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成功地进行了伟大的制度创造和政治实践，结合新的情况赋予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以新的历史任务，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统一战线；任务；发展

多党合作指的是一种联合策略，是指一些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组成的政治联盟。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地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创立了无产阶级多党合作理论。1840年恩格斯在批判弗·威·克鲁赫尔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概念，他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可以看出，同不同政治力量的合作伴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

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产生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统战思想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创立了多党合作理论。《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产生。《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它工人的政党，但是在19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中有许多派别，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只有团结联合其它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团结争取那一部分受他们影响的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阐述了共产党必须同其他政党建立多党合作关系的基本观点。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交往就成为其自身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2. 列宁多党合作理论

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进程中可以也应该和其它民主政党结成联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总结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非常重视争取和联合其它的民主党派的列宁也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认为，苏维埃有多个党参加，这是一个优势，而不是缺点；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是由多数党掌握政权；苏维埃政权中的多党合作，必须有利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革命纲领，必须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积极争取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后因左派社会革命党坚持敌对立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最终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局面。

（二）实践基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中共领导层在事变发生之后多次在公开场合倡导国共两党、一切党派和政治力量共赴国难，以国事为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两面性坐了精辟的论述。1936年6月，国民党集团内部爆发了“两广事件”，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提出了要和平解决事件以利于抗日救国的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科学的研判，积极斡旋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之间，最后促使“西安事变”得以基本和平解决。随着中日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最终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延安立足，也得到了暂时休整的机会。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实际矛盾的变化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同时，延安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使毛泽东有时间能够集中经历对中国未来政治格局得以思考，对建党以来多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予以总结。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多党合作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了多党合作的任务

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任务主要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出席并参与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九一八”事变以后，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的加深，整个东北地区迅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联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5年8月1日，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此，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党合作的性质、构成和方式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学说，并提出了这个时期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为了使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继续下去，而且在组织上形成起来，‘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联盟”的重要思想。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一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与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这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更广泛的联盟。

（二）奠定了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指出了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中就有所思考：“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的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联合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早期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统一战线理论及多党合作理论的初步实践，它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权中的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向何处去”，同时郑重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切实尊重一切民主人士的政治权利，对资产阶级没有任何歧视。毛泽东指出：“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三）确立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方针

确立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方针，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代背景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敌对双方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这两支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达成了暂时的和解。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从陕北延安等地撤走，让出延安、甘泉、富县三地给红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县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到达陕北后的中央红军不足七千人，但红军在党中央到达延安后获得了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所辖的部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充分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共产党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同国民党实行遇事协商的方针，确保了共产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开始谈判，在谈判中，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一方面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方针，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后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王明从苏联回国之后，大肆宣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政策，鼓动共产党放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二、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参照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法局部执政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党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以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成，是否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否顾及各阶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不但制定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诸如全面抗战路线、‘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劳动、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无不透出强烈的人民性、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只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将边区治理好，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

抗日战争后期，国内阶级力量走向"两个极端化"的时候，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抗日救国，在国共两党之外成立"第三党"，并逐步形成民主党派。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早已经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违背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独揽了国家一切权力，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一党专制独裁，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结果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反将中国推向了更加腐败、动荡和黑暗的深渊。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形成提出了现实需求。同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合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吻合，他们在成立初期就有向工农寻求支持与合作的强烈的政治愿望，并在以后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了与中共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他们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和衷共济，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汇聚了强大合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从而最终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为多党合作制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道德支撑

延安时期，毛泽东布衣草履，素食茶饭，经常废寝忘食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吃同样的小米饭，穿同样的补丁衣服，享受同样的生活标准，并且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经常忘我地工作，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单薄棉衣，利用雪天为其打了一些银狐，为他作了一件狐皮大衣，可毛泽东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狐皮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参加了纺织生产比赛，两人还被评为防线能手。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两袖清风，住在就旧窑洞里，岁身体虚弱，扔拄着拐杖坚持深入农户家，嘘寒问暖、了解实情。朱德自觉参加大生产运动，经常背着粪筐拾粪积肥，驻到王家坪后，还开垦了3亩地，种了10余种蔬菜，种植的大南瓜还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得到了展览，使参观者备受感动和敬佩。一位老延安人会议道：“延安时期那么纯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愤，就是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的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强的党性塑造出了优良的党风，用“延安作风”代替了“南京作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连美军观察组都发出感叹：“延安使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

广大民主人士来到延安之后，被中共的道德力量所吸引，他们看到了中共与国民党在作风上的迥然不同。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之后，被延安居民的淳朴和中国共产党良好的作风深深感染，他也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消除了之前对中共的误解和偏见，最后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作风和作为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的主要创始人和他们的追随者，这也是他们最终放弃第三条道路而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总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丰富的内容和厚重的历史意义。

            梁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