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生活在外公身边。在童年的记忆中，外公是慈祥的、高大的、忙碌的，走起路来永远是铮铮作响的样子。他会用一个塑料玩具小喇叭叫我起床，他能做出美味的饭菜，他永远军容整齐地早出晚归。要说他的与众不同，大概就是他的一头卷发和一口上海“普通”话。可对我而言，这些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没什么特别。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中开始有许多客人来访，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流露出许多新鲜的东西。我也随外公经常拜访、接待张爱萍爷爷、任泊生爷爷、徐今强爷爷和林颖阿婆等新四军的老战友们，还有任克伯伯和屠用新伯伯等。我帮他们洗印照片，听他们聊天，但也只觉得他们都是些慈祥的长辈。再后来，一些作者、编辑经常来向外公了解旧上海的拍片和影星情况，我从旁不断耳闻“百灵庙”、“新华公司”、“夜半歌声”、“金焰”、“周璇”、“陈云裳”、“新四军”……隐约中觉得外公背后有很多故事，但似乎又与当时宣传的影片、名人没什么关联。我甚至问过外公：“您那个‘新华公司’怎么没听说过？也没见过金焰、陈云裳演的电影。”外公对此并不作答，我也不再刨根问底。

直到有一天，外公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对他的一生却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解读。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在这个外公去世后的第16个年头，我突然有所醒悟，我的外公与这两件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于是，我第一次翻开了他的日记和他在“文革”时写的自传，循着他的笔迹，我仔细核对、梳理着每一份史料，寻访每一位有可能记得他的人。渐渐地，外公的一生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着外公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的身影。我有了一种想把这些故事讲给人听的欲望。

起初，我试着将几个片段讲给朋友听，并于2007年底，完成了《一个摄影师的故事》的初稿，那是以外公的日记为蓝本，按编年体形式编写的一个剧本。2008年初，我开始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准备再次以文字的形式，更加翔实地记录下外公的一生。正当这一构想日臻完善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中偶然看到了外公拍摄的黑白故事片《狼牙山五壮士》。影片片头以一组横拉的镜头徐徐展开，镜头中出现了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我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是外公的眼睛看到的画面，随着他手中摄影机的移动，我跟外公看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景致。他用镜头记录下的人物、事件、画面让我感受到他的存在，我们似乎在经历跨世的神交。当泪水充盈眼眶的同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这样的文字组合：镜头里的风云变幻。多少世事沧桑，多少起伏跌宕，多少辉煌荣辱，多少爱恨离愁；世间的万千变化通过外公的镜头得以记录，他用手中的摄影机、照相机向世人诉说着一切；摄影机、照相机这些文明的产物、科技的代表，无疑最真实地带领人们去回顾那些已远离我们的日日夜夜。

外公一生经历了太多！他的一生中有若干个意义非凡的十年；

1910—1928年，他完成了从孩提到成人的蜕变；1928—1938年，他奠定了事业的基础；1938—1948年，他书写了人生最辉煌的篇章；1948—1958年，他接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洗礼；1958—1968年，他经历了事业与政治变革的大起大落；1968—1978年，他从阴霾中走出，重见光明；1978—1988年，他实现了毕生的夙愿，也奏响了生命的挽歌。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他所接触的各类人物，庞杂繁多，似乎让人无法梳理。但如果跳出具体事件，客观地纵向审视他的人生，就会发现他的生命轨迹主要集中在两条线上：一条是电影，另一条是抗日、追求进步。

电影带给他事业的辉煌。从影60年间，他以106部（不完全统计，其中故事片91部，纪录片15部）不同题材、风格的影片展示着他的艺术才华。他在电影中找到了乐趣，取得了成就，收获了物质和精神财富。他更以电影为依托，把手中的摄影机当武器，为着民族的解放、心中的理想，奉献着他全部的力量。作为一代摄影大师，在其 60年的摄影生涯中，外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拍摄的不论是电影作品，还是图像照片，都突出体现了画面构图优美、选角独特、动感流畅、画面气氛烘托剧情需要等优势。所拍人物形象特点鲜明、视觉效果好。从他的电影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导演吴永刚的“粗犷、阳刚”、马徐维邦的“怪异、阴森”、方沛霖的“歌舞升平”、李萍倩的“温婉”，以及王苹的“细腻”、严寄洲的“朴实”等多种艺术风格；他运用不同的摄影手段准确地将这些风格反映在画面上。又如《狼牙山五壮士》的战争场面、《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城市风情、《江山多娇》的农村画面、《东方红》的宏大华丽，直到最后《二泉映月》的江南水乡，这些影片在画面及摄影气氛的处理上都紧紧贴合剧情，体现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力。薛赐夫在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家列传》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后，薛伯青同志不断探索，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有很大提高，他精湛的摄影技术得到很好的发挥，形成了自己明快、抒情的风格。他拍摄的影片非常注重真实性，同时，在布光、构图、色彩方面很讲求美感，富有诗情画意。例如他拍摄的《二泉映月》，那旖旎的水乡，湖光山色，涟滟空蒙，琴妹在湖边奔跑，阿炳在泉边拉琴，山边小路，古树石桥……都似一幅幅山水人情画，远景近景非常清晰、明快，抒情写意，具有清新、淡雅的艺术境界。薛伯青对国画很有修养，又有丰富的新闻摄影的经验，因此，他影片的画面艺术性强，特别是在外景的选取和处理方面，有着独到的功力。”

外公是中国电影史上早期著名的摄影师，他与中国共产党相识、相知、相随52年，是红色电影人之一，也是“唯一为新四军留下影像资料的人”（骑兵团后代孟秀玲所著《新四军骑兵团征战发展纪实》，228页）。当年，他在上海已小有名气，有着一份风光的职业，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一家老小靠着他的收入，已能在上海过着“小资”的生活，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历史洪流中。他参加新四军四师上海地下小组；受命拍摄新四军的纪录片和两次群众集会；协助运送发电机、伟人绣像等物资；领导过上海电影界两次罢工；受李白事件牵连被捕入狱。新中国成立后，他归队至华东海军，成为人民海军初创期的一份子；他在“文革”中不迷茫、不失望，顽强生存。“文革“后，他重新焕发出忘我的激情，为祖国的电影事业鞠躬尽瘁。人的一生都难免坎坷。外公早年创业筹拍《兄弟血》几乎血本无归；《绥远前线新闻》、《壮志凌云》的原底片被日军销毁；《新四军的部队生活》、《上海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影片上交后下落不明，由于他专注电影，图片作品少，使他的资料中少了许多明证。而最终未拍成《平型关大捷》，未去成延安，让他心存遗憾。更让他感到不顺的是，他在上海白区从事十年地下工作，未解决组织问题。面对敌人的指控、威逼，他以共产党员的心态坦然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同志只把他看成是旧社会过来的旧影人。面对来自同志的质疑，他不解、委屈甚至感到气愤，但他没有气馁，他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意志力完善着自己的人生。他是一位追求理想的战士。在这条路上，他走得异常艰难，几乎穷尽了一生来证明他对革命信仰的坚定。

外公从小历经磨难，他是长子，下有五个弟弟、三个妹妹。家境的清贫使他很早就担负起挣钱养家的责任，所以他具有超强的责任心。不仅如此，他早年还经历了失去发妻、兄弟、战友的悲痛，心力磨炼得异常坚强。外公的性格似乎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地方；他有时急躁、耿直，有时又异常温和、含蓄；他对亲人细致入微，对朋友慷慨豪爽；他不善言谈，可有时却又振振有词……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我们身上不同的特质，外公作为一名普通人自然也不例外。

2010年是外公的百年诞辰，我想借此部传记来缅怀他的一生。我要告慰远在天国的外公：“虽然晚了点，但我终于读懂了您。”

                                      刘茜

                                201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