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

吴云峰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黄山学院 思政部，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新四军在抗战时期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吸收医务人员，组建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火线救护，建立战地医院与后方医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培训医务人员，筹措医疗设备。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特点是：注重正规化建设，重视预防与保健工作，注重伤病员的精神调节，尊重优待医务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医疗工作的开展，减少了部队的伤亡，提高了部队的健康水平，配合了统一战线工作。

关键词：新四军、医疗卫生、抗日战争

 O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of N4A

WU Yunfeng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Huangshan College, 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 N4A developed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positivel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y admitted medical personnel, put together medical institutions, launched frontline first aid, set up battlefield hospitals and rear hospitals, unfold sanita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trained medical personnel, raised medical apparatus and instruments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The peculiarity of N4A’s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w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egularize, paying attention to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tection work, laying stress on the spiritual adjusting, respecting and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medical personnel, carrying on the spirit of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of N4A reduced the injuries and deaths, improved the physical level of the troop, cooperated with the united front work.

Keywords：N4A,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抗战时期，新四军不仅坚持了华中地区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医疗卫生事业上也取得很大成绩。新四军所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各种疾病多发的地带，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地与军队当中许多人患有多种疾病。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谈到：“据我个人在医院所看到的病症有下列几种：疟疾，肺病，痢疾，天花，大腿溃烂，胃肠溃烂，商埠呼吸气管传染病，包括流行感冒及肺炎等，此外及肤癣病（差不多兵士百分之九十生得有癣），沙眼和钩虫寄生等病。”“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多来自农民，文化程度低，卫生防病知识缺乏，又长期处于崇山峻岭、穷乡僻壤和游击环境，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很差，普遍生虱子，疥疮、疟疾、痢疾、肠炎、感冒、肺结核发病率不断。”疾病的发生破坏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也影响了部队的健康和战斗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四军积极开展了卫生工作。

一、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

1.吸收医务人员，组建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离不开医务人员和医疗干部，新四军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医疗人才。新四军组建之初，就积极筹备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

第一，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吸收了全国各地优秀医生前来工作。叶挺军长邀请了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沈其震担任军医处长。1938年1月，沈其震在南昌宣布新四军军医处成立，任命宫乃泉为医政科长、齐仲桓为保健科长、吴之理为材料科长、叶钦和为总务科长。崔义田在《新四军的卫生工作》一文中谈到：“沈其震于11月开始，从汉口、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红十字会林可胜教授推荐的医务人员名单中挑选了辽宁医学院的宫乃泉、王聿先、齐仲桓、吴之理、郑乃光、章映芬和我等医师，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的郑素文、唐求、薛和、赵国宝、程凤琴、朱士云和南京中央医院的郑学文，长沙仁术医院护校毕业的刘求、潘代青，镇江弘仁医院护校的曹家庆、倪介斌，南京鼓楼医院的化验技师李启林等同志。”在动员医务人员方面，沈其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经他动员来的有化学教授恽子强、孙芳琪和阮学柯药剂师等10多人。还通过上海地下党动员来的有江上峰公共卫生专家、沈霁春生理学教授、邢其毅有机化学教授、钱存柔生物学讲师、苏醒揭破学教师等。” 中法大学药科任教的恽子强教授（恽代英同志的胞弟）和他的助手阮学珂在沈其震同志动员下去根据地参加药厂的筹备工作。“1941年沈其震还从上海动员了国际友人——奥地利著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到新四军工作。陈毅和刘少奇都亲自热情地做工作，为他创造好的条件，开展泌尿科和妇产科的工作，治愈了不少伤病员，得到好评。” 除军部外，新四军各师也积极吸收医务人员，如第七师，谢芝瑞在《第七师卫生工作概况》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二年春成立师卫生部，部长黄农。他从上海动员来一批医护人员，医务主任李蓝炎；保健科长张惠新，药材科长屠桐君，还有王克、袁辉、张莉清、车佩华等，充实了卫生部机关”

第二，中央也给新四军派了一批医疗卫生干部。周恩来副主席请从延安回江西探亲的经过长征的戴济民老医生到新四军军医处任副处长。延安又派总部卫生部长吉洛（姬鹏飞）来新四军，吉洛来后任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兼军医处协理员，同行的河南医学院的黄农（王雨田）医师任3支队军医处处长。在新四军医疗机构中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舍弃了优厚的待遇来新四军工作，为新四军的医疗事业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证。

2.开展火线救护

新四军在敌后与日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伤亡比例也很高，为了减少伤亡，新四军的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了火线救护。《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详细地规定了战时各级卫生机构的任务、组织、救治范围与要求：“连、营卫生人员完成火线伤员抢救，要求技术熟练，动作迅速，不得遗漏伤员，包扎后迅速送团救护所；团卫生队在离前线较近处开设救护所，组织担架队和临时收容所；旅卫生部酌情增设临时收容所，迅速将伤员转送野战医院或后方医院；师卫生部于适当地点设立野战医院，进行手术和救治工作。”由此可见，新四军的战地救治工作是组织有序的。

新四军在基层部队安排了连卫生员（有的部队称保健员，亦有个别连队配见习医务员），是火线抢救工作的骨干，《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又规定各班增设卫生战士。在每次战斗前，都要设立战地救护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做好火线救护的准备工作：“各级卫生机关应于战斗开始前，根据部队战斗部署布置救护所，但地点须经指挥首长根据敌情、地形决定之，且宜注意通讯联络。”1941年7月《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规定“凡遇较大战斗时，卫生队应派强医务员随团首长，其余卫生队人员应在后卫离前线较近处设包扎所。营部医务员、卫生员随营、连在第一线施行抢救伤员，由担架队转送包扎所。”这些措施的推行，使新四军的伤员能及时地得到救治。车桥战役前，新四军做好了救护的准备工作。《车桥战役祥报》记载：“统一组织野战急救工作，设立野战医院，准备收容200人伤员，并准备担架与药品”

新四军第二师《关于急救和战伤治疗的规定》要求：“（一）在进行战斗时，医务员、保健员必须在规定的位置执行任务，同担架员一同行动，担架员应当携带少数木制夹板。（二）火线上有伤员时，医务员，保健员要马上包扎，疑有骨折的立即上夹板。担架员的任务是即时抢救，搬上担架，抬到卫生队裹伤所。”第四师也非常注重火线救助，从而减少了伤亡。在大小战役中，事先都能做很好的准备，如配备人员，准备药材，安排收容伤员及组织转运站等。山子头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能做到一线手术，从而降低伤员伤残率和残废率。据新四军第四师《山子头战役祥报》记载该次战斗的后勤组织情况：“伤病处理除责成九旅休养所在吕集开设野战医院外，各部应各自设立绷带所，使伤兵绷扎后向野战医院送去。师后方医院即设毛岗，各部伤兵即沿兵站线向该处转运，但伤兵分散治疗办法则由师卫生部统一区分之。” 新四军还非常注重伤员的转运工作：“团卫生队接受营、连伤员后，一面治疗，一面争取时机将重伤员转送到支队休养所（医院）。当部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时，对不能随行而又转不走的伤员，则暂时隐蔽寄留在群众家中，尔后找回到部队。”总之，新四军的火线救护和战伤治疗工作比较完善。在黄桥决战、曹甸战斗中，伤员都得到了及时地救治，挽救了许多重伤员的生命。

3. 建设战地医院与后方医院

军部在云岭的南堡村、小河口建立了医院，前方医院由宫乃泉任院长，后方医院由崔义田任院长。江南指挥部也设立了军医处。“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崔义田，医政科科长薛和，保健科科长唐求，材料科科长张启隆。在溧阳县神塘圩设前方医院，在社渚设后方医院”

“1938年4月，军医处在皖南歙县岩寺镇开设军直门诊部，并开设床位30余张（指收容量，下同）。五月，移驻泾县云岭3里之南堡村，改称军部休养所，开设门诊和50张床位病房，年底扩建为军部前方医院，开展床位170张，宫乃泉兼任院长。一九三八年八月，根据军首长指示，军医处在太平县小河口（距云岭70华里）组建军部后方医院。”除此以外，还有江南指挥部后方医院、江南指挥部前方医院、江抗医院、挺进纵队医院、苏北指挥部医院、第六支队医院、豫鄂挺进纵队的医院等。

4.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新四军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和水网稻田地区，部队疟疾发病率很高，其主要措施是防蚊。要求指战员穿衣裤、打绑腿，以减少蚊虫叮咬；有的连队夜晚用艾蒿熏蚊。1943年，军部保健科和第一、五师卫生部推广两用式蚊帐，效果很好。

部队和根据地还流行着其它的多种传染病，新四军开展了积极的预防治疗“（一）二月份，皖北流行天花，部队亦有少量感染。十月份发现1名紫斑斓性痘疣，结果死亡。（二）回归热在皖东北流行猖獗，六、七月间部队发病，用606治疗效果很好。（三）赤痢：今夏第十旅流行很厉害，其它部队亦有发病。用肠消毒剂及止泻剂治疗，致许多患者转为慢性顽固性病例，有的陷于高度营养不良而死亡。（四）疟疾：第十一旅发病多，其它部队不多。因缺乏奎宁和治疗的药量不够，以致个别患者变成慢性，难以根治。（五）黑热病：全师发病10余人，治疗药物缺。（六）猩红热：去年皖东北地方流行，但部队感染少。（七）其它如皮肤病、疥疮很普遍，感冒也相当多。”

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新四军的医疗工作》一文中回忆：“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各项公共健康工作，有大量的肺病、疥疮和沙眼病人，我们的任务日益繁重。新四军卫生部主任沈大夫，非常关心如何解决今后日益增多的医疗上的困难，他目前正忙于规划在新四军内建设一所医科大学，力图为这一重要项目物色一批技术人员。”

新四军注意水源的卫生，以防止多种疾病。在宿营地周围选择合宜的水源，加以保护，调查水量的多少，水质的优劣，运水的难度。“1.河水：如民用河水，则当树立旗标，分段取水，上游为人饮用，中游骡马饮用，下游方准洗涤，严禁粪便、垃圾倒入河中。2.井水：井台必须高出地面，向四周倾斜，井壁上部必须粉刷，使不透水，井口必须加盖。3.塘水；区分饮用水塘及洗衣服的水塘，禁止垃圾、粪便倒入塘内。”

新四军的卫生机关还注意饮食的安全：“厨房保持清洁，垃圾远离厨房30公尺以外，阴沟畅通，不得积有脏水；饮食具保持清洁，锅、碗、案板、刀、铲、勺、筷、抹布洗干净后定位放置；每个厨房发给盖布2块，每块6尺，30人以下的伙食单位每块3尺（由供给机关统一制发，每年换一次），烧熟之饭菜、馒头等，均应盖上，以免苍蝇玷污或落灰尘”

5.培训医务人员

中央委派的干部和引进的医务人员远远不能满足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求，所以新四军积极培训医务人员。1938年至1940年的3年中，共办了6期卫生干部训练班，毕业近200人。1941年至1945年军卫生部办了1期华中卫校、2期医训班，新建了华中医学院，毕业近3000人。他们后来都担任了旅卫生部以上的职务，全国解放后也担任要职。”“从1941年至1945年，新四军卫生部共办卫生学校1期、医训班两期，新建了华中医学院和新四军军医学校，毕业学员近3000人。”

1941年7月，华中卫生学校成立，崔义田任校长，教务主任左英。1942年秋，华中医学院成立，沈其震兼院长，副院长宫乃泉，教育长吴之理。1944年4月在江苏盱眙县姚庄开办医务干部轮训队，由宫乃泉副部长主持。1945年春，成立了新四军军医学校，校长江上峰，副校长宫乃泉。各师及军区也设立了医学教育机构：如苏中卫生学校、苏浙军区医务职业学校，淮南卫生学校、苏北卫生学校，淮北卫生学校等。“罗生特同志经常带了医务人员和警卫人员，越过封锁线，为二、三、四师指战员治病，还为医务干部上课，传授知识、技术，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新四军的卫生学校开设的相关的医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各军分区卫训班课程有：急救学、护病学、卫生学、药物学与疾病常识，以便能担任前方卫生员与后方护理员之工作为目的。课程之外，另实习1个月。师卫生学校课程除前所述各项外，着重生理解剖学和内、外科学，以便能担任医务员之工作目的。课程之外，实习1个月。”吴之理在《皖南时期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创建》一文中指出：“医学教育坚持从敌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少而精，边教理论边学习，进行示范，‘手把手’的教，时间短收效大，学生们到部队和医院后就能迅速解决问题。”

由于敌后根据地环境异常艰苦，战斗频繁，所以新四军医学教育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急用先学，突出重点。在学校医学教育时间的长短，必须服从于军政斗争任务和部队的实际需要。根据战时的特点，对新训学员，围绕培训目标，结合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突出战伤救治和部队常见多发病两个重点，精选教育内容，把急需学的首先学到手，使学员尽快掌握其基本工作技能及相应的医学基础知识。” 此外还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训练班上午讲的课，下午就安排实习或演习。如教厨房卫生，就把学员带去检查厨房；教个人卫生，就从学员本人做起，然后再组织到连队检查战士的个人卫生；讲药物学，就拿着药品给学员看、尝，体会药物的性味”由于贯彻了适当的教学方法，新四军在短期内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务人才。

6.筹措医疗设备及药材

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离不开医疗设备和药材。由于国民党的偏见，当时新四军军费十分有限，每月军费不过10万元，再加上敌伪的封锁，获取医药和医疗器械都跟困难。新四军刚组建时，曾从汉口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医署领到半火车皮药材，以后，从屯溪第三战区军医处领过三、四次数量有限的药品。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则终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供应。

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新四军积极争取爱国人士的帮助。“新四军药品的主要来源是沈其震处长数次到大后方及上海、香港募捐的来的。林可胜一次就拨给抗疟疾药100万片。宋庆龄、英国援华委员会、上海扶救社等都捐了不少药材。”1939年，宋庆龄建议沈其震在皖南建立一所“国际和平医院”。“根据保盟中央的指示，保盟上海分会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和2000个消毒包等前往新四军驻地。”上海慰劳团“副团长王纪华鉴于新四军药品缺乏，专门到药联会介绍新四军英勇战斗的情况，介绍新四军环境艰苦、缺医少药和很多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致死的情况，听众很受感动，当即提出征药救难、募捐药品和现金。” 在开创茅山根据地时，陈毅支队长曾亲自同民族资本家、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交谈、做工作，不久，纪即从上海运抵茅山一批药材，解决了部队的需要。仅淮南地区统计，先后为新四军代购药材者就有80余人。他们中大多数具有正义、爱国之心，不少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购到新四军所需药材。上海药商陆悦庭，多次帮助新四军购到急需的药品、手术器械、显微镜等，并把两个儿子带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国内外友好人士在医疗事业上给予新四军大力支持：“宋庆龄捐来X线机、卫生宣传工具、自然科学示范模具及药品器材。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密勒氏评论周刊》主编Y·B鲍威尔、英国援华物资主席克拉克——冠尔爵士等均捐助了部分药材。”1939年春，原在延安白求恩大夫医疗队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不畏艰险，从上海把国际友人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运给皖南的新四军。史沫特莱指出：“我们曾经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药救援会的林医生，请他送二十几个内外科医生和看护来，帮助我们设立一个医生训练学校。我们同时还要求他和卢医生捐助医药来。我自己带来有二万五千斤盐，肥皂，手巾，鞋子等。”

新四军通过各种途径购买药材来解决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军部驻皖南时，尽管军费很少，仍抽出一定数额，派人到屯溪、武汉、上海、温州等地采购必须的药材，以保障部队需要。在重建军部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各师一面委托药商购买药材，一面组织部队的医药人员以至领导干部，化装成药商，通过敌占区城市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或爱国人士的掩护，冒着生命危险。到上海、武汉、芜湖、蚌埠等大中城市购买药材。”新四军驻湘办事处“采购了一些通信器材、药品、电器等物资。筹运的这些物资，办事处派人押送到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还由地方贸易机构代购药材。如淮南路东专署驻竹镇的对外贸易公司，就负责为第二师对外购买药材。皖江地区外贸部门在无为县汤家沟开设的大成公司，亦负责为第七师购买药材。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商业抗敌协会，龚意农回忆：“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努力活跃根据地市场，积极鼓励商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进货渠道和关系，购进根据地需要的商品，输出根据地需要出口的物资。”

新四军通过减免税收等办法来鼓励药材的输入。李人俊在《论我们的税收政策》报告中指出“凡我解放区不出产而为人民所必需者，如中西医药品、医疗器械、文化娱乐用具及荒年之粮食等，均应免税奖励其进口。”章佐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收工作》一文中指出：免税的商品包括“进口的医疗器械及西药和中药材。”“减税的商品：进口的药棉、纱布、绷带，按进口的机制棉纱、龙头细布应纳的税额减征百分之五十（因为我们能自产一部分）。”

新四军还开办药厂，自制药材与医疗器械。“重建军部后，军、师、旅都增设了卫生部门。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专家实行了优待的政策，并从上海等地聘请了专家、医生、护士数十人。为克服药材缺乏的困难，一方面通过沦陷区城市共产党地下组织和药材商人采购急需的药材，另一方面军部办了华中制药厂，各师、旅也先后办起了制药厂、制药所。在医疗工作中，实行面向连队、为前线服务为主和预防、保健为主的原则，有效地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恽子强教授到达苏北根据地后，“他们将所带来的仪器、设备和书籍，全部捐赠给新四军卫生部。药厂成立时，定名为华中制药厂。”史沫特莱回忆：“医院里有木匠、铜匠，从卷绷带、做药片药丸、副木、记录匣、瓶、箱等起一直到轻便的药箱为止，所有想得到的东西，全由他们做的。并且已经开始小工业的合作事业，出产肥皂，而它的实验室正在用当地蜡树——做蜡烛的——调制膏药，先用蜡树和猪油拌合起来，然后加上硫磺可以用以医治疥癣。另外还在设法开始进行小规模的生产棉纱、绷带、毛巾等的合作社了。”

新四军还非常注重利用中草药资源：“第十三旅卫生科在大悟山建立以中草药为主的制药所，由汪寿芝、吴可兴等8人组成主要采集当地盛产的白芷、桔梗、常山、柴胡、天门冬、葛根、桃仁、杏仁等中草药，进行加工，制成丸、散、膏、丹，如消化健胃丸、解热镇痛丸、止咳祛痰丸、疟疾丸，以及膏剂、绷带卷等。”

此外就是战争中的缴获。鄂豫边区的陈少敏在1941年6月作的《艰苦奋斗的三周年》总结中称：“第五师共缴获西药24担。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后，新四军解放百余座城镇，特别是攻克淮阴、高邮等县城，缴获药材较多”通过种种措施，新四军解决了医药的困难，保证了广大指战员的健康。

二、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特点

1.注重正规化建设

由于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距离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较近，再加上大批医疗知识分子的加入，所以在医疗工作的正规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军部前、后方医院，是新四军早期分科制综合性医院。有国内第一流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护士，有较正规的医疗护理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有优良的服务和医疗质量，深得国内外人士的好评。”

首先，新四军有一流的医务工作者，沈其震、江上峰都是医学博士，还有奥地利专家罗生特。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的救护工作》一文中谈到“我发现沈医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科学家，完善的组织者。在后方的这个伤兵总医务处有第一流的实验室和最漂亮的手术室……在这个医院里，我第一次看到中国有科学设备的厨房。看到它，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干干净净，一切东西都是被消过毒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新型的人民军队》一文中指出“新四军对士兵的救护，大概比中国任何军队都要好些。它的设备和服务，比我在本次战争中所见到的任何师的或军的医院都要好得多。”崔义田指出：“我们有一批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师、护士、药剂师和化验师。他们都有良好的医德和科学作风……新四军军部和1、2、3、6、7师靠近沿海大城市，比兄弟部队能较少困难地购进药材和医学书刊。”

其次，有较先进的设备。加拿大的琼·尤恩《我在新四军后方医院》评价：“新四军的这个医疗中心拥有皖南唯一的一架X光机和一架显微镜，以及唯一的一个由受过训练的人员操作的化验室。”“最难能可贵的是，伤病员都有真正的卧具：床单、毯子、和带有枕套的枕头——只是需要点煤油灯取亮。每张病床挂着一张病人床头卡，这是我唯一看到过的具有全套病人床头卡及病历的一所军用医院了。”

第三，新四军制定了严格的医疗卫生制度。“新军部成立后，军卫生部即制发了《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共计4篇13章，对军、师、旅、团各级卫生部门的组织编制、人员职责和制度，对医院与门诊医疗工作、救护工作、卫生防病、药材工作，以及医政人事、医务人员待遇、奖惩等，均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是新四军卫生工作一部法规。”医院还建立了信息反馈制度。“医院也有他自己的‘救亡室’和‘意见箱’，病人可以发表各样的批评。”“条件虽差，然而医疗制度严格，每日按时查房，患者按时服药，有软食流食，重患者由护士擦澡等。各种诊疗记录也全。”吴之理指出“医院建设要求都比较严格、正规、进行科学管理，能够把城市医院的正规化和敌后战争环境相结合，住房是祠堂和竹棚茅舍，但组织比较健全。临床设有内科、外科、传染科，还设有药房、化验、爱克斯光室、手术室、营养部、总务科等部门。”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优秀的伤兵医院》一文中指出：“医院设在一排民房里，装着门窗，全部粉刷洁白。整个机构好到极顶。地板洁净，护士们换着服装穿上白净的裙，还套着口罩。在这里，我看到了第一个科学的实验室，有一架显微镜，化验用的玻璃片实验管和症状记录保管箱，一个侧间设备地活象大都市里的正式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在这所医院里，在这里的优良的手术间里，我第一次看到病人手术和检验的记录保存了。”由此可见，新四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卫生制度。

2．重视预防与保健工作

新四军注重预防和保健工作来减少疾病的发生。1944年10月，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谭启龙在《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指出：“关于卫生工作方面，最中心的是提高技术与进行部队中卫生常识的教育。应注意各种季节对疾病的预防，而把医药费缩小到最低限度。过去因战场上自己不会急救而枉遭牺牲的情形应从卫生教育中克服。研究外科，尽量做到减少伤员的痛苦，不轻易截手锯脚”“无病防病，有病早治。组织定期体格检查，不论干部、战士每年检查一次；进行预防接种，每年注射三联疫苗，定期接种牛痘苗，伤员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夏季发给防暑药品，冬季防冻疮和防皴裂药品”

首先，注射疫苗。新四军二师《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指出：“今年五月间全师指战员举行伤寒霍乱疫苗预防注射，注射率达85%；十月间全师普遍种牛痘，接种率要求部队达到95%。前方部队的伤寒、痢疾、肺炎都比去年减少很多。”1944年，第三师卫生部《春季卫生工作指示》：“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牛痘。伤寒、霍乱疫苗。假如我们能百分之百地完成接种工作，这几种疫病一定会减到最小程度。”

其次，讲究卫生。1941年11月9日，新四军卫生部《对目前部队医务卫生材料工作指示》要求讲究卫生：“不吃生菜，不吃苍蝇叮过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零食，夜晚不露宿，睡前房内用草烟熏蚊子，住地要打扫清洁，消灭蚊虫预防疟疾”及时预防，不仅减少了疾病，还节约了医药资源。齐仲桓在《第四师兼淮北军区第四届卫生工作会议上》总结：“建立了卫生制度，初步养成了卫生习惯。如早晚刷牙（抗大某队刷三次），用公筷，剪指甲、理发，不喝生水，捕蝇，大便后用土掩盖，吐痰入盂等。”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左英谈到：“我同崔义田部长商量后，有一次向军长提出请求把我们原来油印的小《健康报》改成铅印，增加篇幅，用图画、文字、诗歌、曲调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干部、战士普及卫生知识，发动每个指战员讲究卫生，预防和控制疾病。”“史沫特莱对改善新四军驻地的卫生环境也很热心。她经常给新四军战士和伤病员做报告，向他们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讲授题为《全民抗战与健康》的卫生教育课，她要战士们讲究卫生，注意清洁，预防疾病，并在这里帮助建立了新四军的第一个灭虱、癣疥治疗站。”

第三，注重营养。加拿大的琼·尤恩《我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回忆“安排饮食的营养师是一位上海来的姑娘，她身材纤细，专心致志、目不旁视地工作。炊事员和营养学员准确无误的把各种不同的食物放到不同的盘子里，有五十三种食物分别供应糖尿病、胆囊病、产科和外科的各种患者。”1940年11月，新四军军医处《保健员的三大任务》规定“饮食尽量合乎营养，菜要常常调换，多吃豆类食品、青菜、蛋类、肉类，没有营养的如黄花菜、粉丝，木耳，都不宜多吃。”

最后，还注重体育锻炼，增强体质。1939年5月，军直属队举行首届体育运动会：“各部队的军事体育活动开展地热火朝天，每年五月还开展体育竞赛，从而锻炼了身体，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通过预防与保健工作的开展，新四军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提高了军政干部的健康水平。

3.注重伤病员的精神调节

精神调节对于疾病恢复是很关键的。陈毅曾经为新四军卫生学校题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医务工作同志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四师政委邓子恢在《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指出“爱护伤员，经常的慰问慰劳，文件报纸多寄给他们，一定要消除遗弃伤病员的现象”罗生特给华中医学院的学员提出要求“医生要学会像戏剧家那样，用柔和的声调、亲切明快的语言去安慰病人。”

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部医院《三年来医院工作总结》谈到，为了调剂精神，开展业余娱乐活动，由工作人员与伤病员共同组织俱乐部。“文化娱乐活动朝气蓬勃，既活跃了部队，又活跃了病房休养生活，挑战栏里办的更活跃，不仅振奋了革命精神，也学到了革命科学理论。” 新四军的医务人员注重美化医疗环境“病房虽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工作正规，管理严格，环境整洁，并用竹筒做花瓶插野花，挂在病房美化环境”注重精神调节，促进了伤病员尽早恢复健康。

4.尊重优待医务人员

新四军对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都都非常尊重与优待。“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生活也很艰苦，有时得到一点咖啡，陈毅同志马上给罗生特同志送去。罗生特同志来到苏北不久，陈毅同志便和他结为密友，他们同唱《国际歌》，共吟《马赛曲》，经常促膝谈心，结伴游泳。” 新四军对医疗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1941年2月，第四师《卫生工作概况》报告规定“医务人员技术津贴费之标准，由卫生部规定经纵队首长核准。现每月为：一等医生12元，二等医生10元，三等医生8元，四等医生6元，五等医生4元（特殊情形例外），医助、看护长、司药各3元，副看护长2元，司药生1.5元，2年以上看护员、工作与学习俱优者1.5元。”当时，军级领导的津贴每月只有4元，所以对医生的待遇是相对较高的。江上峰同志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陈毅任命他为新四军卫生部军医学校校长。“陈毅同志对这些医学家生活上给以照顾，安排他们吃小灶，发给技术津贴，并且把江上峰、沈霁春、苏醒、方望春等同志的家属和孩子接到解放区，使他们感到组织上的关心和温暖。”

5.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由于根据地经济困难，缺医少药，新四军的医疗工作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只要他们能做的东西，他们全都自己动手。在迁移的时候，他们自己做了药盒，装玻璃的木箱，绷带卷和木器等等。他们利用汽油箱作提箱，自己做滤水器，外科用的绷带也是自己知道的，全都经过消毒。医院里有没有凡士林，因此研究部用蜡豆、猪油和硫磺调成一种代用品。此外，他们还知道了好些医治疥疮的药品，因为此地生这种皮肤病的非常多。” 1944年1月《卫生工作指示》提出“材料部门要千方百计多储备药材。材料工作者要忠诚为革命，不浪费、不贪污、不腐化，励行节约，掌握正规操作技术，提倡合理用药。”1942年3月《曾希圣关于第七师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指出：“卫生部、供给部、兵站要建立各种制度，[召开]各种会议；供给部要节约；卫生部要建立团、队卫生工作；供给部要与财经会密切联系。”在茅山根据地“在药品缺乏的情况下，为了救治病人，药材科的张启龙和周浩然同志，自力更生，制造了土蒸馏器，自制生理盐水皮下注射液，抢救霍乱病人。他们还自制了硫酸镁静脉注射液，抢救了破伤风伤员。” 自制药材，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抗战员的劳动观念。

三、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意义

1.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由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制度，使得新四军的部队伤亡率大大降低。“各部队较好地完成了伤员的救护工作，治愈大批伤病员归队，补充了战斗骨干。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三八至一九四Ｏ年，军部医院共治愈出院伤病员5036人，占住院人数82.9%。同时，加强了部队的卫生保障工作，普及卫生知识教育，建立了各项卫生制度，实施预防接种和体格检查，使部队健康水平有了提高。”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千方百计为新四军一团留在嘉义的100多名伤病员进行医疗。当时药物困难，就发动群众上山挖中草药。经过治疗，有70多名伤员病愈出院，组成了补充连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2.提高了部队的健康水平

医疗卫生及保健工作的开展，使新四军将士的健康水平有所提高。“在八省红军游击健儿集中后，军部军医处即提出防疫重于治疗的新观点，在部队中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和卫生整顿工作，进行预防接种，检查体格，逐步建立卫生制度，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

“在皖南3年中，凡保健工作做的好的部队，就能减少和防止疾病。1938年，部队疥疮发病数约占部队人数90%，经过宣传教育，加强预防，积极治疗，至1940年，后方人员中患疥疮的只有4%，前方部队约为8%，治愈率之高，预防效果之好，大大鼓舞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减少了病人痛苦。”“军部在皖南三年间，医院收治伤病员6000多名，其中治愈、好转的占82.9%，保健防病工作也做得很好。1938年，疥疮发病率约占部队人数的90%，经过加强预防和治疗，至1940年，后方人员中患疥疮的只有4%，前方部队约为8%，可见治疗率之高、预防效果之好。”

3.配合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新四军的医疗部门还经常收容、治疗友军伤兵，配合了统一战线的开展。崔义田指出“门诊很忙，既为军人，又为民众看病，也为行军过路的国民党军队看病，影响很好。国民党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5月上旬来我军，参观了门诊所和休养所，他对叶军长说：‘我真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医生和护士。’”“驻皖南的川军第50军，一贯受到国民党的歧视，而新四军的后方医院经常收留该军的伤兵。”从而使新四军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川军保持了良好的统战关系。新四军优待俘虏，对受伤者一律救治。《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规定：“俘虏敌军伤兵须同样进行救护收容并宜优待，另造册呈报。”崔忆田回忆：“我们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关心俘虏伤员的治疗和生活管理，他们很感动，有的伤愈后要求参加新四军，有的表示，治好伤回家去，再也不为国民党卖命打新四军了。有些俘虏军医，不久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了。”

四、总体评价

当然，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乏于医学知识，受社会上江湖医生不良影响和听信药商的广告宣传；也有些医务人员，因业务水平低，或碍于熟人、上级的情面，则迎合患者要求，随手处方打针，出现‘百病一针消’的不良倾向。”新四军面临药材补充困难的问题：新四军卫生部1941年11月9日《对目前部队医务卫生材料工作指示》“我们在战斗的环境中，药品材料器具的补充相当困难，一切医疗卫生机关应根据环境的需要，避免笨重的设备，厉行节约，设法利用代替物品。”在医学教育方面存在呆板、机械等问题。第四师卫生部《一九四三年卫生工作报告》“其缺点，如技术不高明，虽进行了体检，但未能正确诊断和矫治；上卫生课不能很好利用时机，抓着某一病人的实际材料进行教育，致使听课的人感到生硬、格格不入；行政上对保健工作的认识与配合，也有不足之处。”还有对医生的不够信任：1945年1月，新四军卫生部《七年来卫生工作总结》皖南时期“缺乏对新医药的认识。因战士多来自农民，长期处于被剿之环境，与外界隔离，没有这方面常识。因此，对新来的医生、护士不信任，影响他们工作的开展。”这些不足，客观上是由环境的艰苦造成的，主观上，与工作方法上的偏差有一定关系。总体上看，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措施得力，效果也相当显著，在我党革命年代，医疗卫生事业初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有益尝试与探索。

   作者：吴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