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到家里，见到一张客人来访未遇留下的字条：“我已来南京，很高兴即将与你共事。我们住灵隐路15号，是你的邻居。”署名是：罗晴涛。前几天我已得知，原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晴涛，即将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劳动，来任《新华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分管政治工作。我一直兴奋地期待着他的到来。我匆匆吃了晚饭，立刻到他的住所回访。我们紧紧地握手，很有点劫后重逢的感觉。
我和罗晴涛相识很早，但并无深交。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才有了彼此关切、休戚与共的友情。
现在的史书说“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其实，1965年12月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揭开这场悲剧的序幕。我多年负责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的军事宣传，因此，1966年6月就被批判为“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吹鼓手”。事发突然，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在杭州的罗晴涛听说了，托人带口信给我：“沉住气，相信党，是非曲直总是会澄清的。”虽然无助于改善我的处境，但这种安慰使人心里温暖。
几个月以后，罗晴涛的处境就比我难得多了。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浙江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借口浙江省军区窝藏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织一千多名群众冲进省军区机关。这是全国首次冲击军事机关。浙江的形势急转直下，省委和省政府完全瘫痪，造反派再次冲击并占领省军区营区。
1967年3月15日，中央鉴于浙江两派武斗严重，局势极为混乱，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省军区政治委员龙潜为主任，罗晴涛任秘书长。他们为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生产建设，保护党政领导干部，日夜操劳，四处奔走。但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受到反对。7月4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宣称省军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22日，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龙潜和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被关押。接着，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和政治部主任罗晴涛又被批判为“二月逆流”在浙江的代表，“打倒阮李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值得一提的是，龙潜、阮贤榜、李国厚和罗晴涛，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新四军第二师工作。文革以前，他们从不同的部队先后调来浙江。这当然只是凑巧，但是我想，在新四军的共同经历，一定有助于他们面对复杂的斗争形成默契，步调一致。
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后称“一月会议”。会议宣布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罗晴涛发言时，康生忽然指着他说：“你罗晴涛是个什么呢？是个摇鹅毛扇的，是个讼棍。”张春桥也说：“你这个人真像个绍兴师爷。”“一月会议”结束，罗晴涛回不了浙江了。他先到学习班，然后到了五七干校。
在罗晴涛他们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在南京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一月会议”以后，我们不便再联系了，只能默默地祝愿他们平安。现在，罗晴涛出来工作了，虽然回不了浙江，虽然只是一种过渡安排，但毕竟可以舒展手脚了。
那时，我任《新华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编辑部领导小组组长，不参与人事工作。但办报需要人才。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些人对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历史问题、思想作风处处苛求，抱有成见。在讨论编辑人员去留时，我常常要与别人争论甚至争吵。罗晴涛的到来，使我如释重负。他熟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我再也不需要为了留住人才而据理力争了。
二
1971年春节临近，罗晴涛向《新华日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韦明建议，应该到同志们的家里去看看，表示慰问。我们三个走遍报社的各个宿舍区，到了每一位编辑人员和每一位印刷工人的家里。天寒地冻，韦明和我都冷得呵手跺脚，比我们年长的罗晴涛却精神抖擞。他笑着说，我们还有过穿单衣过冬的日子呢！
于是罗晴涛给我们讲了他的那次经历。
罗晴涛是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的。1939年春，他所在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铁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这年年底，日军两千余人占领全椒县古河镇，烧杀抢掠，使这个皖东重镇陷入灾难之中。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两个团星夜兼程，迎战敌人。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收复了古河镇。时任民运组长的罗晴涛，奉命率全组来到战场，动员逃难的民众返回家乡，组织他们互济互助重整家园。
那时候新四军还没有建立敌后根据地，更没有被服厂，棉衣都由老百姓手工缝制，数量有限。罗晴涛的民运组出发时，部队正在分发棉衣。为了让战士们先有棉衣御寒，民运组只穿着单衣就动身了。战斗频繁，工作紧张，他们一直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奔波。新四军的反“扫荡”战斗不断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皖东人民的抗日信心，许多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这个冬天，部队几次分发棉衣，民运组都让给了新战士。看到新战士穿上棉衣斗志昂扬地奔赴战场，罗晴涛他们虽然寒冷，心里却暖暖的。
有一天，中共苏皖省委书记刘顺元来检查工作，看到民运组同志还穿着单衣，很受感动，立刻拿出钱来，派人买来干树根让他们烤火取暖。临别时，刘顺元说，今年前后方的同志大多数穿上了棉衣，唯独你们还穿着单衣，我回去会派人送钱来，你们尽快就地缝制。三天后，钱送来了，按每人七元，民运组八人共五十六元，有纸币，也有银元。当年经费困难，显然区区五十六元也是凑起来的。
那些日子民运组工作繁忙，驻地不断变动，一直顾不上缝制棉衣。转眼天气渐渐暖了。罗晴涛召集全组开会，讨论缝制棉衣的钱怎么处理。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局不给新四军发军饷，前线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就把这笔钱作为特殊党费上交吧！
这大概只能称作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小插曲，但也反映了新四军在敌后环境的艰难和面对这种环境的精神风采。
三
有一次，罗晴涛邀我星期天一起去六合走走。现在的南京市六合区，那时还是长江北岸的六合县。罗晴涛要重访抗日战争的旧战场，写一篇关于桂子山战斗的回忆文章。
1943年8月中旬，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由副旅长罗占云和团长饶守坤率领，从安徽省天长县的汊涧地区南下，到六合一带保卫秋收。8月17日，团侦察队遭遇从八百里桥镇出来的一股日伪军。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对侦察队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了六合县东北的桂子山下。
罗占云和饶守坤得到报告，审时度势，决定迎战，坚决围歼这股日伪军，以求保卫根据地。他们的部署是：二营取道周营抢占丁家山头，一营取道杨庄打援，三营做预备队监视东南方向。一声令下，指战员斗志昂扬，立即迎着敌人跑步前进。
气焰嚣张的日伪军，突然遇到一营在右、二营在左的猛烈攻击，一时乱了阵脚。他们发现面对的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赶紧收缩在大路两侧的制高点上，呼叫后续部队增援。在增援部队到来后，日伪军不顾一切代价地抢占桂子山，以山前的土坎为依托，对新四军展开了疯狂的反击。在战斗过程中，新四军查明这股敌人共有五百余人，其中日军约有两百余人。人数虽不占优势，但装备精良，每个班都有轻机枪，还有重机枪和九二步兵炮等火器。
战斗激烈地进行。二营五连主攻丁家山头，任务最为艰巨。营长吴万银手举大劈刀，带头冒着炮火冲锋。一营负责由西向东突击。这个营的营长和政治教导员战前就因病住在后方医院，由副团长陈宗胜和团政治处副主任李秉初代理指挥。他们俩身先士卒，不顾桂子山上日伪军机枪火力的拦阻，从低洼的的水草地里一步一步爬着前进，终于攻占了路西的一片土坎，硬是将日伪军逼到了路东。下午，在日伪军疯狂反扑时，他们又率领战士们举起大刀，端着步枪，展开了壮烈的肉搏战。
在战斗最为紧张的时刻，陈宗胜和李秉初不幸同时中弹阵亡。团指挥所接到报告，立即命令罗晴涛快去一营接替指挥。
罗晴涛当时任团政治处宣传教育股股长，正在团指挥所通过电话组织宣传鼓动工作。他临危受命，立即带着通讯员跑向一营阵地。他挥臂高喊：“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啊！”率领着战士们奋力冲杀，夺占了路东的一些地方。下午五点，团指挥所传来命令，要一营用火力掩护二营作短暂休整，拟在黄昏时再合力发起攻击。他们继续战斗，直到暮色苍茫时，伤亡惨重的日伪军撤离桂子山，向八百里桥镇逃去。
罗占云和饶守坤考虑到已经达到歼敌大部的目的，不宜恋战，决定不再对日伪军追击，部队连夜转移。罗晴涛又奉命带领侦察队打扫战场，寻找没有撤离的伤员，掩埋阵亡的战友。
这一仗，日伪军伤亡三百余人，损失惨重。几天以后，残敌就从八百里桥镇撤走了。新四军取得了保卫秋收、保卫根据地的重大胜利。
这一仗，是罗晴涛第一次指挥一个营和敌人面对面地搏斗。这样的经历是很难忘记的。他在重访桂子山时，默默地走了许多地方。他一定想起了当年的战斗情景，也一定会想起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
罗晴涛的回忆录《血战桂子山》起初发表在江苏《新华日报》。1987年10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淮南抗日根据地》，选入了这篇文章。这本书不久发行到日本，并且被一位参加过桂子山战斗的日本老兵松原恒吉见到了。他立即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写信，打听罗晴涛的住址，希望交流对桂子山战斗的的回忆。罗晴涛给他复信说：“过去日军的侵华战争，是那些军国主义头目干的。你们应招入伍，也是被迫的。”“希望你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多做些中日友好的宣传工作。”1988年8月12日，松原恒吉再次来信。他说：“首先向桂子山战斗中阵亡的贵国军队战士谨表哀悼。”又说：“罗先生的文章和书信，千叶县、山梨县、山重县、兵库县等地当年小田大队的队员，不论当年战斗参加没参加，都一个人紧接一个人转寄传看了。他们都在七十岁左右，大家沉浸在当时的回忆中。”随信还寄来日中友好纪念邮票三套，赠给罗晴涛作为纪念。
一篇回忆文章，引来了一段中日友好的佳话。
四
罗晴涛在莱芜战役中的特殊经历，也很值得记述。
发生于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辉煌战例。在国民党军对我华东野战军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大胆地决定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一面摆出西渡黄河的假象，一面秘密转兵北线，求歼孤军深入的北线之敌。接着，又对龟缩于莱芜城内外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和第七十三军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在莱芜北边布下口袋式阵势，在敌突围时聚而歼之。此役共歼国民党军七个师（旅）五万六千余人，是国民党发动内战以来解放军在一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
当时，第四十六军已经改编为整编第四十六师，但人们习惯地仍然称为第四十六军，仍然将这个师的师长韩练成称为军长。韩练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满，秘密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第四十六军调到山东以后，他又秘密会见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商定由胶东军区联络科科长杨斯德化名李一明，留在韩练成身边当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军长秘书。杨斯德还有一个助手解魁，化名刘质彬，负责在两军之间传递情报。
在军令逼迫下进了莱芜城的韩练成，这时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他并不愿意指挥第四十六军和解放军交战，何况他知道突围已经困难。但他也没有可能策动第四十六军战场起义。他虽然当了军长，但这是一支桂系牢牢控制的部队，师长海兢强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外甥，另一个师长甘城成是桂系重要将领夏威的外甥，他们并不听从韩练成。韩练成焦急不安，一再问杨斯德：“李先生，你说该怎么办？”又要他们赶快同解放军联系，希望和陈毅司令员通电话。2月23日8时许，穿着国民党军军装的解魁举着白布，以火线投降的办法来到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阵地，见到了团长萧选进、政委李正清和政治处主任罗晴涛。解魁报告了敌军已经开始突围的情报，转达了韩练成希望和陈毅司令员通电话的要求。第七纵队首长接到报告，电话指示说：“派一个得力干部和解魁一起进城，把敌军突围部署搞出来。告诉韩练成，华野前指在移动中，他现在不可能和陈毅司令员通电话；他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为了减少伤亡，他应该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电话最后还说：“可以要你们的政治处主任罗晴涛进城去，他过去执行过类似的任务。”
23日10时许，罗晴涛带着便衣侦察员，从莱芜城西门潜入城中，在西门城墙根的一个防空洞里，见到了韩练成。杨斯德向韩练成介绍罗晴涛说：“这是西门前线负责干部。”席地而坐的韩练成，站起来着急地问：“怎么样？和陈毅将军联系上了吗？”罗晴涛说：“华野前指正在移动中，电话联系不上。你们全部被包围了，突围已不可能，为了减少伤亡，建议韩军长下令放下武器。”韩练成一听，很不高兴地说：“让我放下武器那不是投降吗！请你们尽快让我和陈毅将军通电话。”罗晴涛又说：“韩军长，和陈司令员通电话暂时做不到。仗打到现在，你也应该看得出来了，只有放下武器才是唯一出路。”韩练成不作回答，翻开一个笔记本，在本子上写道：“陈毅将军我兄，请你下令让你的部属尊重我的身份....”然后撕下这一页，递给罗晴涛说：“请你赶快派人送出去交给陈毅将军。”
罗晴涛和杨斯德转身出了防空洞，商量说：敌人正在突围，我军不可能因为韩练成而停止攻击；既然他指挥不了第四十六军，只有让他赶快离开莱芜。中午，在杨斯德、罗晴涛的催促下，韩练成出莱芜西门，到了第七纵队司令部驻地。
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和政治委员赵启民说：刚才华野前指来电话了，白天有飞机，天黑后会派汽车来接韩练成，我们就不见他了，你们陪他吃饭。成钧还说：“你们可以告诉他，李仙洲集团包括他的第四十六军全军覆没，战斗已经基本结束。”赵启民补充说：“不要马上告诉他，让他先安心吃饭，吃完饭再说。”
罗晴涛、杨斯德和解魁陪着韩练成，吃了在战场上可称丰盛的晚餐。天黑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接走了韩练成。杨斯德继续陪着他。
在莱芜国民党军突围的关键时刻，韩练成躲藏起来，接着离开战场，使第四十六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混乱的第四十六军又扰乱了第七十三军的队形。几万官兵像一窝乱蜂向莱芜以北逃窜，落入了华东野战军的口袋阵。
2月28日，陈毅在蒙阴城外一个小山村接见了韩练成，肯定了他对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有贡献的，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他的慰问，并对他的去留征求了意见。韩练成认为他还可以回南京去，在国民党营垒里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陈毅经过慎重考虑同意派人送他去青岛，从那里经上海回南京，还派人帮助他编了“战场脱险”的经过，对每个细节都做了严密的掂量。
韩练成回到南京以后的经历，是另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这里只需要交待结局：1949年1月，韩练成绕道香港，到了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驻地；1955年9月，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
我还想借此机会，讲一件后来的事情。
1989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聂凤智的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在这本书里说，莱芜战役中，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活捉了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
这当然错了。当年第九纵队的任务，是在莱芜东北之和庄、青石关一带拦击北逃之敌。韩练成去华东野战军指挥所见陈毅，是往莱芜东南走，根本不会与第九纵队照面。何况他有杨斯德、解魁陪同，还有罗晴涛率侦察员护送。杨斯德后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在回忆录里对莱芜战役中的韩练成有详细记录。
事情其实是清楚的。第九纵队活捉的，是经吐丝口北逃的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当年莱芜城里，碰巧有两个韩军长。这大概是聂凤智晚年回忆失误的原因。
聂凤智是我敬重的老司令员。他的回忆录也很精彩。为了让后人不必再做考证，我理应对他的这一记忆失误作出订正。
五
197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澄清“一月会议”是非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复。批复说：“1969年1月中央召开的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即‘一月会议’，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转移了会议的方向。会议产生的文件应予撤销。对当时受打击迫害的南京军区领导人许世友、杜平、钱钧、陈德先等同志，和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孟克明等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
在这之前，罗晴涛已调回军队工作，任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有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彻底平反，他就可以回到他所热爱的浙江去了。1980年，罗晴涛调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因事来南京，我去杭州时，都会见面畅谈。我们很少谈及我们共同经历的那十年动乱，谈的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我们都离职休养后，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新四军的研究和宣传。
作者丁星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