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与华中的新四军始终密切关系，相互支持，相互依托。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也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上海地下党由于坚决执行了正确的地下党的路线方针，不断总结了斗争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为迎接解放的斗争打下了较强的群众基础，有力地配合了解放上海的战争。

关键词：上海地下党 新四军 隐蔽战线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港口，是连接国外和内地的交通枢纽。上海又是通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以及整个华中的门户。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东端，地理位置优越，气温适度，科技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工业先进。上海在工业、商业、交通、文化、科技、通讯、金融事业等方面都占中国的首位，它因此成为我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城市，是日本侵略我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由于上海的经济发达、资源丰富、文化水平高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工作从各方面的支持来探讨上海地下党对我党隐蔽战线的贡献。

一、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和发展经过

上海地下党组织自临时中央撤离后，特别在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三次遭到大破坏后，几乎已经名存实亡。1936年10月中旬，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从陕北南下上海。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是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机关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组织上安排冯雪峰作为潘汉年的副手。“潘汉年的身份是半公开的，而冯雪峰却是完全隐蔽的”193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办事处的工作是（1）负责上海的统战工作，如关系‘七君子’等进步人士，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2）和国民党打交道推动其积极抗日，要求释放政治犯等；（3）向中央提供蒋管区、沦陷区的情报等等。”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到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接上了王尧山的关系。上海党的工作与中央重新接上了关系，1936年10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1936年底，在冯雪峰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王尧山任书记，委员是沙文汉和林枫。1937年6月下旬，刘晓抵达上海，在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接迎下，住进了约定的接头地点——福州路老振华旅馆。第二天，冯雪峰来旅馆与刘晓见面。第三天，冯雪峰陪刘晓到上海临委书记王尧山家接上关系。刘晓随即搬到威海卫路静安别墅，以化名安了家。刘晓到沪后，第一件事是建立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党中央曾在6月11日指示冯雪峰：“刘到后，暂由刘、你和另找一人，组成三人团，作为领导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党组织的秘密工作，王尧山协助工作，冯雪峰的工作重点转到中共上海办事处，协助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和文化界的工作，与刘晓保持经常联系。

中共上海三人团是为重建中共在上海的省市一级组织作准备的过渡性领导机构。按照传统，领导上海工作的是中共江苏省委。在重建工作已经成熟之际，1937年10月，中共上海三人团向中央报告，提出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的建议，并附推荐省委成员的名单和简历，报请中央审定。1937年11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省委领导成员是：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

王尧山回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搞得临时中央都站不脚，撤退到苏区去了。到了1934年，江苏省委以及所属区委、支部几乎全遭到了破坏，1936年至1937年我（王尧山）搞整理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时，没有找到一个区委组织，没有找到一个支部组织，可见损失之严重。……1936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派从莫斯科回来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这就是1937年成立的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前身。办事处的工作大致是：（1）负责上海的上层统战工作，如联系“七君子”等进步人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2）和国民党打交道，推动其积极抗日，要求释放政治犯等；（3）向中央提供蒋管区、沦陷区的情报等等。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除了潘汉年外，还有刘少文、龚饮冰等。1936年底，冯雪峰要我（王尧山）负责整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此组织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我们称之为三人小组，和前述“文委”改组成的“临委”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指定我担任书记，并人沙文汉、林枫参加，直接受冯雪峰领导。冯明确指出：“三人小组”的工作是为重建上海地下党作准备工作。经过冯对党员的审查，把其中有条件在上海做长期隐蔽工作的交给了我们，其余的就由上海办事处分配搞公开的救亡活动，或介绍到延安和外地。1937年5月，中央派刘晓到上海正式负责重建地下党的工作。冯雪峰把我（王尧山）的组织关系连同“三人小组”联系下的党员都交给了刘晓。刘从审查我开始，逐个审查了“三人小组”所属的党员，逐个确认他们的党籍。并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来正式领导党员的组织生活和工作。我担任过“群委”书记，受刘直接领导。以后，冯雪峰就专搞“八办”工作，不参加重建地下党的工作了。刘晓到上海不久，“七七”、“八一三”相继爆发。那时，中央又派了刘长胜、张爱萍到上海。以后，刘宁一、刘顺元出狱后也派到上海。……考虑到上海地下党工作的需要，交给江苏省委的党员，必须经过严格选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治可靠，二是在上海有隐蔽条件。这一部分党员，都是经过刘晓、刘长胜和我（王尧山）一个一个审查了解，分批接上党的关系的。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当时的审查是认真负责的，是由组织决定的。1937年发展了少量党员，1938年初，正式接上关系的党员已有100多人。以后仍继续审查，同时发展新党员。这时，上海地下党已有2000多党员。到解放前，已发展到8000多名党员。

1937年7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前往庐山同蒋介石谈判途中，曾经绕道上海作短暂停留。7月8日，周恩来在中国饭店召见潘汉年和刘晓谈话。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地现象。”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八一三”抗战后，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结束工作，潘汉年撤离上海。原“八办”负责人刘少文被决定留下来转入地下活动，潘汉年除将一些统战活动和一般性的人事关系移交刘少文外，又将自己直接联系的一些情报关系，如：蔡叔厚等，也介绍给了刘少文。

1939年秋末，延安中社部决定设立华东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从组织上将原有各情报班子统一掌握起来。在大力加强香港的情报工作的同时，潘汉年又奉命着手建立上海情报工作据点，并逐步拓展为一个敌后的情报网络，积极开展工作。延安方面已经一再指示，要加强搜集敌伪方面的情报。

1942年3、4月间，华南情报局在香港的情报摊子按照潘汉年的计划，利用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掩护下分两批撤离了香港。张唯一、王却尘、何积、潘丽华等随叶文建一道撤到了上海。从1942年12月到1944年11月，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除有两次短期离开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检查工作或是看病外，其余时间，就一直在根据地。②

整个抗战时期，上海学委系统共发展了1300名党员。1937年底，上海学生界的党员和学生工作者200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除大批党员同已支援根据地和其他城市斗争，上海学委仍有757名党员坚守在各个岗位。

周恩来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钱美女诱惑的做法。可以说，周恩来为党的隐蔽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正式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深受周恩来器重，后奉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华南情报局的潘汉年主持了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通过日伪情势机关特别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机关上海

满铁事务所的渗透，大量情报汇集在他的敌后情报网上。

佐尔格最早获得并向苏联领导人传递了这项情报，但未被重视。此时，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阎宝航，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这一情报是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不延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另一情报来自潘汉年情报网络。在收到若干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潘汉年又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即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提前发出“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状态。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所获取的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战略情报，苏联在获得这类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才敢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本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等，这些，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和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提供了依据，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也多次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首先，关于对德国突袭苏联的及时报警，是不同的情报系统先后发出的。被称为“国际巨谍”，30年代曾在上海主持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里夏德

1940年上海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特务机关收集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黑名单。江苏省委决定从公开的职业和“银联”等团体撤出张承宗，调入江苏省委新成立的情报委员会担任书记，直接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领导，任务是派遣得力干部打入日伪政治经济组织，与敌伪作隐蔽的斗争。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急转直下。日本特务和宪兵疯狂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逮捕抗日分子，禁止任何团体活动，不允许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中央为保护敌占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及各区委以上负责干部都撤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1942年8月，江苏省委在淮南顾家圩子（现江苏盱眙县和安徽天长县交界处）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设4个支部共二百几十人：分别是省委领导和机关支部、工人界支部、学生支部和职业界支部。训练班主要是总结地下斗争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敌占区工作方针：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敌占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个字方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准备。通过学习，干部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明确了奋斗目标，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城工部领导江苏、上海敌战区工作。三年中轮训干部近千人，派遣干部进出敌占区约2000人次，建立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交通线，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作好准备。

二、上海地下党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

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坚决贯彻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白区代表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努力纠正和肃清白区城市工作中“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上海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组织上海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并根据中央指示，利用上海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发达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

八年抗战中，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各个方式，向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了迫切需要的人员和专业人才大约有21000余人。上海地下党根据新四军希望上海输送更多人员去皖南的要求，立即选派一批党员到慈联会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工作，并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难委），下设党支部和一个加强上层公开工作的党团。各党支部对难民加强了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难民同胞的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从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政治素质好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党员，分两批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计1200多人（内有党员80多人）。1938年8月第一批输送人数有700人，其中有党员40余人。上海地下党确定公开口号是：“生产自救，移民开荒”。通过中国佛学会主任秘书、慈联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赵朴初在上层奔走推动，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助和支持，在难委领导人汤镛、朱启銮等率领下，由慈联会包租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新北京轮送到浙江温州，再温州新四军办事处编队后到达军部所在地迳县云岭。紧接着1938年底，在难委领导人朱启銮带领下，组织了第二批人员约300人。由党外人士裴苏达带领下到了新四军军部。难委以后又动员组织了多批人员到江南各游击区去参加抗日斗争，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的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总人数约有3000人左右，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中央认为：“能在日寇保卫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

上海地下党还通过组织上海慰问团等形式支援新四军。上海慰问团前后分两批，有六七十位同志留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其中一部分是骨干力量。江苏省委于1938年10月组织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去皖南，由文化界救亡协会事理顾执中和职业界救亡协会的党团书记王纪华担任正副团长，团员有妇女界、小教界等代表共9人，慰问结束后，团员姚惠滋等以及随团同行的陈洁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其余返回上海。慰问团返沪后，新四军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给上海妇女界交了感谢函。1939年2月，江苏省委又组织了第二批慰问团，团长吴大琨是上海地方协会代表，副团长杨帆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戏剧队队长。代表团六七十人，团内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杨帆，支委是王元化和杨弃。慰问团完成慰问任务后，除吴大琨、王元化回上海汇报工作外，其他人员全部留下参加了新四军工作，杨帆在新四军军部先后担任项英秘书、新四军军法处处长、华中局敌工部部长等职务。

上海人民多次进行捐助和千方百计协助采购。新四军组建初期，上海人民通过两次慰问团给皖南新四军军部送去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材。1939年上海地下党以药联的名义在医药界开展“征药救难”的活动和宣传，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募捐到大量药品和一万一千元，这些药品和款项都支援了新四军。1940年7月，上海药联又将益友社内存放的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送给了新四军。上海地下党有一次曾帮助苏南东路地区后方医院，在上海万国药店购买了6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共装了139箱。1941年12月，当时新四军药品奇缺，陈毅代军长派上海籍干部冯少白来上海，要他依靠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并利用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筹募捐款设法采购药品。冯少白在上海党的帮助下，只用了十几天就胜利完成了任务，获得了捐款数万元和十大箱药品及医疗器材，大大改善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物质条件。

上海地上党和人民在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中，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组织和交通战线的同志功不可没。因为交通人员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敌人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敌战区和根据地之间，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路侧以及沪杭线上，为上海和新四军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过境地下党负责人、转送军事物资、秘密信件，华中局城工部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建立了十二条地下交通线，其中关于从上海出发有：1、上海---南京下关---老江口---九里埂---水家湾---练山口---西仇庄；2、上海---南京栖霞---大河口---东沟---八百桥---四合墩---东旺庙；3、上海---镇江火车站---瓜州---月塘---东旺庙---顾家坪子；4、上海---浦口---花旗营---烟陈---仇庄；5、上海---南京---浦口---浦镇---张家渡口---雷官集---竹镇；6、上海---栖霞---大河口或沙窝子---月塘集---大井陈等。经过地下交通线有党政军负责同志，普通党员，爱国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数千人。其中有潭震林、刘晓、刘长胜、刘宁一、张承宗、陈修良（女）等。地下交通线护送过境的军用物资、武器弹药数百余吨。从事地下交通的有130余名同志，其中负责人有吴学谦、彭原等同志。

1944年6月，华中局城工部领导要求上海各地下党系统，根据中央组织调整工作部署和转变工作方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开展天亮运动，组建地下军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光复上海作好积极准备，并决定建立新一届“学委”派回一些干部以确保组织领导。

1945年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之日军送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对拒绝的日军，给予坚决消灭。同日，中共中央下达新四军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任务。中共中央还根据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决定由叶飞率苏新四军第四纵队横渡太湖，配合上海地下军、工人武装起义，用里应外合办法解放上海。华中于19日下达命令，组织示威游行方式发动起义，成立行动委员会，决定从浙东调两个主力团、杭嘉湖调一个团、苏中调一个团共赴上海策应起义。

8月20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发动上海起义。毛泽东立即复两电表示同意。第一电说：“你们运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第二电说：“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①经过一夜的思考，8月21日毛泽东又给华中局发去电报说：“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该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②

1945年8月8日党中央电告：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即将投降。当夜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领导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大中城市，进攻上海。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作书记，张承宗等4人为委员，命令城工部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全体党员不分昼夜，斗志昂扬，积极准备。广大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工厂已贴出“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任市长”等标语，学生们也准备了小旗、标语，市郊游击队准备分散隐蔽地下入市区和工人地下军会合，等待配合新四军浙东部队前来解放上海。

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蒋介石政府垄断了受降权，勾结伪军阻止我军攻打大城市。中共中央于21日14时和24时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撤出游击队和地下军。新四军浙东部队北撤到山东，上海地下党从组织武装起义转向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和社会各界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继续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

三、上海地下党建立了“第二线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实际包括两个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是第一战场；中国共产党发动蒋管区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战场，有力地配合了自卫战争的胜利。

自南京谈判破裂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指导国统区的党的工作。当1945年的昆明“一二．一”运动和1946年底北京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群众性斗争的高潮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时局明确指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认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要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更大高潮。在党的领导人中，这是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在上海、北京等地学生掀起的1947年“五二0运动”爆发后，转战在途中的周恩来，5月23日，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进一步强调：要“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的评论中也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这既对第二战场的和平民主运动作了高度评论,也对周恩来的“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作了充分肯定。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既协助毛泽东指挥第一战场的武装军事斗争，同时还肩负着领导第二战场的重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遭到蒋管区人民的反对。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云南工委领导下，昆明30多所大中学校的三万多名学生举行“反对内战、争取自由”的总罢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十二一”惨案。周恩来在延安青年纪念“十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他高度评价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号召全国青年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平而斗争。在这次演说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未来”的著名论断。

1947年是全国民主运动最为高涨时期。1946年12月，驻华美军在北平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初，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参加抗暴示威的学生达50多万，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的5000多名学生在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遭到镇压，造成了著名的“五二0血案”。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支援，示威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1947年11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共产党员于子三在被捕惨遭杀害后，全国各地十多万学生罢课抗议，批迫害、争自由的斗争持续了4个半月。1948年1月，周恩来在西北局高干扩大会议上指出：“过去一年有三次大的学生运动”，“从这次学生运动即可看得很清楚，第一步是反美；第二步是反蒋；第三步是援助共产党。”这说明人民群众运动的政治倾向越来越鲜明，人民运动此起彼伏，为配合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6年4月，刘晓从延安回到上海，主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上海地下党的四点批示：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长时期里，国民党在上

海将占优势，因此，上海的地下工作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注意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争取中间分子，形成深厚的强固的社会基础，以待时机。在工作作风上，切忌犯急性病，只顾眼前利益。同时，对国民党的各派系要调查研究，利用矛盾，利用合法，采取智斗，善于斗争；必须注意隐蔽党的组织，明确坚守秘密工作原则。要唤醒人民注意全国局势，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经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重要部署：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将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

   根据十多年的斗争经验，上海中央局冷静沉着地思考“16字方针”的执行方案，深知党的工作必须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必须深入工人职员、老师学生之中做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切戒盲动、急燥，不讲主客观条件蛮干。否则，必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要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起来，提出适当的口号，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旦时机成熟，便 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为此，市委深入发动通组织群众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各行工会400多个，参加职工30多万人，全市大中学校建立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知名人士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市民共5万多人聚集北火车站广场欢送。上海中央局刘晓、刘长胜现场指挥，张承宗等人参加指挥和现场联络。广场上欢送队伍高呼“反对内战，

要求和平”的口号，显示了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大检阅。   

在反动统治的心脏部门国民党警察局里，上海地下党建立了地下澡警察委员会。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党员数从100发展到500人，建立党支部20个。名警察分局、监狱、“飞行堡垒大队”中都有党支部，党的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冲破敌人阻挠，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20日，上海等地学生在南京示威请愿，被国民党军警打成重伤20多人，500多人被打，20多人被捕。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罢课，参加学生5万多人。接着工人也参加进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显示了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5月30日，毛泽东指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给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民主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上海中央局领导，直到上海解放。

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这一时期，潘汉年系统向中情部报告的国民党上层核心机密情报就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海上向东北军事运输情况；国民党徐蚌会战部署、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及工事建筑要图；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的组织系统、补给表、军队运输情况；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还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及《江阴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1948年初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军事指挥中枢急需对未来作战指挥绝对必要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军事地图，青年时代曾参与刺杀蒋、汪，后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华克之受命设法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获取了一批日军为侵华制作的，限师以上军官使用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比例军用地图，并分五批辗转送往中央。这些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此中央曾多次对潘系统工作予以表扬。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上海中央局指示上海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上海市委马上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返迁移，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上海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人民保安队共6万人，参加宣传队4万人。对国民党机关、海关、邮电、铁路、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银行报馆、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的财产档案作好保护工作，为共产党接管作好准备。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开始攻入市区，直到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时战火激烈，硝烟弥漫，上海中央局和上海市委通知全党9000余名党员，10万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进入各岗位，配合迎接解放军。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从未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

结 论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与在华中的新四军始终关系密切，相互支援，相互依托。新四军的抗日业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有力地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也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发挥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优势，不但在宣传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工作，而且还输送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工作，帮助根据地创办大学，运送革命书籍办书店，对提高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一定的贡献。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指导下的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中央局和上海市委配合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武装夺取政权史上的奇迹。

作者 石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