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美国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到中国调处国共关系几个月后，不胜感慨地说：“周恩来是我从未遇到的对手。”的确，周恩来不愧为谈判高手，他一生进行过数百次谈判，处理过各种棘手问题。革命战争年代，他在谈判桌上灵活地运用政策、策略，同前线配合默契。1945年帮助新四军第5师突围就是一个例证。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5师在豫鄂交界的桐柏山区浴血奋战，建立敌后根据地。桐柏山区地处中原，南可钳武汉、长江，北可逼郑州、开封、陇海路，东迫平汉路，是国民党军东出的必经之路。抗战一结束，国民党派刘峙4个军包围了新四军第5师和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只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围歼。中共中央考虑到第5师处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况，决定第5师撤出中原。重庆谈判时，中共主动提出撤退8个解放区，其中就包括这个地区，可是国民党拒不执行协定，不准5师转移。围绕第5师撤退，从谈判桌到战场，展开了一场智与勇的较量。

从政治上讲，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中共占优势。经周恩来交涉，1945年12月底，5师开始向华中根据地的安徽五河转移。次年1月行至湖北宣化店，停战令颁布，5师严守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停止转移。

但是，从军事上讲5师占劣势。5师只有6万人，被近30万国民党军包围在东西100公里左右、南北20公里左右的狭小地带。国民党严加封锁，企图饿死、困死5师，形势危急。

如何帮助5师转移，时时萦绕着周恩来的心。停战令公布后，可以采取合法方式转移。3月，周恩来、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的3人小组到全国各地视察整军的准备工作。飞机一到武汉，周恩来即听取专程赶来的5师师长李先念及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的汇报。随后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为解决5师粮草困难，应调驻五河。张治中知道5师的驻地关系到国民党的全盘计划，非同小可，推脱要等回到重庆再议。回到重庆后，张又托辞要等全国执行整军计划时一并解决。周恩来便去找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解决5师燃眉之急。

在粮食问题上，国民党是有求于中共的。经过8年抗战，华北广大乡村大都是解放区，北平、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的粮食要靠解放区供应。所以，周恩来、董必武拜访徐堪，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华北各解放区供应城市6万石粮食，由粮食部在武汉拨粮或款给5师。为了落实此事，董必武亲赴湖北处理。

同时，周恩来令中原解放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郑绍文到重庆，请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将5师受围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从舆论上对美国、国民党造成压力。

3月，马歇尔回国述职期间，由吉伦将军参加3人小组。他急于在东北问题上做出成绩，特派哈特·考伊上校飞延安，请正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周恩来速回重庆。周恩来抓住他们急迫的心理，提出5师、东江纵队的问题应同东北问题一并解决。迫使美蒋做出让步，同意东江纵队2000人乘美国军舰转移到山东解放区。

但对5师问题，国民党不肯让步，围歼的祸心已昭然若揭。周恩来一直警觉地注视着中原的局势。4月底得到国民党进攻情报后，马上提出3人小组应共同到宣化店视察，制止内战爆发。周恩来知道马歇尔要维持调停人的公允形象，首先说服他，由他向国民党交涉，3人小组得以成行。5月6日，一到武汉，周恩来即在和白鲁德(马歇尔的代表)、徐永昌（国民党代表）会谈中提出解决的关键是尽快让5师转移到华北或华中去。3人达成初步协议。11日，从宣化店视察回到武汉后，达成停止冲突的七条协议，并且增派第62执行小组驻宣化店监督执行。这次视察推迟了南京政府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周恩来利用此行，在宣化店和5师负责人研究、部署突围方案，为突围做了进一步准备。

宣化店之行，还有一个胜利。1946年春天，国民党已答应用火车运送我1000名伤员到华北去，但是迟迟不执行。周恩来迫使国民党从5月15日起执行，并增加了100名随行人员。随5师行动的有不少地方干部，他们装扮成伤员，由女同志担任“看护”，作为随行人员。伤病员、地方干部先行转移，减轻了部队的负担。当1000余名同志上火车时，国民党如临大敌，荷枪实弹，一一查点，不准超员的上车。第九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薛子正义正词严地说：凡是已到车站的人都要上去，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所有的人都上火车。经他据理力争，所有的人安全转移。

5月，东北战起，马歇尔对国民党的违约行动听之任之。由此，蒋介石摸到美国的底牌，更加放肆地准备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内战，第一仗就是进攻中原解放区，实现围歼计划。

5师在6月26日开始突围。由于第32小组中共代表的暗中配合，国、美方代表对此毫无觉察，部队顺利行动。当28日敌人发动进攻时，5师主力已突围，29日越过平汉路西进，向陕豫大山区前进。

内战爆发前，周恩来尽力制止、推迟内战；内战爆发后，周恩来的任务是向全国、全世界说明战争是国民党挑起的，争取人民对中共自卫战争的同情，而谈判桌就是最好的讲坛。

6月26日，正当5师开始秘密转移的同时，周恩来在另一条战线——谈判桌上开始了战斗。他再一次向马歇尔提出应让5师沿铁路北上转移。28日得到国民党进攻的消息，周恩来即向马歇尔严正说明：国方开始进攻，迫我起而自卫。如果蒋介石愿意和平处理，应立即电鄂陕部队停止进攻。蒋的进攻违反政协决议，必然引起全国性大规模冲突，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7月3日周恩来再次向马歇尔指出：国民党在进攻的同时也不放弃谈判，如中共不满足国民党的要求，进攻的规模将会更大。7月2日，周恩来和陈诚等谈判时指出：政府军已由东北进到宣化店附近的5个地方，这是迫我方出走，这是为了消灭我部队、占领我地方。揭露国民党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

对于内战问题，美国和国民党的区别日渐缩小，周恩来知道马歇尔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因而接见英国驻华代办，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几个月的情况，提出英国有责任“提醒美国不要用错误的方法违背三国公告”。同时还接见一些外国教授、记者，公布真相，以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

国民党为掩盖罪责，力图摆脱调处，散布已消灭5师2万人，5师问题不必调处。周恩来针锋相对，坚持调处。在周恩来领导下，第9、32小组的中共代表做了大量工作。第32小组中共代表任士舜一直在老河口收集材料，目睹国民党进攻黄陂、吕王城，并在7月9日和薛子正飞回南京，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决定坚持谈判，以配合部队的转移，并拟在谈判中提出：甲、国方于22日就下围歼命令，26日攻击。乙、我军为避免歼灭，主力于29日移避京汉路西，部分牺牲。丙、我军突围后地方人民正遭受国军蹂躏。丁、我们主张国方停追、停战、停堵击，要求5师安全撤驻华北，并给安全保障。戊、如不照上述办法保障实施，我方对退到豫陕、川陕广大地区之部队将无法约束。

之后，薛子正到老河口(湖北光化县)和李先念部联络。由于国民党不停止追击，未能取得联系。7月27日，薛子正和国、美方代表达成老河口协议。协议规定：(一)8月2日午夜休战，有效期到8月20日。(二)一切政府军停止追击并后撤20里。(三)战线上之国共部队均后撤10英里。(四)李先念部于8月5日前派代表至西安与第9、32小组会谈。协议分送南京3人小组、北平执行部、武汉行营、南阳司令部、老河口司令部及5师，并派32小组先行到西安，同5师建立联络。

为了履行协议，5师派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从陕西镇安扬泗庙出发前往西安。张带了懂英语的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警卫员毛楚雄（毛泽东的侄子），他们走到宁陕县东江口镇就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留，惨遭杀害。他们8月7日离开部队，直到8月25日还不见踪影。周恩来判断发生意外变故了，电令叶剑英在北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呼吁美方营救。同时，为了尽早谈判，7月25日已指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为5师代表，先行参加谈判。

国民党在派人杀害我谈判代表的同时，又提出要撤回第9、32小组。周恩来8月4日致函马歇尔，提出这是破坏协议的行为。周恩来据理力争，促使3人小组批准老河口协议，这样从政治上保证中共在西安谈判占据有利的地位。

周子健曾对笔者讲述了西安谈判的过程，他说：“谈判是在胡宗南司令部招待所进行的。谈判的第3天(8月6日)，我看到便衣特务很多，因此很警觉。谈判时三方面态度都很强硬，我估计回办事处的路上可能要出问题，薛(子正)大哥笑笑说，不会吧。下午5时，我刚刚走到三青团门口就被20余名特务围住搜身，我的衣服、钢笔都被抢去，沿途的警察助纣为虐，堵截两端行人来往。我大声斥责他们是土匪，他们才把东西还给我。他们搞我是要搜我身上的文件，我什么也不带，他们一无所获。回到办事处，电话已不通了。半夜我出去，通过地下电台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停止谈判。”

8月14日，周恩来接到中央转来的周子健电报后，致徐永昌备忘录，抗议国民党的暴行，指出这是“西安军政当局有计划之举”，“有意破坏老河口停战协定，以阻击李先念将军所率领之部队取得任何协商之机会”，要求严惩凶手，保护办事处人员安全。

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西安谈判未达成任何结果。但是8月中旬王震部队已北渡渭河到达了陕甘宁解放区，李先念部则已和陕南游击队会师。周恩来领导的谈判斗争有力地配合了5师突围，揭露了国民党内战的阴谋，教育、争取民众，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争取了时间。

［附记］笔者负责撰写《周恩来年谱》1945年8月到1947年12月这两年半的历史。此段时间正是国共两党由第二次合作走向破裂、战争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标志内战爆发。

（李海文，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  2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