到时，纵队首长说现在有紧急战斗任务，你的工作安排等打完仗再说。于是我把抄写的毛主席《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交给了司令员何克希同志，并要求跟着部队前往攻打梁弄镇。

梁弄镇里当时有一个营的伪军占驻，他们还在镇子北面的狮子山上修了几个碉堡。由于此次战斗意义重大，我军调集了纵队的主力，集中力量攻打梁弄，纵队首长都直接到前线指挥。攻打梁弄镇的战斗是在4月20日早上发起的。战斗打响后，我军很快就突进镇里，敌人除了被消灭和投降的以外，剩下的利用民房继续顽抗。我们部队就在民房间打出通道，逐步接近敌人据守的房屋，然后用手榴弹炸，用火烧，用枪打，逐个房子消灭敌人。战斗进行到下午，镇里的敌人被全部消灭，狮子山上的敌军碉堡也是一个上午就全部攻克了。不久，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中共浙东区委等领导机关先后都搬进镇里，开始建设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我的老家兰溪在浙江西部，我原来想回到家乡去开辟根据地，但何司令不同意，他知道我的经历，决定派我到教导大队去工作。浙东纵队在三北地区时就已经组建了教导队，并搞过一期干部培训。因为部队打仗和根据地建设都需要大批合格干部，就扩编成教导大队，纵队领导专门从前线部队 调来一个支队长叫蔡群帆，因为他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是带领浦东部队南下浙江的领导者之一，就让他当教导大队的大队长，由我担任副大队长，负责具体的军事教学和管理工作，同时还兼任学员一队队长。一队是个军事队，专门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当时浙东纵队的营以上干部基本都是从苏北军部和华中一师派来的，而连以下干部，主要靠自己训练培养。这一期教导大队除了我们一队以外，还有一个二队是政治队，培训部队政工干部。根据何司令指示，还专门办一个特等射手队是三队，主要培训部队班级骨干熟悉枪支掌握要领能够精准射击。开训时已是6月份。纵队领导考虑，攻占梁弄以后当地形势比较稳定，加上浙东地区天气炎热，所以让教导大队找一个安全、凉快的地方专心搞训练。蔡大队长对当地比较熟悉，他选中一个叫红岭的村子，整个大队都搬到红岭村集中精力搞训练，并由我制定出统一的教课计划。因为是集中训练，大家思想比较安定，教学训练比较正规，除了白天正课训练，早晚都要上课，节假日也不休息，训练效果就比较好。我直接负责的一队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回到部队当上连级干部，这些干部在管理部队和指挥战斗中表现良好，有两人很快提升为营级干部。教导大队第三期开训时，蔡群帆同志调到了金肖支队，纵队任命我为大队长，又调来一个政委叫张浪。他是浙江嵊县人，在皖南教导总队当过副指导员，因此比较熟悉。 我们在一起很团结，共同努力积极工作。那时已经是秋天，天气凉快了，纵队领导要求教导大队靠近司令部，于是我们就搬到梁弄镇附近的横坎头村。

这时延安开始搞整风，全党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浙东整风没有采用延安的办法，主要是由浙东区党委单独成立一个整风班，抽调地方党的干部集中学习进行整风。我们部队有战斗任务，干部难以集中，就结合工作开展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广泛开展军事民主。我们把党中央提出走群众路线的要求贯彻在教学训练中，在教员讲课以后，发动学员开展讨论，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教员最后做总结。推行这种办法以后，学员们觉得收获很大，学习兴趣也大大提高。浙东部队虽然组建较晚，但注意实行民主作风，部队生机勃勃，团结很好，有战斗力。加上浙东地区文化水平比较高，在部队中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会、战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派生动活泼的风气。我们教导大队更是注重发展这些民主形式，使教学训练工作富有成效。

教导大队第三期开训不久，国民党对浙东地区发动了进攻。新四军在浙东大力发展，特别是打下梁弄镇以后，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国民党军队以天台山为依托，建立了第三战区的前线指挥部，调动兵力对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开始了浙东第二次反顽战争。浙东部队第一次反顽战争是1942 年冬季在三北地区进行的，胜利地打垮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了第一次反顽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军这次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兵分三路：主要兵力是从第三战区调集过来，从天台山向四明山根据地发动正面进攻 ；另外一路是田迪山（外号田胡子）的部队，还有一路是张俊升（外号张胡子）的部队，这两支敌军分别从侧后方向我根据地进击。在浙东，田胡子和张胡子这两支部队比较特殊。他们原来是一个师的地方武装，国民党要吞并他们，找借口把师长杀掉了，他们就带着部队跑到上虞县，田胡子的部队占据了许岙一带地区，而张胡子的部队占领了章家渡镇沿河地区。因为当初他们独立于国民党，所以我们到三南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时候，对这两支部队采取了统战政策。何克希司令员曾只身带了一名参谋和一个警卫员去与田胡子谈判，希望团结合作抗战，但田胡子态度顽固拒不合作，还在第二次反顽战争中积极配合国民党军的进攻。我们也多次派人到张胡子那里去做工作，他开始同意联合抗日，但国民党使用种种方法利诱他，而且他看到我们浙东部队力量不大，所以在第二次反顽战争的时候就变卦了，也配合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但比较消极。何司令把这些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考虑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整个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决定浙东部队正式打出新四军旗号，不再使用国民党三五支队的番号。所以 10 月25日在梁弄镇召开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部队改称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并成立浙东地区行政公署，各级地方党的政权组织也都公开了。在第二次反顽战争开始阶段，我们的作战是先从外线开始。因为四明山地区面积不大，部队机动的空间有限，后勤供应也不充足，敌人要集中力量进攻四明山，梁弄是守不住的。因此我们的主力部队就提前翻过山，到达山南靠近嵊县的蓝田地区与敌接战，采取层层阵地阻击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办法，几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敌人的主力部队屡遭挫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而田胡子趁着我军主力部队在山南地区打仗，就向我们的后方发动了突然袭击。我们四明山地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叫陈洪，在一个村子里开会的时候，遭到田胡子部队的偷袭。陈洪同志是浙江浦江人，当年我从兰溪到皖南参军是与一批延安来的干部一同去的，其中就有陈洪。我到浙东的时候，他是四明山的地委书记，后来担任四明山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调回一部分主力部队迅速打垮了田胡子，剩下的敌人狼狈逃回了许岙。战斗中，纵队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余旭同志牺牲了。他是我在皖南教导总队时的同学，当时我在一大队队部当军事干事，他是下面学员队的军事干事，比我先到浙东，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何司令到上虞去跟田胡子谈判的时候，就是他陪同司令员一起去的，非常勇敢。不幸在这次攻打田胡子的战斗中受了伤，后来牺牲在大岚山上。余旭同志牺牲以后，何司令决定调我到纵队司令部任作战参谋。那时纵队司令部的编制很简单，没有科室，就是作战参谋、侦察参谋、通信参谋等，总共四五个人，其中作战参谋是最主要的。我接手司令部作战参谋工作不久，国民党军增加了兵力，特别是调来 5 个突击营，每个营编有5个连，全部英制装备，是国民党军的精锐，便以突击营为主力再次向四明山发动进攻，同时又调动田、张两股敌军，对我军形成三路合击之势。司令部在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我提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与敌人硬拼，要根据毛主席《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的思想用运动战的方式抗击敌人。最后何司令决定我们暂时放弃四明山，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于是我军用分散、机动的方法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突然插到了张胡子的后方，不仅打垮了张胡子的队伍，还缴获了许多装备弹药，部队收获很大。1944 年的春节，我们就是在那边过的，而敌军主力则进占了四明山根据地。我军从四明山撤出以后，四明山地委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后来国民党的大部队陆续调回天台山去了，但还有一些部队包括 3 个突击营仍然留在四明山。陈洪同志牺牲以后，上级新调来一名姓刘的书记，他害怕单独在敌后工作，想让我们主力早点回到四明山，于是发了一个虚假的敌情电报，说国民党军全都撤走了。我们当时没有经验，包括纵队领导在内都说要赶快回梁弄去，所以过年后不久，部队就开拔回四明山。在回撤途中，先到四明山北面的芹岺村一带暂时休整。部队刚刚住下，突然得知田胡子的部队也开过来了，已经进到了距离很近一个叫前方的村子。前方村的地势比较低，周围有几个山包，何司令决定组织部队抢先占领这些山包，居高临下攻击消灭田胡子。当晚半夜时分，五支队向前方村发动攻击，三支队从侧面包围，警卫大队在司令部待命。战斗开始时进展比较顺利，我们很快占领了村外的山包，敌人不断向后退缩，躲在村里顽抗。战斗打到黎明时分，突然从我们后方传来了密集、猛烈的枪声，派人去打探，才知道是国民党突击营来增援了。这很出乎我们意料，因为刘书记说突击营已经都撤走了，我们相信了这个消息才回来，哪知道一部分突击营还在，而且距离不远。晚上我们进攻的时候，他们没动，天亮后就赶来增援。我们把警卫大队拉上去打阻击，虽然部队拼死血战，但敌人的增援部队数量多，火力十分猛烈，我们事先也没有做好准备，部队腹背受敌伤亡很大，战斗不得不从进攻变成了仓促撤退。我军且战且退，一路受到敌军的不停追击，形势极其严峻。最后纵队领导下决心带领三支队、警卫大队和机关撤到三北地区，参谋长刘亨云同志带着五支队留在三南地区，并安排我跟着刘参谋长留在四明山坚持斗争。大部队撤到三北地区以后，浙东党委和纵队领导积极想办法继续开展斗争，争取尽快打开新局面。浙东部队原来是从浦东打过来的，在浦东还留有一个小分队。浦东地区有奉贤、南汇、川沙等几个县，主要驻着伪军，兵力不强，日本鬼子的兵力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和吴淞口要塞，于是浙东区党委决定重新开辟浦东地区，派诸亚民同志带人过去。诸亚民曾经在香港做工，后来回国参加抗战，加入浦东大队后也参加了共产党。他回到浦东以后集中力量打击汉奸分子，并消灭了很多伪军，部队逐步发展起来编成为一个支队。诸亚民同志在浦东敌后的作战和工作是很成功的，浙东纵队北撤时他留下来坚持斗争，解放后当了苏州市副市长。浙东还有一个三东地区，就是镇海、宁波、定海三个靠海的县，也属浙东区党委领导。日本鬼子在沿海地区的力量比较强，那里又是蒋介石的老家，各方面情况比较复杂，纵队派干部过去组织游击小分队开展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浙东海防大队，在海上和岛屿间与日本鬼子进行游击作战。

我们在三南地区坚持斗争时期，敌人的力量占优势，部队主要是分散行动，用打游击的办法与敌人周旋。那时仍是冬天，天气很冷，经常下雨下雪，我们的对敌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有个连队在宁波西面一个叫后屠桥的村庄被国民党发现，敌人集中了突击营的优势兵力来围攻。这个连英勇作战，最后包括连长、指导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全部牺牲了。有一天，刘参谋长和我带着一个营在茶坑村被国民党突击营突袭围攻，部队来不及转移就迅速占领村边的山坡抵抗。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与战士们在阵地上并肩作战，浴血杀敌，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打了一个下午，我们在顽强顶住敌人的进攻后开始分路反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最后敌人扔下近百具尸体仓惶败退，而我军仅伤亡 20 余人。战斗中，我亲身感受到敌人的突击营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一般用机枪射击通常是打连发，而他们是用点射，打的准而且消耗子弹少。在茶坑反围攻战斗中，虽然我们的装备比敌军差，基本军事动作也不如他们，但还是取得最后的胜利。除了我军能够在战斗中迅速占据有利地势居高临下击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听从指挥，作战勇敢，动作迅猛，所以敌人虽然训练好、武器好，但战斗力也并不比我们强，军队打胜仗主要还是要靠人的因素。我们在三南地区坚持打游击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形势便逐渐好转，部队的行动也比较自由了，天气也慢慢转暖。但是我却染上了恶性疟疾，整天发高烧打摆子，全身发抖乏力，行动不便。当时部队药物十分匮乏，病情难以控制，所以刘参谋长就决定把我送回三北司令部去治病。那时司令部住在洪魏村，村边有个史祥寺，我被安排在寺内治病休养。

1943 年秋，我们在红岭村集中训练结束回到梁弄以后，部队搞工作总结，我被评为模范党员。在第二次反顽战争后期，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美国也在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取得了战争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区党委召开了浙东军政干部大会，所有营以上干部包括一些能够参加的连级干部都参加了大会，我和盛林也参加了。大会全面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要求全体干部转变思想，准备迎接新的发展形势。军政大会开了近一个星期，我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浙东军政大会向延安和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大会的情况。毛主席特地发来贺电，祝贺浙东军政大会的召开并指示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发展武装斗争，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取得更大的胜利。据我了解，这是毛主席在我们浙东斗争时期唯一的公开贺电。军政大会结束以后不久，新四军军部派来一批干部充实浙东部队。原来浙东部队司令部只有几个参谋，军部派来干部之后，司令部组成了作战科、侦察科和通讯科，纵队领导又调我回教导大队任大队长。军政大会之后，我们又回到四明山地区，很快恢复了整个地区的党政工作，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四明山南原来有一支土匪部队，头目叫王鼎生，国民党剿了十几年也没有剿掉。我们在向南发展的过程中，他主动向我们投诚，把整个队伍都拉下山，我们对他们进行重新整编。王鼎生虽然是土匪头子，但他出身贫农，能够接受我们党的教育，后来成为我军一名团级干部。这时对四明山根据地最大的威胁就是田胡子。他的部队在我们根据地的边上，占据着上虞的下管、许岙一线，浙东要发展，必须把田胡子消灭掉。浙东军政大会以后，司令部率领全部主力回到梁弄，发起了讨田战役。首先是打丰惠镇，田胡子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那里，第一仗没有攻下来，还牺牲了一个刚从苏北过来的保卫科长。后来就决定攻打许岙。许岙是田胡子的老巢，四面山上都是碉堡，工事修的比较坚固。那时攻坚作战我们没有大炮，也没有炸药，就由参谋长带了一个营先上去，把敌人的各个碉堡分割孤立起来。这些碉堡虽然很坚固，但没有水，在里面不能做饭。我们把碉堡分别围起来以后，就专打企图出来打水做饭的人，把他们困死在里面。另外还做了辣椒水，喷到碉堡里，使敌人在里面呼吸都很困难，所以这些碉堡很快就投降了。其中有一个碉堡比较大，田胡子的父母和亲属都在里面，围的时间也比较长，最后他们也不得不出来投降。然后我们把山下田胡子的后方地区完全解决，回过头再围攻丰惠镇的敌人。田胡子带着剩下的部队在逃跑过程中被我们基本消灭，最后只带着少数几个人跑掉了。

此时，日本鬼子急于要打通浙赣路，以便调动兵力和作战物资支援太平洋战争。他们还集中了在中国江南的主要兵力向湖南长沙进攻，要把武汉通往广州、南海的战略通道打通。在日本鬼子的进攻面前，国民党部队纷纷溃败逃跑。党中央命令粟裕同志带领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渡过长江南来牵制日军，之后叶飞同志也带着部队过来，一起在长兴县、新登县和天目山等地开辟根据地，成立了苏浙军区。苏浙军区连续打了几个战役，特别是在新登战役中，全歼了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敌五十二师是皖南事变中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罪魁，苏浙军区把它彻底消灭，为新四军报了大仇。苏浙军区同时派出部队向浙东方向发展，打通了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之后派了许多干部到浙东来，其中张翼翔、谢忠良等同志后来成为浙东纵队的领导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张胡子看清了形势，就率部起义投诚，这样整个四明山地区都解放了。我们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浙东原来的部队叫作第一旅，起义过来的队伍加上一些地方部队整编为第二旅，纵队司令部仍然设在梁弄。到了1944 年底，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区党委下令将浙东纵队教导大队改编为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浙东军政干校不光培养我们部队的干部，还在根据地和敌占区广泛招生，有许多青年人从余姚、宁波来报名上学，特别是还有从上海来的，第一期就招到一百多人。军政干校专门成立了一个学生队，把从敌占区来的青年人组织起来集中受训。原来担心从上海、宁波来的人中有敌人的特务混进来，后来经过审查，他们大都是进步青年，坚决要求抗日。这些青年经过培养训练以后，很快成为部队的干部，

浙东根据地远离新四军主力，地处东海边，孤悬敌后，夹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第三战区之间，近邻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浙东根据地在敌后坚持多年，并不断有所发展，工作很出色也很有特点，发展成为全国 19 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浙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完全是按照党中央规定的“三三制”搞的，就是在地方政权建设里面，共产党员只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民主人士，其余三分之一是基层的工农干部。陈洪同志牺牲以后，浙东行政公署的主任是连栢生同志， 他原来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副县长，来到浙东以后，大家选他当行政公署主任。还有一个叫吴山民，原来是国民党义乌县的县长，他思想进步，坚决抗战，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坚定支持统一战线，所以也当选为浙东行政公署的副主任。另外还有三北地区和四明山地区一些有名的民主人士，也是行政公署里面的成员。所以行政公署本身就是落实党中央方针的体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合体，得到整个浙东中上层人士和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拥护，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譬如税收工作，浙东地区比较富裕，虽然我们抗日政府征的税比国民党要少很多，但仍然很丰厚，据说浙东自己用不完，还拿出不少钱支援军部。

现在回忆起来，我在皖南有两年多，在浙东也是两年多，但浙东与皖南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浙东的政治局面是生机勃勃，完全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布局和斗争策略进行的，这也说明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军政干校除了不定期地举办干部培训班之外，还负责保卫纵队机关安全。张胡子的部队起义后整个浙东的形势变化很大，纵队司令部向苏浙军区靠近，搬到张胡子原来驻扎的章家渡地区，我们军政干校也跟随司令部驻到章家渡南面一个叫南堡的村庄。南堡村里有一座很大的庙，我们整个干校都住在那里，还修起一个操场， 在那里进行教育训练。这里离司令部很近，我们的开学典礼就请何克希司令员来讲话。何司令还多次到干校来讲课。他和学员在一起开会讨论，与我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床，司令员就与我一样打个硬板铺住下。这时天已经热了，晚上蚊子很多，咬得睡不着觉，何司令就用蜡烛在墙上烧蚊子，前半夜烧蚊子，后半夜才睡一小会儿，第二天还要给学员上课。他因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事先又作了调查研究，讲课能联系部队的实际，十分生动，很受学员欢迎。那时我们每天还是按照计划进行操练、上课，课余间隙队里的干部们经常会到司令部去。那一天，突然有个军事教员跑回来大声喊着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他说是在司令部得知，1945 年的 8月15日日本已宣布投降，我们抗战胜利了！大家听说后都高兴得不得了，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欢呼、喊口号、写标语、搞庆祝。大家明白，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就要抓紧把敌占区尽快夺回来。部队首先把上虞县城打了下来，纵队司令部进驻了上虞城，并指挥部队迅速向周边的日伪据点发动进攻。几天以后，司令部又向陆家埠转移，我们干校也跟着到了陆家埠。这时整个浙东地区除了余姚、宁波城里还有日本鬼子在固守，其余都被我们打下来了。我们浦东支队同时也展开了进攻，把南汇县城打下来了。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浙东部队总共打下两个县城，在浙江是上虞，在浦东就是南汇。然后浙东部队就向宁波方向发动进攻，浦东支队也在上海地区积极行动，向青浦方向进攻。部队上下情绪高涨，形势一片大好。

浙东分会 唐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