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18日，我任诸北县委委员、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诸北办事处上北联络站站长，分管上北党和地下情报联络工作。在武工队配合下，为开辟敌伪、顽、我“三角斗争”的前哨地区，我率办事处12名武工队员去汤家店围歼顽浙保的一个情报组，在汤家店不远的斗门，遇到日伪军的18名便衣，在激战中我负重伤，一颗“三八”子弹从我右颈打进左颊穿出，舌根神经受伤发不出音，咽不下饭，靠流汁和打针活命。办事处主任马青同志通过敌工关系，由一与我军有关系的日寇翻译送我去上海包龙医院（即现在的解放军长征医院，当时是德国人办的）医治。经过治疗，伤口是愈合了，但又查出肺两侧患初期结核加上重伤流血过多，诊断至少须住院疗养半年。
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浙东前进指挥部挑起的浙东第二次反共内战还在进行，我金萧支队连吃三次被动仗后，“墨城坞”一战虽打掉伪军、日寇梅机关所属四省行营独立旅蔡廉部的威风，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三角斗争的烽火仍方兴未艾；诸北根据地的对敌拒供、减租减息、民主建政、抗日自卫等群众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前后方都
要求增派干部，加强领导。这正是党员干部为党献身为国出力的重要时刻，身为县委委员刚从秘密系统调到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不久的我，怎能离开漫天烽火躲到敌人大城市疗养呢！经过三次要求，地委终于批准我改任敌工科长，边疗养、边做点敌伪军工作，带一名文书、两名通信员和四名武工队员，单独在诸暨城郊一带活动。相继建立了诸暨、萧山、绍兴、杭州、富阳等县市点线的敌伪军内线工作，在争取敌伪、侦察敌情报、采购军用物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此时根据浙东区党委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指示，诸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展，中心区的民主乡、保政权一批又一批地成立了，边缘区的两面政权也一个又一个地向左转了，城郊和铁路线两侧的伪乡、保政权也渐渐地“两面化”了。诸北本是鱼米之乡，由于县委发动对敌拒供军粮，点线的伪政权在我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的冲击下，对敌迫缴的军粮渐渐减少了。开始是诸暨的敌人对上缴军粮任务越来越完不成，后来是占领点线的日伪军政警人员的粮食供给都成问题了，气得驻诸暨的日寇头目大野少佐火冒三丈，命令伪军分批下乡武装抢粮。因此抢粮和反抢粮成为当时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金萧地委指令敌工科精心做好敌伪军的内线工作，千方百计获得敌伪抢粮行动情报，计划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夺取反抢粮斗争的胜利。但老奸巨滑的日寇头目，往往要到出发前才向军警通告抢粮的目的地，加上当时没有现代化通信设备，内线情报员虽在出发前几小时得到抢粮目的地和出动时间的情报，但等到循着联络站的路线送到我支队部，往往已成为马后炮了。
1945年1月中旬，诸城三号内线情报员报称：日寇联络部长官本，令伪军头目每天查报大连乡民主乡政府的流动住址，周围地区金萧支队的动态，大连乡新老乡保长和主要士绅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大连乡地接敌区，在支部书记兼乡长赵友海同志的领导下，在对敌拒供，组织农会，减租减息，民主建政等方面都是诸北县委下属乡、保中的标兵，尤其是民兵工作更为出色，因此伪军警闻之丧胆，日寇联络部也早把大连乡列入要棒打的一只“出头鸟”。
蔡支队长听了我的汇报，肯定日寇向北抢粮要从大连乡开刀了，想通过杀大连乡这只“鸡”、来吓唬拒缴军粮的各乡的“猴”。令我通知所有的内线情报人员用多条渠道，天天向日寇虚报：大连乡只有农会、民兵活动，金萧支队在金华、义乌、东阳一带活动。引诱敌人到该乡抢粮，我支队则隐蔽在周围地区、伺机出击。
果然不出蔡支队长所料，驻诸暨的日寇伪军200余人，突然于1月23日午后，侵入孙家秧地畈一带抢粮。驻石壁山下伺机歼敌的我金萧支队，在蔡支队长的亲自指挥下，分两路反击侵入大连乡之敌。在部队抢夺有利阵地，正想乘胜向敌纵深冲杀时，忽闻诸暨火车站汽笛长鸣，一辆火车向北开来。为防止大队鬼子赶来增援，我支队主动撤到洞桥头休息。困守待援的日寇，知我军已撤出，才抓了一些群众，抬了几具尸体和伤兵狼狈回城，一粒粮食也没有抢到。
这一仗，大长了我军的志气，灭了日寇的威风，使日寇再不敢向诸北武装抢粮，尤其是活捉了背红十字挎包的日寇卫生员上等兵桧坦浅一及伪军两人，活捉日寇狼犬一条，缴获重机枪架一座，使日寇偷鸡不着蚀把米。这一仗，金萧支队的战史上称为鱼橹山战斗。它和光辉的墨城坞战斗一样载入诸暨的革命史册。但在这次战斗中，我支队也伤亡了19名干部战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鉴于日寇败回城里，势必要来扫荡报复。我在天黑前赶到洞桥头，向支队长请示后，又连夜赶到城郊联络站（大侣乡郭家），向城内各内线情报人员发出密切注视及时汇报报敌伪动态的紧急通知，再回敌工科驻地动员全科同志日夜集中待命，确保各条情报联络路线的畅通。
24日上午，诸城日寇联络部内线四号情报员来信：“日寇败回，宫本向多处打电话。听到向金华日寇旅团联络部的电话内容：向大连乡武装征粮失利，要求派兵援助”。得到情报后，支队部办事处及其所属各单位都作了反扫荡准备，等待我的下一个情报。25日凌晨二点，我敌工科全体同志正在大侣湖蒋家一间茅屋里待命，突然城郊联络站的同志陪一身穿西装、手拎旅行包的中年男子，匆忙地跑来。他自称是从上海到诸暨来做生意的，是三号情报员的亲戚，因诸城日寇警备队于午夜调集兵力，准备拂晓扫荡诸北，城门已被封锁，情报送不出来。该来人系上海商人，已买好凌晨二点回上海的火车票，故三号情报员请他以乘火车为名，出北门火车站伪警察局的岗哨（当时火车站在北庄坂），送来特急情报。他边说边从强盗牌香烟中抽出一张小纸条。我接过一看，上写以下蝇头小字：“警备队已于午夜用专车调1500名日伪军，集中城内，定于佛晓前分赵家埠、汤家店、新店湾三路包围扫荡诸北，会师江藻，妄图围歼我金萧支队主力和诸北办事处……”。我看了情报后，立即命令早在我身旁待命的两名便衣通信员，快度将情报送到在尚坞底和盛兆坞徐家坞的诸北办事处和支队部。
情报于四点钟以前送到了支队部驻地徐家坞，这里是前来扫荡的敌人东路必经之地，但因鱼橹山战斗消耗较大，弹药不足，支队决定放弃久已盼望的伏击机会，匆忙经新店湾撤到会稽山麓的花明泉，跳出了日寇的包围圈。
在鱼橹山战斗中，我支队匆忙撤出，蔡支队长当夜命令诸北民运队指导员杨光同志率领30余名队员，会同大连乡赵友海乡长和许一先指导员等留下打扫战场，安葬战斗中牺牲的10余位烈士遗体。由于当时群众担心日寇来报复，已离开了村子，所以花了一天两夜时间才把10几具棺木埋葬在燕窝村麓山后。25日上午，当杨光等同志去尚坞底村准备向办事处汇报时，办事处已转移，他们在向村外撤退时，走在前面的方克浩、郭政同志与化装成我武工队的日寇相遇，不幸被俘，杨光、许一先等其他同志幸而脱险。日寇在这次三路大扫荡中，又将鱼橹山战斗中负伤，隐藏在金鹅村后山草棚内的我3名重伤员以及部分民兵群众抓走，日寇先后捕去我方31人。因此地委令我要千方百计营救他们出狱。
经内线情报人员了解，被俘的2名干部，3名伤员和26名农会民兵等，分两处关押在城关警备队内，由日寇站岗监视，常用的营救办法都行不通，我真感到束手无策。这时得到因日寇在鱼橹山战斗中，上等兵桧坦浅一被俘，报复扫荡又扑了个空，警备队长大野少佐受到旅团部的指责，他曾示意所属军警谍报头目，要不惜代价营救桧坦浅一的消息。三号情报员提出，何不借日寇急于救桧坦浅一的机会，将计就计，与他们交换战俘，解救我方被抓的同志。
我听了三号情报员的建议，认为一个换三十一个，其中还有七名共产党员，如能办成确是一件大好事，估计地委一定会批准。但要和日寇正面谈判，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保安全呢？三号情报员胸有成竹地说，谈判的渠道我早找好了，日寇在华有梅、兰、竹、菊四大特务机关，在诸暨有一个梅机关的基层组织，梅机关长名叫矶奇，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中国通”，会说中国话，一向穿的是中国便衣。梅机关下设一个谍报组，组长金锦文，诸暨人，是帮会分子，讲义气，他和国民党的忠救军、省保安团，老县政府等都有往来。因此，他经梅机关的特许，敢于住在日寇警戒线外的江东镇上。他自吹国民党方面不会抓他，只是和共产党还没有关系，想通通路子。“三号”还说金锦文也知道我是任敌工科长的，在城郊一带隐蔽活动，是一颗共产党的“杀星”：曾率几个武工人员捉去了祝桥炮台的翻译，枪毙了忠义救国军和老县政府的两个情报组长，在城郊站住了脚跟。他曾一再约束部下不要到我活动的地区去惹是非。只要直接给他写信，经梅机关与日寇谈判交换战俘，日寇警备队长大野少佐会相信的。
地委对三号情报员的建议完全同意，授权给我去和日寇谈判交换战俘。为保证内线情报系统的安全，防止金锦文暗中出卖，我单独开辟了一条与金锦文接触的渠道：在一个“两面派”乡长的帮助下，捉住了一个金锦文的情报员，令他将我军愿与日寇交换战俘的信件带给金锦文。金锦文看了我的信后，眉开眼笑，声称：梅机关长多少次布置要不惜代价营救桧浅坦一，总是没有门路，现在金萧支队找上门来了，真是求之不得呀！立即捎来口信：“全力以赴，保证办好。”
次日，金锦文向梅机关长矶奇大肆吹嘘：为了营救桧浅坦一，挽亲托眷，千方百计费了很多花销，终于打通金萧支队的路子，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只要警备队肯把抓来的五个伤员和二十六个老百姓放回去，金萧支队保证把桧浅坦一礼送回来。
梅机关长矶奇听到桧浅坦一可以交换回来，心花怒放，在和警备队长通话后，洋洋得意地说：“警备队同意交换战俘，但要先放桧浅坦一，由本机关全权办理。”
金锦文见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警备队的认可，梅机关的嘉奖，真是喜出望外，当天派被我捉住过的情报员送来一信，说：“请贵部先送回桧坦浅一，贵部三十一位同志，保证安全礼送贵部。”
支队办事处主任马青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先是赞赏谈判获得成功，一个换三十一个很合算。继而又皱起眉头说：“真是好事多磨，桧坦浅一随队行军中拼命逃跑，一再喊他，不肯站住，警卫人员鸣枪警告，失手将他击毙了。发生这种意外，日寇头目是否会怀疑我军不守信用而恼羞成怒，恣意杀害我们的被俘人员？”我自信地安慰他说：“如果在三年前，日寇一定要恣意报复。现在日寇的败局已定，愿意坐下来和我军谈判，交换战俘。我看不致扩大事态，请通知部队保护好日军尸体，今夜我去找金锦文再谈判。”
我通过金锦文向日寇梅机关长矶奇、警备队长大野提出：“我军历来优待俘虏，对桧坦浅一伙食享受中灶待遇，生活上有专人照顾，遗憾的是桧坦浅一不理解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在行军中逃跑，我警卫人员鸣枪警告，他置若罔闻，不幸在三百米外中弹丧命。这不幸事件根源在桧坦浅一蓄意逃跑，警卫人员乃忠于职守，非我支队领导的本意。我们仍愿按协议交换，礼送桧坦浅一尸体到城郊。”果然不出我所料，因日寇有一个传统：官兵战死沙场，骨灰礼送回家，则家属光荣，直属官长也有面子。故两个日寇头目，见事已到此，认为能换回日军尸体，总比一无所得有面子，权衡利弊，终于同意按原协议交换战俘。
2月25日深夜，我部将桧坦浅一的尸体装进红漆棺材，棺材内外贴满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文宣传品。26日凌晨将棺材送到距诸暨城五华里的“五里亭”内。拂晓前，诸城日寇一个分队到五里亭迎接，红漆棺材仍照我们9人合抬的架式，天亮前由日寇亲自抬到西门头，不让群众看见，真的是死要面子。
这时，梅机关长矶奇亲自去警备队，将能走路的二十六名农会民兵成员释放出城；蒋瑛等五名不能走路的伤员（方克浩、郭政二人已被打伤、不会走路）由金锦文等安排他们洗澡、理发、洗涤伤口换药，天黑后雇了五辆黄包车送到茅渚埠渡船埠头。我率武工组到埠头迎接，在大侣湖换成担架，直送麻车阁诸北办事处。历时32天，用一个日军尸体换回三十一个同志，和日寇的谈判获得圆满的成功。
蒋明达