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21岁时才知道我的生父叫李健，是烈士；才知道我一岁时就跟着爸爸妈妈进了芦苇荡，两岁时爸爸牺牲在芦苇荡。
父亲长得什么样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牺牲的？
我不敢去问妈妈，她一直没有告诉我，肯定有她的原因，我不想让妈妈难过。1979年我写信向江苏省兴化县委求助，他们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东平同志，接到你——李健烈士女儿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兴化的老同志不但怀念李健烈士，也很关心他的女儿——小东平！”
当收到兴化烈士陵园寄来的父亲李健的照片和简历时，瞬间泪眼朦胧，我终于看到了父亲！我把相片紧紧地抱在胸前，千万次地呼唤着父亲……
在寻找答案的路上，最先让我知道的是，在战争年代的父爱，竟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妈妈告诉我，当敌人大肆“清剿”时，身为高邮县委书记、高邮团政委的父亲，怕把我寄养在敌占区老百姓家里不安全，就把我带进了芦苇荡。可是，一岁的孩子冷了饿了、不舒服了总是要哭的。父亲怕女儿的哭声引来在湖荡中疯狂“清剿”的敌人，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他严厉地叮嘱母亲：“如果遇上敌人，你一定要用被子把小东平捂紧！”母亲惊叫：“那会把她闷死的！”“女儿是我们的宝贝，可是为了大局，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必须作出牺牲！”父亲语气坚定，母亲默默流下眼泪。
当需要父亲在革命事业和年幼女儿的性命之间做出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对于父亲来说，是多么残酷，又多么无奈！
后来，妈妈下狠心通过地下党悄悄把我送到一位老奶奶家寄养。老奶奶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使我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搜查、盘问，幸运地活了下来。
1980年清明节，我第一次去扫墓，这年我35岁。
在父亲牺牲33年后，我终于来到父亲的墓地，又乘船来到父亲牺牲的那片芦苇荡。一瞬间，好像听到了父亲的呼唤，我快步奔向船头，感觉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忘情地释放着对父亲的思念。望着那片芦苇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跪着流泪倾诉着：“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来了，您的女儿来了！”我双臂环绕着自己，感觉却是父亲的拥抱，久久不愿离开……。
为纪念李健，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将父亲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李健区”“李健乡”，并把父亲的事迹编入当地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将他写的诗句谱上曲，在学生中传唱。 1991年父亲牺牲44周年，当地党员干部和民众自发捐款，在李健乡两条河川交汇的高地上，修建了高14.5米的李健烈士纪念碑。
1997年父亲牺牲50周年，兴化市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并在李健烈士纪念碑处修建了李健烈士陵园。
2007年父亲牺牲60周年，在兴化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千秋广场，修建了李健等8位烈士的半身铜像。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地民众对他们的县长、县委书记李健那么热爱？在此后的寻访中，
我找到了答案：父亲热爱兴化、高邮这块红色热土和人民，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尽天职”的诺言。
1938年父亲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举办的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后，秘密联系了一些抗日学生发起组织“抗战剧社”，激励了很多青年去参军。
1939年，父亲在江苏泰县国民党政府的警察中队做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到半年就在保警一中队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不久连警察局长都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1940年5月，父亲受命到兴化城开展秘密工作。他以国民党兴化县警察局警察的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工作。曾打入国民党顽固派89军军长李守维公馆当勤务兵，探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黄桥战役前，接到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陈丕显同志的指示：务必尽快切断韩德勤部的水上运输线。父亲立即通过运输船队地下党员，秘密发动船工将21艘机动船的重要部件拆卸转移，致使韩德勤部的水上运输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东进抗日。
黄桥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在兴化城为在黄桥战役中毙命的89军军长李守维开追悼会。父亲利用警察局局长朱凤五让他负责接收挽联、布置灵堂的机会，巧妙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挽联事件”。当国民党顽固派各方要员进入会场时，却在会场显眼处看到一幅犹如重磅炸弹的挽联：
上联：摩擦分裂走向死路下联：抗日团结才有前途横批：李守维死了
落款：兴化民众公挽
到场的顽固派要员们惊慌失措，韩德勤更是气急败坏，下令全城戒严，搜捕捉拿共党分子。李守维的追悼会，在慌乱中草草收场。
1940年11月父亲奉命撤离兴化城，辗转兴化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建立各区乡农抗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
1941年1月中共兴化县委员会成立，父亲任县委组织部长。当时地主武装陈朗轩、高德才、邹如山的团部所在地，恰恰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师十八旅和苏中一、二分区的交通枢纽。
父亲多次单枪匹马与陈朗轩等人进行谈判，他晓以民族大义，争取陈朗轩队伍的转化。最终使这些地区，从敌我争夺的中间地带，变成了我方的安全通道。我方人员通过时，只须伸出四个手指头（代表新四军的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有时我部吃粮有困难时，也向他们借过；日伪军下乡“扫荡”，他们获悉情报后，会提前告知我方；我方也曾将女同志和病弱者藏到他们那里。有一次我部几位同志路遇日军，在他们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地主出身的知识青年张镇在父亲的启发教育下，毅然率部接受新四军改编，不久成为共产党员。父亲还做了国民党乡长邵元洪的统战工作，后介绍邵元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9月父亲任兴化县县长，到职后即召开第一次县政扩大会议，开展民主建政工作。他与参政会筹委会领导成员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当选为参政会筹委会主任。第二年5月，顺利地召开了兴化县参政大会，充分发挥了参政会的统战工作职能。
1943年年底，唐子、安丰两镇被新四军收复。但敌伪败逃时疯狂抢劫，两镇群众衣食无着、困苦不堪。父亲对县财政局负责人说：“群众生产、群众生活，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大事。眼下年关快到了，群众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撒手不管。”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县财政十分困难，但父亲毫不犹豫地从衣兜里掏出钢笔，极其郑重地写下了
“准拨救灾款贰佰万元。李健”。
兴化为水网地区，日伪下乡“扫荡”时，凭借速度快、火力强的汽艇横冲直撞，给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1944年夏，为避免和减少日伪下乡“扫荡”带来的损失，兴化再度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坝运动。在重要的河道上用木桩、树木、砖瓦、破船、石磙、泥土等打封锁坝，阻滞日伪汽艇的行动。父亲深入打坝第一线，兴化县永丰区的打坝经验在苏中二分区推广，在反扫荡、反封锁、反伪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为了全力支援新四军解放兴化城，父亲组织动员兴化全县人民筹集了大批粮草船只，保障部队给养和运输。兴化城的解放，拔除了日顽插在我苏中解放区的一个大钉子，延安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都为此发了消息和评论。
1945年8月31日，兴化城解放。这一天，我在战地医院出生了，硝烟中的父亲却无暇顾及。在战地医院，叔叔阿姨们以他们对东方和平的企盼和对我出生的欣喜，为我起名叫“东平”。他们的爱，传递着父亲的爱，注入我的生命，伴我一生。
1945年10月，父亲调任中共高邮县县委书记兼高邮团政治委员。他到任后不久，就投入组织攻打高邮城的准备工作。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了总后勤部，调集民工15000 人、征用民船500条、组织民兵3000余名、抢运粮草150万斤，准备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包括用大桌子和棉被做成的供部队攻城防身用的“土坦克”），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帮助部队安排生活。为全力支持、配合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高邮战役，为这场我党抗战史上的经典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了，但却没有出现中国人民所期望的东方和平。
1946年10月，新四军主力北撤，国民党黄伯韬二十五师乘虚而入，“还乡团” 疯狂反攻倒算，实行白色恐怖，疯狂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干部和革命群众。
三郎庙反动镇长赵琴山用活剐、活埋、栽蒿草、开天窗、扎粽子、砍头、扒心等暴刑，一次就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贫雇农36人。
三垛区妇女主任秦梅青，在丈夫左卿牺牲后，仍然坚持敌后斗争。 “还乡团”对左卿一家进行了血腥屠杀。他们先把左卿75岁的老母亲、4岁的小侄女等9人全部枪杀，又将左卿的胞兄左文培夫妇杀害。最后将刚生完孩子3天的秦梅青押到野外，抢走她怀中的婴儿扔进粪坑，秦梅青顿时昏死过去。“还乡团”用“栽慈菇”的酷刑将她倒埋在石灰坑里，只露出两只脚，接着又用大锹铲断她的双脚，惨不忍睹。就这样，左卿、秦梅青一家14口人，上至75岁的老母亲，下至来到人世仅3天的婴儿，无一幸免。
1946年11月苏中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周山、县委组织部长狄奔、界首区区长翟光牺牲。
1947年4月副县长周奋牺牲，7月县委组织部长袁舜生、县公安局副局长严肃牺牲，8月县委组织部长郑光耀牺牲。
父亲为失去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而悲愤交加，为高邮革命斗争遭受重挫而痛心疾首。他挥笔写出：
鲜血清道路，白骨铺崎岖。反攻号角响，遍野战马嘶。蒋贼末日临，土顽凶几时？敌后度难关，胜利在眼前。踏血迹前进，光复日不远。
诸公请瞑目，活祭慰九泉！
高邮的敌后斗争坚持得极其艰难，斗争之烈、代价之大，都是空前的。县委班子牺牲了一大半，干部牺牲了500余人；个别人临阵脱逃，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和党员向敌人自首，极少数人甚至加入“还乡团”；全县共产党员从7500多人锐减到110人。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出现动荡；县委领导之间、县区领导之间，认识也出现分歧。
父亲坚定地表示：“做坚强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
他一方面采用个别谈话和会议交流的方式统一党内认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说服主张依靠外援的同志，以坚定依靠群众的思想说服抱有单纯军事观念的同志，以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说服患有“急性病”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先后撰写了《生根立足》《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发动群众与建立基地》等多篇文章，向党员干部进行深入教育。由于认识的统一，上上下下对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有了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总结，确立了“生根立足”的方针，在敌占区逐步建立起一个个小块根据地。到1947 年下半年，小块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腹部。苏中区党委将高邮县委在敌后创造的“恢复阵地，生根立足”的经验，作为敌后坚持斗争的三大经验之一，推广至整个苏中地区。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加紧了对重要地区的控制，高邮地区敌后斗争更为激烈。高邮县委在内线的斗争力量日益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重视，加紧对高邮发动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重点驻剿”，妄图全歼高邮县委领导的内线力量。父亲带领县委干部和行动大队进入茫茫芦苇荡，同敌人周旋。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累得他经常吐血。
10月31日夜，父亲和同志们在刘家沟被数倍于我的敌人重重包围，他立即组织突围，战斗异常惨烈。在行动大队的掩护下，父亲和一些同志冲出重围，退到刘家沟西北的芦苇荡里。
妈妈告诉我，在刘家沟芦苇荡里她遇见了冲出重围的父亲，见被父亲派去收步哨的警卫员还没回来，就劝父亲跟他们一起撤。父亲立即说：“你不要管我，你的责任是赶快组织同志们安全撤离！”父亲再三嘱咐母亲和其他同志，要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尽快突围。说完，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划船去阻击点，组织同志们突围。
这时，敌人的汽艇开始向芦苇荡搜索，母亲遇到敌人的汽艇，奋身跳入水中，在夜幕的掩护下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后被撤下来的行动大队三排的同志们救起，突出重围。谁知这一别竟成生死之别，父亲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吐血多日，身体虚弱，英勇牺牲在芦苇荡中。
噩耗传来，华中二分区军民深为悲痛。1947年11月27日和28日两天，中共华中二地委、华中二专署、华中二分区，在兴化盛家庄隆重举行了有7000余人参加的李健等烈士的追悼会和公祭大会。华中二地委副书记俞铭璜在父亲的悼词中写道：“高邮全党在战斗中，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始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到最高度，前赴后继，英雄气概，可歌可泣，主要是由于李健同志坚强的领导。”
父亲的尸体，是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年春天在芦苇荡里被发现的。当时，是根据尸体身长一米八的特征和衣兜里的一枚李健的名章，才得以确认是父亲的遗体，已然面目全非。
从1980年第一次去给父亲扫墓，至今已三十七年。高邮、兴化那片芦苇荡总让我魂牵梦萦，父亲的情感图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因立志为民而爱民，因有此大爱而与民紧紧相依相融；这一大爱激励他成长，激励他成熟，激励他为着心中所爱勇往直前；对心中所爱的赤诚，促动着他毫不留情地与残害他心中所爱的恶魔进行殊死搏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平静地掏出自己还在迸跳的心，深情地放在这片他曾无数次亲吻过的热土上，默默地献给了自己的至亲至爱。
父爱无声，却震撼人心，久久地回荡在茫茫芦苇荡中。
父爱如山，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坚毅、顽强、无畏、忠诚！我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座右铭：心甘情愿地做应该做的事无怨无悔地走应该走的路坦坦荡荡地做应该做的人
2015年8月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江西电视台和高邮日报记者采访我时，问道：“李健烈士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人？”
积淀在我心底的话，冲口而出：“忠诚的战士！至亲至爱的父亲！”
江西新四军研究会 唐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