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父亲钟伟诞辰100周年。今年，3师分会组织了纪念活动。抚今思昔，我们更加怀念敬爱的父亲；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令我们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父亲原名钟步云，1914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三阳乡凭头岭一个农民家庭。乡里小学的老师袁克奇是平江南乡一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在他的启蒙教育下，父亲开始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他经常跟着袁老师到农民群众中进行各种革命宣传工作，帮助推行党

的“二五减租”政策。1927年8月，袁老师将他安排到吴克坚创办的秀野师范附属小学读高小，实际是为党作秘密交通联络工作。1928年1月，他加入了共青团。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重新攻占了平江县。父亲带领52名少先队员加入了红军，并于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父亲就跟随彭德怀开始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战斗生涯。

父亲参加红军后，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是军内闻名的。1939年6月，父亲和母亲刘挽澜一起从抗大赴河南四望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父亲任鄂豫独立游击支队2团政委，他同团长王海山带领2团在罗山县朱堂店，把前来偷袭的400多日军打得狼狈逃窜，击毙、打伤鬼子80余人。不久，又在新街配合1团打退300多日军的猖狂进攻，击毙、打伤鬼子50余人，给了日本侵略者和伪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不少伪军纷纷携械投诚。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加新四军，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

    1942年11月，父亲任新四军淮海军分区第4支队司令员。他很快将一支主要由县大队等地方部队组建成的第4支队带成一支能攻善守的主力部队。1944年4月，父亲指挥第4支队夺取高沟，歼敌1 000余人。随后，又在杨口战斗打援，击溃500多日、伪军，歼灭日军70余人，并重伤其指挥官小林少佐。

    1945年4月，父亲率部主攻阜宁，一鼓作气攻占了三官殿、水龙局等城内多个重要据点，使敌军闻风丧胆。敌伪300多人被击毙，2 000余人被俘虏。第4支队打得快、打得猛，深受第3师领导好评。8月，解放淮阴（又名清江）的战斗开始，由于淮阴城墙高大、坚固，外围地形十分复杂，而且敌伪军守备力量又很强。兄弟部队二次攻击失利，伤亡很大。后来父亲率第10旅28团（原第4支队）主攻，五分钟就突破了敌人城防，一个多小时就彻底解决了战斗。此战，全歼敌伪潘干臣部9000余人，创“迅速解决战斗的模范战例”。新四军军长陈毅专门发来贺电。攻占淮阴，第10旅28团起了决定性作用，获“清江部队”殊荣。战友们都说：清江部队的威名是钟伟带着打出来的。攻克淮阴后不久，父亲就升任第3师10旅旅长。“两军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不战自败”，这都是父亲常用的格言。我军刚到东北时，装备很差，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个别干部、战士碰到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主力部队时，总是有些缩手缩脚。但是父亲率领的第3师10旅却根本不信邪，敢打敢拼，就是面对国民党的王牌、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新6军都毫不退缩。

    1946年2月，他率第10旅主攻鹜欢池战就歼灭了敌13军的一个营，这是我军出关以来在敌强我弱总态势之下，首次给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主力部队予沉重打击，极大地振奋、鼓舞了我军指战员的士气。不久，在铁岭、开原等地，父亲指挥第10旅击退了在飞机、坦克和大炮支援下敌王牌新1军的多次猖狂进攻，打乱了敌军攻占四平的整个战略部署，中央军委来电予以充分肯定。稍后，又率部与敌另一大王牌新6军激战，牢牢地坚守住阵地，胜利完成掩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主力部队从四平地区安全转移的重任。东总特致电嘉奖“顽军恃其美械装备，沿长春路进犯，幸赖10旅全体指战员英勇抗击，挫敌气焰，确保重地。特此嘉奖”。

    9月，第10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5师。父亲任第5师师长，率领着第5师在黑土地上叱咤风云，屡建奇功。战友们都说父亲打起仗来不要命，常常是冒着枪林弹雨亲临第一线指挥，而且“一生从来不打蛮仗”。下面的指战员不仅尊敬他，更重要的是信服他。这支部队打起仗来上下同心，个个勇猛顽强、一往无前，有压倒一切敌人的磅礴气势，因此总能在关键时刻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1947年3月，三下江南、二打靠山屯战役是父亲和第5师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也是父亲最难忘、最引以为自豪的一次战斗。他那过人的胆略气魄、灵活机敏的头脑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此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违抗林彪的多次命令，力排重议，当机立断，敢于负责，抓住战机。最终，东总及时改变了部署，我军取得了歼敌71军88师大部和87师一部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东北日报》、《自卫报》等报纸热烈欢呼：“东北战局已开始有了新的有利于我的变化：我军已逐步转入主动，而敌人则正在走向被动。”东总和西满军区对第5师均予通电嘉奖。东总首长公开表扬了钟伟的果敢精神，并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像钟伟那样，敢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敢打违抗命令的胜仗。”

    5月，在怀德、黑林子战斗中，父亲率第5师英勇击退在飞机和坦克、装甲车掩护下敌71军的凶猛进攻，保证了2纵全歼怀德守敌新l军的90团。当发现援敌即将逃跑时，父亲当机立断，带领第5师迅速地攻占了大黑林子镇，彻底切断援敌退路，致使敌71军惊慌失措，全线溃逃。是役，我第2、第1纵队歼敌71军88师大部和91师一部，击毙敌71军参谋长冯宗毅和88师师长韩振东。东总的嘉奖电中道：“找5师在抗击援敌时，战斗甚大胆顽强，追击甚机动勇猛。”

    12月初，昌图娘娘庙战斗，第5师出敌不意，主动反击，将不可一世的敌王牌中的王牌新6军22师打得仓皇逃窜，东总通电嘉奖了表现最为突出的第5师15团：“在击溃22师的战斗中，我15团战士英勇果敢，使敌人溃不成军，缴获弹药器材甚多。”

    1948年1月，敌主力新5军及其军部被我军包围在闻家台等地区。敌军阵地前是数百米的开阔地带，加上天降大雪，雪深过膝。我军几次冲锋均未成功，伤亡严重。第5师受命主攻后，父亲指挥5师利用黑夜的掩护构筑了上千米长的雪壕。同时，又调集了60门重炮。次日拂晓，第5师在对敌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后，即向敌军发起总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敌新5军军长陈林达等多名高级将领被第5师活捉。被俘后陈林达心有余悸地说：“你们的炮火太厉害了！打得我们指挥系统顿时陷入瘫痪，上下一片惊慌。自人行伍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打的部队。”此役，我军全歼敌新5军2万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10月编写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给了第2纵队5师最高的评价：“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守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击力也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而父亲就是这个头等主力师的第一任师长。

    1948年2月，闻家台歼灭战后，父亲就从第5师被直接提拔为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该纵队完全由南满三个独立师等地方部队组建，但在父亲的率领下，迅速成长为东野攻守兼备的主力部队。

    3月，父亲统一指挥第12纵队和独7师、独10师等部参加了围困长春的战斗，粉碎了敌军十余次抢粮和突围的行动。敌军走投无路，敌60军率部起义，敌新7军缴械投降。10月，父亲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执行了中央军委和野司的命令，果断地率领第12纵队和三个独立师首先向敌军东北老巢沈阳发起突然袭击，死死地拖住了已如惊弓之鸟、急于逃跑的十余万敌人。最后，与赶来的第1、第2纵队等兄弟部队一起胜利解放沈阳。第12纵队歼、俘敌3万余人。后来，父亲专门写下回忆文章《雷霆万钧克沈阳》，发表于《星火燎原》第九期。

    11月，东野12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父亲任军长。旋即，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第49军一个师参加解放天津的战斗，与主攻部队同时突入天津城内，受到前线指挥部的表扬。父亲则亲自指挥另外两个师趁势攻占了塘沽，歼敌3 500余人，且缴获大批战略物资。在宜沙战役中，父亲指挥第49军攻占沙市、荆州、宜昌，渡江后又解放监利、益阳、宁乡，歼敌14 000余人，连战连捷。著名的衡宝战役打响后，第49军作为我中路大军的主力之一，与兄弟部队一举围歼了桂系王牌第7军的4个师近3万人。父亲一生打了这么多漂亮的大胜仗，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确实让我们为他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父亲在东北战场上与国民党著名的战将陈明仁率领的敌主力71军先后交手过三次，均给予重创。第一次在金山堡歼灭其87师大部。第二次靠山屯，歼其88师大部和87师一部。第三次在大黑林子，歼其88师大部和91师一部。我大军南下，父亲率部途经长沙时，陈明仁将军（已率部在长沙起义）主动前来拜访，说是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个三次打败他的钟伟长的是什么样子。二人相见甚欢，临走时陈明仁将军还送了一对派克金笔给父亲作为纪念。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干劲十足，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特别是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时候，他一方面狠抓军队训练，严厉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军容风纪。另一方面，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大搞生产建设，很快建起了农场、渔场、鸡场、酒厂和化肥厂……这不仅显著地改善了部队干部战士的生活，同时还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为此，他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但是，中国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政治风暴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从此他历经坎坷和磨难，特别在十年浩劫之中，几乎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1959年8月下旬“庐山会议”之后，在北京又召开了批斗彭、黄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时父亲刚随李天佑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出国参观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演习回来不久。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突然面色十分严峻地对我们讲：“这次真是祸从天降，很可能会坐牢，你们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听了大吃一惊，当时都愣住了，屋里的空气也好像都凝住了。好大一会儿，我们才问：“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只是简单地讲：“庐山会议”上硬说彭总和黄克诚同志搞了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反党、反对毛主席”。这次军委开扩大会议批斗他们时，自己不过是根据历史事实讲了几句真话，就被定为“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我们追问详细情况时，父亲非常烦躁地说：“见他妈的鬼！什么‘军事俱乐部’？完全是莫须有嘛！这些事跟你们讲，现在你们也不明白。你们还太单纯、太幼稚，哪里知道党内也有不少阴暗的东西！”第二天，北京军区保卫部就到家里将手枪、卡宾枪和猎枪统统收走了。原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某人揭发长征路上彭德怀同志下令枪杀了红1军团的一个团级干部。另外，原新四军第3师某主要干部揭发黄克诚同志在苏北贪污了三千两黄金。对这两件事，一些人指明要父亲作证。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同志、海军政委苏振华同志都知道，父亲碰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总爱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在会下都悄悄打了招呼，让他要千万谨慎。其实，他刚一回国，就已经感受到一种巨大压力了。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同志专门找他个别谈话，要他认真检查，划清界线，彻底揭发“彭黄集团的反党罪行”。他当即表示：他与彭、黄一向都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东西。但是他强烈地预感到，这次已经有人把目光盯在他身上了。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头脑的一介武夫。因此，他看见会上有些人嚣张的气焰和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肺都气炸了，但仍然强压着心头的怒火，一忍再忍，始终没有吭声。但此时人家直接点名点到他头上了，他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可能再保持沉默了。既然回避不了，那就只有说出历史的真相，父亲断然下了决心。昧着良心讲假话，对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落井下石，决不是父亲为人处世的准则。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激愤地大声说：“这个事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枪毙那人就是我奉命执行的。这个家伙在我军攻打娄山关暂时受阻时吓破了胆，拉着几个战士要临阵脱逃时被抓住，是罗瑞卿同志下命令要执行战场纪律的。彭总当时不在场，根本与此事毫无关系。有人硬要把此事扣到彭总的头上，完全是别有用心。”更令人吃惊的是，父亲又接着提起了红军第1、第3军团之间的一些历史往事，指出有人一贯拉山头、搞宗派，打击、排挤红3军团的干部。其矛头所向实在是犯了某些人的大忌！至于要父亲证明黄克诚同志在苏北贪污三千两黄金一事，父亲也是一口顶了回去。他说：“我是他下面的旅长，一直是负责指挥作战的，从来也没管过师里的钱财。我怎么会知道他贪污没贪污黄金呢。”然后他反问：“三千两黄金是多大一笔数目，是要用车拉的。既是他贪污了，他放到哪里了？干什么了？”这使那几个所谓的揭发者哑口无言、恼羞成怒。顿时，父亲被围攻，成了猛烈批判的靶子。

由于“庐山会议”期间，父亲不在国内，与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实在沾不上边，就硬说他“为彭黄打掩护，妄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定为“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将父亲撵出部队，下放到安徽去搞农业。长期跟随父亲当警卫员、时任军区化肥厂厂长的黎广才同志，只是因为没有检举揭发父亲的问题，就被扣上“贪污腐化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公职，脚镣手铐地押解回原籍动改造。

父亲对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在“文革”中他被关在牢房里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我们深切地感到，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表现不是偶然的。彭老总一直是他最敬重的领导，父亲去世前在《怀念铁锤》的文章中，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写道：“我们的彭总正是一个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克敌制胜的铁锤。”

黄克诚同志也是一位他十分尊敬的老领导。更重要的是，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很多问题，如“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父亲的看法是与他们一致的。他说：彭总的“万言书”讲的都是实在话。解放后，父亲一直同家乡的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农民真实的情况。促使父亲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终于一吐为快的另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早对林彪一伙拉山头、搞宗派的做法十分不满。他说林彪从红军时代起，就喜欢拉拉扯扯、搞他个人的小圈子。他不止一次感慨地讲：“这次自己实在是劫数难逃啊！讲不讲都一样，人家反正是要整你的。军委将空军、防空军合并后，明明是杨成武（时任北京军区司令）要我到北京军区来的，可有些人却非要说我是彭德怀安在北京军区的‘钉子’。关键是北京军区参谋长这个职位太重要了，不把你打下去，换成自己的心腹，人家怎么能安心呢？”对于强加在他头上“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大帽子，父亲当时就明确地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从1962年到“文革”期间，他前后六次向中央申诉、要求平反，不但都毫无结果，反而又增添了“钟伟还不老实，妄图翻案”的新罪名。在十年浩劫、疯狂动荡的年月里，父亲遭到林彪一伙、“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爪牙更加残酷的打击迫害。

1967年9月，“四人帮”的爪牙、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开点了父亲的名，给他横加了“彭黄死党”，“挑动安徽两派武斗的黑手”，“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等耸人听闻的罪名。1968年初的一个深夜，父亲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家中突然被北京卫戍区逮捕，关押在安徽省公安厅的看守所里长达五年，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他始终顽强不屈。特别是1972年9月，父亲在牢房的墙上写下了：“打倒林彪在安徽的爪牙——宋佩璋！还我自由！”几个大字，并进一步以绝食来进行坚决的抗争。1974年5月，父亲从对他进行“军管审查”的六安军垦农场里逃了出来，来到北京向中央申诉。但是，当时的总政主任张春桥蛮横地指责：“钟伟擅自跑到北京来告状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在父亲的报告上写道：“立刻回安徽等待处理。”杀气腾腾，跃然纸上！

粉碎“四人帮”三年后，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帮助和邓小平副主席的亲自过问下，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979年3月，中央军委为父亲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安徽省委组织部也撤销了1978年8月17日发出的“关于钟伟同志问题的结论”，恢复了父亲的党员组织生活。

两个月后，北京军区也为父亲原来的警卫员黎广才同志平了反。重新穿上军装以后，父亲极其喜悦和振奋！他迫切希望利用余生为党、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再工作几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终究未能重新出来工作。尽管父亲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打击，但他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感情却从未改变。在他病危即将去世的时刻，他以无限的深情在遗嘱里写道：“党是培育我成长最疼爱的母亲，我时刻没有离开过她，不管是在艰难困苦还是在幸福的时刻。”

回想起来，父亲对子女一向十分严格。小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各种革命故事，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不断用“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格言，激励我们珍惜时间发奋读书。每逢假期，他都要求我们每人每天用毛笔写两篇大字，并亲自批改打分。父亲还经常亲自带领我们在院子里种树、种菜，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他特别告诫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妹五人都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分别考上了中国的名牌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

父亲去世已经30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教诲和他的光辉业绩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3师分会 钟戈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