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从中央 牺牲局部顾大局

1945年 8月15日，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回顾历史，从1939年初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七年中，我豫鄂边区军民，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创建、巩固、发展了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

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

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湖北省面积的二分之一强）、人口1300多万人（约占湖北省总人口的一半）；

建立了8个专区、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边区跻身中共领导的6大解放区之一，占据着战略要地——中原。

但是，人民并没有长久陶醉在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早就清醒地预料到，蒋介石一定会下山抢夺胜利果实。他对解放区必然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而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革命经验丰富的的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根据地领导班子判断，既然国民党军要下山摘胜利果实，强占富庶的华北与华东地区，那么无论他们出川或北上，都必须经过战略要地中原。中原瞬间成为国共注意的焦点，双方兵锋碰撞的前哨。如果说其他解放区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上的缓冲，中原军民则必须未雨绸缪，紧急备战，做好打恶仗打大仗的准备。

中原之战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弦，关乎着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这里的枪响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大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辉煌史剧。

中国，来到了十字路口：

未来的中国是属于谁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

未来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我们的父辈有幸参与其中，他们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开战伊始，形势对中原却是极为不利。蒋介石把全国主要战场划分为12个战区，总共调集57个军，加上投降的伪军，共计2百万军队参战，可谓浩浩荡荡。其中第五战区进攻中原的豫南和豫东解放区，第6战区进攻湖北解放区，第十战区进攻皖中及鄂东新四军，第一战区在鄂陕边境围堵，以后又陆续加强兵力，至1946 年中期，总兵力达10个军30多万人。军中不乏劲旅，有长期盘踞在大别山的能征善战的广西军，有嫡系整编第六十六师，有嫡系王牌整编第十一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还迎头碰上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这些精锐部队接受了全套的美械装备，最差的也是日械，气势汹汹从四面八方向中原杀来，把我军辛辛苦苦经营的根据地逐块蚕食，强占已被我军包围的大中城市。而我中原部队仅有主力2万人左右，而且高度分散。因没有来得及受降，装备没有得到改善。

中原根据地远离兄弟部队，孤悬敌后，像一块飞地，处在敌人的保卫圈中，距离最近的皖西根据地也有几百里地，中间还隔着大河大湖，公路铁路，以及重兵把守的据点。总体上，战略态势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我军。为此中原领导准备了一个在危急情况下转移的预备方案上报中央。当时，国共正在和谈。我党本着“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按照《双十协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根据地的部队陆续地撤到了华北和苏皖边区。中原根据地原本也在转移之列。但是几经考虑，中央决定中原部队不北撤。作为我党领导的6大根据地之一，中原将有更大的战略担当，发挥重要的作用。1945年8月12日中央电告郑（位三）、李（先念）：“在华东地区的部署中，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                                            

当时的敌我态势显示，在中原战场上，敌人还没来得及合龙包围圈，如果五师此时撤离中原，往北去找刘邓，往东找华东的陈粟都不困难。按陈毅的说法，五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但是我军服从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停战令下达后，坚守在中原战场。

位于敌人心腹的中原解放区已经成为国共双方斗争的前线。中央要求中原部队吸引和拖住敌人的重兵集团，为其他解放区展开部署迎击敌人赢得宝贵时间。中原应集中数万主力，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挥一个大的战略部队和战略区的重要作用。为此，中央整合了3支在中原战斗的部队，组成人数达5万多的一支劲旅，牵制敌军的力量，援助正在上党、平汉、津浦与敌激战的我军。中央9月来电，认为中原部队在黄河以南的行动“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之作战。”

但是，由于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失利，我军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步步进逼，我军逐渐陷入困境。地盘缩小，财经困难。为了转危为安，中央同意我军作战略转移，以大部兵力去皖东。小部兵力由李先念和郑位三陈少敏率领留在中原坚持斗争。但中央要求再等1个月才开始行动。因为中央预计，如果1个月后国共能停战，则我军可继续留在中原，或许经过交涉让我军和平转移到华北或华东。

这就是中原第一次大的战略部署调整，是“留或走”的纠结与选择。有的部队渴望早日回到华北老根据地，但是在李先念和任质斌等人的心里都舍不得离开费尽心血建立的根据地，他们觉得在中原还是能有所作为 。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发布了。中原局领导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不离开根据地了。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中原部队进入了艰难的战略坚持阶段。

中央命令中原部队就地坚持，拖住敌人，从而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为应对大规模内战做好准备。为达此目的，即使中原解放区遭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

此时，蒋军统帅部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他们多年来一直寻找机会围困共军大部队并加以歼灭。但是除了皖南事变得手外，一直扑空。现在共军5万人马被30万大军团团围住，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能束手就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焦急万分的中共谈判代表利用停战机制，揭露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提议我方让出中原解放区，以此为条件让国民党放李先念部一条生路，让其去安徽五河地区“就食”，但是蒋军岂肯放走到嘴边的肥肉。国军统帅部计算，依照双方战力和态势之比，仅需48小时，即可消灭中原共军。国军只需充分利用停战时机，把封锁线扎得更紧，不给共军留一点机会，只等进攻命令下达。

实际上，表面上的敌强我弱正是中央一计。当国民党把30万精锐之师集中在中原时，还得不断向东北和其他地方增兵。到1946年4月底为止，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达到8个军22个师。可是兵力仍然不足，急需从关内调兵。但是关内也战火连天。除中原外，华东、华北、西北也吸引了大量军力。能调兵北上的战区很有限。蒋介石寄希望于中原，因为按速战速决的原则，中原应该是最有利于国军的战场。只要快速解决了李先念，这30万国军就成了机动部队，无论是北上还是东进，都将发挥巨大作用。按照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的说法，四平之战后，东北只要再增加几个军就可以拿下。为了等这几个军，东北国民党不得不提出从6月7日起，休战半个月。20天后援兵还没有调来，李先念却突围到了陕南。几十万蒋军不得不转入围剿，还是无兵可调。东北停战期被迫一再延长，直至10月中旬，出现了4个多月的停战状态，与关内的烽火连天形成鲜明对照。我党利用这宝贵的4个月，统一认识，整顿队伍，剿匪反霸，发动土改，动员民众。就是这几个月，东北我军治好伤口，恢复了元气，提高了战力，一战而扭转了全局。我中原部队以甘愿陷虎口的自我牺牲之举，为兄弟部队赢得了宝贵的半年时间。

对中央战略部署的调整，也有个别同志一时理解不了，要求立即突围转移。他们对坚持斗争信心不足，看到的多是困难。但是，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原领导班子的整体早已牢固树立了“识大局顾全局”的观念。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事，只要是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只要是对大局有益的事，都坚持去做，都努力做好。本位主义、狭隘的山头意识在他们的头脑里无容身之地，在新四军五师和中原解放区的军民中也无容身之地。

中原根据地领导顶着巨大的压力，进入繁重的、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一方面，他们要在我党我军内部统一思想，理顺班子，调整工作重心，部署各项工作，反复强调坚持的重要意义和胜利突围的必胜前景，想尽办法克服由于根据地的缩小带来的困难，特别是粮食缺乏引起的饥荒。另一方面，密切注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思索如何利用各种条件，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中原部队和干部的骨干力量。李先念经历过四方面军的失败和西路军的失败，几年前皖南事变我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情景又历历在目。如何既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敌人的任务又能避免遭受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这是他日夜考虑的问题。

经过周密的准备和巧妙的部署，我中原部队终于突围成功。敌人“于48小时之内歼灭李先念部”的妄想破灭了。

按照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我军进入战略转移阶段。部队动若脱兔，势若游龙，撕开敌人精心构筑的封锁线，决心尽快转入华北或者陕北根据地，向八路军靠拢。中央有明确指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李先念部有完全的行动自主权。但是，7月15日刚率部渡过丹江的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指示“中原军全部应在豫鄂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要求北路军“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顿住一时期。”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改变。是“走与留”的又一次选择。选择“走”，按急行军速度，最多只要十几日即可到达陕北或晋中，部队可以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建制完整地回到根据地。而选择“留”，则意味着部队要留在军情险恶、缺衣少粮、人迹罕至、情况不明的陕南和鄂西北。干部战士的境遇可以说是“才脱虎口，又入狼群”。为什么原定的部署要改变呢？中央认为，中原突围部队留在陕南和鄂西北，就像一枚铁钉，死死钉在敌人的软腹部，让敌人如坐针毡，寝食难安，吸引和牵制敌刘峙和胡宗南重兵集团，从而减轻各路敌人对我陕北和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其战略作用如刘少奇所说的“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所起的作用小。”事实证明，中原部队在陕南的突然动作，直接打乱并推迟了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此外，中央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部队的给养问题。陕北 地广人稀，物产贫乏，养不了多少军队。陕北我军只有2万5千多人，而胡宗南的部队有25万人。陈赓部队的旅长们觉得保卫中央机关的只有一个加强营，力量太小，纷纷要求带部队入陕加强保卫。毛主席拒绝了旅长们的好意，说你们在外线打得越好，我越安全。其实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粮食太少，养不了那么多军队。如果李先念部几万军队进入贫瘠的陕北，势必使本来就紧张的粮食供应更为困难，老区群众将难以承受。

战略部署的改变，部队由“走”转入“留”，对突围部队是又一次巨大的考验。部队经过半年多的围困和突围以后的日夜行军，人员和物资损失巨大，极其疲惫，如果不经补充休整即投入到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势必捉襟见肘困难重重。陕南山高人稀，物产贫乏，不适合大部队生存与发展。我中央在陕北经营十年都没能在陕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现在要求李先念部这支疲惫之师背着几十万追兵的压力去完成任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蒋军除了装备有巨大的改善，在指挥和情报方面也实现了现代化。各种基层反动组织和地方武装也给人生地不熟的我军造成巨大困难。但是顾全大局的中原局领导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决定牺牲中原部队局部利益，放弃进入兄弟解放区的计划，在豫鄂皖川陕敌后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敌人周旋，兜圈子，瞅准机会咬一口，给敌人造成无数麻烦。逼得敌人投入重兵和我军在荒山野岭拼消耗。

在中原军民的心中，服从中央和顾全大局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深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英明正确的，中央的英明不但体现在正确的方针政策上，而且体现在统领全局、高屋建瓴的韬略上。中央的战略部属，如围棋的谋篇布局，有周密的考虑。有的布局似乎不符合局部的利益，甚至有牺牲局部的考虑，但从全局来看，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部署，完全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成为中原我军大局观的基础。

我中原军民在约1年的时间，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经受了3次“走与留”的考验，任质斌同志把它总结为“三留三走”的考验，也就是3次战略改变。第一次是在中原宣化店地区的几个月的战略坚持。第二次 是1946年6月26日开始的著名的中原5师突围，我军进入战略转移。第三次就是随后在陕南、鄂西北和其他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这便是中原部队所进行的战略牵制。

在艰苦的岁月里，我军艰苦奋斗，转战于陕南和鄂西北高山密林之中。部队由初到时的3万人左右剧减到1万多人，武器装备损失严重。比长征还要艰苦的生存条件极大消耗了战士的体力，数名团级和边区部长级以上领导牺牲。中原军民为全国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牺牲，他们伟大的奉献精神将永垂青史。

五师在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转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发电指示刘邓要善待这支部队。陈毅同志以老军长的身份对中原干部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原部队的功绩。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营了八年的根据地丢了，部队只剩下四分之一，编入到刘邓部队战斗序列。中原局撤消，干部分散到全国各地，某些领导干部的安排不尽人意。一些中原干部是有意见的，对李先念也有些责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又一次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大局意识。那就是，在为大局做出了巨大牺牲后，并不要求中央给予相应的补偿，并不以功臣自居，向中央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们沉稳的态度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为大局牺牲自我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全国形势大好，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奖赏。部队和根据地是党的，是人民的，不是某人的私产和山头。只要革命需要，可以随时交给党，随时做出牺牲。个人的地位高低和荣辱都是身外之物。李先念终于把自己最后的部队交给了党，选择到地方工作，脱离了担任20多年的军事指挥员岗位。任质斌陈少敏也转入山东做地方工作。

二 心胸坦荡 着眼整体讲团结

中原的全局意识在维护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大局。尤其在革命斗争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革命同志要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决不可以小团体利益为重，各奔东西。经历过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斗争的李先念，对团结的重要性有刻骨铭心的认识。

为了大局，个人受委屈，被误解，受损失都可以承受。熟悉李先念和任质斌的老同志都知道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品质，就是特别能忍：忍受、忍耐、忍让。这样做不是因为个性软弱，而是为了团结，为了大局。中原突围后，个别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不信任李先念和五师，要率领军队另找出路，还要李先念另派部队保护自己，甚至有人带着部队不辞而别。有些同志怨气很大，埋怨李先念，后来甚至上纲上线批判他的“路线错误”。李先念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耐心向同志们做解释工作，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这些同志有的是他的战友，有的曾是他的上级，他不能下命令，只能劝说和解释，有时只能忍耐。李先念经受过无数次生死考验，锻炼出坚毅顽强的性格。但是，面临着战友的指责、埋怨和失信，他流下了眼泪。只能以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心志。

五师与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会师后，把最好的给养拨给南下部队。部队的冬装先发给南下的部队。打仗时，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自己。他们说，南下部队千里征战，非常疲惫，应该修养生息。有些战士的资格比五师连级干部都老，应该倍加爱护与珍惜。在干部的任命上，南下干部多任正职，本地干部任副职，或者任下级。

带兵打仗的人都知道，在战争时期，一支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同一个婴儿成长一样，不知耗费多少心血，经历多少磨难，才能把部队带出来。所以，部队的领导对自己的干部战士有很深的感情，如同母亲对爱子一样。但是李先念看到王树声的一纵在战斗中减员，就地招兵补充很不容易，就提出把五师的十四旅补充到一纵，他的意见得到中原局其他同志的同意。而当时五师主力只有3个旅。这样雪中送炭的举动是非常罕见的。王震同志在延安汇报时说，他在党内少见工农干部能像李先念师长那样善于团结人。华中局代表郑位三也说：“在新四军7个师中，我认为师级干部中就算李先念师长团结工作做得最好。”

李先念的全局观念和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赢得了党中央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解放后他从湖北调往中央，担任了重要的工作。在党内历次的变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他都胸怀全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成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老一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给后人宝贵的政治遺产和精神遗产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当今，许多人不相信世上有大公无私的人。他们看到的人和世界都是灰色的。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是谋取个人利益，或小团体的利益。我们现在纪念先辈，对历史进行再阐释，对历史中的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发掘，就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有这样一群无私无畏的人，确有这样纯洁的人、高尚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类文化的良知，是我们做人的楷模。

张延风(五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