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徐州、开封相继沦陷，日寇的铁蹄踏入我豫东、皖北、苏北数十县。蒋介石又令新编第八师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一泻千里，44个县尽成泽国，内忧外患，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速陷入敌手，我应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河南省委决定由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并于9月30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誓师东征。游击支队东征后，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为培养基层干部，于1939年初创办了随营学校（即抗大四分校的前身），其中编制一个女生分队（即抗大四分校女生队的前身）。随营学校先后开办了三、四期，培养了大批军、政、群男女青年干部，奔赴各条抗日战线。

        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编为六支队，随着部队的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建设也初具规模，创建了东到津浦路、西连雎杞太、南抵淮河、北至陇海线的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其不仅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妇女工作也随之蓬勃兴起，干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随营学校虽己培养出大批干部，但还远远不够，干部问题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根据中央决定，扩建六支队随营学校，正式命名为“抗大四分校”。实行就地招收，就地培养。其教育宗旨就是培养适应战争环境需要的军、政、群等各级干部。这个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的诱降下，汪精卫已公开投敌，蒋介石加紧反共，国民党也办起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以封官许愿来吸引知识青年，与我党争夺青年一代，而且还开办训练班，上摩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于1939年底至1940年3月，掀起反共高潮，安徽的形势急速逆转，李品仙上台后，拟将安徽省第五战区直属工作团、妇战团等救亡团体，调往立皇县集训。许多在皖西、皖北和其他沦陷区及蒋管区从事救亡工作的革命青年，亲身经历了日寇入侵后遭受失学和流离失所之苦，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惨绝人寰地屠杀中国无辜百姓的情景，妇女的遭遇更惨不忍睹。禽兽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反抗的怒火在人民胸中燃烧。广大妇女同胞在沦陷区或蒋管区因参加救亡运动，遭到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和摧残，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专事反共极端不满，对我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坚决抗日无比祟敬和信赖，她们从沦陷区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严酷现实中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土之外，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才能求得中国妇女的平等地位，个人也才能有出路。她们同男同志一样，要进步，要抗战，誓死不做亡国奴。她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党组织的帮助下，经过千辛万苦，冲破日伪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纷纷来到解放区，一批批进入抗大四分校。根据地处处洋溢着抗日救亡的热情，随处可听闻到抗日救亡的歌声，充满着自由民主，团结友爱的气氛，同敌占区、蒋管区的政诒气氛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在沦陷区、蒋管区到处漂泊，受尽磨难的女青年到了解放区，就像回到家，回到母亲身边一样，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情绪异常高涨，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脱下了时髦的旗袍，舒适的绸便装，换上了粗布灰军装，剪掉了大辨子和烫发，将短短的头发塞进军帽里，腰扎皮带，打上绑腿，脚穿草鞋，斜挎书包，把发的白毛巾，搪瓷碗一律拴在书包带旁，挎上子弹袋，肩扛步枪，雄纠纠、气昂昂，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为自己能当上一名新四军学兵而感到光荣自豪。

       1940年3月18日，抗大四分校第一期于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琢集举行开学典礼，支队和边区领导彭雪枫、吴芝圃、张震和肖望东等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彭雪枫支队长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以及创办抗大四分校的目的、意义和任务，他勉励大家要“能文能武”，“把抗大四分校办成培养军政干部的大熔炉”。给学员们以很大鼓舞。

        这期学员陆续增加至千人左右，编为两个大队（共六个中队）和两个小直属队（防化队和女生队），分校领导由支队首长彭雪枫、吴芝圃、肖望东、张震等兼任，教育长为刘作孚，后由方中铎接任。

       女生队除原随营学校女生分队的部份学员外，还有地方和军队输送的少量经过工作锻练的女干部（其中有个别红军女干部），有广西学生军，有蒋管救亡团体中的女同志，有敌占区经我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少数青年女学生，而绝大部份来自河南、安徽沦陷区，有120人左右。这期学员的特点，除个别工农份子外，都是小知识份子，她们多系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份子，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有的是学运的骨干力量，她们中有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民先”队组织。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青年，齐聚一堂，似海阔天空，如鱼得水。她们愿在抗大四分校这所革命熔炉里，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努力学习、锻练成长。这期女生队队长是解少江，副队长是贾铁梅，指导员是范野萍。

1940年6月，抗大总校派出的第一个华中派遣大队抵达四分校后，校及连队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学力量得到充实和加强。刘清明接替方中铎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张明河任付主任。尹锡珍接替范野萍任女生队指导员，海风任副指导员。女生队下辖三个分队、九个班，二分队长为白希清、二分队长为方坤，三分队长为李琳。每分队有三个班，班长是：陈众、陈痕、林立、黄立民、王彦、刘筠（肖扬）、常明初、孟昭蓝、王凌、黎明等。校领导根据知识青年的特点，依照抗大总校的课程安排方案，设有政治、军事、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基础理论课，还以毛主席在延安给抗大女生队的讲话精神为教材，对女生队学员进行教育，进一步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毛主席说：“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我们妇女同胞所受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加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民族平等，而且要在抗日战争中求得中国妇女的地位平等。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志应当承担，女同志也要承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权利”。大家对毛主席的这段讲话倍感亲切。毛主席对抗大女生队的讲话，是对全中国妇女关怀和期望，也是对我们四分校女生队的关怀和期望，同学们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至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思想高度，从而受到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决心努力学习，将自已煅炼成一个真正的新四军女战士，在抗日战场上作一名巾帼英雄。

        学校驻地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三十里，常可听到抢声，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和土匪到处骚扰，为适应战斗环境，校领导提出：“加强军事生活，加强战斗准备”的口号，男生队员都发了枪，女生队也发了枪，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课教学的内容丰富，老师结合实际，讲得生动活泼，深入人心，效果很好，对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来说，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坚定了革命意志和信心，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军事课讲军事常识、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等军事基础课程，老师边讲边组织演习，通过实践巩固军事知识。女同学在操助场上的姿式教练，做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靶场上的实弹射击，也要与男同学比比高低。记得有一位女同学打靶优秀，学校奖给她两块肥皂。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能得到两块肥皂，实在不容易，她很久也不舍得使用。学校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女生队也不例外，同学们常常在甜蜜的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号所惊醒，摸黑着装，打背包，背上背包、枪支，跑步奔向集合地点，指挥员下达任务后，按班、排、连迅速行动，追击、冲杀、进攻、撤退，像实战演练似地认真去做。夜间站岗放哨，对刚刚离家的女孩子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漆里寂静的深夜，女同学只身持枪站岗，开始真有点胆怯，一个小时好像很长很长，有点风吹草动，神经更加紧张。每天的早操和晚点名，对学员的组织纪律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练，听到哨音，就要跑步集合，谁要慢一点或着装不整，就会受到值星连排长的批评，这更加激励每个女同学严格要求自已。

       次年的6月1日，支队首长在新兴集召开纪念“五卅”检阅部队的万人大会时，突然遭到日寇袭击，四分校的男女同学都经历了这次“六一”战斗，这是分校成立以来，学员经受的第一次战斗考验，女生队虽未直接参战，但也是经受一次战火的洗礼。学员们就在这样的军事学习和生活中，学会了打枪，学会了背负背包和枪支急行军，懂得了一些游击战争的知识，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胆量和斗志，使女生们朝着合格的新四军女战士迈进了一大步。

        抗大四分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女同学们精神上非常愉快。上课没有教室，学员们就背着背包、排着队、唱着歌到大树底下去上课，用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聚精会神，如饥似渴的听老师讲课。每逢全校集中上大课课间休息时，啦啦队就活跃起来了，女生队成为男生队拉歌的对象 。“女生队来一个！”“女生队来一个！”于是，《延安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歌声便在麻冢集的原野上回荡，歌声激励着每个青年的心，净化着我们的思想。

课后的班组讨论，女生们争先恐后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总想把老师所讲的课领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为了改善学习环境及作好战斗准备，同学们在麻冢集西北角，盖了一座草顶土墙的大礼堂，这个工程从挖土脱坯到用草封顶，全是学员们亲自动手。女生队参加脱坯劳动，这是较轻松的活，但对从未参加过重体力劳动的女孩子来说，还是相当吃力的。不少同学手磨破了，用手帕缠起来继续干，姜淑德同学累得吐血也不愿说，后来住了半个月医院才治好。挖防空战壕的劳动强度比较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参加，还要与男生队挑战比赛。当时的五中队学员年龄最小，大家都爱称他们为小鬼队（“小鬼”，在当时的革命阵营里，是对年纪小的同志一种爱称），这支小队特别活跃，女生队就和他们比赛。在劳动中，同学们虽然肩膀压肿了、磨破了，手磨出了大血泡，腰酸痛得直不起来，但没有一个叫苦，都自觉自愿愉快地接受劳动的磨练。这是难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传统教育和锻练，是实实在在地培养“能文能武”的干部。

        我们当时住的是自已动手垒的土炕通铺，睡觉时非常拥挤，翻身时就互相影响，夜间站岗回来，自已原来睡的位置就被旁边的同学挤没了，只有在两位同学之间去再挤出一小块儿空地，免强地躺下。吃的是豆杂面窝窝头，还常到野外去拾柴、挖野莱。没有鞋穿，大家都学打草鞋，为了使草鞋耐磨、好看，就拆掉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毛衣毛裤，用作草鞋上的绳子，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穿起带既舒适又美观。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亲如姐妹，对生病的同学悉心照料。同学之间，除生活上的互相关心照顾外，在政治思想上也互相帮助，经常倾心谈天，开诚布公，有啥说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勉励，共同进步。全队学员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紧张地学习，愉快地生活，在校各级领导和老师的辛勤教导下，天天在前进，不断在成长。一晃，半年的学习就过去了，这半年对我们的一生是何等的重要啊！它使我们树立民族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锻炼了我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

       1940年9月15日，第一期学员在麻冢集毕业了，大家怀着“到前方去，把日本侵掠者赶出国境”的愿望，怀着留念学校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带着悠悠惜别的感情，奔向各自新的战斗岗位，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去迎接新的战斗和工作的考验。

二期女生队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1940年11月7日，抗大四分校第二期在涡阳县北部牌坊集举行开学典礼，司令员兼校长彭雪枫亲临讲话。他指出：“永城、亳县、宿县之敌伪军最近调动频繁，似有对我边区扫荡之势，你们应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要经常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应付敌伪之扫荡。在将来的分散活动中，注意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和群众建立鱼水关系。这是我们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根本条件。”彭司令员的讲活，为二期学员指明了今后学习和行动的方向。

       第二期学员约900人左右，编为2个大队，辖6个中队和1个女生队，共7个队。彭雪枫师长仍兼任分校校长，刘清明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李干辉调走后，张明河任政治部主任。

       这期女生共有学员80人左右，一部份来自部队，一部份来自豫皖苏联合中学，还有来自地方(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及敌占区、国统区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文化程度较低的基层妇女工作干部。这些学员大都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锻炼，有一定的实际经验，习惯于敌后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且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女生队编为两个排，设正副队长(又称连长)、正副指导员、政治干事、政治教员、文化教员、文书收发，还有司务长和少数炊事员。队长解少江、副队长贾铁梅，指导员由校政治部组织科党务股长尹锡珍兼任、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黎珂，政治干事陈痕(协助正副指导员工作)、政治教员沈琪、文化教员方坤、文书收发王佐衍，司务长李某某，他是女生队唯一的男干部。一排长陈众，下编三个班，正付班长有:鲁虹、李健民、陈岩、郑家宜、徐雪梅(徐熙)、柳湘、张荣光、王凌等。这个排的学员均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二排长张魁，下编两个班，正付班长李翠莲、赵礼超等。学员多系“联中”及地方来的基层妇女工作干部。连队有党支部，另有一个秘密组织“十人团”，是校部除奸科直接领导，选择连队政治可靠的党员骨干份子组成，活动极为秘密，不发生横的关系，主要是搞除奸保卫工作。1941年学校进行“肃托”不久，这个组织即取消。还有连队俱乐部，任务是活跃连队生活，组织学习、宣传、组织群众。俱乐部主任汪木兰，下有学习委员，负责组织学习、检查笔记、出墙报等；文娱委员负责开展连队的文娱活动，排演活报剧、组织歌咏队、啦啦队和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民运委员负责组织群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群众纪律和动员群众参军；伙食委员配合司务长改善伙食，组织学员帮厨和采购，检查账目等。

        第二期女生队诞生在战乱之秋，刚开学不久，也即当年12月12日，在肖县、永城地区就发生了“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事变。耿是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吴是第六旅付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刘是十七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肖县和永城在豫皖苏边区，不仅经济上最富，地方武装也最多，是整个边区的后方，而且又是东联新四军、北靠八路军的通道。“耿、吴、刘”的叛变，使我们的部队减少了近千人，使永城县以北地区我民主政权大都变色，更使我失去了后方，切断了和兄弟部队的联系，豫皖苏根据地的形势急骤恶化，对我反顽斗争非常不利。在危难关头，校领导发动曾在肖、永地区和在“耿、吴、刘”部队工作过的学员，利用亲戚、朋友、老熟人和上下关系，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写争取信。这是二期女生队开学后开展的第一个政治活动。

        1941年，蒋介石冒天之大不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抗大四分校面临紧张的战斗环境，校领导根据彭雪枫师长兼校长：“一边进行教学，一边准备战斗”的指示开展工作。

        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与陇海路，黄河与淮河之间，既是华北和华中我军联系的纽带之一，也是发展华中抗战，向东挺进苏北敌后，向西连接中原的前进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四师足迹遍及20余县境，抗日的烽火愈燃愈旺。因此，这个地区，不仅成为日、伪“扫荡”的重点，也成为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在日、伪军向我进攻之时，蒋介石调集7倍于我的兵力（9个师20万人）由南往北向我豫皖苏边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步步进逼，妄图一举消灭我军，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四师处于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之中。乌云笼罩，边区党政军民奋起抗击，抗大四分校的女生队，也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场严酷的“3个月反顽斗争”。

       面临这种复杂紧张的形势，四分校从2月份开始，组成3个工作团，分散隐蔽与敌周旋，并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教学，师生随敌情的变化，昼蔽夜行不断转移。由于女生队的特殊情况，一直受到四师领导和校领导的关怀、照顾。将校部、一中队和女生队编为直属工作团，由刘清明教育长率领随师部活动。学员加强军事化，男生队和女生队每人发一枝枪，负责在驻地附近站岗放哨。起初，年纪小的同学夜间站岗既怕敌情又怕“鬼”，稍有一点儿响动就心惊胆战，需要有人带班。有一次，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同学夜间站岗，听到旁边屋里有响声，就吓的抱着枪往回跑，呼叫带班人，带班的同学进去一看，原来是毛驴用头碰槽，用蹄子扒地。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来这些小同学一个人也敢在村头站岗了。这时，学校的流动性更大，几乎天天夜行军，有时一夜要转移一两个地方，白天分散隐蔽，最紧张的时候，3天往返过2次宿蒙公路。通过敌伪军据点的封销线时，要跑步前进6、70里。行军对女生队来说，要比男生队的困难更多，女生队学员受生理条件的限制，还有部分封建社会致残的妇女，如解放脚（曾缠足又放开）。他们背着枪、背包、挎包、面袋，一扭一扭地行走。汪木兰同学是出名的大胖子，行动很困难，别的同学都打上绑腿，而她因腿粗，一付绑腿只能缠到腿肚，就只好不打绑腿了。在雨雪天行军，两只大裤角被雨雪水浸透，湿漉漉结成冰，走起来直接磨擦肉皮，她的两只脚脖被磨出一条条血口子。更艰难的是女同学例假期，当时解放区经济困难，学员没有津贴，无钱买卫生纸，就撕自己被子里的棉絮用，被子里的棉花己撕去大半。有的用土办法，缝个细长小布口袋，装进沙土或锅灶里的草木灰代用，行起军来大腿根被磨破，其艰难程度更可想而知。还有同学缺乏卫生常识，为了行走方便，在例假期偷喝凉水，促使月经早完，酿下了断经的疾病，中医谓“干血痨”。夜行军困倦难熬，原地休息几分钟，学员们站立着就睡着了，有时走着走着就站在那里打盹，待后面的同学向前走撞着他时，才猛然醒来，快步赶上前去。有些女学员脚打了大水泡，用针穿上一根头发，从水泡穿过去，拔掉针，把头发留在水泡里引流，第二天仍坚持行军。尽管环境紧张，生活艰苦，但大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女生队的丁曼君和汪木兰年龄较大，大家称她俩大姐。她俩经常开玩笑，丁大姐说汪大姐：“你能吃、能喝，跳井时，你有力下不去”（意指她人胖，井口小）。汪大姐也不示弱，总要还上几句，时常逗得大家哈哈笑。陈芝云同学高度近视，夜行军看不见路，有一位调皮的同学在她前面走，对她说：“你看不见路就跟我走，有沟时我跳你就跳”。有时在平地上那个同学故意地跳一下，陈芝云也跟着跳，逗得后面的同学想笑，但夜行军又不敢笑出声来。陈就骂：“该死的！死鬼！”在艰苦的环境中，更显示出阶级友爱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走不动就互相搀扶，抢着给体弱、生病、小脚的同学背抢、背包、面袋。徐雪梅、李健民常常是一个人背两、三支枪，柳湘同学虽然矮小，也抢着帮助同学背东西。啦啦队的同学自已虽己很疲劳，却始终走在最前面，站在路边喊：“同学们！快快走，加油、加油、再加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在上下坡的路上，还搀扶同学，到了宿营地，以班为单位，有的忙着找锅灶做饭，有的忙着烧洗脚水，有的忙着找铺草打地铺。身体好的同学帮助脚打泡的同学端洗脚水、穿泡、包扎，还把饭端到她们面前。在环境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保证大家能吃上饭，便以班为单位自已做饭吃，派值日生轮流做饭。一次王先梅值日做病号饭时不慎将右手烫伤溃烂，20多天不能拿筷子吃饭，同学们就帮助她背枪。有时做饭时，刚把做的窝窝头或贴饼刚放到锅里，发生了敌情要转移，就赶紧把锅里的东西拿出来，用布包起提走，到宿营地，再打开布包，将这些稀糊糊、烂渣渣、半生不熟的面块，用手团团、拍拍，重新放到锅里再蒸、再煮。我们吃杂面窝窝头蘸辣椒，辣得嘴唇发烧、发红，但却觉得格外香，大家边吃边说：“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添膘”。如果预计在一个地方能住上一天以上，就抓紧教学。队学哨子一吹，学员全副武装跑步到集合点，背包当板凳，膝盖当课桌，掏出小本子，就上起课来。课程安排仍旧按照第一期的教学方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由政治教导员授课，社会发展史由朱力生教员授课，游击战术、兵器知识课由校部军事教员授课，有时由指导员讲形势课，二排的同学还上文化课。长期紧张的战斗环境和频繁的行军生活，学员们的行动已锻炼得非常迅速，晚上睡觉时也非常警觉，枪支、面袋、书包、背包夹、鞋帽、绑腿都放在一定的位置。夜间紧急集合，大家摸黑着装，5、6分钟就全副武装到达集合地点。

1941年的正月初一，学校奉命转移，通过宿蒙公路过涡河。出发时，阴云密布，朔风凛冽，天上下起蒙蒙细雨，同学们的衣服、背包都被淋湿，随后又飘起了雪花。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于拂晓到达涡河南双涧集北岸渡口。这时，雪越下越大，北风卷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犹如万千狂飞乱舞的玉蝶。顿时，天昏地暗，大地沉浸在迷茫之中。渡口只有两三条小木船，两三名船工冻得卷缩着身子蹲在雪地上，大队人马靠这两三条小木船渡到彼岸，需要一定的时间。各队学员按建制一队队排列在涡河岸边等待渡河。只见教育长刘清明和校部指挥渡河的干部在雪地里东奔西跑，忙碌着指挥渡河，学员们全副武装地挺立在涡河边任凭风雪侵袭，个个披着银装，头上、眉毛上落了一层雪，结了冰，活像个白头老翁。冰天雪地、料峭刺骨，手脚冻麻木了，就原地踏步，用嘴哈点热气温暧一下双手。这时各队学员们发扬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开始唱革命歌曲，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女生队来一个”，“xx队来一个”，“一二三，来一个”，“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捏捏大姑娘！”顿时气氛活跃起来，只听得“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前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杀！杀！”雄壮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大家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雨水、雪水交织在一起，结成一层薄冰，将大家的脚和大地连成一块儿，当听到“女生队上船”的号令时，大家猛抬脚，下面出现咔嚓、咔嚓的碎冰声，腿脚冻僵了已不听使唤。谢汝兰（李影）上船时滑入冰冷彻骨的河水中，旁边的同学使劲把她拉上船，她全身发抖像筛糠一样。过河时指导员黎珂站在船边当扶手，大家上船时都扶着她的胳膊。她累得筋疲力竭，全身酸疼，但仍然咬着牙坚持到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摆渡，大队大马全部到达对岸时，己是午后时分。女生队住到双涧集一个地主兼商人家里，房东对我们的态度很不友好，让我们住进空荡荡的3间砖铺地大瓦房里，也不给铺草，老地主还跑里跑外不停嘴的骂他老婆，实际上是指桑骂槐，不愿让我们住在他家。这时同学们又冷、又饿、又累，有的同学把被子打开铺到冷冰冰的砖地上，大家背靠背、肩倚肩，披着被子半坐半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男生队力量强，早弄到了吃的，我们女生队唯一的男干部李司务长和解连长东奔西跑，忙到下午3、4点钟才搞到一些红薯煮的稀饭，里面一点面粉也没有，因大家已疲备不堪，有的同学也未起来吃。同学们就是这样度过了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但谁也没有怨言，晚上又继续行军。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群众对我军还不了解，对我们产生惧怕怀疑心理，以为我们这些女兵都是被拉来的。我们每到一地，只要情况许可，就大唱革命歌曲，向围观的群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严格贯彻执行。我们主动给房东挑水、抱柴、打扫庭院。出发前送还门板、铺草及借来的东西。民运委员带领班长检查群众纪律，损坏东西要赔偿，做到秋毫不犯。还写标语、壁字，用大刷子沾石灰水写在显眼的墙壁上。严格的纪律，模范的行动，这是最好的宣传，广大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称赞我们是“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由对我们害怕、怀疑到好奇，到慢慢围拢来看女兵。有的老大娘、大嫂、大姐凑到我们跟前小声问：“你们是咋个到队伍里来的？你爹娘知道吗？都有婆家了吗？”等等。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向她们宣传打日本救中国，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做到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

        那段时间，连着几个月天天夜行军，一个冬天没有洗过澡，常常是半个多月、一个月才能换洗一次内衣裤。我们的头上和身上长满了虱子，大家风趣地叫它“抗日虫”、“革命虫”，头发上的虮子像晶莹的串珠，一串串锒钳在每个人的两鬓上。不少同学发疟疾、生疥疮，手上、大腿根上长了许多小疙瘩。忙起来还想不到它，一到晚上睡觉时，头上身上开始发痒，而痒得心慌难忍，夜深人静，每个班都可以听到被窝里的搔痒声，直抓得头皮发烧，腿出血才能止痒。因无药物治疗，又无条件洗澡，被抓破的地方感染化脓，长起大脓泡，手肿得无法拿东西，大腿上的脓泡磨破了疼得无法走路。为了减少磨擦和疼痛，行军时只好把两腿叉开走。到一个地方若能住上一两天，除上课外，就要忙着烧水烫洗疥疮。有的在太阳下逮虱子，大家互相逮头上的虱子，一会儿这个同学把头枕在那个同学腿上，闭上眼晴养神，让人家给逮头上的虱子，还用食指和拇指的指甲，夹住几根长满虮子的头发，用力把虮子捋下来。一会儿那个同学又把头枕在这个同学腿上，让她给逮。你看那些同学让人家给逮头上的虱子时的舒服劲，好像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没有钱买肥皂，大家就用柳条筐，里面垫些草，把锅灶里烧过的草木灰装到筐里，上面倒些水，筐下放个瓦盆淋灰水洗头、洗衣服，有位同学说：“灰水还可以洗头、洗衣服，真不赖！”旁边的一位同学接着开玩笑地说：“嗬！你才知道，你要是在两千年以前就知道了，还是个大发明家呢！”鞋子穿烂了就打草鞋穿，发的布靴子破了，就撕旧衣服布补起来。刷牙没有牙膏，是发的牙粉，但从没有人叫过苦，没有出现中途脱队或逃跑的现象。女生队所以能做到这样，除依靠自己的革命热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鼓励外，主要是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严密的组织生活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依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去战胜困难。每次出发前，队领导向班、排骨干交待行军路线、里程和宿营地等。每到驻地，党支部都要开小组会，找差距、想办法，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号召党员发扬阶级友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帮助体弱的同学。对于表现好的非党积极份子，党支部也很注意考察、教育、培养，成熟了就及时发展其入党。这样，既能不断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增强党的战斗力，又能激励知识青年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改造自己，创造条件，争取入党，创造成积极向上的政治空气。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鉴于形式恶化，还对学员进行气节教育“宁背义死，决不变节，”“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不当俘掳”。这种教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使大家树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操。

        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行军越来越频繁，女生队一些同学经过这段艰苦紧张生活的磨难，体质削弱，难以再随队行动，同时“马回子”的骑兵行动迅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校领导从安全考虑，决定将部份同志疏散转移。方坤怀孕即将分娩，决定她随赵礼超同学回家隐蔽。汪木兰同学回家隐蔽，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小脚行动不便、体弱的同学转交地方，这样，女生队的行动更精练些。这时，张魁调走，徐雪梅同学升任二排长。经过3个月艰难困苦的反顽斗争，抗大四分校在宿（县）、蒙（城）公路西侧进行游击活动，待命行动。

“五·三”战斗突围

        1941年4月2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第四师“为了巩固东北地区，在皖东北组织阻击李仙洲的战斗，并坚持津浦路西的游击战，决定第四师由彭雪枫率领到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的部队创建根据地。”5月1日晚，抗大四分校接到师部的指示，要分校再次进到“淮上”地区，待命转移到津浦路东。5月2日晚，返回苗庄及东北方向。各工作团经过50余里急行军，通过宿县公路日伪封销线，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带。因情况不明，与友邻的11旅骑兵没有联系上，部队已非常疲劳，夜间又下起雨，女生队随校部驻在苗庄。苗庄的东南角住着第一中队，一中队有110名学员都是前方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有几名红军干部有战斗经验。自从反顽斗争开始，一队就同校部、女生队一起行动，我们都知道一中队实际上是担负警卫校部和女生队的任务。同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一起行动，对无战斗力的女生队来说，深感有了依靠，内心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

        5月3日晨，女生队的全体同学按照战时的惯例，即起床打背包，作好待命准备。各班正准备做早饭，突然听到前面有枪声，随即校部传来命令：“紧急集合于村北头”。全队迅速轻装集合，这时1中队已与顽军骑兵3师21师补充团交火，在武器差、弹药缺的困难情况下奋力抵抗，阻击敌人，掩护校部和女生队转移。在校首长的指挥下，女生队由队长解少江率队紧跟校部后面，向北急速行进。当时正值春末夏初，地里没有青纱帐，路边没有树木，只有一望无垠的平地，又逢日头高照，同学们身着棉衣（尚未换装），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面前，只有奋力冲出危险地区。连长解少江沉着指挥，临危不惧，上下联系、前后照应、安排进退，显示出她不同于女性的指挥才能。由于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气节教育，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万一顽敌进来，就是拼死，也决不当俘虏。在最初的十几里路，几乎是跑步行进的，全队同学都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没人惊慌失措，没人掉队，没人掷下东西，大家尽力加快脚步跟上队伍。连队排干部和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作出了榜样。校政治部党务股长兼指导员尹锡珍，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黎珂，政治干事陈痕始终断后，并不断做鼓舞士气的工作，保证不让一个同学掉队。连、排、班干部和党员们都自觉地抢着帮助同学背背包，枪支、干粮袋，帮着走不动的同学跟上队。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团结友爱的精神，是使女生队全体同学在50多里路的急行军中，跟随校部安然无羌而胜利地撤出危险地带的根本保证。直属工作团在当天午后1时许，根据侦察的结果，得知敌人已向西去，四面己无枪声，才停下来休息，向群众要了一点吃的东西，稍稍填了一下肚子，又继续行军了。这是第二期女生队开学以来，经受的最为严峻的战斗考验。

       “五·三”战斗过去47年了，每当回忆起这段不寻常的遭遇时，不仅要感谢带领我们的校领导，还要感谢舍身忘己英勇顽强抗击顽敌的1中队同学们。他们都是战斗部队的骨干、军事指挥员、老红军，为了掩护我们撤退，他们当了战斗员，在战斗中大部份同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没有他们的牺牲，也不会有女生队的安全转移，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些英雄的同学战友，先烈们永垂不朽！

向津浦路东转移

         抗大四分校经过“五·三”战斗后，稍加休整，于5月5日奉命随师直属队向津浦路东转移，经宿县过浍河。河水没膝，深处齐腰，大家全副武装淌水，到深水处身子打飘，大家手拉着手，有的抓住别人的背包带，有的拉着马尾巴淌过了浍河。尽管全身湿透，仍继续前进。行至深夜，在任桥与固镇之间，跑步前进，通过敌伪封锁线津浦路，彭雪枫师长站在铁路上亲自指挥，给师生们以巨大鼓午。不少同学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见过铁路，在跑步前进中，有的过了铁路自已还不知道，有的到了铁路上还好奇地俯下身，用手去摸一摸铁轨。我们一鼓作气跑了10多里，口干舌燥，规定女生不准喝凉水，但经过村庄时，看到老乡门口放一个水缸，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跑上去舀起一磁缸水边跑边喝，也顾了上品味，喝到最后感到有草棒挡嘴，始知喝的原来是老乡喂牲口的淘草水。5月6日在宿东独立团驻地稍加休息。5月7日过天井湖，5月8日到达皖北根据地鲍集一带。5月底到达泗县管镇作短期休整并总结“五·三”战斗的经验教训。这时，就恢复了正常教学任务。6月初抗大四分校奉命经洪泽湖以北的成子湖南，渡淮河到达新四军二师的后方“淮宝”县永丰镇（今江苏省金湖县），一边整顿，一边教学。四分校在永丰镇期间，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专程亲临学校巡视工作，对全体师生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利用在敌后办学的有利条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发扬团结友爱、严肃活泼的校风，努力学习，克服困难，继续完成第二期因路西反顽斗争而未完成的教学任务。

        1941年8月13日，奉师部指示，四分校由永丰镇出发，西渡洪泽湖，移驻半城以西的姚庄。在这期间，部队和地方又有一些女同志陆续来女生队学习。她们是：张灿华、杨瑾、谢爽晨、王勇、简玉侠、张英、石冰、耿暖、冯效楠等。还有从当地招收的一批青年学生，女生队陆续增加40、50人。这时，队长解少江突然不见了，后才知道她因受所谓的“托派案”嫌疑被隔离审查。解少江走后，原一排长陈众升任副队长，鲁虹同学升任一排长。7月下旬二期学员毕业。女生队除纵云霞、黄侠、张荣光、王佐奇等同学调住二师，洪潜、张桂芬等支援地方工作，李健民、史汝茵等少数同学分配到师卫生部，还有个别同学调出外，大部份学员仍留校继续学习，等待分配。1941年10月初，分校又奉命由淮南永丰镇出发，西渡洪泽湖，移驻到师部驻地仅4、5里的半城（泗洪县）祖姚庄。

笫三期开学

        1941年10月27日，抗大四分校第三期在祖姚庄开学，学员约700人左右，女生队学员约有60、70人（加上第二期尚未分配的学员），编为两个排，队、排干部也无变动。这时，环境相对稳定，可以进行正常的教学。女生队也和男生队一样，除按分校规定的课程进行教学外，加强了军事训练，早晨出操跑步，按班、排、连进行制式操练。拔慢步、爬障碍、描准、射击。规定10分钟吃一顿饭，开饭时狼吞虎咽，为怕迟到，常常是吃了一半时就拿着馍，边吃边跑去上厕所，去宿舍背背包、枪支、书包，生活相当紧张。连队政治工作贯彻始终，抓思想、抓学习，根据每个学员的情况（主要是对二期学员）考虑分配问题。党支部抓党的建设，考察、培养发展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保证连队教学任务的完成。俱乐部主任张灿华，俱乐部的任务较以往有所侧重，着重组织学习，每上一课，学习委员就组织学习讨论，对笔记，定期出墙报，开展连队文娱活动，组织歌咏比赛。改善连队伙食，由学员弓剑侠、雪培配合采购，定期公布伙食账目等。

        11月下旬，由于工作需要，女生队学员大部份参加分配。李平、张灿华、杨瑾、苏平、王先梅、张益亭、于琴、丁存、许佩琳、史如茵、韩连芝、李欣、张鄂媛、韩志忍（白兰）、罗素清等分配到四师司令部、政治部下属各单位（拂晓剧团）；刘伟、玉勇、谢爽晨、李健民、谢汝兰、耿玲、胡雪琳、张英、石冰、许文魁、吴轩宁、赵建华、曹常荣等分配到师卫生部；虞翠敏、柳湘等分配到师供给部；冯效楠、张士珍、胡雨琴、张士贤（章博）、王先昭（汪波）、孟繁静等分配到地方；还有一部份年龄小的同学：胡雪梅、孙秀娥、徐舒等转到淮北中学继续学习。至此，女生队完成了其历史史命。

结束语

        抗大四分校女生队从1940年3月至1941年11月，共开办3期，培养了约250名妇女干部。这些同志在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陶冶了思想情操，提高了阶级觉悟。一批批女生队学员怀着对母校的依恋和感激之情，奔赴各条战线，遍布全国各地，走到那里，把“抗大”的优良校风、优良传统带到那里，继续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的战略战术”，继续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和“艰苦朴素、英勇牺牲”的优良传统。在之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中，时刻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使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这都是师领导、校领导和教员们对我们革命思想的启蒙、辛勤培养教导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和荣幸，也深表感激和怀念之情。

        48年过去了，当年的姑娘们现虽已是年逾花甲和古稀之人儿孙绕膝，但每当回忆起“抗大四分校女生队”这段充满活力的战斗生涯，同学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紧密连结在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团结战斗，形成一个坚强战斗整体的情景，顿失暮年之感，好像又回到当年火热的战斗生活之中。大家称这段人生是“最纯洁、最无私、最愉快、最幸福”的时期。愿“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王先梅 执笔

             王先梅 尹锡珍 黎柯  陈岩 杨瑾  鲁虹  谢爽晨 口述  

                                                                      198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