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之初，军饷由国民党政府发放。开始只发给5.6万元（包括拨遣费3万元，开拨费1万元），到1939年每月也不过10万元左右，还不到国民党一个军的四分之一。一个月的军饷分上下半个月两次发放，还要听候其派人点验，甚至蓄意克扣，拖欠，加上物价飞涨，部队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供应。叶挺军长在抗战二周年纪念会上讲到“新四军的胜利，是在饷款不济、军粮不足、军装不备、粮弹不充、枪械不补的状况下取得的。”这期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有时日常费用也难以为继。没有钱买粮，只好以地瓜、野菜充饥，战士夏天只有一套单衣，没有替换的，到河里洗澡，等衣服晾干后再穿。战士的津贴有时几个月分文未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取消新四军番号，停发一切经费。侵华日军又集中更大兵力向我根据地大举进犯，新四军进入了更为艰难的岁月。

由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把挽救祖国危亡的希望寄托在我党我军身上。他们与新四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新四军所到之处，无不热情支援，鼎力相助。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并千方百计从舆论、精神、物质诸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持。有的毁家纾难，给新四军军部捐款14万元，叶挺军长用以向英商购买了一批步枪、驳壳枪装备部队。还有的一次就向军部捐款20万元。上海、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和印尼华侨捐献的还有救护车、医疗设备和大量衣物、药品等。宋庆龄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改称福利基金会）多次调拨给新四军伤病员奇缺的手术器械、药品、食品、被服、蚊帐、毛毯等。而后，该同盟还支援新四军（华中军区）在淮安湖心寺建250张床位的“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并按美国陆军医院的标准配齐全套设备。钢丝床、摇床、特制床和医疗设备、器械、X光机、显微镜等一应俱全。江淮大学师生募集1万多元慰问新四军，有一个学生单独捐美金900余元慰问新四军伤病员。

哪里有新四军，哪里就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在前方，随军支前民工抬伤员、送弹药、运粮草，“随军旋转逐西东”；在后方，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忙于为支前服务。支前人数无法数计，感人事迹笔墨难以尽书。人民的支援，极大地鼓舞着新四军指战员。“靠人民，支援永不忘”！战时、平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新四军刚成立，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曾指示新四军要利用时机，主动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陈毅、粟裕等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率领部分新四军东进、北渡，先后在苏南、苏中、苏北和淮南、淮北等地区创建敌后根据地，建立我党领导的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惩治汉奸，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减轻人民负担，使人力、物力、财力生生不息，以保证部队供应有经常的来源。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援，又有了根据地这个“家”，新四军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下山整编时为10300余人，到1939年发展到5万余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取消新四军番号，停发军饷，反共高潮达到了高峰。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庄严宣告重建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在苏中、苏北和浙东等八个地区建立地方政权，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十分注重办学和培训干部，军部、各师均办有抗大分校（如军部的抗大5分校、1师的抗大9分校等），还有雪枫大学和教导团、队等，招收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部队和党政机关培训了大量干部。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大力开展文艺活动，秧歌剧、话剧等十分活跃。苏联名剧《前线》和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由苏公教育长夏征农改编的《甲申记》，经苏公前线剧团演出后名极一时。学欧格涅夫，不做哥尔洛夫和客里空，学李岩，不做李闯王、牛金星、刘宗敏，一进北京就昏昏然，纷纷然，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惨败。学校的兴办和文艺活动的开展，大大加强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鼓舞了士气，活跃了政治文化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在抗战艰难的岁月里，新四军发扬红军时期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执行作战（战斗队）、群众工作（工作队）、筹款（生产队）三大任务，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先富民而后足兵”。记得我们所在的机关部队除统一组织生产外，还规定机关人员因地制宜，各尽所能，自己开荒种菜、纺线（纱）、搓绳（麻绳、草绳）、扎鞋底等交供销合作社计价抵交应完成的生产自给任务。至于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抢收抢种、抢险救灾更是经常的事。

随着战争的胜利，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政权日益巩固，经济不断发展，部队有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后勤供应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规。

到1944年华中抗日根据地有7个行署，1个浙东军政民联合办事处，20个以上的专署，147个县政府，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姐妹团等群众团体普遍建立。根据地的财政税收和公粮的征收，以及各类工厂的建立，有效地保证了我军的供应。

就这样，新四军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以战养战，取之于敌；依靠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取之于民；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取之于己；依靠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各方面的支援，取之于友。总之，千方百计战胜重重困难，筹措军费和物资，以保证部队的供应和作战需要。

由分散自筹到逐步统一供应

在游击根据地被敌伪顽分割封锁，部队难以统一供应，主要由各师（旅）自下而上就地筹供。军部本身的供应原则上由华中财经委员会负责筹措，驻在比较富裕地区的部队有时也上交军部一部分。为度过难关，根据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苏中的新四军1师、苏南的16旅和皖中、浙东的部队在敌人频繁扫荡、流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与生产结合”， 战斗间隙抽调一部分人搞生产，解决部队的吃粮、吃菜等问题。新四军7师的生产和税收工作搞得比较好，不仅自给有余，1942年还支援军部50万元。第2、第3、第4师环境比较稳定的部队，生产成绩更大一些。4师1942年9个月生产收入60余万元，单是秋季种菜就有250亩。2师1943年收获稻子、杂粮16300多担，养猪1500 多头，鸡鸭23000多只，全师吃菜大部自给，师直生产较好的连队，每人每月能吃到2.5到3斤肉，前方连队大部可保持每月杀两头猪。黄克诚领导的3师派出一批指战员配合地方干部在黄海之滨晒盐、制盐，并建立了苏北盐管局，设立了生产、销售、税收机构，以增加盐款和税金收入。不少部队还因地制宜建立了一些生产、运销合作社和小型工厂，诸如粮油加工厂、肥皂厂、造纸厂、毛巾厂、纺织厂、烟厂等，以增加商品流通，活跃市场，保证供应。

在军事工业生产中，兵工生产尤为突出。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发展兵工生产。到1944年，兵工人员达1800余人，生产的手榴弹可全部自给，其他弹药武器平均可自给30-35%。其中4师用开水煮弹，提取炸药和利用旧电影胶片制造发射药等，多是在这个时期生产的。为兼顾战争需要和减轻人民负担，各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和华东局关于“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节约人力、物力，减轻人民负担。军供给部和卫生部合并成供卫部，保留两位部领导，其余大部调出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财经税收工作，开辟财源。其他机构亦多紧缩精简。以1943年为例，整个华中财政收入为11.2亿元，支出8.9亿元，收支相抵，尚有结余。

新四军在紧张作战间隙，帮助群众生产劳动。遇有灾荒，坚决响应“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积极投入生产救灾，没有耕牛，以人拉犁耕地，消灭荒地；节约粮食、衣物，支援灾民；节约人力物力和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减轻人民负担。

财经供给体制的建立与后勤供应工作的实施

各级后勤供给人员在战斗频繁、紧张、艰苦的环境下奋力工作，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建设，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优良传统和供应体系。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在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前线的思想指导下，部队打到哪里就保障到哪里。他们排除万难，忘我工作，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战争的发展，各地区相继建立了相适应的财经供给机构，供给标准、财经制度也逐步趋向统一、健全。1941年军部建立了财经部，朱毅任部长。随后华中局成立了财经委员会，曾山任主任，朱毅、方毅任副主任。各师（军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1941年4月7日华中军分会通知规定各师、旅、团成立审计委员会，团5人，旅师7人组成，并设立具体办事机构（审计总干事、干事）负责具体审计事宜。加强财经干部培训，明确会计、出纳、审计职责，各司其职，加强财政监督。各地区还相继成立了银行（苏中的江淮银行，苏北的盐阜银行，淮南的淮南银行，淮北的淮北银行）和金库系统。抗战胜利后，随着机构合并统一成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各地区银行撤销，所发行的货币也不再流通。解放战争期间，华中、山东成立华东财经办事处，方毅任主任，负责华东党政军的统筹供应。

严格制度，廉洁自律

战争年代，党政军领导对财经供给工作十分重视。1941年5月18日，刘少奇在华中局会议上所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谈到财经计划时说，“以前糊口和应付现象应结束，我们这里要作一年财政计划，决定一年的预算。”他还指出，“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制度，一定要严格，不要随便批钱、用钱。”陈毅在报告中指出：“财经工作问题要经过预算和决算，不能浪费，团长、旅长不能乱批钱。如果这样用，税收再多，也供应不了。”1942年12月，粟裕在报告中也指出，“超出预算或超过职权批条子擅用经费者，供给部有权拒绝支付，也决不能轻易准予其报销。”这些指示明确了财经供给工作的方针，对财经供给工作也是有力的支持。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供给标准是很低的，每人每天1—1.5斤粮，5分钱菜金（包括了3钱油，3—5钱盐）。标准这么订，但有时还吃不到标准，只好挖野菜、摘树叶充饥。灯油也规定每晚1钱食油，根据任务分别规定每盏灯1根到3根灯草计算，严禁浪费。天冷了，有时穿不上棉衣，棉被也只有二斤棉花。鞋子不够穿，自己打草鞋。为了省布，衬衣的翻领、口袋也省了。夏服裤管只到膝盖下（非打绑带不可）。

艰苦朴素，领导带头，官兵一致，同甘共苦。1师师长粟裕多次负伤，身体虚弱，身边的同志想搞些照顾，总是挨批评。他常叮咛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到供给部和管理科要东西，并告之这些部门遇到这些事要拒绝，并教育他们不要这么干。1939年游击支队司令彭雪枫（后为新四军4师师长）久别十年的父亲来队，返回时组织上决定给20元经济补助，他坚决不要。最后经说服，只收下10元钱作为路费。他不吃小灶，与战士一起吃高粱馍、山芋干，并风趣说这是“牛肉干”，很好吃。他有时工作到深夜，管理部门送上馒头、面条，他都叫警卫员退回。1939年过春节，部队无钱，他决定将自己和其他几位领导的马卖掉，把这笔钱给部队过年，并对供给部的负责同志谢胜坤、郭金林等讲了秦琼卖马的故事。他讲到越是困难，越要关心士兵冷暖。打仗靠部队，不骑马也能打仗。马以后有钱了还可以买。淮南行署主任方毅有关节炎，想买条卫生裤御寒，他交代办理人员说，我只有6元积蓄，超过了就不要买。结果一打听要8元钱，就没有买。在领导同志的影响下，“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万众一心，战胜艰难困苦，同仇敌忾，形成克敌制胜的巨大力量。

各级后勤供给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不少同志成天生活在黄金、银元、现钞堆里，从不挪用一分一毛。新四军女会计李洁亚，身负重伤，仍竭尽全力掩藏好所带的银元、账册，牺牲时年仅18岁。江南行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处处长兼6师供给部长李建模为革命理财，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大家赞誉他是最可靠的“保险箱”。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在皖南事变突围的紧要关头，他精减了全部生活用品，穿着前后都装满黄金、银元、纸币的特制背心，冒着枪林弹雨突围，终于在皖南特委地下党负责人的帮助下突出重围，辗转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将经费和账册“完璧归赵”，如数交给军供给部部长宋裕和。

              1师分会:钱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