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大武装主力，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新四军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新四军组建后，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地区发展抗战队伍，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文化建设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部分。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历史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的历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新四军文化建设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建设人才。

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抗战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开展得益于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新四军创建后, 新四军领导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积极号召和动员一批文化界人士和学者参加新四军。在充分尊重人才、善用人才的基础上, 新四军积极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 着力提高军民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1、加强文化教育与培训, 提高根据地军民文化水准。新四军的文化建设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 把其当作教育官兵的重要工具与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在南昌筹建，成立教导队。1938年2月15日，教导队第一期在南昌开学，当时只有1个军事队，1个政治队。学员大多是从各个游击队陆续抽调的骨干，也有一部分是刚参军的知识青年。1938年4月10日，新四军江南部队的3个支队在岩寺集中改编完毕。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8月间，教导营随同军部经太平向泾县开进，移驻石坑云岭附近，它已扩大到4个队。1938年9月，军部决定将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上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座右铭。学习内容：在军事教育方面，主要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以及战术、技术的基础知识；在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教学中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抓重点、少而精，融会贯通，勤学苦练，发扬军事民主，实行官兵互学。

教导总队学制一般为半年。在总队成立以前教导营原有的4个队，作为第1期，于1938年9月毕业。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为第2期。全总队有两个大队，10个队，学员1000余人。学员来源除前述上海等地党组织输送参军的党员、工人和青年学生以及各部队抽调的干部之外，从国民党统治区的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各省，甚至远及南洋各地的华侨当中，也有不少知识青年前来参军，其中从菲律宾来的就有数十人，多数分到教导总队学习。第3期时，教导总队人数最多，达到13个队，共1200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新四军教导总队教员的阵容相当强。这首先是因为军首长和军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关心干部培训，亲自讲课。在皖南，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粟裕、李一氓也到教导总队来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专题报告。军政治部的几位部长讲课较多。组织部长李子芳讲《党的建设》，宣教部长朱镜我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基础》，敌工部长林植夫讲《敌军工作》，统战部长夏征农讲《统一战线》，秘书长黄诚讲《青年工作》等。教导总队建设了健全的强有力的教育训练机构和政治工作机构，有一批富于军政教育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知识青年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优秀负责干部。在这些优秀的负责同志的具体主持下，教育训练和政治工作的各方面做到了深刻的内容与生动的方式相统一，有的放矢，深入细致，从而取得很好的效果。

1938年1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历时整整3年。“在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过的新四军各级干部约有4000—5000人。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中原新四军部队的师以上干部，当年基本上都在皖南教导队学习过。”[2]

皖南事变后，根据全军编制的扩大、新兵和新干部大量增加的情况，军部指示各师、各根据地都要建立抗大的教育系统，并明确军属抗大华中总分校以训练团、营干部、师属抗大以训练连、排干部、各旅、团教导队以训练班、排级干部为中心任务。根据这一指示，全军先后建立起抗大四、五、八、九、十等分校和华中总分校，以及各级训练班，以分期分批轮训军事干部。军部成立后，全军的各旅、团级负责人的半数以上都经过抗大的培训。同时，军部还开办了华中卫生、财会等学校以及各类训练班，以培养军队急需的各类专业干部。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在延安。抗大五分校的前身，是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创办的抗日军政学校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创办的江北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组建的。1942年1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成立了抗大华中总分校（简称总分校）。陈毅任校长。总分校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总分校接受抗大总校的领导，成为总校的组成部分；各旅、团教导队受抗大各分校的领导，成为各分校的组成部分。总分校专门培养营以上指挥员及特种人才，各师的抗大分校及教导队以训练连、排干部为基本工作。华中总分校于1942年6月1日在阜宁县空寺阴举行了开学典礼，招收学员296名，编为五个队。由于各方需要增加部分名额，毕业时，学员387名。总分校仅办一期。1942年底开始反扫荡，由于形势紧张，精兵简政，总分校停办。一部分干部调延安，一部分干部下到部队。在军部创建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期间，各师也相继开办了抗大分校。其中有：第四师抗大四分校共办七期，培养干部4500余名。1944年5月根据上级要求，为了团结、教育在华日本人，更广泛地建立反战同盟，加强对反战同盟中骨干力量的培养，决定举办一期日本人员训练队(简称日训队)。学员除四师原有日俘外，加上一师在车桥战役中的日俘24名，共30多人。第二师抗大八分校共办四期，培训干部2667名。第三师抗大五分校先后办两期，培训干部1600余人。第五师抗大十分校先后办五期，每期学员千人左右，共毕业5000余人。第一、六师合办抗大九分校共办五期，毕业学员3300 余人。

 1941年 2月14日, 刘少奇主持华中局会议, 讨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要切实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反对汉奸的奴化教育，反对封建的愚昧教育，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3]确定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 普及小学教育, 发展社会教育,推动抗日文化运动, 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 提高抗战胜利信心和不胜不休的决心, 提高民族气节, 发扬民族自尊心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小学、中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小学教育以学习文化课为主, 政治教育的内容寓于文化课之中。中学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 文化教育为辅, 坚持政治、文化、军事、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 对学生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时事形势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 使他们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与必胜的信念, 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由于新四军领导的重视与倡导, 全军上下学文化知识、学政治理论、学军事技术一时蔚然成风, 新四军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由此得以不断提高。军民们有了文化就可以看报读书, 学习理论知识, 把握科学常识, 进而可以破除迷信, 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通过开展以扫除愚昧、提高军民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文化教育活动, 使新四军发展成为一支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 成为一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力的部队。

2、创办报刊杂志, 注重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1940 年 9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 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到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 ”[4]要求军队政治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宣传、出版、教育事业。根据这一指示精神, 1941 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后, 即在华中局宣传部下设立了出版科。各根据地党委宣传部下也设立了出版科, 负责领导、组织本地区的报刊出版、印刷与发行工作。新四军的报刊出版, 以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为限分前后两个阶段。1938 年 5月, 新四军军部机关报《抗敌报》在安徽歙县岩寺创刊。随后《战士园地》、《抗敌》杂志、《建军》杂志等相继发行。新四军各支队也相继创办了《突击》、《前哨》、《拂晓》、《挺进》、《大江报》等报刊。两年半内共出版了 30多种报刊。重建军部后, 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 新四军在苏北创办了《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真理》等报刊。当是有“北有《拂晓报》，南有《江淮报》”的评价。[5]为了提高办报人员的素质, 新四军各部先后举办报刊工作人员训练班, 培训学员。学员结业后即被分到各部队与边区各县, 以加强和充实办报力量。据统计, 新四军军部与各师、旅、团四级领导机关都出版了报刊, 报刊总数约 150种。新四军所创办报刊可分为综合报刊、信息报、政治理论刊物、文艺报刊四类。各种报刊的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刊发中央与新四军领导人讲话, 发布新四军胜利消息与英勇战绩, 解释边区政府法令文告, 向根据地军民介绍国际国内抗战形势,揭露日寇残暴行为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 同时对新四军指战员进行理想教育, 道德情操、革命精神、优良作风教育以及纪律教育等。这些报刊杂志的创办, 有力推动了新四军抗战文化的发展, 提高了新四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粉碎了日伪的奴化宣传和企图瓦解人民抗战意志的阴谋, 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新闻宣传的重要生。新四军的出版工作，在宣传、教育、团结组织群众，揭露打击分化消灭敌人，指导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繁荣文学艺术, 丰富军民精神生活需求

新四军不仅在新闻报刊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也是成绩斐然。新四军十分注重各种艺术形式的巧妙运用, 以满足不同层次人们的精神需求。新四军筹建之初, 叶挺等领导人就议定要招收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 组成战地服务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4月随军部转移到安徽歙县岩寺，7月抵泾县云岭，先后在皖、苏南北地区开展工作。以宁、沪、杭为中心，大江南北的热血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投奔新四军，不少人成了光荣的战地服务团成员。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和职员，有从陕北抗大、陕北公学和八路军总部学兵队调来的部分学员，还有海外华侨、留学生以及知名的文人学者。他们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较好的文化修养，鼎盛时期，成员有四五百人。1940年7月，服务团由苏南渡江北上，属苏北指挥部领导。因而“皖南事变”时，服务团没有受到损失。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服务团留在苏中，改建为第一师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以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讲演等文艺形式为武器，为国为民，忘我战斗。战地服务团在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军师首长和政治机关的关怀领导下，是一支红专相融、文武兼优的过硬文艺新军。它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战斗力的提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以及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与建设，以至建国后我国我军文艺工作的兴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服务团紧密联系实际，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如话剧《繁昌之战》、《大时代的女性》，活报剧《张德宝归队》，歌剧《红鼻子》、《送郎上前线》，历史剧《甲申记》等。在频繁、艰苦的战斗间隙，排演了《一年间》、《魔窟》、《阿Q正传》、《雷雨》、《前线》、《钦差大臣》等大型国内外话剧和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在音乐方面，有《新四军军歌》、《渡长江》、《勇敢队》、《黄桥烧饼歌》、《刺枪歌》、《当心鬼子来抢粮》等。还有大量出色的油画、版画木刻等美术作品，以及讲演、战地通讯、著述等。从而，这些作品形象生动地，广泛传播了党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胜利，鼓舞了军民士气，揭露了敌人罪行，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时代, 需要伟大的文艺作品。新四军在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的同时, 非常重视音乐创作。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就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先由陈毅草拟歌词,“叶挺、项英参与讨论定稿, 由何士德作曲。”[6]据不完全统计, 仅新四军创作的歌曲就有 500 多首。为了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 1939 年 4 月, 新四军剧社正式成立, 除了演出军外作家创作的剧目外, 更多的是演出自己创作的剧目。剧社以皖南前线和大江南北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奋战为素材, 先后创作了《一条扁担》、《夜袭奔牛车站》、《繁昌之战》等优秀剧目。这些剧目后来多次公演, 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面向文化程度不同的战士与民众传播新闻、开展教育, 出版画报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新四军的艺术家们创作了众多的宣传画, 用木刻、漫画、水彩画、油画等形式, 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新四军的战绩以及军民合作的场面画在墙上, 刻在纸上, 直接以画面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为了鼓励文化人进行文艺创作, 新四军军部和各师部千方百计地创办印刷厂, 出版报刊图书,借以给文化人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 同时开展文学创作评奖活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联合。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了文化协会, 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动员广大民众支持与参加抗战作出贡献。

二、新四军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

新四军战斗的华中地区，正是人口密集、物产丰富所在，因而日军势必争夺。从1947年7月起，日军在苏南分期分批实施了四期“清乡”，后来又将“清乡”转到苏中、浙东、淮北等地。日军将“清乡运动”分为“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文化清乡”等步骤，实行军事清剿、政治清剿、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所谓的“综合国力”，比之于“扫荡”更为险恶残酷。其目的既是为了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也是为了掠夺战略物资和人力资源。

新四军的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新四军文化建设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1、新四军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的文化建设特别注重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 把肃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作为一项坚定的任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 新四军坚持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方针, 提倡民主与平等, 反对专制与强权, 提倡科学与进步, 反对迷信与保守, 使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为争得民族生存权利和人民解放而斗争。

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具有明确的目标性: 实行抗战文化政策, 使文化建设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 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7] “当着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猖獗的形势下, 当着顽固派反共文化政策进攻的条件下, 我们的文化运动就要充分提倡与帮助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 组织坚固的文化战线, 我们要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 ”[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新四军开展文化教育、扩大文化宣传、繁荣文学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鼓舞军民, 打击敌人, 有力地配合武装抗日斗争。

2、新四军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抗日救亡运动展开新四军身处战争环境的严峻现实, 而只能是也必须是以抗日救亡运动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新四军战斗在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合肥这些中心城市的周围地区。这些城市都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战略要点。南京更是侵华日军总指挥部和伪中央政府所在地。新四军危及日伪的心脏，迫使日军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困守华中占领区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伪军对正面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鲁艺华中分院”或“鲁艺分院”，于1941 年春节后约一个月在盐城成立。鲁艺华中分院是由皖南北上过江到盐城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何士德任团长）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的抗敌剧团（孟波任团长）合并组成。下设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还有普通班和少年队。院部还成立了一个实验剧团，主要由戏剧系加上从其他各系挑选的学员组成。他们先后演出了《皖南一家》、《怒吼吧，长江》、《反投降》、《反逃亡》、《重庆24小时》、《王玉凤》、《惊弓之鸟》、《人约黄昏后》等许多富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剧目。

1941年7月下旬，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北秦庄突围出来的鲁艺分院师生，在孟波带领下，先是跟二营，后跟二十团打游击，转移到永兴集三师七旅驻地。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要他们留下来，刘少奇知道了，打来电话叫孟波把师生们带回军部。后来，刘少奇在反“扫荡”的总结报告中，讲到关于鲁艺遭受的损失时说：“这次反扫荡的教训之一，像苏北这样初建成的根据地，成立像鲁艺那样规模和组织形式的学校，和当前形势还不适应。”为此华中局决定，停办鲁艺分院，师生一部分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留下的成立两个工作团，一个属军政治部，叫军鲁迅文艺工作团，又称江淮鲁工团；一个属三师政治部，叫师鲁迅文艺工作团，又叫黄河鲁工团。

3、新四军文化建设承担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统一战线工作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新四军文化建设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创造性把文化建设运用于统战工作。新四军文化工作离不开抗战的大背景和贴近群众的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抗战服务。1940 年 10月, 新四军与国民党地方部队合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联抗”筹建期间, 4 开 4 版的《联抗报》即在江苏海安塘镇创刊发行。《联抗报》印发新四军所属部队、友军与驻地的县、区、乡、学校, 坚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团结对敌共同抗战。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前提下, 新四军通过开展文艺体育活动, 以联欢形式主动与国民党地方政教公务人员和军队官兵建立联谊合作关系, 同时与一切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军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 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文化建设必须善待、善用知识分子。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初创时期, 知识分子异常缺乏,文化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 新四军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 新四军注意做到团结他们, 尊重他们, 支持他们的工作, 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及时予以表彰。教导总队初期，曾经有少数老红军干部对重用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或多或少流露过某些不满的情绪。总队部和军部的领导同志很快注意到这种倾向，召集了干部大会，由袁国平主持，他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团结。项英在讲话中还从新的角度指出，在教导总队应该提倡“尊师重道”。“尽管那个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学员每人每月只发1元5角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月只发4元津贴费，但对教员还是给以照顾，发一点讲课津贴。其中薛暮桥、夏征农、罗琼、陶白等少数几位，经军首长批准每月发给15元，可以算得上是‘优厚待遇’了。” [9]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10]为了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 改善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 新四军各级卫生机构十分重视医务培训工作, 并专门设置医务教育机构, 分级分批进行轮训。1938 年 5 月至 1945 年 9月, 新四军共举办各种训练班、卫生学校、医学院等 102期, 培养卫生技术人员 4011 人次、药剂人员 300 人、化验人员 51人、集训团卫生队长以上 250 余人。[11]“工作中，尊重、支持教师，当时有规定，为了节省开支，领导同志晚上开会、办公，点油灯只能用一根灯芯，但是教师晚上备课可以用两根灯芯，在反“扫荡”、反“清乡”过程中，学校转移，一些教师可享受部队首长待遇，配一匹马。”[12]

2、文化建设必须把时代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始终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 关注根据地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群众文化的底蕴及其承受能力, 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量关注百姓的作品。这些作品抓住马克思主义中最为工农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东西, 把马克思主义嫁接于中国的本土, 使其中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革命性在润物细无声中被人们所吸收消化。在具体方法上, 新四军充分发掘和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同时渗透抗日的内容, 把民族文化形式与抗击日本侵略有机结合起来, 把驱除日本出中国的主张通过人民熟悉的艺术形式渗透到人民内心深处, 以此焕发出他们参与战争、支援战争的热情与动力。

3、文化建设内容必须注重多样化，具有雅俗共赏特色。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 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 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13]遵循这一通知精神,新四军在文化创作方面采取就地取材, 写根据地的人和事, 同时把民间流传的花鼓、莲湘、湖船、小放牛、大补缸、扬州小开口等艺术形式和民间歌谣挖掘出来, 编填新词, 运用当地方言演唱, 用以宣传抗日道理, 表扬新人新事。这种做法使群众一看即懂, 一听就会, 因而很快就能流传开来。新四军文化工作突出群众性。新四军文化是群众的文化，一切为人民服务，尽一切力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文化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提高识字率；通过文艺，提高群众的业余生活，增添群众的乐趣；通过文化工作，号召群众积极支持抗日、参与抗日。新四军文化工作贴近群众，文学艺术作品通俗易懂，一些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为解放后的文学艺术创作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论

新四军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鄂豫边根据地后来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地区。苏南根据地后来扩展到皖南、浙西部分地区。新四军在敌后建立这八块根据地，区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以上。新四军将日军的后方变为前线，变为支援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和罪恶阴谋。新四军的战斗历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历史的重要篇章。新四军不仅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还造就了财经、医务、外交、文化及农业、工业等领域的一大批人才，这些干部在建国后成了各有关部门的重要领导骨干，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成立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随后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部队领导成为上海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领导。第三野战军前身为新四军，其官兵大多数都经过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类学校的教育培训，他们成为上海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领导和骨干以后，为上海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石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