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子蒋介石，在所谓溶共、限共、反共、防共的反动方针指导下，从1939年开始，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并污蔑我八路军、新四军是“游而不击”等等。特别是1941年元月，蒋介石调集了7个步兵师（52师、40师、新7师、144师、108师、79师、62师）和一个国民党中央直属炮兵旅，约十万之众，对我奉命开赴抗日敌后进行抗战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共九千余人，于东进途中进行突然袭击和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当时，我在新四军新编2支队（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营长张振有、副营长即政治教导员罗爱民）老3团1营2连任政治指导员，连长叫张玉田（他现在还健在）。我部当时驻在安徽省泾县的一个小地方叫北贡里，在我们部队尚未出发前，还在驻地周围山上构筑了许多碉堡，准备坚守，同志们风趣地说：“国民党不发给我们粮饷，我们就不走”。直到元月3日晚，我们团部在驻地召开军民大会时，会上还高唱：“说皖南，道皖南，皖南本是好地方，自从来了日本兵，大好河山变战场……”。4日清晨，我们部队奉命离开驻地，向茂林方向挺进，虽然天下暴雨，道路泥泞，但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战士们一路上高唱向敌后进军的歌曲：“嘀嘀哒嘀哒哒嘀，三年的皖南，别了，别了，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破重重叠叠的封锁，钻进敌人的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  

5日下午5点多钟，我们抵达了所谓“小小的”泾县城、“大大的”茂林村。稍休息了一会，每个班便打着一个点蜡烛的小灯笼，又开始了夜行军。走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的清晨，突然听到了前面的枪声。这时已抵达了榧岭山下，不久又传来消息，我团8连在攻占榧岭山顶敌人哨卡时，连长沈开润同志光荣牺牲。于是我连就立即从山的两旁迅速攀登而上，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当到达山顶时，见到了我们团部的作战参谋王培臣和三营营长吴金辉同志，他们对我说：“新1支队司令傅秋涛已率一个营打过河那边去了，你们就暂时守在这里的阵地上。”天黑以后所有在榧岭山顶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人员，一起在李团山集合，然后又开始了夜行军。部队刚拉开，前面就传来了紧急口令：“1营跑步上前，1营跑步上前！”并不停地向下传，这下又把我们跑得个个气喘吁吁的。我以为是前面发现了敌人，但跑到最前头的时候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命令我们向一个大山上爬，我们一直爬到天亮才到达山顶。此时，我们实在太疲劳了，上级命令我们在山顶上暂时休息，可是刚一坐下来，山底下敌人的炮弹就不断地向我们这个山上打来，由于山太高，敌人的炮火射程不够，因此对我们毫无威胁，而且看着敌人这样白浪费炮弹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直到傍晚我们才下山，向另一个地方转移，当我们经过一个山坎时，看到军部的许多牲口停在那里，一些警卫员正在焚烧国民党的大批钞票，全是些崭新的票子。

 8日下午5点多钟。我还亲眼见到叶挺军长从一个山上往下走，后面跟着一些参谋和警卫员，他的神情还是挺不错的。9日下午，敌人向一个村庄打炮，房子被烧着了，这时我突然看到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戴着一副眼镜从村子里急急忙忙地向外跑，谁知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我与这位我党我军的政治宣传鼓动家的最后一次见面。

10日晚约7、8点钟时我们营首长召集了各连的连长、政治指导员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密令，“撤销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同志的职务，一切指挥归叶挺” 。接着我连又奉命去接防3支队5团的阵地。我们到达后，该团3营的营长李锡峰对我说：“这里是敌144师的一个所谓模范营，已多次向我阵地发起猛攻，由于全团同志的英勇奋战，终于将敌人全部歼灭在我阵地前沿。我团的6个正副营长除我之外其余全部伤亡，（伤2亡3）” 。此时我还听到下面山沟在集合队伍，并有人宣布：“由政治处组织股长王弟子代理1营副营长”等等。待我们巡视阵地时，看到阵地前面都是敌人的尸体，感到5团这一仗的确打的很好。由于几天来战斗疲劳，我在阵地上偶而睡着了一会，醒来时，发现我的大衣上沾了许多的血迹，便拣了一件敌人丢掉的干净衣服换上。这天晚上，我们一直守到天亮，也未见敌人有什么动静。

 11日夜晚，我连又奉命暂归新3团的1营指挥，营长是原老3团1营的营长胡承德同志，我们都很熟悉。他当时交给我们连的任务是向茂林方向的敌人进行反攻。那天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的队伍向山下行进，根本找不到可走的路。只能往山下滚，弄得我们全身尽是泥巴。经过一夜的奔走，待到天亮雨刚一停，茂林方向的敌人便首先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并很快冲到我们前面的山坎上，情况非常危急。当时新3团团长熊梦辉拿着驳壳枪对我和该团1连连长官日辉同志说：“你们两人带队伍赶快把敌人打下去，否则我就枪毙你们。”当时，我和老官不顾一切率领队伍，带头向敌人猛冲过去，并连续投掷了300余枚手榴弹，把敌人打得四处逃窜，拼命地往回跑，从而使我们争取了主动。但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茂林方向的敌人又一次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并很快的占领了我们前面的小山头，我们只有同敌人面对面的拼杀。首先我连的3排长张永治同志中弹牺牲，接着1、2排长也都负了伤，2排长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由于战士们的英勇奋战，最后还是将敌人打下去了。当我们后撤时，敌人用俄式机关枪的猛烈火力来封锁我们的退路，连长张玉田同志中弹负了伤。这次战斗是我们连在皖南事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伤亡也最大的一次战斗。经过这次战斗，我连剩下的人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连、排干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同时，自战斗以来部队一直没有吃到一顿饱饭。有时一天也吃不到一顿饭，但战士们的情绪仍然很高，没有一个被困难所吓倒。

 13日，团部又命令我连去坚守最前沿一个小山头。从清晨起，敌人就多次发起进攻，但每次进攻都被我们击退了，连里的9挺轻机枪有两个预备筒也打坏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到下午4点多钟，我只好派通讯员去团部领手榴弹，他回来说：“作战参谋王培臣讲，现在哪里还有手榴弹，你们等到天黑后，大家一起冲就行了。”但怎么个冲法，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只有在阵地上等着，没有命令我是不敢向下撤的，否则擅自丢了阵地是要杀头的，也是极不光彩的。天黑后，在我们阵地后面的大山上，忽然听到有人在喊，“走呀，走呀！”我立即派通讯员去后面山上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但我仍然不敢擅自指挥撤出阵地，可这时前面许多地方烧起了大火，我只好将连队向后撤了约2华里。此时，从我们后面过来了一大批伤员，我便问他们往哪里去，他们说：“不是突围了吗？”这时我才明白，“到天黑大家一起冲”的意思就是突围，当时我想，好险啊，差点就困在里面了。于是我带着剩下的二、三十个同志和其他突围的部队一起向前冲去，连续冲过了几道封锁线之后，由于敌人前堵后追，虽然部队的人数还不少，但我连除了两个通讯员跟着我以外，其余的同志都被冲散了。

    等冲到天亮时，我们那一路部队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了，剩下的只有十多个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冲到什么地方了。于是大家便在一个茅草很深的水沟里隐蔽起来，但那时的水还很凉，脚泡在水里，时间长了实在受不了。当太阳出来后，我们只好爬到半山腰的草地里去晒太阳，由于大家很疲劳，一躺下都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3、4点钟才被枪炮声惊醒。大家赶快爬起来，只见左边的山上有一大批人向前跑，仔细一看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我们便赶过去与他们汇合，这时有一个同志叫大家停下来，清点一下人数约有200多人，他把队伍整理一下，叫带短枪的同志都集中到队伍的前面走。我连的通讯组长叶怀本同志此时赶快跑到前面的一个村庄里，向老百姓要了一些爆米花给我们吃。当队伍进到章家渡河边时，后面的敌人又追上来了，河对岸也发现有敌人堵截，在这进退两难的紧急关头，负责指挥的同志果断地带领大家涉水冲向对岸，一下就将敌人打垮了。当我冲到河中时，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周围，幸而未打中我，但我连最好的年青通讯组长叶怀本同志却光荣牺牲了，他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好同志。在我们到达对岸山底下一个村庄里准备点火烤衣服时，敌人又追上来了，我们只好向后面的大山里撤，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了原军部驻地云岭对面一个大山上。这时，我遇见了本团学兵队（专门训练正副班长）的文化教员曾幼诚同志（他现在是空军的副参谋长），以及营部的老炊事班长、卫生指导员、新3团的一个排长阎世洪（他曾给老3团参谋长熊梦辉当过警卫员），还有几个战士（都是江北人），共七、八人。为了统一行动，大家一致推举我为负责人。元月15日，我们经过了原驻地北贡里，然后到达了原1团的驻地安徽省南陵县的三里店，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我们选择了较隐蔽的地方暂时停了下来。天黑后，才开始行进。当来到一个村庄前，我想找一个向导给我们带路，就和通讯员一起去了。通迅员在村外坐下来休息，我进村去找向导，可出来时通讯员已不在了。这样一来，我连剩下的唯一的一个战士也不在了，这使我实在深感痛心。

    16日，我们经过安徽省的繁昌县，到达离长江不远的大圩田的一个村庄，为防止敌人对当地群众的报复，我们没有进村就在村外的圩田地里隐蔽，当时，我和大家商量，准备把部队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突围，以缩小目标。但大家都不愿离开我所在的一个组，我只好本着要活大家一块活，要死大家一块死的念头而未分组。

第二天早晨，东方刚刚发白，敌人就开始了搜查，幸好那天早晨起了大雾，一、二丈的距离内都看不清东西，当敌人搜到我们隐蔽的圩田堤埂时，也没发现我们，从而使我们避免了一次危险。

17日的晚上，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村庄，村里的老百姓更加害怕敌人的报复，怎么也不让我们住进村里。我只好同大家研究如何过江的办法，当时，长江每天晚上都有日寇的汽艇巡逻，我们要想晚上过江相当困难。所以只好换上便衣，把驳壳枪藏在怀里，准备白天偷渡。如果在渡口被敌人发觉就和他们拼了，没有发现我们就混过去。当然这是一种铤而走险的办法，但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只能如此。我和同志们跟老乡交涉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让我们进了他们的家门。可是过来一会儿，突然屋外有人叫门，并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彭的同志。”听这么一问，我们顿时紧张起来，一面叫老乡到门口去应付，一面准备从后面跑出去。这时又听到屋外的人继续说：“我们是自己人，你们不要怕......”。待老乡开了门，那人进来后，我一看这不是3支队民运科的张干事吗？(他曾到我们部队了解过工作)张说：“我们知道你们突围到了这里，所以金涛同志（县委书记）今晚叫我到这里来与你们联络的。”听了张干事的话，大家真是喜出望外。 当晚，张干事带领我们走了约三、四十华里到了金涛同志的所在地，见到了金涛同志（他原是3支队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为了便于活动，他叫我们都换了便衣。本想过几天等日寇不再封江时，我们就过江找部队去，但金、张二人要我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我只好答应了。这样，除我一个人外，其他的同志由曾幼诚同志带领过江找大部队去了，我留下来后，参加了他们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继续开展对皖南突围出来同志的收容工作，如：那时任连长的杨金福等许多同志都是经我，将他们送过江去的。

当我国传统佳节春节到来的时候，在大年初一的上午，一位地方党的同志请我和金、张3人到他们家里吃饭。当我们刚到他家里。便看到有近20个日本鬼子穿着便衣，将轻机枪装在麻袋里，说是从据点里来看中国老百姓是怎么过春节的，他们来到屋外的长江边上停了下来。此时，我们几个人赶快将驳壳枪的子弹推上了膛，同时将铁柄手榴弹的盖子也打开了，心想：只要敌人发现了我们，我们就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杀出一条血路。不一会儿，敌人打了一枪，我们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正准备冲出去，这时，站在大门口放哨的妇女把手放在背后使劲摇，表示没有事。原来那一枪是因为一个老鹰从空中飞过，敌人打着好玩的。过了一会儿，敌人便到别的地方去了，再一次的危险消除了。在那里，我工作了一个多月，以后过江到安徽省无为县的泥汊坝，找到了我们老3团的领导黄火星政委和钟得胜主任。至此，使我在皖南突围的作战胜利地告一段落。

在整个皖南事变中，最后突围到达江北苏南的新四军总共千余人。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在蜜峰洞隐蔽处，被反革命分子副官刘厚总杀害：叶挺军长奉命谈判被国民党军队扣留。除此之外，皖南事变中我们伤亡3000余人，还有约4000多人（其中各级干部约6、7百人）被国民党军队所俘虏。

所以，皖南事变对我新四军损失是极大的，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7师分会 彭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