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虎口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新道……”

50年过去了，这歌声似仍在耳际回荡。1941年1月4日，一个风雨交加的严冬之夜，我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告别了皖南的父老乡亲，告别了皖南的山山水水踏上向敌后进军的征途。当时，我在新四军军部工作。

1月6日，我军行至茂林附近，突遭国民党顽军的阻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14日拂晓前，我部在大康王出坑口方向突围时，被猛烈的交叉火力封锁，后路亦被堵住。我军伤亡惨重。面队冲上来的顽军士兵，同志们大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无罪”……

    我在这次突围时被俘，被送到赤滩五十二师师部集中，我和10多个同志被关在一座大祠堂的一间厢房里。这厢房没有门，前面就是过道，地上铺些稻草，我们就躺在稻草上。14日下午，只见两三个顽军士兵押着我们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走过我们房前的过道，向里边走去。他被単独囚禁在一间房里。因为被俘的人员较多，又正在收容集中，看管显得松散，同志们可以接触谈话，还可以在祠堂大院内晒太阳。有一天，我遇到朱诚基同志，他悄悄地告诉我说：“前天在厕所遇上李子芳部长，要我设法联络党员同志，尽快组成秘密支部和小组，展开对顽敌的斗争。”

  这时，正值严冬腊月，许多同志身上只穿着薄薄的单军衣，饭也吃不饱，觉也睡不了，但寒冷、饥饿、疲惫、屈辱征服不了我们。顽敌趁机散布各种谣传谎言，妄图从思想上分化瓦解我们，也是徒劳的。失去自由和对敌憎恨的怒火，在每个被俘同志的内心深处燃烧，燃烧……

一天，天刚麻麻亮，突然，尖厉的哨音把我们惊醒，1个连长模样的军官，蛮横地宣布“集合!准备行军!”吃罢早饭，在祠堂大院集合点名后，被俘人员排成一路纵队，出了村口，向南移动。顽敌是不宣布目的地的，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押送我们去上饶集中营。

迷雾袭人，寒风刺骨，同志们冷得手脚僵硬，浑身打颤。相隔10多人，就有1个顽军士兵荷枪实弹在旁押送。走呀，想呀；想呀，走呀……想起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想起惨遭屠杀的战友；想起皖南人民将暗无天日，重遭蹂躏……我们不禁义愤填膺，悲恨交急，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唱起《新四军军歌》和《国际歌》，歌声代替控诉，歌声就是抗议。洪亮的歌声，扩散在田野，飘流在山谷，传送到零零落落的山村小屋里。贫苦的农民们以同情的目光，关切地注视着我们。在旁押送的顽军士兵和特务们，急得大吼大嚷，前跃后跳，可也奈何我们不得。

每天约走六七十华里。第3天午后，来到三溪镇。我们被关在镇南的一座祠堂里。尹耕莘同志伺机对我说：“现在徒步行军，走的山路小道，是逃跑最有利的时机，如果到达屯溪，把我们装上汽车，要逃跑就难了。”我很同意他的想法，于是，我们暗暗下定逃跑的决心。逃出后去哪儿落脚呢?我告诉老尹我的姨母家就在太平县洪田都；现已临近太平县境，一逃出就先到我姨母家隐蔽。老尹说他身边的银元(突围前分发的)未被顽军搜去，途中还可派用场。道路不熟悉如何办？我便想到被俘的熊永龄同志。我俩是教导总队的同学，后来他在军部参谋处搞测绘工作。傍晚，我有意找到他，一道走到祠堂北面的走廊里，将逃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说：“这一带的道路我很熟悉，明天行经黄花岭附近时地形最为有利。”这样，尹耕莘、熊永龄、朱诚基和我四个人密商好了逃跑计划，老尹领头，以他的动作为信号。

  第二天清晨，在祠堂大门外集合点名后就上了路。北风凛冽，昨夜下了一场雪，路上的积雪尚未融化。我们4人有意靠拢。下午两三点钟，过了黄花岭，我们心里可焦急了。又走了10多里路，约是下午四五点左右，押送我们的顽军士兵因疲乏而显得松懈，间距拉开了。老尹机智、沉着，在临近山嘴转弯前几十米处故意掉队，拉开与前面的距离，快到转弯处时又突然加快步子，使我们几人拉大与后面的空挡。到了山嘴转弯的凸出部，南边有半人高的土丘，行列的前后都脱档了，尹耕莘带头，我们紧随，以突然动作，像离弦之箭翻过土丘，滚进山谷，潜伏在杂草树丛中。最靠近我们的几个同志，看见我们逃跑，紧跟着也逃了出来。这时南边村庄里的群众跑出来看，狗也在叫。我们屏住声息。一分钟，两分钟……平静地过去了，只见那个押送我们的士兵，回头叫嚷“跟上！跟上！”后面看见我们逃跑的同志们，为了掩护我们，态度镇静，若无其事地跟了上去。顽军竟未察觉我们已逃跑。“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战友们高吭而激扬的歌声从路上传来。我们透过山岩草丛的缝隙，默默地注视着被押送的队伍，只见他们涉过一条沙河，在苍茫的群山远处渐渐地消失了。我们心里一阵痛楚，望着那歌声飘扬的地方，眼睛不觉湿润模糊起来。

卖茶人家

  夜幕渐渐笼罩大地，我们从隐蔽多时的山谷草丛中钻了出来，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向前看，云山迷漫；向后望，峰峦层叠。我们顺着大路走了一段，又转入小路插向西北。约走了几里路程，到了离太平县城东北约四五华里的地方，路旁有几间草屋，是一个小茶铺，卖茶水、香烟和酒酿之类。小茶铺的主人是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大爷，屋里还坐着老大娘。我们又饥饿又疲乏，就在小铺门前的长凳上坐下，买些茶水和酒酿吃。老大爷不住地打量我们并问：“你们从哪里来?赶路到什么地方?”我按编好的话回答：“老伯伯，我们的家乡沦陷了，日本鬼子抓壮丁，我们只好逃出来，去投亲戚的。”老大爷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又用善良的语气慢吞吞地对我们说：“前几天，这里开了火，到处抓新四军，路不好走啊!”显然，话外有音。我们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老人家微微叹息一声，忽然压低了嗓音，凑近了问：“你们到底从哪里来的?像是新四……”他把四字拖了个长音，没说下去。起初，我们有点紧张，在仔细观察老大爷那纯朴的面孔和亲切的语气，使我们觉得没有再隐瞒他的必要，便如实告诉了他。老大爷一听，就急忙要我们进屋里坐。他关上大门，捧起双手呵了几口热气说：“啊呀！好危险，我老远看到你们就有些像。你们胆子真大，这一身灰军衣能穿着走路吗!”说罢，他和老大娘又忙着端来饭菜要我们吃下。我们的喜悦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可是，我们还放不下忧心：这屋子紧靠路边，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我们四人商量着下一步的走法。老大爷在旁担心地说：“现在风声正紧，到处都在搜查，山上都搜遍了，连老百姓都不敢随便跑，你们这般模样出门，可不保险。”老大爷说完话，衔着烟袋，在屋里走了几步，一会儿又和他老伴说些什么。正当我们准备要启程时，老大爷陡然喜孜孜走过来向我们说：“有办法了!你们就在我家留两天吧。离这里不到半里路，我有一间靠山边的小柴屋，你们住进去，门外上把锁，谁也不知道。不两天就过年了，大年初一，不会有人赶路的，你们那时再走，就稳当多了。”我们感到老大爷的话有道理，便同意了。内心万分感动。

  当夜，老大爷送我们到了山旁小柴屋里，给我们铺上又松又软的茅草，还给我们弄来棉絮。临走时，他特别嘱咐：“你们放心，吃喝的东西由我送来，屋子后面就是山，万一发生意外，拨开后门往山上跑。”又交代说：“我来的时候，用烟袋敲门。”我们四人躺在茅草铺上，用棉絮紧紧裹着，不禁思绪万千……

  每天，老大爷和老大娘要避过别人的眼睛，给我们送来茶水和饭菜，有时老大爷和我们交谈得简直忘了走。他知道新四军就是当年来过太平的红军。他还乐津津地谈到叶挺军长，说有一次叶军长骑了匹高头大马从他门前的大路上走过去哩。我们4人中，只有熊永龄穿了件长棉袍，尹、朱两人还是全身灰军服，我穿的是件毛衣和夹裤，大家商议后由老尹拿出几块银元交给老大爷，请他设法买几件旧衣服。第二天，老大爷就从太平县城当铺里，为我们买来了几件长衫。

  第3天傍晚，还不见老大爷送饭来，我们正纳闷，忽听大门笃笃的响，老大爷一进门就笑着说：“今晚迟了，饿坏了吧!”说着放下篮里的菜饭。我们不放心地问:“老伯伯，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你老人家现在才来呢？”“噢!我到城里背点米回来晚了。年关已到，怕米涨价。”老大爷回答得十分安详，然而却引起了我们极度不安。从他家到县城，一个来回约有10多华里，路上还要翻山越岭，不用说背上几十斤米，即使空着手走路也不轻松，何况上了年纪的老人。想着，想着，我扒了两口饭，忍不住眼泪掉进碗里，这老大爷背来的米，有多少皖南人民的深情啊!

    1月2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远处已响起阵阵炮竹声。门悄悄开了，老大爷兴冲冲地把我们领进他家里。只见桌上已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铁锅里面是白菜、土豆炖肉圆，这是老夫妇特地为我们过年准备的。我们知道难以推辞，只有高高兴兴地坐下吃起来。即将分手了，我们恋恋不舍地安慰老人说：“老伯、大妈，你两位老人家的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请放心，我们一定要回来的。”老大爷对大娘说：“他们就要动身了，快把‘元宝’端上来，吃个圆圆和和的，快找到队伍。”这是皖南山区人民的风俗习惯。大娘给我们每人端来一碗酒酿元宵，我们吃得甜滋滋、热呼呼的。

    临走前，我们记下了老大爷的姓名。老尹送给三块银元，可他们怎么也不肯收，只好硬塞进他的衣服口袋。他们一直送到门外。我们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一双布鞋

 天刚微明，苍茫大地模模糊糊显出山野的轮廓。一路上，真的没有碰上行人。走了约莫30多华里，已是近午时分，来到三门。三门是太平县一个较大的村镇。我们不明情况，不敢贸然进村，于是，边商议边放慢脚步。在村口的空地上，有些人在相互拜年道贺；有的在晒太阳聊天；还有妇女带着孩子们在嬉戏玩耍，一片节日气氛。我们正想上前打听村里的情况，可他们早已注意了，不等我们说话，一些人走向我们。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老汉和一个年轻小伙子，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快走啊!这里不能停留。”接着又说：“村里有民团，还有村公所，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快走!快走吧!。”好心的妇女们也关切地催我们快点走。其中一位头上包着头巾、大约40岁左右的农妇，打量了许久，突然对我们说：“稍等一会”只见她转身奔回，片刻间，又急匆匆来了，双手拿着一双新布鞋递给了我，热忱地说：“看你这双脚上的鞋，破成什么样子，还能走路吗？赶快穿上赶路吧!”这突如其来的感人情景，简直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心头一阵热，眼泪扑簌簌地流下，不知说什么才好。近1个月来，行军、战斗、突围……翻山越岭，餐风露宿，脚上的鞋早已磨穿，鞋底脱落大半，脚也磨破了，只好用草绳包扎着艰难地走着。这位有心的大嫂，绝不是出于一般的怜悯和同情!一双布鞋，包含着多少皖南人民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啊!

  这段往事，只发生在短促的一瞬间，而大嫂那鲜明而深刻的形象，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龙门渡口

我们马上离开了三门，向北走了约六七华里后，就避开大路，向西南翻越一座约四五百米高的大山。翻过山头、发现山下有个小村庄。我们不敢进村。正好，路上遇见两个中年农民，他们说大路不安全，劝我们走小路。于是，我们涉过小溪，进入一条山冲。时已黄昏，再向西翻一座山，爬到山顶，天已一片乌黑，看不清下山的路径。整整一天，又饿又乏，实在举步维艰。在半山腰，发现一个烧炭的窑洞，四个人就转进去过夜。北风呼啸，寒气逼人，不时听到洞外狼群的嚎叫声。我们4人紧紧依偎一起、彼此用身体温暖着。我的脑海里，老是出现小茶铺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三门的大婶……想着想着，竟迷糊人睡了。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年初一之夜。东方刚发白，我们便向西下了山。前面就是龙门渡了。我们不敢直接去渡口，便走向附近一个小村子，想买点吃的东西，顺便摸摸情况。刚进村，遇上迎面而来的几位大伯、大娘。他们热情主动地对我们说：“有一个连的中央军向南开去，正在龙门渡过渡，你们快躲避一下吧。”说罢，就将我们4人分成两处，分别藏进了乡亲们的屋子里。我和老尹被安排在一间茅屋里，屋子虽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大伯、大娘有40左右了，朴实而又慈祥。不用我们说话，他们早已看出我们是新四军了。大娘端来两碗年糕，对我们说：“快趁热吃吧!。随即坐在一边叹息着说：“你们这样年轻轻的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爹娘，吃这么大的苦头，担这么大的风险，家里爹娘能不叨念你们吗!”吃完年糕，坐了一会，大伯从外面走进来说：“中央军过河走远了，你们能走了，我送你们过河。”于是，他把我们4人带到河边，用竹排送我们过了河。上岸后，大伯还关照我们，路上一定要小心，我们齐声回答：“谢谢乡亲们，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姨母家中

 过了龙门渡，向西走10多华里，又向北折入山冲，走小路。天下起了小雨，我们冒雨向西翻过一座小山岗，到了洪田都南面约10华里的一个山村，叫做俭子坑。时过中午，我们走到村头一家屋檐下避雨。屋主人是农民，热情地要我们进屋躲雨。我们都挤到了屋里，同时商量着如何走。虽然我知道姨母家在洪田都，可我从未去过；而且听说洪田都是南北长达两华里的一个大集镇，还有国民党的乡公所，当然不能掉以轻心。等到天快黑了，房主人知道我们是去洪田都找曹坛荣先生(我姨夫)，就给我们出主意，带我们到村子东北角一个烧炭的雇农家里，这雇农去过我姨母家里，道路很熟悉。经过反复考虑，觉得4人同去洪田都，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便商定先由烧炭的雇农送我1人去洪田都姨母家，其他人暂隐蔽在炭窑里，然后再设法接应。这位烧炭的雇农30多岁，壮实敦厚，可以信赖。他马上就陪着我上路了。黑沉沉的夜，连绵不断的雨，山路崎岖泥泞。走了两个多小时，总算顺利地找到了姨母家，这是年初二的夜半。我的突然到来使姨母大为吃惊。随即她镇静下来，忙着问长问短。我简略地谈了经过情况，并请她设法把隐蔽在俭子坑炭窑里的3位同志接过来。姨母听完我的话后，语调深沉而又亲切地说：“你姨夫不久前被捕了，说他是共产党，现在还关押在太平县政府。这共产党算什么罪!真是忠良受害啊!你不要急，先安顿下来，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把你们保护好。”她一面为我们煮面条，一面吩咐她家的雇工带些吃的干粮，跟送我来的烧炭雇农同去俭子坑走一趟。过不两天，记得是农历年初四，姨母要雇工在黄昏前去俭子坑，深夜把尹、朱、熊3人接回家。这雇工名叫毛延松，约近30岁，黝黑的方脸膛，显出憨厚而机灵的神色。那天夜里，他领着尹、朱、熊3人，走到半路，遇见乡公所的两个保丁，提着灯笼，身上还背着枪。毛延松十分敏捷地把3人带离大路，隐蔽起来。快到洪田都时，又机智地从镇外西侧一条小路直插到姨母家，我们4人又汇合了。

  姨父被捕，姨母内心是很痛苦的，表弟、表妹又小，需要照料，现在又要为我们操心。起先，她把我们藏在厨房堆放柴草的小阁楼上，日子久了，怕引起外人的注意，又把我们转移到她卧室的阁楼上，这里原是堆放杂物的地方。一日三餐，姨母都要把饭菜茶水亲自送到小楼上，有时她要毛延松送来。毛的妻子是个20多岁的贫苦农妇，也常来帮忙，为我们洗衣做饭，甚至倒便桶。而这一切都要避开他人耳目。只有每当夜深人静时，关好大门，我们才能从阁楼上下来，随便活动一下，有时和姨母谈谈心。毛延松蹲在外面，为我们望风。

  姨夫被捕，他家自然受到当局的监视。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来他家转溜，姨母都能从容不迫地应付过去。在姨母的掩护和关怀下，我们住了1个多星期，精神和体力都有了恢复。我们反复计议，觉得不宜久留，就和姨母商量，拟分成两批去江北找部队。姨母赞同我们的打算，并设法为我们从乡公所买来通行证，又通过亲友，找到可靠的常去芜湖方向做买卖的商人，跟随他们一路出走。一切准备妥当，2月8日，朱诚基和熊永龄乔装上路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深夜，我和老尹下楼来到姨母的房里。她上下仔细打量后，借来理发剪刀，让我们把过长的头发，修理了一番。天亮前，吃完了饭，我们即向姨母辞行。姨母含着泪对我说：“一路上千万小心，早日安全回到部队。”我心情激动，一时语塞，紧握姨母的手，断断续续的说：“姨妈!不要为姨夫的事过虑，千万要保重，日后一定报答您老人家的大恩大义。”毛延松把我们送出村口，他沉默无语，心里却依依不舍。黒夜茫茫，曙色尚迟，我们重又踏上了征程。

                                  军部分会 张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