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四军办事机构的设立，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它主要承担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等主要任务。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人民军队史上有着十分特殊但又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共合作 新四军办事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南方游击区先后共设有43个办事机构（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兵站、联络站）。它们成立时间有先有后，组织规模有大有小，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肩负的责任、工作内容亦各有不同。这些办事机构是伴随着第二次国共和合作的形成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见证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动全面内战的全过程。本文试就抗战时期新四军办事机构的概况、性质、工作职责等作一简要阐述。

一、新四军办事机构概况

抗战时期，新四军设立的办事机构其建立过程大体有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至11月，南方游击队在谈判整编期间，以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在游击队原驻地建立了4个办事机构。即赣南抗日义勇军驻庾（池江）办事处、抗日游击第1支队驻修水通讯处、汀瑞抗日游击队驻瑞金办事处、湘赣边游击队驻吉安通讯处。这些办事机构在新四军组建后即改称新四军的办事机构。

第二阶段：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新四军军部组建后，长江以南各支队向皖南集中期间，陆续建立了30个办事机构。如江西的新四军驻赣（南昌）、景德镇、贵溪办事处，新四军驻金资贵、瑶里、黄岗、都昌、河口留守处，新四军驻思顺、石塘、慈溪通讯处。湖北的新四军驻通城、大畈通讯处，新四军驻七里坪留守处。湖南的新四军驻浏阳办事处，新四军驻平江、湘南、耒阳通讯处，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福建的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新四军驻龙岩、崇安、宁德留守处。浙江的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安徽的新四军军属分兵站、立煌兵站。河南的新四军驻竹沟留守处。

第三阶段：1938年4月至1941年3月，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期间，组建了3个办事机构。分别是新四军驻涡阳联络站，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联合办事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此外，还有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重庆办事处、香港办事处、驻湘办事处及衡阳办事处等6个办事机构，它们与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

二、新四军办事机构的性质分类

根据服务对象、驻地、设立的目的以及实际所起的作用，上述43个新四军办事机构在性质上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与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联络和交涉的武汉、重庆办事处。它们与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在中共中央代表及中央分局的领导下，承担着中共代表团或者是中央局办事机构的部分职能，并对其他办事机构负有指导和联络的责任。第二类是设在国统区省会或战区机关驻地的办事处，如驻赣（南昌）办事处、驻福州办事处等。它们重点承担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和交涉。部分也和驻当地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如驻湘办事处、桂林办事处等。第三类是设在英属香港及敌占区上海的办事机构。第四类是各支队整编前后在原驻地设立的一些留守机构，主要负责与国民党行署以下的地方当局联合和交涉。如驻竹沟、平江、宁德等留守处。

三、新四军办事机构在中共组织体系中的位置及几个关系

一般说来，中共在组织体系上存在三个层次：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派出机构、地方组织机构。在具体的组织机构上也相应分为三级：中共中央、中央局和省、市、县（区）委。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年代，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因此，国共两党事实上的合作，更多的是通过军事合作来体现。由此，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形式上虽然是中共军事系统的办事机构，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实质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敌后进行军事联络和开展统战工作等的机构，它所传达、贯彻、释放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意图，很多不便由中共党内高层出面与国民党方面接触、联络、商讨的事宜，均由它出面代为处理。正是这种特殊的性质，决定了新四军办事机构在中共组织体系中有着较为独特的位置。往上而言，它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时中共当时还设有各中央局，而很多中央局大部设在八路军、新四军办事机构内，因此它也对相应的中央局负责。就下来看，因为各办事机构分为四种类型，大致而言，第一类办事机构一般主要管辖第二类办事机构，经常性对其工作予以指导。此外，各办事机构都还协助、配合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开展相应的工作。

正是有着这些特点，各新四军办事机构的存在、工作开展便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关系：

1、新四军办事机构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新四军军部的关系

新四军办事处虽然是以新四军军部派驻办事机构名义出现，向中央中央、中央军委及新四军军部负责，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也是中共中央代表的办事机构。各办事机构随时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新四军总部保持联系，请示报告涉及国共两党关系、军事战况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2、新四军办事机构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关系

抗战期间，为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在国统区设立了若干中央局（中央分局）。这些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外保密，因此为安全起见、便利工作开展，中央局大多设在八路军或新四军办事机构这些公开合法的机关内。有的办事处不但起了掩护作用，还实际承担了中央局的部分机关职能。

3、新四军办事机构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

十年内战期间，中共组织在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下，遭到严重破坏。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共各级地方组织开始着手恢复、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新四军办事机构特别是一些留守处大多与特委、县委合署办公，同时接受上级办事机构以及当地党组织的领导。

四、新四军办事机构的工作职责

1、担负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交涉新四军的编制名额、军饷、装备、物资，及协商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军作战工作。

抗战初期，新四军建立后，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军饷20万元，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每月前往国民党军需署领取。后来，国民政府将新四军的军饷、军需物资直拨到所属展区领取，并制造各种借口，减发或扣发。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办事处经常到国民政府军委会交涉，据理力争，坚持向国民政府所取，直到抗战胜利。

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需要的物资不断增长，而国民党政府只是按新四军1万人的编制发放，武汉办事处除向国民党方面交涉，尽量争取多领一些外，还想办法采购部分物资以应前线急需。“1937年底翌年初，武汉办事处派人或通过在香港、长沙、广州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筹集和购买包括大米300吨、面粉40吨、枪100多支、雨衣3000件，以及机械、通信器材、日用品、弹药等大批军需物资，先后运到武汉，再转送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军属分兵站代表新四军军部同国民党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兵站统监部接洽粮食、武器、弹药等供给事宜。”他们一方面交涉战区高层，反击污蔑新四军的谬论，迫使战区供应军需物资，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中下层官兵中采取教育转化、亲属说情、帮助解决家中困难等种种措施来密切关系，从而顺利完成物资领用任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形势需要国共两党就战局发展、作战计划、兵力配合、战斗情况以及掌握敌伪军情等不断进行联系、通报。因此，各办事处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重庆办事处地处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因此，“八路军、新四军的一般战斗情况，包括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损失以及敌情等，除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外，有些也经重庆办事处报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办事处在收到八路军、新四军发来的战报后，交南方局军事组改用一般公文呈式拟稿，再由办事处分别送出。经常性的战报送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重要战报则需分送蒋介石等要人。同时，还负责向中央军委和国民政府军委会转呈国共双方的重要作战计划和协同作战的意见。有时，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便于作战，也将有关作战计划、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这类文电也多是通过重庆办事处转达。此外，办事处按照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要求，及时通报八路军、新四军掌握的日军、伪军的番号、部署等情报。一般情况是每月综合报告一次，重要情况随时报告。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敌伪广播》（日刊）和《敌情通报》（周刊）等材料发给重庆办事处。办事处收到材料后，除及时送给中共中央代表、八路军代表和南方局军事组外，还要参与对材料的研究、整理，最后由电台转报中央军委、八路军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及中共领导下的其他抗日部队。

此外，一些新四军办事机构还直接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战。如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应国民党高级将领叶肈、李觉和张冲等邀请，分批派出百余名优秀秘密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分别担任师参谋长，集团军副官主任，团、营、连长，各级参谋，团、连级政治指导员以及军事、政治教官等职。他们不进行组织活动，只积极工作，与国民党广大官兵并肩作战，表现英勇、顽强，为赣北抗战做出了英勇的贡献。”

2、积极组织人员往来、物资转运等交通联络工作。

既然是新四军派驻各地的办事机构，所以组织人员往来以及物资转运等工作便成为了各办事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在组织人员往来方面，1938年1月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2支队北上抗日后，许多来自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际爱的华侨青年和广东潮汕、梅县等地的干部和青年，志愿要求参加新四军。龙岩留守处承担起了接待工作，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组织护送和转运，使这些有志青年安全、顺利地到达前线。

立煌兵站在设立期间，自己动手盖了草棚作为招待所，转运了很多延安抗大的学员去新四军所属部队或地方参加抗日工作，并护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等重要将领。此外，立煌兵站依靠中共基层组织的配合，在运输沿线建立情报网、交通站，一次又一次把物资运送到新四军第4支队。

新四军军属分兵站下属的第1派出所在1938年就接待和护送过往人员五六百人次，包括周恩来、袁国平等重要领导人以及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共产党员路易艾黎、美军少校卡尔逊等国际友人等。“驻岩寺派出所还负责接待了来自上海、江苏、武汉、广州、浙江等敌占区和国统区各方人士。”

在物资转运方面，温州采购办事处利用温州商业发达的优势，为新四军采购和输送军用物资。当时上海的煤业救护队有25辆汽车，经常来往于温州采购办事处和新四军军部之间，负责输送军需物资。同时还与香港、广东的有关组织和菲律宾、南洋群岛等地的爱国华侨联系，把爱国华侨捐献的大批被服、药品、军械、医疗器械及捐款，转运到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当年初，从各地海运到温州、宁波两地的军需物资有数百吨之多，采购办事处都安全地把它们分批运到了新四军军部。”

上海办事处自1941年3月成立后，一方面在近两年时间内，先后护送2000多人去苏中、苏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在福州路开设报关行专门进行各种物资的采购和运输，包括药品、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讯器材和其他军需物资。“此外，还为根据地采购运送了印刷器材、票版、印钞纸张等物资。”

香港办事处和桂林办事处通力合作，香港办事处先将从海外募捐筹集的物资海运至越南海防，然后桂林办事处再接力运至延安。如1939年5月，桂林办事处派出交际科长邱南章、交通运输科长龙飞虎、财会科长殷承祯，带领20多名运输副官和司机，到海防接运汽车10辆、救护车2辆、汽油7000加仑、无线电器材30大箱及一批医药、医疗器械、被服等，数量达50余卡车，辗转奋战4个多月送到延安。

衡阳办事处这时也积极开展工作，对从武汉等地撤退的人员、物资进行安置和转运。到1939年4月，共安置转送各方面人员300多人，转运汽油、药品、器材等物资五六十吨。

3、加强与各地方党组织的联络，壮大抗日骨干力量。

各新四军办事机构在做好统战、交通联络、物资筹措等工作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和联络，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为保护和壮大抗日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住各地办事机构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展了20多万党员，恢复和建立了4000多个党支部。”

武汉办事处从筹备时期开始，便配合中共湖北省地方组织，恢复湖北省及邻近地区的中共组织，整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1937年10月中旬，在董必武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11月，武汉办事处与湖北武昌反省院中的中共支部联系，营救出彭怀堂等36名中共党员。“到1937年底，共营救出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00余名。他们被分别派往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去恢复中共组织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1938年春，鄂东、鄂南的中共组织，在武汉办事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重建工作。鄂中的中共组织和中国湖南湘江特委也与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1939年1月至4月，南方局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统一南方各省中共组织负责人的思想，先后在重庆办事处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周恩来、董必武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亲自为学院讲课。6月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活动，南方各省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重庆办事处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抓紧把已暴露或有可能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转移、疏散到外地或农村，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和火种，功不可没。

此外，很多留守的新四军办事机构，承担了大量培训抗日骨干、发展抗日进步力量的工作。如1938年2月，驻七里坪留守处以合法名义，由郑位三主持万人集会，“成立抗日人民委员会，号召人民支援新四军，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仅七里坪地区就出动了40余部手推车和30多头毛驴为部队运送粮草。黄安县报名参加新四军第4支队的青年有470余人。”（5册578）同时，还按照抗日军政大学的训练方针实行办学，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术、群众工作等内容，“举办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和一期中共党员训练班，共培训干部300余人。”

平江通讯处在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后，于1938年6月到平江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动员60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8月，又指导民先队广泛开展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活动，“在平江出现了一个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送的参军热潮，先后有500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到抗日前线作战。”

竹沟留守处成立后，“协助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举办了6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对外称新兵队），培训河南全省支部书记以上干部1000余人；3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培训300余人；4期地方武装干部选连班，培训200余人；以及数期电台、机要、卫生、司号、供给、妇女干部选连班。总计经竹沟留守处培训的各类干部、骨干达3000余人。”并且还设置招兵处，大批招募新兵，组建新四军基干部队，不断为第8团队输送兵员。

4、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日。

新四军办事机构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因此，各新四军办事机构大多把统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驻赣办事处在黄道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统战活动。如利用江西第三党负责人王枕心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私交颇好的便利，使熊同意组织江西青年服务团，王枕心任总干事实际负责，为江西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还动员学生黄贤度出任省保安司令部政治训练处上校组训科长，并吸收其为中共特别党员，利用其公开职务之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此外，驻赣办事处还多次利用举办宴会、座谈会、招待会等的方式，邀请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要员、民主人士、著名教授、爱国人士参会，积极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抗日主张，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支持。

驻庾通讯处在上层“与国民党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保珩、大庾县长彭育英、信丰县长李培春、南雄县长曾绳点等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在基层则“派出秘密党员担任5个乡的乡长、20多个保的保长、3个县的妇女指导处主任和2个县的抗敌后援会主任，从而加强了基层统一战线。”

平江通讯处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争取与团结当地开明士绅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县乡政府工作人员共同抗日。通过组织抗日宣传队、召开民众大会、书写标语等，大力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表明中共为挽救民族危亡，卷起前嫌，与各阶层人士合作抗日的真正态度和光明正大的立场。

作者：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