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秋天，在浙东游击纵队的哥哥鲁冰同志给我来信，约我组织几个要求进步的年轻人前往浙东四明山参加革命。于是，我联系了陈英等三位平时很要好的同学，一起悄悄地离开了熟悉的家乡。从温岭县城出发，经四、五天的周折，徒步四百多公里，跋山涉水到达宁波，然后从宁波坐脚划船抵达慈溪的宁嘉溪村，终于与哥哥鲁冰相见。

经哥哥鲁冰介绍，我们一行四人到了梁弄浙东纵队政治部，由政治部分配我和陈英同志到韬奋书店工作，另外两位同志分配到教导队学习。自打到韬奋书店报到，书店的同志们对我们热情相待，工作上耐心细致的指导，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怎么会建立韬奋书店呢？那是在1942年夏浙东区党委成立后，迅速建立新闻电台成立时事简讯社；1943年7月铅印的《新浙东报》代替了油印的《时事简讯》，并成立新浙东报社印刷厂和发行部，还附有一个纸厂；1944年9月浙东区党委召开宣教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在原《新浙东报》发行部的基础上，成立浙东书局，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顾德欢）直接领导。同年冬天，为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浙东书局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

韬奋书店的经理诸克、副经理陈永年（陈树穗）；（书店）下设发行总部，钟虹任主任、赵诚任副主任（另外还有印刷厂和造币厂）；发行总部下设各地区分部，对外统称韬奋书店。

我到韬奋书店后，又陆续从上海、宁波、余姚等地来了十几名同志。初来到书店，大家的革命热情虽然很高，只知道能看到不少进步书籍，但对具体业务该干什么却十分陌生，书店的发行业务既要管物资又要管财务，而且书还要购进又要发出，实在是一窍不通。怎么办？在1944年的冬天，由诸克、陈树穗、钟虹等同志牵头，开办了三周一期的训练班，邀请《新浙东报》的社长于岩同志和社里的骨干巴驿溶、吴文碧等同志讲政治、时事课；诸克、陈树穗同志讲出版、会计课；钟虹同志讲书店的建立与发展等课程。大家都想早些熟悉业务，因此学起来都很有劲头。训练班很快就结束了，时间虽然短，但内容丰富、实用，效果非常好。这批学员在当时的浙东韬奋书店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多数人也成为后来书店的骨干。

书店的所有同志（包括印刷厂）一律享受供给制待遇，与部队的同志一样，实际上我们都是游击队员，只是分工不同。

随着形势的变化，战争的发展，为了配合主力部队宣传的需要，我们也跟随部队不断地转移。只要部队在一个地区打了胜仗，建立了根据地，我们书店就在那个地区建立分店（对外统称韬奋书店）。当时书店的总部设在杜徐岙，除了在梁弄司令部的驻地设有韬奋书店（分部）外，还有三北、上虞、嵊新奉、余上等建立了分部。每开辟一个新地区，就与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经常帮房东挑水、扫地等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房东时常送一些盐炒小土豆等当地的土产给我们，相处得亲如一家，像歌里唱的那样：“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

我原在总部担任会计，不久梁弄分部的周克非同志被派到上海搞材料工作，我被调任梁弄分部担任主任。随着时局的变化，战斗节节胜利，我又调到鄞西开辟新的分部并担任鄞西分部主任。

韬奋书店成立初期主要以发行《新浙东报》为主，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陆续翻印其他解放区（如东北、华北等地区）出版的图书。浙东翻印的第一本图书是《关于红四军的决议》，这是用钢板刻写后，用油墨印制而成的。以后有了铅印器材，先后出版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整风文献》、《论共产党员修养》、《关于党的政策》、《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评<中国之命运>》、《政治常识》、《根据地的建设》、《一笔总账》、《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等几十种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常识》和《根据地的建设》两本书，是浙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同志亲自编写的，也是浙东出版物中仅有的两本自编书。

根据地的经济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为节约资金避免浪费，除报纸免费发送外，其余的出版物各发行分部都采用销售的方式发行。虽然图书价位已经降至很低，但受购买力水平的限制，也只收回一部分成本费。另外还从上海、宁波等城市采购来钢笔、铅笔、日记本、墨水等一部分文具，既扩大了业务也可以满足当地群众和部队官兵的需求，非常受欢迎。在当时，假如哪个部队战士上衣口袋里别一支上海生产的新民牌自来水钢笔，就已经觉得很让人羡慕了；如果有同志再能买到金星钢笔，那就更加了不起。我们为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给他们提供方便与需求而感到高兴。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浙东的出版发行事业也得以快速扩展，于1945年初，韬奋书店发行总部由原设址杜徐岙搬迁至梁弄，后来又搬到袁马；书店的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增设了出版科、会计股，领导任命我担任会计股股长。也就是这一年的6月，不满20岁的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5年夏，粟裕、叶飞同志率大部队渡江南下，建立苏浙军区并在浙西、孝丰等地打了几个胜仗，消灭国民党顽固派上万人。同时，我浙东纵队在上虞消灭了“田胡子”部，争取了张俊升部的起义。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大部队奉命向鄞江桥挺进，准备解放宁波市，书店派出一个宣传组随军前进。宣传组是书店和报社的几位同志组成，由我担任组长，吴棠华同志担任副组长，一路上张贴标语做宣传、鼓动工作，大大增强了作战部队同志们的战斗士气。清楚地记得在一次距敌人岗亭100多米处张贴标语，岗亭内放出冷枪，子弹从我们头上飞啸而过，然而，看着战场上英勇奋战的部队官兵使我们勇气倍増，毫无畏惧地去完成我们的任务，一路的随军宣传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视死如归”的滋味。

1945年9月底，局势需要战略转移，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印刷厂的同志印完最后一期刊有“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一文的《新浙东报》后，将撤离浙东四明山。浙东韬奋书店这个中共浙东区党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专门开辟出版发行事业的机构，在浙东根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提供了精神食粮的书店，在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余姚梁弄镇的老人们提起当年的韬奋书店还激动不已。

浙东韬奋书店的光荣使命就此结束，留给我们的将是永远的怀念与深刻的记忆！

                  鲁明口述 明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