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在中原地区战略坚持了十个月之久的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开始了举世震惊的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中原部队突围至陕南后，又遵照党中央后来的指示，在陕南创建了豫鄂陕根据地。1946年9月25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大会后，李先念、任质斌与先期抵达陕北的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刘子久等同志恢复了中原局的工作继续指挥陕南根据地部队的行动。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曾指出：有时候为了全局的利益，局部的同志就要忍痛牺牲。陕南斗争的意义，就是全国的战略需要，你们要保存力量，牵制敌人。中央肯定的意见是坚持敌后斗争，圈子要兜大一点。少奇同志在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同志怕困难不愿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行为后指示：要好好给部队指战员讲讲，就是要在陕南，在鄂豫陕坚持到底，即使打到最后一人，也要坚持。

此后，在豫鄂陕根据地战略坚持的部队在坚持了七个月之后，按毛主席回电指示，于1947年4月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山西晋城。

任质斌、郑位三同志抵达晋城后，了解到撤退到晋城的干部战士对于中原突围问题思想认识不统一，对斗争中的部队减员损失意见较大，对于丧失根据地颇有怨言，甚至对该不该突围，突围时机，突围方向等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争论和争吵，为此建议中原局有必要召开一次高干会议解决干部中的思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

5月28日，也就是高干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央给郑、李并中原局全体同志发来了一份慰问电，指出：“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和在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着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遗憾的是，中央这一电报的精神没有被很好学习、充分理解和执行，以至于在晋城开了几十天的团以上高干会议非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却挑起了关于突围战略思想的争论，甚至一度被误导到关于根据地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中。所以，先念同志和任质斌同志均认为：晋城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中央后来来电指示：“会不要再开了，部队整顿一下，准备新的战斗。”

一、“晋城会议”挑起的战略争论

“晋城会议”本应当是：传达中央电报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介绍全国各战场胜利的斗争形势，以及学习太行、太岳地区土改和群众运动的经验，总结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工作。作为领导，应该针对部队过了黄河以后的失败情绪，从战略高度大张旗鼓地宣传突围取得的胜利，给大家多打气，多讲光明前途。

然而，“晋城会议”的主持人在会议的组织领导上却发生了偏差，过多地把精力放在总结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中的失误和总结教训上；以至造成大家对中原突围及坚持豫鄂陕游击战争的重大艰难，以及部队、干部伤亡、减员过多的责任等等的争论，因而使这次会议突出强调了要总结教训。这就越发助长了部分干部思想上本已存在的互相埋怨、相互指责的不满情绪。甚至有的干部公开谩骂，公开指责，越开越不团结，越开意见越大，情绪越激烈，思想越消沉。

会议中大致分为三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先念等五师的主要领导有单纯军事观点，认为五师蒋家楼子会议上李先念同志提出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方针不符合豫鄂边区的实际情况，只注重部队发展，频繁战斗，忽视或不重视边区政府和政权建设，是小马拉大车，地方工作承受不了；中原突围后在豫鄂陕根据地的建设上，依然是重武装斗争，而忽视了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认为中原突围中部队损失过大，就应当检讨单纯军事观点造成的后果。由于会议主持人从高干会议一开始便定位于此，所以以李先念为首的五师负责同志，便处于听取意见，为中原突围损兵折将承担责任的境地。

另一种意见是“中原突围”开始时说向西突围回延安，大家都同意，但到陕南后又转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不回延安了，因而对“中原突围”的方向，突围中各路突围部队的相互配合产生质疑；由于没有正确及时的引导，使大家只看到丧失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牵制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和保存了基本骨干力量的战略作用。甚至还有个别人认为这次“中原突围”是失败的，和“皖南事变”差不多。

第三种意见是陈少敏、戴季英、刘子久同志在会议期间访问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看到人家放手发动群众搞土改的情况，觉得豫鄂边区和豫鄂陕根据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没有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于是他们联名给郑位三、给中央写信，说为什么在豫鄂边区，在豫鄂陕根据地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是中原局出现了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一些从鄂豫边区突围出来的地方领导干部，本来就因为失去根据地而郁闷和彷徨，此时也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中原局是否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上来。“晋城会议”至此越发地开不下去了。虽然后来中央发了文，但也无法改变“晋城会议”造成的消极影响。

这次会议总共开了六十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同时，由于有些对“中原突围”的不恰当论断是出自中原局个别负责同志之口，致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也误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作用。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人还认为“中原突围”是失败的，是第二个“皖南事变”，李先念也为此长期背负着“失败将军”之恶名。

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二、“中原突围”前后敌我的战略态势

1946年10月，李先念、任质斌同志回到延安，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中原突围”工作时谈到：

以上三点，我们在“中原突围”之前都估计不足。

李先念和任质斌同志的汇报其实就是对“中原突围”中敌我态势和军事实力的一个客观的分析和对比，也正是因为“估计不足”，所以“中原突围”的艰难困苦，不亚于当年的红军长征。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中原突围”的成功与否，以及它的历史贡献，我们就必须对“中原突围”前后中原地区的战略态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中的各种因素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分析。

·       1.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等区域的经营不容忽视

·         1938年5月底，国民党军队主动撤出了徐州战场，日寇紧追不放，迫不得已于6月9日炸开了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大堤，制造了黄泛区，暂时阻隔了日军。国民党撤出的主力，绝大部分撤进了大别山区。后来武汉会战后江北的部队也大部分撤进了大别山区和鄂西、鄂西北山区。从大别山区各县地方志记载，此时大别山地域范围安徽省有：金安区、裕安区、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岳西县、太湖县、潜山县、桐城市等九个区县；湖北省有黄安县、麻城县、英山县、罗田县、蕲春县、礼山县、孝昌县、黄梅县等八个县区；河南省有浉河区、平桥区、潢川县、固始县、商城县、息县、立煌县、光山县、罗山县等九个县区。加上大别山周围仍由国民党控制的半山区域，即大别山区约有30多个县区完全由国民党军队所控制。中日两军在大别山地区形成山上山下两军对峙，但却少有较大规模的山地争夺战的局面。

  2.战略坚持的必要性和历史责任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为了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为了抢占先机、赢得时间，采用了最快捷，然而却是最愚蠢的办法，就是全盘接受伪军部队和伪政权人员，用所谓整编的方式将在日占区臭名昭著的日伪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接受大员，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广大日占区以及其他区域的民心。为了巩固国民政府对这些区域的进一步统治，国民政府必须将自己的军队、政府工作人员尽快到位，用以替换那些临时应急的伪军部队和伪政权人员。

此时，中原军区和豫鄂边区所处的战略位置和战略意义则凸显重要。国共谈判期间，中原军区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为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抢占华北、抢占华东等地的先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赢得了民心。因为国民党想要抽调更多的军队、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北上、东进，就必须搬走武汉卧榻之侧的李先念部。试想，一个中原军区就拖住了国民党在大别山区的几十万军队，还阻挡了国民党军队从豫西、鄂西北、鄂西以及长江南岸国军的北调、东进，其战略意义和历史功绩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中央曾要求中原军区部队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也曾经“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这实际上就是以最大的牺牲为代价，来换取时间，来抢占先机，来为全国战略反攻创造最为有利的机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中原突围”，完全打破了国民党的战略预期，中原军区部队不仅未被其包围全歼，反而以向西突围，继续牵制国民党大别山区、豫西、鄂西的部队在伏牛山、陕南、鄂西山区打圈子，又长达七个月之久，并且还牵制胡宗南分兵陕南，从而延迟了其进攻延安的时间，为中央的战略决策、战略反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其战略意义何其卓著！

所以，当机立断的选择突围是完全正确的抉择，正如中共中央在中原军区部队突围成功之后要求中原军区部队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以及七个月之后的撤出都是正确的选择一样。

三、为什么说向西突围是唯一正确的

我们说向西突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可以从一年多以前三五九旅南征及北返的历程中得到启示，从鄂东独二旅在大别山区的牺牲，皮定均旅东进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刘邓挺进大别山初期的艰难困苦中得以证实。

·      1.三五九旅南征北返中的启示

·     2.鄂东独二旅的奋斗牺牲所换来的教训

·       3.皮定均旅东进成功是必然中的偶然

应当说，正是由于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向西突围牵制了国民党大别山区域的大部分守军的追击，才为皮定均旅的向东突围创造了机遇；同时也正是皮旅的成功突围，才使得中央下决心要独二旅放弃东进，重返大别山以完成继续牵制敌人于大别山区的任务。很显然，此时中央的决策依然是以中原军区的兵力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是首要任务，而突围的成功与否是次要的，在全国大局面前，局部的利益是必须服从全局的。因为此时中央的决心是：“决心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

所以说，皮定均旅的东进突围成功是必然的偶然，以皮定均胜利突围来证明向东突围才是正确的，这是脱离中共中央对中原局、中原军区必须牵制敌人为全国战局的扭转争取时间的这一要求的。试想，如果中原军区突围，即使能够成功，随之将国民党大别山区域周围30多万主力引入苏皖解放区，其后果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4.刘邓挺进大别山后的佐证

我们从刘邓野战挺进大别山的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刘邓大军自1947年6月30日夜强渡黄河，7月间胜利举行鲁西南战役，自8月7日开始南征，千里跃进向大别山挺进。再通过黄泛区时，道路泥泞，不得不丢弃重武器，此后一路攻城拔寨，于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区。

然而，自8月中旬开始，至12月份近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是长途跃进，完全是无后防作战，加之驻守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守军利用抗战时期已修筑的各种工事坚守，并强制实行坚壁清野，刘邓大军只能采取分散主力，以小规模的精兵进行频繁的攻城拔寨的战斗，因为只有这样部队才能分散就食补充给养。有时兵力分散还遭到敌军的联合围攻。直至三个月后，才和陈粟野战军、陈谢兵团在河南确山胜利会师，使豫皖苏以及大别山区解放区连成一片，才算真正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数十万兵力在4个月左右的作战中共歼敌近20万，解放了近百座县城，创建了中原解放区。

此后，在大别山区依然要清剿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和剿匪达一年以上。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的艰难程度，更进一步佐证了李先念、任质斌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时所谈的对“中原突围”的困难估计不足的三点意见。其实，刘邓在挺进大别山之前也未估计到会如此困难，进入大别山区之后才发觉和平原地区攻城拔寨大不相同，所以多次分兵以应对。现在有些人攻击刘邓在大别山及后来的淮海战役未有多大作为和贡献其实恰恰说明他们对大别山区敌情一无所知。

四、结语

其实最好的结语就是“晋城会议”三个月之后的1947年10月陈毅同志在河南淮阳汲冢对南下的五师部分干部的谈话。

陈毅同志说：

“中央考虑的是实现战略上的转变，准备迎接两个阶级的决战，我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全局。”“同志们，没有你们在宣化店十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式是不可能的。中原解放军的同志们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革命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这笔账，有人记账的时候转了一个户头，转到我们华东和晋冀鲁豫头上了，你们的功劳，记到兄弟部队头上了。现在有一种空气，一种什么空气呢？有人说中原突围是个错误，部队受了损失。事出有因，这种空气我也嗅到了一点。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你们这些同志，知道什么叫英雄吗？英雄就是受挫折后还能够站起来。曹操是英雄，赤壁兵败，只剩27骑，逃过华容道回到中原，又重整旗鼓，最后吞并了吴蜀。共产党人是英雄，十年内战，我们受过很大损失，为八年抗战，部队又发展到一百多万，又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中原解放军作了这么艰苦的战略转移，完成这么重大的战略任务，难道还不是英雄！？”

         五师分会 任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